《萧军全集》的出版，使得关于《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以下称“《纲领》”）的疑惑，终于迎刃而解：实际情况是，这一获得研究者高度评价的历史文献，并非张学良所拟，而出自萧军的著作。于是，话题由此延伸至“萧军与《纲领》”，乃至“萧军与鲁迅”、“萧军与鲁迅研究”，等等。本文即从《纲领》这一个案入手，探讨萧军之于鲁迅和鲁迅研究。
一、 关于“何以如此然呢？”
夹在张学良所捐《鲁迅全集》中的《纲领》，出处既然是萧军的《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 延安各界纪念大会宣言》（1）（以下称《宣言》）与《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2）（以下称《经过》）两篇文章，萧军自然就是《纲领》的作者，精确说，是原作者。论者关于《纲领》的评论和疑问，也就可以移用于萧军和他的《宣言》、《经过》二文（下称“萧军二文”）。
“表现出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这是张梦阳先生的大作《张学良的<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与达城的<鲁迅研究大纲草目>》（3）（以下称“张文”）评论《纲领》的话，自然可看作对萧军二文（主要是《经过》中的6项提纲）的评语。王锡荣先生的《珍贵的历史文献——记张学良<鲁迅先生研究纲领>》（4），则既予以积极评价，又提出一个问题，即：“这（指《纲领》）完全是一个‘经院式’学问家的学术思维，是一部功力甚深的长篇的学术论著的提纲，如果不是作者对鲁迅作了深入的潜心研究，如果不是系统、认真地研读了鲁迅的全集，如果不是有着深厚的文学、学术功底，如果不是作了深邃的思考，是决不可能有如此学养，如此胸臆，如此感受，如此见地的。这真是文学研究史上一个特例。何以如此然 呢？”这些话，读起来感觉分量似乎重了些。萧军自己就比较实际，他解释，6项提纲只是“简单的‘纲领’”，“没有经过怎样严密的思考和研究”，“大致这样 分列一下”，“不过是一点参考的意思”，（5）等等。当然，话里含有较多谦虚成分。
萧军毕竟不“完全是一个‘经院式’学问家”，而能“表现出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
那么，“何以如此然呢？”依愚见，其源有三：
其一，深厚的感情基础。这可举三个“一”为例。
一是“一个场面”，即吊唁的场面。周海婴先生写道：“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这大汉就是萧军，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而迥异于别人。海婴先生接着写道，“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6）
二是“一则题词”，即赠书题词。“鲁迅先生逝世十八周年 北京鲁迅博物馆存 萧军敬献 一九五四·十月十九日 北京”（原件用毛笔直行书写，分5行排列），这是1983年秋，我借住鲁迅博物馆故居西院北屋，从所借阅的该馆库藏《八月的乡村》（哈尔滨版）衬页发现的。（题词复印件，曾送请萧军老人过目。）赠书当时，萧军正处于极端困窘中（被逼迫而无工作，无 工资，一家人靠夫人“养活”），但对鲁迅的缅怀、纪念，丝毫未受影响；在鲁迅逝世18周年当日，他只好采取一种独特方式，即以自己珍藏多年，卷首印有鲁迅 序的《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月勉强印出的新版本，即1954年9月版，根据“特别”的“‘体例’规定”，砍掉了鲁迅序（7）），“敬赠”给鲁迅博物馆，实际是借此表达对鲁迅的敬意和感念。可以佐证的是，萧军1978年在为鲁迅写给他的第一信做注释时，开首写道：“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我是有意识地选取了今天做为开始注释这批书简的日子的，——我要终生纪念这个日子！”（8）相隔24年的两个“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之日），选取的方式不同，而均为“纪念这个日子”。
三是“一句遗言”，即在逝世前，郑重地对女儿萧耘、女婿王建中说的话（谈话开始，萧军询问：“带录 音机了吗？”萧耘回答：“带着呢。”）：“鲁迅先生，是我平生唯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钟爱他。”他希望他的后人也能如此。萧耘此时的感受 是，“想到自己的恩师，父亲又动了情。”（9）
以上不同时间段（1930、1950、1980三个年代）的三个“一”，凸显萧军对鲁迅的深情厚爱和感念缅怀，是终生不渝，有增无减的。这正是他坚持继承和发扬鲁迅传统（包括研究鲁迅，写作有关文章）的感情基础和力量源泉。
其二，丰富的资料储备。
萧军是鲁迅晚年亲近而信得过的弟子之一。从1934年10月9日喜接鲁迅第一信，至鲁迅逝世，在两年零10天里，由频繁通信，到亲密接触，成为常客，亲承謦欬，萧军直接感受到鲁迅的思想观念，著作精髓，道德风范，人格魅力……这一切，是那么鲜活生动，细致入微，因而深印脑际。这些实际感受，可说是“虚”的资料。
鲁迅逝世后，萧军参与《鲁迅先生纪念集》（以下称“《纪念集》”）的编印工作。按照职务分工，“杂志的收集以及其中大部‘悼文’的选定，由黄源负责。一小部及新闻纸中‘悼文’的选定由田军（按，即萧军）负责。”“‘逝世消息摘要’的剪裁，选定，辑录及全部发稿，校对，分类，顺序的编定及‘逝世经过略记’一文，均由田军负责。”（10）为此，萧军要阅读上海及全国各地，纪念和哀悼鲁迅的大量材料（包括未入选《纪念集》者），选入《纪念集》中的诗文（140余篇）、函电、挽联、通讯、消息，等等，必定更熟悉一些，因而印象深刻。这些是“实”的资料。
可以肯定的是，萧军未曾看到达城的《鲁迅研究大纲草目》（11）（以下称“《草目》），但《纪念集》中不乏研究、评论性纪念文章。如茅盾的《研究和学习鲁迅》（12）（以下称“茅文”），文章开篇提到，“《新认识》半月刊拟出‘鲁迅研究’特辑，……预定了十二个题目”，并列举出这些题目，然后展开论述。此外，还有欧阳凡海的《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认识的商榷》（13），以及《关于鲁迅》及《之二》（知堂）、《鲁迅——民族革命伟大斗士》 （胡愈之）、《鲁迅先生的战迹和思想》（伯衡）、《鲁迅与写实主义》（刘大杰）、《鲁迅先生的‘转变’》（王任叔）、《鲁迅的美术活动》（苦力），等等。 研读这些文章，以及《纪念集》中的其他资料，有所借鉴、吸收，萧军自可“形成自己的思考”（张文语）。
其三，持续的研读思索。
《宣言》写于1940年9月26日，《经过》写于1941年1月14日。从二文写作期间及其前后《萧军日记》所记，可获知萧军这时期持续研读鲁迅和深入思考（包括写作、讲演等）的若干情况。
《宣言》写作的前一年，即1939年，萧军正在成都。他积极参加了成都“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的各项工作。这次纪念活动搞得很好。嗣后，即11月6日，萧军写信告诉胡风：“此地的周先生纪念会，都是‘我们’办的，要做的大致全作了，并且做得还不坏，从重庆的报纸上看情形，那要比‘新都’充实一些，至少没‘公式化’，同时死人也没被侮辱。”（14）
查阅《萧军日记》1939年10月所记：1日，与鲁迅比较，准备写纪念文章；11日，就小说写法，比较鲁迅与高尔基的不同；13日，《鲁迅先生三周年逝世纪念成都文化界宣言》起草好，抄完；20日，十八日在成都广播电台，广播《鲁迅先生的故事》，十九日在纪念大会中流泪，报告鲁迅生平。（15）
11月所记：19日，分析鲁迅的韧性战；20日，为“工人岗位”上课，讲鲁迅小说；21日，分析、比较鲁迅的时代；28日，决心以鲁迅等为终生的先生、力量源泉。（16）
12月所记：21日，比较鲁迅与郭沫若、茅盾；26日，开始读《鲁迅全集》；29日，读完《狂人日记》。（17）
专就写作而言，“（萧军）10月19日参加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写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写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献言》、《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成都文化界纪念大会宣言》、《成都文协筹备纪念鲁迅》等文。”（18）此外，本年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还有：《鲁迅杂文中的“典型人物”》、《尊循着他们底指示……》、《从此……从此……》、《上海是怎样纪念了鲁迅三周年？》等（19）。
再看1940年。这年6月14日，萧军（经重庆、西安等地）到达延安。《日记》此年8月19日所记：“忽然想起一个题目：鲁迅先生底‘品质’和精神，预备在他的四周年纪念会上讲演。想参酌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几篇文章来写。”接着，列出鲁迅精神的13方面的内涵。（20）
在《宣言》写作的前两天（即 9月24日），因为在延安的某些遭遇，萧军本已在日记里表示“我决定在鲁迅先生四周年会上不讲话，此后不写任什么零碎文章”（21），但由于不满意艾思奇所寄宣言征求意见稿（22），还是自己另写了这一篇。
写出《经过》，并在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会上报告《经过》，之后四五天，日记写道：“（1941年1月19日）下午把洛甫那篇《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读了一遍。这是一个概况的提纲，我要寻找他们对于鲁迅研究的决定和观点，预备在写纪念鲁迅研究会文章时好引用……(23)
《萧军日记》1941年里，类似记载屡见不鲜。较重要的，如7月20日记有，与毛泽东谈鲁迅的影响，毛泽东答应借《鲁迅全集》给鲁迅研究会等情。（24）不再一一引录。
二、关于“自己的思考”与“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
萧军《宣言》、《经过》二文，究竟怎样表现出“自己的思考”，或“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的？试略作比较和分析。
比如，《纲领》摘引《宣言》中关于怎样纪念鲁迅的两句话（在《纲领》中，压缩、简化成一句话，两个分句：“纪念鲁迅：要用业绩；纪念鲁迅：要懂得他，研究它，发展他”），萧军自己就很看重，在《经过》中作了引录（参见前篇拙文《一桩学界疑案的终结——<鲁迅先生研究纲领>及有关问题探究之一》所引）。其第一句“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萧军还用作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此文开篇解释道：“这里所说的‘业绩’，当然不是仅限于‘文化事业’，连到田地里去挖一颗洋芋的生产工作也应该算在里面的。”（25）亦即“各行各业以实际行动来纪念”的意思。第二句，依次把“懂得”（经阅读而理解）、“研究”（提高一步）、“发展”（发扬光大），作为“纪念”的方法和途径。两句话合起来，对于“纪念”内涵的阐释，就十分精当而全面。
同样的话题，《纪念集》中收有章乃器的文章《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先生》，说“我们要用鲁迅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要用‘鲁迅大众化’”、“要用运动”、“要用斗争”，“来纪念鲁迅”。（26）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8月3日社论《我们怎样来纪念鲁迅先生？》指出，要“继承他创作的光荣传统”，“为民族、为人民，和为求进步而斗争的精神”，“学习他坚强不妥协和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加强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等。（27）两文作为论述“怎样纪念”的文章，自有其价值取向和历史意义。但用于回答“怎样纪念”，还是《宣言》的两句话更“深邃、周密”，显示出萧军“自己的思考”。
《纲领》所引《经过》开篇语（“鲁迅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鲁迅。学习、研究、发扬他的学术 作品和为人类而战斗的精神，这也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权利和义务。”）指明鲁迅与“中国人”的关系，以及“学习、研究、发扬”鲁迅与“中国人”的 关系，两个判断句，显现层递组合，语义精辟，逻辑严密。所加两个强调、限制语，“每一个”，尤其“不愿做奴隶的”，使人联想起抗战时期唱响中华大地的《义 勇军进行曲》的警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万众一心”，极富时代感。同时，也使人联想起鲁迅关于奴隶、奴才的论述，以及鲁迅指导三个“奴 隶”、“准奴隶”（萧军、萧红、叶紫）拟定“奴隶社”之名而出版《奴隶丛书》的业绩；联想起萧军此前（1939年）所写《奴隶和奴才——文启蛰：<信>序言》、《奴隶文学和奴才文学》，以及《宣言》中所论“鲁迅是痛恨奴隶和奴才的劣根性的”。这正是萧军忠实继承和积极发扬鲁迅精神的一个实例，亦显示出他“自己的思考”。
最能体现萧军“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的，
是《经过》中的6条提纲，即经摘录而成
的《纲领》。张梦阳先生以“预见性与学术思考的周密性、深邃性”评价达城的《鲁迅研究大纲草目》。其原话是：“后来的鲁迅研究几乎是顺沿着这个《草目》向前发展的，验证了这位作者的预见性与学术思考的周密性、深邃性。”这比评价《纲领》的“深邃、周密”，多了一个“预见性”。将《草目》与《纲领》等量齐观，甚至超过后者，似乎有失允当。
为便于比较，应先将达成《草目》的主要内容（即“鲁迅研究的36个问题”），根据张文摘录如下：
一、鲁迅是在怎样的环境中生长的？
二、幼年时期，他曾受了怎样的教养？
三、他在怎样的思潮中长大了？
四、辛亥革命时期他在作些什么？
五、在求学中他的学业与后来的成就有何关系？
六、最初，他如何选上了文学的路？
七、他怎样应用着文字这个武器？
八、《狂人日记》在怎样的氛围中发表的？
九、何以一般人将《阿Q正传》当作他的代表作？
十、《阿Q正传》在意识上技巧上应予以如何评价？
十一、《呐喊》与《彷徨》所触到的人生社会的方面共有多少？
十二、在这两部著作中有着怎样的优长与缺陷？
十三、从这两部后，何以他只写了许多的“杂感”？
十四、他的杂感有怎样的价值？
十五、在他的散文中具有怎样的特质？
十六、他为何，以及怎样反对现代评论派？
十七、何以他和原语丝社的同人分道扬镳了？
十八、由《莽原》到《未名》，他怎样指导着一些青年？
十九、何以他舍弃了厨川白村而热中于俄国的作家？
二十、由于什么原故，他离开了北京？
二十一、在他几处游历之后，何以后来就老停留在上海？
二十二、他和创造社的论战是否毫无意义？
二十三、后来，他对于苏俄的文化何以那样重视？
二十四、他为何提拔辅助着许多作家？
二十五、他签名于“自由大同盟”及“左翼作家联盟”由于什么？
二十六、对于翻译他有着怎样的见解？
二十七、他对于中国的文字语法有怎样的认识？
二十八、对于新文字他的意见怎样？
二十九、何以他那样热心的提倡木刻版画等等?
三十、他累次与人争执，尤其与徐懋庸，是否为浪费？
三十一、《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有怎样的同与异？
三十二、他在怎样从事于反帝，尤其近几年的抗日工作？
三十三、他主编了《奴隶丛书》，使我们感觉着什么？
三十四、他为什么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三十五、他的生平事业最应使我们崇仰的都是什么？
三十六、今后我们怎样继承他的遗志，他的未竟事业？
以下试从三个方面，略作对比分析：
第一，尽管《草目》“全面、深入地提出了鲁迅研究的36个问题，几乎涉及所有方面”，
但毕竟只是36个问题。茅文在引举《新认识》半月刊拟出“鲁迅研究”特辑预定的12个题目后，写道：“…...我觉得倘若照此‘列举法’研究起来，不仅有十二题可拟，就是二十题也拟得出。但问题不在题目之多少，而在我们究竟应该从那几方面去研究，才能够认识出鲁迅价值的全面，而且从这认识能够增加我们‘精神的食粮’与战斗的力量。”这些话，对《草目》也适合。如果套用，可以说：“不仅有36题可拟，就是63题也拟得出。”这就是《草目》所用“列举法”的局限：只是36个问题，属“闭锁式”。
《纲领》用的是“概括法”，即提示“从那几方面去研究”，系“开放式”。据此可以拟
出许多题目（问题），没有限制。正如《经过》在提示6条提纲之前，先就说明的：“至于怎样选择，或是用什么题目，这当然是研究者个人绝对自由的事。”可见，对于研究者而言，《纲领》应更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第二，对《草目》所拟36个问题，也可以推敲。
与上一点相关联，列举难以穷尽，就形同举例；举例则易生顾此失彼、轻重倒置之弊。于此，《草目》未能幸免。其36个问题，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从生长环境、幼年时期起，至继承遗志终，北京时期及以前20题（一至二十），上海时期16题（二十一至三十六）。与《经过》的6条提纲（分思想、行传、创作、翻译、学术、作品在国外6个方面；行传又分生平、事业、轶事3小项）对照比较，再就《草目》的内容作大致划分，其中，属于行传·生平方面的有9题（一至五，二十，二十一，三十五，三十六），属于行传·事业中文学活动（包括文学论争、培养新人等）和革命斗争（反帝、抗日）的有11题（文学事业与文学论争6题：六，十六，十七，二十二，三十，三十四；培养新人3题：十八，二十四，三十三；革命斗争2题：二十五，三十二），属于创作方面的有9题（八至十五，三十一），属于翻译（外国文学）方面的3题（十九，二十三，二十六），其他方面4题（七，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而《经过》所列思想、学术、作品在国外三个方面，《草目》几乎没有涉及。这是“顾此失彼”。
所谓“轻重倒置”，如《草目》关于杂文的只有2题（十三、“何以他只写了许多的‘杂感’”，十四、“杂感有怎样的价值”），关于文字（七、“文字这个武器”， 二十七、“文字语法”， 二十八、“新文字”）的却有3题。相对于杂文成就，乃至整体鲁迅研究而言，鲁迅对于文字的认识、意见之类，是较为次要的问题。
另外，从所提问题的含义，以及文字表述看，有的没问到点子上，如：“八、《狂人日记》在怎样的氛围中发表的？”（只问“氛围”，而不把作品本身作为研究重点。）“十一、《呐喊》与《彷徨》所触到的人生社会的方面共有多少？”（问“共有多少”，何如问“共有哪些”。）有的意义不大，不好捉摸，如：“三十三、他主编了《奴隶丛书》，使我们感觉着什么?”（读者“感觉”各有不同，不知怎样回答。问“感觉”，不如问“意义”。）有的易生歧义，如：“九、何以一般人将《阿Q正传》当作他的代表作？”（“一般人”如何如何，常用于否定场合。）等等。
再看《纲领》（《经过》的6条提纲），所分6个大项，即6个方面，几乎涵盖了鲁迅成就（鲁迅研究）的“所有方面”，可谓巨细无遗。所列6方面，以重要程度为序，依次解说，可谓层次分明。每一方面，又分列若干小项或部门，分别阐述，可谓纲举目张。从整体到细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第三，说到“预见性”，《草目》“出现在65年之前”，即1936年11月5日，的确难能可贵。就时间而言，说它具有预见性，是适当的。但从内容看，《纲领》（《经过》的6条提纲）的预见性也是明显的。比如对鲁迅翻译成就的重视：列为第四方面，分成三小点（在《经过》中是三段），所用文字最多，等等。有论者近年指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是作家”；实际情形却是，自1958年十卷本《鲁迅译文集》出版后，50年间，“一般的读者很少关注译文”，“鲁迅研究专家讨论译文者亦为数寥寥”；而由于新版《鲁迅译文全集》于2008年出版，“一些作家和研究者开始留意起来。朱正、孙玉石、钱理群都以为此次大规模地出版译文著作，可以丰富学界对鲁迅的进一步认识，所以著作一出版，读书界的议论蜂起，相关的话题也凸显起来。”（28）这里所说新情况，距《经过》发表已近70年。这应该是《纲领》具有预见性的一个明证。再如，《纲领》提到的“鲁迅作品在外国（国外）”的研究，除戈宝权先生1980年代的若干论著外，至今似乎仍是薄弱环节，不知何时才会引起对此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视。
上面所作比较，似为对《草目》的“挑刺”、“找茬”，也许有点过分。就整体而言，其所提36个问题，毕竟具有相当的广度和一定的深度，再考虑到时空因素（发表的时间、地点），以“预见性与学术思考的周密性、深邃性”来评价，未尝不可。但与萧军《经过》的6条提纲（即《纲领》）相比，落差是明显的，并非不分轩轾，更不宜厚此（《草目》）薄彼（《经过》的6条提纲），即过于看重前者，而对后者有所忽略。（如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对《草目》进行全文引录，予以充分评价，而对《经过》只作简介，其中6条提纲仅以“颁布了研究纲领”一句话带过，未作引录和评论。）
最后要说的是，萧军与鲁迅研究，乃至萧军的鲁迅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本文仅就萧军与《纲领》这一话题，略陈浅见。其粗鄙、荒谬之处，期盼方家指正。
注释：
（1）原刊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鲁迅文化出版社；收入《萧军全集》第十一卷（《散文》），第420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2）原刊于延安版《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收入《萧军全集》第十一卷（《散文》），第428—433页，题作《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
（3）刊于《上海鲁迅研究》（13），2002年1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按，此文内容，又见于张梦阳先生的专著《中国鲁迅学通史》上卷，第257—260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4）刊于《上海鲁迅研究》第8辑，1997年10月，百家出版社出版。
（5）萧军：《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延安版《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
（6）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57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一版。
（7）参看萧军《八月的乡村》之《重版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印本。有关情况，据 王德芬《萧军简历年表》：“萧军提出《八月的乡村》再版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提出了苛刻条件：必须取消鲁迅的‘序言’及原版书内萧军写的‘前记’、 ‘后记’等，否则不予出版，萧军忍痛同意了。”（《萧军纪念集》，第78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8）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第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
（9）萧耘 建中：《父亲的病—-护理琐记》，《萧军纪念集》第668、670页。
（10）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之《后记》，上海书店（据文化生活
出版社1937年10月初版本）复印版，1979年12月。
（11）《鲁迅先生纪念集》附录《收到的报章》中，未见刊载达城《鲁迅研究大纲草目》一文的西安《西北文化日报》；山、陕两省，只有《山西党讯》一种。6年后在延安，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也不大可能看到这一张地方旧报。
（12）、（13） 同（10），第4辑，第10、14页。又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第334、33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1986年8月。
（14）《萧军全集》第十六卷（《书信》），第136页。
（15）同上，第十八卷（《日记》），第112、129、129、134页。
（16）同上，第165、166、168、174页。
（17）同上，第191、193、196页。
（18）王德芬：《萧军简历年表》，《萧军纪念集》第755-756页。按，这里提到的4篇文章，仅《鲁迅先生三周年逝世献言》收录于《萧军全集》（《散文卷》）与《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另3篇似已佚。据《致胡风（1939年11月6日）》，萧军曾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成都文化界纪念大会宣言》寄给胡风。（信中云：“成都的特刊你想来是看到了，现在这里剩一张宣言，寄你，这是愚下的手笔。”见《萧军全集》第十六卷，第136页。）此篇《成都文化界纪念大会宣言》如有留存，当可与延安《宣言》进行比较，惜乎无存。
（19）据萧军：《鲁迅先生纪念史料辑存选录》（打印本），资料（三）《萧军所著有关鲁迅先生的诗、文……目录一览》。
（20）同（15），第278页。
（21）、（23）、（24）据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之《第九部 在延安（延安日记）》，第334、338、346-34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22）《致 艾思奇（1940年9月25日）》 ：“这篇宣言（按，指艾氏所寄征求意见稿）太一般性了，……若作为‘宣言’，是有些不具体。”《萧军全集》第十五卷（《书信》），第261页。
（25）萧军：《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萧军全集》第十一卷（《散文》），第492页。
（26）同（10），第一辑，第38页。又见于《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第97页。
（27）转引自凌月麟：《建国前鲁迅纪念活动记事<1940-1941>》，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一），学林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
（28）据互联网资料，《 人民网 · 读书 · 作家 》：《一生与三种势力对话 鲁迅首先是翻译家 》，2008年9月27日，来源： 《北京日报》 。未署名，作者（论者）应系孙 郁先生。 又见于《中国网络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资讯》，内容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