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还坐在江南一间大学的图书馆里激动地阅读着张贤亮新出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从来没有想过多年后我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里与它再度相遇。时隔25年，我今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进度，刚好达到张贤亮专题。
隔着二十五年的烟尘，第一次阅读时的狂喜与震撼慢慢退潮，风停水静后的回眸更觉一路行来却原来如此的山长水阔。所有的争议化为学术话语的一点一滴，一切的观点铸为思想前行的一步一缕，而所有这一切都共同进入了共和国文学档案馆的一砖一石。
1985年张贤亮在《收获》第5期发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时洛阳纸贵，争议也随之蜂起，且贬多于褒。“这部作品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一是在于张贤亮写到了性，二是在于写到了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离异等问题。一个道德感和身体虚弱感相当强的民族，是不大忍心看到这些东西的，尤其是经过了十几年不能谈性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争议之所以过去或不了了之，就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是文学性争议，大家讨论的不是文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应该说，置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代语境里，这种以游刃于人性肌理的锐笔，流转于政治叙事之间的身体叙事，不仅需要勇气的加持，更是一份人性灵光的升华与发皇。男人与女人、政治与性欲之外，作者又逗引出知识者新生的“一连串动人的故事”，以之与政治、爱欲互为勾连，从而完成一场启蒙与救赎、情色与权力交融的华美演出，它不仅是一个右派男人的忏情录与苦难美学的诗意呈现，而且这一文学文本连同其引发的批评文本共同显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症候与文学精神。
应该说，作为具有多重意义结构的作品，它引发的争议也是多重的。其聚点无论在当时的热烈的文学批评还是以后的冷静的学术研究大抵指向两个向度：“政治隐喻”与“肉体隐喻”。
2005年春天，北京燕山出版社结合专家与读者两方面的意见评选出的“世纪文学60家”，张贤亮以排名56位入选，白烨在为《世纪文学60家 · 张贤亮精选集》撰写的序言《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里这样定义其主旨，“许多人都停留在情与性的层面上，去理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题旨。其实，从作品的描写来看，内容远比这要宽阔得多。它通过章永璘渴求爱情又得而复失的故事，至少告诉人们，人的世界其实就是两性的世界；就一个男人而言，没有女性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上性与欲的匮乏，又表现为精神层面上情与爱的缺失。这种双重缺席，势必造成人生的残缺与人性的畸态。病态的人生必将带来病态的婚姻，病态的婚姻也必会酿就病态的人生。往深处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作品其实是通过章永璘的病态婚事，揭露了那个极左时代对人性和人生的双重戕害，仍是经由劳改人婚爱的畸变反映社会生活的畸态。与《绿化树》相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少了一些甜蜜，多了不少苦涩，因而带有了更多的悲剧意味。”
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集体撰著的《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一书，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列入其间，重新发现它的文学史意义。
当代中国的学人以25年不倦的学术热情追踪与勘探一个文本，使得《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变换了的时空里始终摇曳着文学的风姿，理论与作品之间互为因缘的文本解读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再生产的一个具有症候意义的个案。其中，最吸引我关注的研究成果是，吴炫的《没有爱情，也没有尊重的世界——重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其评论的局限》（见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南帆的《文学、革命与性》（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及韩毓海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文学卷》由蒋晖执笔的《当代写作中的性别话语》。这三个研究成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追求学术的独创性、文学研究和学术史视野的融合，从文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结合出发更赋予它善于总结前此理论遗产、推源溯流、包容古今的集大成色彩。
在《没有爱情，也没有尊重的世界——重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其评论的局限》一文里，作者用现代意识重新审视与评价《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男主人公，认为“章永璘不愿意通过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人的尊重的方式来体现他对这个世界的底线之爱，他也就不能在现代意义上称之为‘人’——他是一个欲望者、人格委琐者、乌托邦者、自私者、知识优雅者、有英雄主义的豪情者、男性中心主义者，但唯独不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的对人的‘尊重者’”。
南帆在“文学、革命与性”的视野下重新审视评价《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重新规划它的文学史意义：
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八十年代最为著名的中国小说――尤其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是张贤亮《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之中的前两部。这两部小说的震撼在于，打破了持续己久的禁欲主义气氛，坦称肉体之躯包含了性。至少在当时，“性”还是公众舆论之中一个讳莫如深的字眼，张贤亮充当了盗火者的角色。当然，张贤亮并不是为某一个生理器官恢复名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力图揭示的是性、政治、革命之间的隐蔽联系。在张贤亮那里，这三者之间存在了特定的呼应：“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它刺激起人投身进去：勇敢、坚定、进取、占有、在献身中获得满足与愉快。”或许，暴露这三者之间的呼应即是“唯物论者的启示”之一？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中，革命的政治已经由于畸形的发展而演变为新的专制体系。这是一种严酷的异化。这种专制体系是对于个体生命内涵的全面封锁――这样的封锁包含了精神和身体。章永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中的主人公――的精神还没有完全寂灭，他至少还记得庄子与马克思的言论。然而，这些言论仅仅是他抵御耻辱的盾牌。身体的封锁体现为强制的牢狱囚禁。这时，禁欲理所当然地属于这种囚禁的一部分。对于章永璘说来，适宜于性的环境已经完全取缔。若干年之后，这样的囚禁终于显示了生理的效果：性无能。章永璘向他的妻子解释说，这种性无能大约源于长期的压抑。
“压抑，啥叫压抑？”她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又大口大口地吐出来。
“压抑，就是‘憋’的意思。”
她发出哏哏的嘲笑：“你的词真多。”
“是的。”我照着我的思路追寻下去。“在劳改队，你也知道，晚上大伙儿没事尽说些什么。可我憋着不去想这样的事，想别的；在单身宿舍，也是这样，大伙说下流话的时候，我捂着耳朵看书，想问题，憋来憋去，时间长了，这种能力就失去了。”
可是，令人惊异的是，章永璘的性功能恢复之后，他的政治激情几乎同时苏醒了。他试图冒险地向头顶上那个强大的专制体系挑战。性的英雄必须同时是政治英雄――章永璘的所有文化修养迅速成为政治能力的一部分。洗刷了性无能的耻辱之后，国家的命运立即占据了章永璘的视域中心――这个意义上，女性如同挑起他政治欲望的春药。这几句女权主义深恶痛绝的言论的确是章永璘的心声：“啊！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女人永远得不到他所创造的男人！”尽管章永璘的离家出走无异于政治盲动，但是，人们至少可以察觉，性与政治革命之间的联袂演出再度开始了。
这个意义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暗示了性的不可止遏的冲击能量。这是革命的驱动之一。但是，这一部小说同时暗示出，性的能量还拥有另一幅世俗的构图。黄香久的愿望代表了民间的悠久传统：“小农经济给人最大的享受，就在于夫妻俩一块干活！中国古典文学对农村的全部审美内容，只不过在这样一个基点上――‘男耕女织’”。换言之，性的传统观念同时包含了渴求安宁、恐惧革命的保守性。《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后半部分展开了革命与保守之间的冲突。
在韩毓海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文学卷》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得到知识考古学的卓越的阐释：
作为具有多重意义解构的作品，它完成如下的文学任务：再现了欲望的肉体，破坏了张抗抗美的肉体等于善的政治的神话；它把男女之间静穆的纯美的注视转化为肉体的激情对话，这种对话在‘我’和‘他者’的模式中得以抽象的展开，从此以后，王安忆、苏童、叶兆言的创作便有了最初的本土依托；它最大胆最鲜明地表达了男人的“厌女”情结，它来自于对阉割的惧怕，其背景既有西方的弗洛伊德的色彩，又带着浓重的东方情调，这直接导致了90年代的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私小说”女性对抗；它思考了性态问题，颠覆传统的“风情”，在权力、性和快感网络之间表达了缠绕性的突围冲动，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加速了性的现代性转向，最终和市场的欲望连接在一起，成为王小波的先行者，同时也是90年代破碎的自我欲望主体的“冥河的摆渡者”；它瓦解了关于“美”的神话，动摇了理性的根基，成为先锋文学的先驱；预示自由理想的终结。
这种谱系学的知识考古，不仅描画了当代中国性别话语的知识图景，而且在文学史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背景上定义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意义，这种互为因缘的文本解读，从而使这部备受争议的小说具有了异常丰富的阐释空间，极大地提升了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与认识水平，也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与学术研究的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文学里正是因为出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样具备丰富、复杂的思想蕴含与独特的美感意蕴的症候性文本，促发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来说，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我们称为活生生的文学创造活动，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文学作品，一部分是文学批评。”而“文本的意义不是敞开、透明、一次性呈现的，而是隐藏的、潜隐的、渐显的。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是需要不断被发现、被阐释、被赋予的，文本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本意义的‘开发’过程与‘增殖’过程。另一方面，文本本身是动态的，未完成的，不断丰富的，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总是处于‘生产状态’中”。
2009年，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批评家陈晓明出版了一部长达600页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在“‘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及其反思性”的命题下，重新发现与确认《男人一半是女人》的“人性的叙述”的文学史意义，认为“如果说在《灵与肉》和《绿化树》中，张贤亮还在为知识分子构造一个完整的唯物论者的神话的话，那么，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里，他已经抛弃了这段历史的起源与构造的逻辑性，把伤痕的美感从知识分子受难的背景中剥离出来加以放大，变成了娓娓动人的关于人性的叙述”。
2010年4月，一部以全新的“汉语新文学”概念命名的文学史，依旧以“‘归来者’的反思”定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认为“张贤亮以描写人物的食、色两方面的欲望为落笔点，借此来揭示人性、反思人性，是成功的。然而这也容易转移注意力，导致作品在对政治、历史的批判与反思上用力不够”。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诞生之日起，便以爆裂的强震与持续不断的余震冲击与觉醒着当代中国的审美之维。登岸不舍舟，舟在岸方在。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得自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阅读体认与文本深耕，成了破解当代文化精神症候的一把钥匙。诚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言：“正典本质上固然永不封闭，但它得有人去读，其意义是由阅读生出来的。倘若士不悦学，大家都不爱阅读，视阅读为畏途或鄙视之，仅以谈作者身分、肤色、阶级、国别为乐；或废书不观，徒逞游谈。则正典之生命便告终。”（龚鹏程：《经典阅读》）文学批评的再生产过程是伴随着文本的再阅读而展开的。透过不懈不止的再阅读，你当越来越能体会，文学批评不是起源，也不是终点，而是阅读旅程的一个驿站。每个研究者首先都是这世间阅读经验的一位中介者。不停地阅读，开出不停地批评；不尽的批评，开出不尽的诠释；不懈的诠释，开出不懈的书写。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当代中国的文学世界里有个说不尽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