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挣脱了国民党长达三年的囚禁，丁玲辗转抵达保安，直到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离开延安，丁玲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整整九年的时光。回首作家起伏坎坷的人生和创作经历，陕北根据地的革命经验和创作经验占据着十分特殊的位置。这当中，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出台为界限，丁玲的创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40—1942年间，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所展现出的批判性和思想张力，随着《讲话》的发表消失（或者说永远消失）在丁玲的写作中。这种近于“断裂”的转折性变化使丁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难题。本文试图触碰这一难题，经由解读《在医院中》，对“转折”以前的丁玲创作进行考察。
写于1940年的《在医院中》，是延安整风之前丁玲最具争议性的小说，也是丁玲投身革命组织并注入深切体验和感受的作品。文中呈现了政权体制建构的诸多矛盾，为此小说在之后多年的文艺斗争中难逃厄运，围绕《在医院中》所展开的评判、论辩一直是丁玲研究的焦点。从作品问世以来直到八十年代，评论家们的争执始终圈定在歌颂与暴露的现实主义框架内，观点的不同基本源于政治立场或价值判断的分歧。九十年代至今，研究者的范式转向话语分析，侧重考察的是作家在毛话语体制内的角色和功能。这一视角固然突破了本源性“真实”所带来的思维局限，却在论证过程中存在不容忽视的弊端。这种弊端的表层症候是欠缺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对复杂的历史状况进行简化处理；究其深层原因，在于话语分析往往倾向于将对象纳入各种典型的语意场，携带着对象在不同话语的关联或差异间出入，这使得研究对象在话语所结构的普泛模式内仅仅作为功能性存在，丧失了具体实在的经验价值，而其中所蕴涵的独特性，恰恰对既成话语的稳定意义构成反拨。
基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反省，本文拟在话语分析所提供的视野框架内，实在地进入材料的爬梳和细致的文本分析。力图从作家、人物与延安革命政权的关系入手，为作品的再解读打开新的空间。
一、丁玲是不是陆萍？
《在医院中》讲述了一个怀着理想的革命小知识分子陆萍，被组织安排到新成立的医院工作期间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种种矛盾冲突。
手术室中毒事件爆发之前，小说情节是沿着主人公陆萍不断自我调整的逻辑展开的。起初陆萍试图以各种理由拒绝医务工作，终告无效，于是“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只去一年。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来到医院后，几乎在每次“移步换景”的过程中，人物都对自己施行着劝说和鼓励。陆萍先后接触了院长、指导员、产科主任等医院同事，他们身上有着各种缺点，都不让人喜欢。但“不管这种种现象，曾给予她多少不安和彷徨，……她都把它像衫袖上的尘土抖掉了。她理性地批判了那一切。她非常有元气地跳了起来，她自己觉得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她说，让新的生活好好开始吧”。陆萍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可更大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医院的种种不良状况很快显现出来：设备简陋，卫生条件恶劣，管理上人浮于事，既缺乏基本医疗技术，又没有工作热情。陆萍认真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引入先进器械，进行医疗职业培训，注重卫生清洁，开展座谈和文艺活动等等。她甚至身体力行，努力改善，奈何收效甚微。这些行动使陆萍成了医院里“小小的怪人”，遭受了不少非议，但她并不在乎，仍旧打起精神，继续投入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陆萍实施的安慰、鼓励策略都没有深入触及自身与周围环境之矛盾的根本，人物对医院、对自己、对二者的关系都没有准确的把握。陆萍一次次调整所达到的效果是矛盾的抹除或移平，她主观上憧憬着新的明天、新的希望，实际却深深卷入客观现实的矩阵。每次遭遇不满和挫折，陆萍惯于将它们弃置在身后的烦恼中，从而能够继续拿出热情，展开她想象中的新生活画卷。所以，人物所进行的自我调节，陷入了表层的情绪性逻辑复制，并未涉及深层的思辨和求解。丁玲此处安排情节的方式类似于一种拧发条的手法，将外部环境存在的问题由表及里铺陈开，同时人物的情绪和行动也缠绕其中，二者的矛盾在彼此的纠合中日趋紧张。
手术室中毒事件最终绷断了那根发条，陆萍与医院的矛盾由此全面爆发出来。伤兵被切开的腹腔、医护人员对弹片的艰难寻找、分秒流逝的时间、越发浓重的一氧化碳气体……丁玲用细致紧凑的笔法刻画了外科手术中的紧张一幕。最终，陆萍和黎涯因煤气中毒而昏厥，面对生命的威胁，人物已经无力用从前的方式转移自己的视线。一氧化碳不仅击垮了陆萍的身体，她的热情、理想、元气都随之崩溃，“她对黎涯说，似乎什么兴趣都没有了，只想就这末躺着不动。”然而外部环境并没有这样轻易放过陆萍，对她的流言蜚语更加盛行起来，关于莫须有的恋爱，关于她给医院提的意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的帽子都扣在她头上。这时，陆萍终于陷入了冥想，她开始对以往基于主观信念的行动产生深刻的怀疑，她追问着自己于革命到底有什么用，该同谁斗争，该到哪里去？流言激起的愤怒又迫使陆萍不断反驳外界对她的不公评价，寻仇似的指责一切。陆萍不再去关注医疗条件的改善，她的行为由具体实践退守到话语层面，她只能靠言说来坚持自己、肯定自己，否则便会彻底倒下。文本呈现的矛盾在此达到高潮。
早于四十年代初，便有批评家敏锐地发觉，在小说中丁玲是经由陆萍的眼光来对周围环境和人物进行描述的。这的确是作家展开文本的重要方式，医院的种种不良情况以及整个环境的荒凉、阴冷等等均透过陆萍的视角进入读者眼中。此外，小说对人物的评价也是由陆萍个人好恶来决定的，比如窑门口那头发乱蓬得像母鸡，脸色苍白得像破布的村妇；“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地读介绍信的院长；笑中带着敌意和挑衅的林莎；糊涂懒惰，没骨头、没弹性的张芳子；慈悲又委屈，仙子受惩下凡一样的儿科医生……文本将这些人物完全纳入陆萍的主观情感判断中来刻画。丁玲结构小说的这种方式，成为四五十年代批判文章所攻击的焦点之一：
作者借着主人公的感觉来描写了她的周围的人物，这些人物，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心灵的活动。随着主人公的判断、的印象，于是就抹煞了他们的一切，而造出了一个差不多是不可救药的一群。这是非常有害的客观主义的描写。
莎菲（陆萍）女士不喜欢我们的延安。她看到的是“荒凉的四周”，闻到的是“难闻的气味”，……延安的人，更是很少可以看得上眼的。……延安的一切都符合“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评语：“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这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
八十年代以后，评论家们的价值判断尽管发生了变化，但展开论证的基本逻辑并未发生移动。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认为，在小说中，陆萍的视角就代表丁玲的眼光，陆萍的批判就是丁玲对延安的批判。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忽略了潜隐于文本内部的反讽性。也就是说陆萍与丁玲并非完全重合，丁玲在小说中为我们呈现的世界，实际上由陆萍对环境的观察和丁玲对陆萍的观察这两部分组成。在此，经由陆萍而来的种种感知并未构成小说的稳定判断，陆萍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有丁玲理解和认同之处，但它们恰好也是丁玲着意客观考察的对象，有待作家在创作中进行反思、检讨。这种结构文本的方法，将作家自身对外部世界的体验灌注于人物，并在文本中呈现出批判性地看待问题的方式，从而形成了小说的内在反讽效应。而新近出土的关于《在医院中》的一篇说明检讨文字，恰好可以有力印证这一判断。在谈到小说创作的缘起时，丁玲写道：
在这两年之中我接触了另外一些女孩子……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伤，便会麻木，我很爱这些年轻人，我喜欢她们的朝气，然而我讨厌她们那种脆弱……我想写一篇小说来说服与鼓励她们，我要写一个肯定的女性，这个女性是坚强的，是战斗的，是理智的，是有用的，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重新审读《在医院中》，我们会发现丁玲在行文中经常跳出陆萍的视线，反观人物，由此埋下了很多画外之音。小说开篇，陆萍一出场，丁玲给出的描述是：
这女子的身段很灵巧，穿着男子的衣服，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地探照荒凉的四周。
女着男装而显出的未成年样子，隐喻着初入革命组织的陆萍尚不成熟的状态，人物有意而为的欣喜神气也被丁玲点明。陆萍跟在管理科长身后，开始安慰自己的时候，丁玲的声音又出现了：
她不敢把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末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
此处，陆萍的心思在理想和颓丧之间摇摆，对任何环境都能“宽容”理解，恰恰说明了人物欠缺判断和应对能力，对环境和自我的认定尚不稳定。丁玲笔下的陆萍一直处于这种“恍惚”又“定心”的状态中。小说第三节，随着陆萍对医院的不满逐渐深入，她开始提出各种建议，也发生了一些冲突；人们便用异样的眼光打量这“小小的怪人”。此时丁玲写道：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就太显得不平凡。但作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科室，她便会指点着……
这里，丁玲的视角已经与陆萍差别开来。从文中丁玲的措词来看，一方面，她并未否定陆萍的建议；另方面也看到其难以在观念与现实层面实施的原因。紧接着小说提到陆萍，“她呢，她不管”这些，她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这一前一后的转折性语气十分明显地暗示了作家与人物的位置差异。在这节的末尾，丁玲以“总是爱飞，总不满于现状”来定位陆萍。小说中矛盾爆发的高潮部分，当陆萍激烈反击流言的时候，作家再次退到人物身后，并没有被陆萍的情绪裹挟而去：
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丁玲看出陆萍自以为真理在手时，丁玲已经不仅仅是陆萍了，她在人物之外，很清楚对方的心理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寻仇”“指责”等字眼也表明了作家所持的差异视角。
由以上列举的文本细节，能够印证丁玲并非陆萍，她时刻注视着自己的人物，省察着陆萍的缺点和不足，并表露了某种否定性态度。丁玲眼中的陆萍并非不言自明的正确者。
同时，作家与她笔下人物的相合也应给予更深入的理解。丁玲的自白中非常真切的叙述了这种“血肉相关”的连带感：
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她还残留着我的初期小说里女主人公纤细而热烈的情感，对生活的憧憬与执着。是的，她已经比那些过去的人物更进了一步……虽然我并非陆萍，但我是藉了她来发挥我的思想和情感。
小说中陆萍自上海而延安的经历与丁玲十分贴合，由流动的沿海都市投向封闭的西北农村、由亭子间里的文人转向红色革命机构的一员，个人在现代城市与宗法社会之间、在自由知识分子与组织化的身份之间所体会到的不适感，是丁玲与陆萍能够相接通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其中包含着情感结构、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深刻自我变革。丁玲来到陕北，在革命政权中切实深入底层、与大众接触，这一变革随之在作家主体内展开，其艰难程度恐非笔墨可以带过。丁玲正是通过小说中陆萍与延安乡村社会及医院科层组织之间的多重隔阂，来表现自我变革中所遭遇的困境。
此外，中毒事件发生之前，丁玲看似悠闲地宕开一笔，描写了陆萍困顿中的思乡情怀，也从细微处闪现出作家对人物处境的感同身受。
而在丁玲的构思中，理想的陆萍是“一个活的人，有血肉，有情感，能被读者了解，与读者相亲切，气息相通”：
这个人物必须懂得客观环境的变化，了解周围人物的优点和缺点，牢守工作的法规，有步骤的来完成他的理想……以它的历史使同时代的青年女子同情她，以她的欢乐为欢乐，以她的悲愁为悲愁，而且她不只要夺取她们的爱，还要为她们的模范，她们要拿她作为自己的勉励，愿与她同化。她必定是一个模范的青年的共产党员。
如何从有热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为革命组织内模范的共产党员，这应是作家想要伴随她的人物共同走完的路。但四五十年代的批评家们过于迅速地将陆萍与丁玲都打上了小资产阶级印记加以批判，无形中取消了这个因其艰难便不可一蹴而就的身份变革历程。
二、个人与组织：陆萍的困境
陆萍的个人视角在小说中并不构成正当稳定的判断，她所面对的革命组织也尚未完备，有待检讨，作家在此的确采用了批判立场。有资料表明，《在医院中》的创作确与丁玲的亲身经历有关。1939年初，丁玲在延安拐茆医院动过一个小手术，后来她根据这段时期积累的生活素材，以该院助产士余武一为原型，写出了《在医院中》。从客观上来讲，当时边区的医疗卫生条件的确不够完善，白求恩的工作记录中，也存在同陆萍相似的与消极怠惰的混乱环境之间的抵触。就丁玲而言，1939年作家业已经历了西战团军事化的生活和马列学院高强度的集体劳动，她在其中体会到是严明的组织戒律，高涨的革命热情和严肃的工作态度，并在实践中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可以适应这种生活且以之为荣的革命者。此时的丁玲，面对医院从职业能力到工作态度上的不良状况，自然会选择一种否定立场，这些不良状况显然与她之前在革命组织中所积累的生活和战斗经验是相互矛盾的。问题在于携带着前一种经验的丁玲如何对待同在党内出现的后一种状况，作家应站在怎样的视角和立场来安置革命组织内部的不良现象，这是丁玲经由陆萍试图探索的难题。
从更大的政治背景上来看，中共自1937年到达延安，经过了两三年的建设、完善与调整，已经由百废待兴而初具规模，各项体制、机构、政策也纷纷出台。以小说中提到这家初建的医院为例，的确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院长、处长、科长到主任和指导员，俨然是一个设置完备的科层机构；同时，各种事务性的会议、申请等等也成为医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不得不承认的是，随着党政机关的建制，官僚化作风也在兴起。关于这一问题，真切的史料更加具有情境感和说服力。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并在此生活过六年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回忆文章中提及了延安的官僚化现象：
可是到了延安，我就住在机关，过机关的生活。大概机关工作就有机关工作那一套方法，我也很不习惯。还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之间，可以说是完全平等的，大家都在干革命，领导与被领导只是工作分工不同，并不是社会地位的高下。那时我们没有什么地位观念，至少地位观念是很不强的。在那里我们仍说到“官”，但说的都是国民党的“官”。“官”在我心目中是个不好听的词儿。可是在延安，即便不是军事机构，也有“首长”这种称呼。口头上“官”这个字眼也不避讳。当官，官大官小的观念相当地“浓”。党内谁谁得到提拔，谁谁得到适当职务这样的话，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我们并没有听说过。在延安虽然说得比现在少得多，可是有时可以听到，觉得刺耳。我感到上面做领导工作的人，似乎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官”气，在下面工作的人也有一种把上级领导看成“官”来对待的想法和做法。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的同志们之间那么自然。在这时候我还不敢、也不愿意说在延安存在“官僚主义”。但是在我头脑中“官僚主义”这四个字时有出现，在感情上使我不舒服。应该说那时我对延安的社会和战争生活存在某种不适应是意识到了，但是并不强烈。我对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就开始注意观察研究。
这段文字是于光远对1941年初延安生活的回忆，其中对“官”的描述，以及由此而生的疑惑和不适在当时的延安文人中应该很具代表性。作为国统区的著名作家，尽管丁玲早在1936年就来到保安，但是她几乎没有进入革命政权的机关内工作，仅短暂担任过警卫团的职务，但并不适应，很快便离职。1937至1939年，她先随西战团辗转前线，后入马列学院进修，所经历的都是军事化集体生活，没有碰到机关工作。直到1939年底被调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负责日常工作，丁玲才算真正进入革命组织的机关性部门任职。不久，她又觉得不适应，1941年初再次请求调离。1940年，正是丁玲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文协机关工作中的时候，《在医院中》的素材尽管来自作家1939年的经历，但真正落笔创作却在1940年。促使丁玲写出这篇小说，并给予主人公陆萍极大理解与同情的动因，恐怕与这一年丁玲真切的机关工作体验有所关联。在1942年的检讨中，丁玲也提及：“我不满意有许多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现象还很流行，我觉得许多青年都在往公务员化，赏罚不明，私位素餐者多。”个体如何面对日益官僚化的革命组织，无疑也是丁玲心中的不满和困惑，这是作家力图通过对象化地观察陆萍，所要触摸的重要问题。
陆萍来到延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渴望成长为活跃的政治工作者，但革命组织却依照她产科学校出身的经历，安排她进入医院工作。对于组织的派遣，陆萍从拒斥到接受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心理变化：
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因此，黄子平以鲁迅的弃医从文来反观陆萍的经历时，讳莫如深地指出：与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个人面对一盘散沙的国民大不相同，丁玲笔下具有文学气质的青年人，是被“党”派到一个“医院”中去的。
陆萍在她的人生道路上为什么会选择延安，选择“党”，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就四十年代中国的革命现实而言，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晚清以降几代知识分子苦苦追寻的救国之路的确是经由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而逐渐明晰起来。简而言之，陆萍加入并甘愿服从于“党”，正由于党与人民、与国家民族之间的统一利益。由此我们再来看小说中陆萍与医院之间矛盾爆发的高潮部分，陆萍的一次追问就显得十分致命：
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她想为什么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援助她。她想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愿把病人，医生，看护来冒险。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
陆萍服从“党”的前提是党为着“广大人类”，但是最终她发现，自己的一切行为是场徒劳，这个结构完备但职能低下的党的机关在将病人、医生、看护的性命拿来冒险，党和人民的利益之间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此时人物立刻感到了现实的可怕，她所笃信的东西发生了动摇。这是小说力图呈现的真切问题。
以上论证将解读思路引入一个十分切要的关节点，即陆萍与组织间的矛盾究竟该如何定位？丁玲在文本中游移未定的态度，使得从组织角度出发认同陆萍被改造的合理性，或站在陆萍的立场批判组织的不良状况都无法概括问题的复杂性，小说在此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多主题的意义世界。我认为，与其将文本的焦点设置为某种矛盾，并在阅读中期待矛盾的最终解决，不如把陆萍在医院中的一系列遭遇当作“困境”来看：既包括情节层面作为个人的陆萍与作为组织的医院二者所构成的困境，也包括写作中的丁玲在个体经验与革命实践之间感受到的两难情境。在此基础上来考察小说的结尾，视角也将有所不同。
故事的最后，一个无脚的人出场，正是这个因不良医疗条件而截去双脚的人，以细致温暖的感情劝导了陆萍。这对困顿中的人物而言，无疑是一个思想转变的契机。很快，她与医院之间的冲突得到了化解，陆萍离开医院继续她的学业去了。就整个小说的结构而言，这个收尾相对于前文激烈的矛盾显得有些仓促和突然。黄子平认为，这只是一个“驱邪”仪式：
“没有脚的人”适时出现了。丁玲的失策在于没有使用“指导员”或“院长”等更能代表“组织”的角色来主持仪式，仪式中更没有照念后来才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标准咒语，这是最令批判家们义愤填膺的事。但仪式就是仪式，其过程、目的、功能与后来多次举行的仪式并无不同。可以说，丁玲还是煞费苦心地赋予仪式主持人某种资格的：“过去是一个学生，到苏联去过，现在因为残废了只编一些通俗读本给战士们读”。何况，没有过几天，“卫生部”也来人找她谈话了，经过几次说明和调查，“她幸运地是被了解着的，而她要求再去学习的事也被准许了”。小说没有写医院有什么变化和改进，而陆萍是“成长”了，或者说，“治愈”了。
贺桂梅在《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 ——从丁玲个案看延安文人的身份冲突》一文中进一步接引了黄子平的观点：
从矛盾的解决方式来看，问题最终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以使矛盾不成其为矛盾的方式将问题搁置，通过让人物离去而使冲突的胶着状态解除。小说最后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一个“没有脚的害疟疾病的人”，他的一席谈话缓解了陆萍的精神焦虑。他告诉陆萍“不要急，慢慢来”，让她“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这既是对陆萍本人的安慰和劝解，也是一种化解矛盾的方式。更关键的是，他那种“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忘我地把自己投入革命工作的态度，使陆萍所有建立在个体感觉基础上的不满和愤怒消于无形。如黄子平所说，这个“没有脚的人”是在举行一场“驱邪”仪式，使陆萍的矛盾、困惑和焦虑被看作“个人”的问题而取消其合法性。
以上说法都认为小说最后以矛盾的搁置解除了矛盾的存在，实际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显然，评论家们的阅读期待落空了。在我看来，同处困境之内的作家未必有能力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如转而观察丁玲为愤懑中的陆萍提供了何种安排，并建立了怎样的视角来反观之前的矛盾冲突。
无脚人的出现，对整个小说的情节和氛围而言是一次重要的转折。黄子平提到丁玲没有让更具“组织”意味的人物来主持“仪式”是一种失策，但却忽略了无脚人所承载的“启示”作用，这种启示性不可能出现在指导员等先天服从于革命组织的人物那里，他们属于绝对正确的代言者。就无脚人而言，首先他是医疗技术不完善的受害者，残疾的双脚让他更有资格对医院做出指控，当陆萍面对这样一个患者，惊讶的同时不自觉地弱化了自己受害者的位置而让度于无脚人，先前激烈的指责性话语无形中被削弱了力度与正当性。同时无脚人所给予陆萍家人般的温暖使二人在情感上达成了有效的沟通。此外，无脚人并未否认医院本身存在问题，也意识到解决问题的艰难程度，他是在知晓其复杂状况的语境中劝诫陆萍“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无脚人的话同其情感表达方式的有效结合，使得他对陆萍的劝导十分奏效，以至于陆萍欣喜地探问：“你是谁？你怎么什么都清楚。我要早认识你就好了。”丁玲并未安排陆萍继续她激烈的指责行为，革命组织方面，也没有因冲突而将陆萍排斥掉，她不但被了解，而且得到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根据地依然为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脚人的开导和陆萍未来的学习生涯可以说都具有“启示”性，这正是丁玲为处理小说困境所开创的独特空间，全文以著名的警句结尾：
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最终，丁玲和她笔下的人物都意识到了前面还有艰难漫长的“成长”之路要走。
从文本形式与作家所倾注的主观情感来看，
小说的结尾与之前的一系列矛盾相比的确显得头重脚轻。丁玲在检讨中也谈到：
我的确是以为只有把周围写得更多荆棘，我的女主人公才能有力量……我写出了陆萍的脆弱与危险，然而我没有写出她转变的过程……我在这里显得无力了。
“无力”也许可以说明当时的丁玲尚且无法彻底克服内在于自己的陆萍，这应是非常真实的体验，但《在医院中》无疑又是为了进行这样的克服而作。当作家与人物共同陷入与环境的矛盾中时，这个从结构上看未及挽回的、带有失败意味的结尾，却不能轻易抹煞思想和决断意义上“人在艰苦中成长”所承载的自我变革启示，对于丁玲而言，这同样也是真实。
三、质疑：作为原点的“五四”启蒙话语
经由以上对小说文本及历史情境的爬梳、辨析，我们再进入话语层面的考察，或许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黄子平的《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在医院中>及其他》是对小说进行话语分析的典型评论，文中建构了一个由五四、鲁迅、延安三者组成的话语关系网，作者将丁玲及其笔下的莎菲、陆萍，包括四十年代初延安的杂文风波均纳入五四独立批判精神的谱系内，由此推导出以《讲话》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压制了五四启蒙话语的展开；而鲁迅作为由五四走来而质疑五四，同时又对党派政治保持批判性的独异个体存在于整个话语网络中。从黄文的架构，我们不难发现其逻辑展开的起点在于“五四精神”：鲁迅在五四启蒙时代开始呐喊，后对呐喊的结果感到绝望；莎菲正是鲁迅喊醒的五四青年之一，承载着梦醒之后的苦痛与幻灭；陆萍、丁玲以及众多延安文人是五四批判精神的传承者和发扬者。当黄子平以独立批判社会的姿态把上面的因素纳入五四启蒙传统之内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方式可能存在将五四泛化的危险。并非所有的批判性话语都可归入五四精神范畴，其中的差异不能轻易忽略。
首先，莎菲的诞生并非五四启蒙的直接产物。莎菲产生于二十年代末的都市，反封建、求自由的时代任务已经基本宣告结束，莎菲的苦恼在于“太自由”，自由到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寻求解放的个体在获得解放后并未找到有效地安放自身意义的世界，莎菲所承载的恰是五四退潮后个体无所归依的时代困境，因此，人物所携带的叛逆气息已经与五四精神的内涵大相径庭。其次，陆萍作为丁玲创作于四十年代的文学形象，与五四文化传统存在不可忽略的差异。五四批判精神的矛头指向封建道德、旧式礼教，是现代思想对非现代文化的一次淘洗和重构。陆萍与革命组织间的矛盾却并非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而应纳入现代内部范畴来考察，人物的批判行为实际上意在完善尚未全面“现代”的医疗管理。在此，作家所构建的批判视野与五四精神的内涵必须加以区分。同时，还需指明的是《在医院中》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反讽性和多主题意涵：小说一方面借陆萍的视角揭出了革命组织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另方面还包含作家对人物的自觉反省和锤炼。也就是说，丁玲的小说不仅仅立足于批判而作，陆萍这一形象存在于有待检讨的问题之中，并非外在于批判的绝对正确者，这是文本超出单一主题和单向否定的部分，因此无法为黄子平言下的五四批判谱系所涵盖。第三，就鲁迅而言，黄文认为其独特之处在于既保持启蒙勇者的姿态，又对启蒙的结果产生深刻绝望，这样的概括在今天看来仅仅展示了鲁迅单面的绝望，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剖析。众所周知，鲁迅很快自己否定了这绝望，他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将自身经验进行了相对化处理，而后结束了“彷徨”，投入嘻笑怒骂的杂文创作。由此可见，黄文中引证的“醉虾”说，并非鲁迅视野内唯一的启蒙后果，或者说这种后果将作为鲁迅经过自我否定而产生新思想的契机存在。写于1928年的《太平歌诀》中，鲁迅已经不再单纯展开批判，他直面了这样的现实：
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这段文字展示了作为文学者的鲁迅最与众不同的地方。革命没有许诺他一个必然光明的前景，他也没把革命想象为一个立竿见影的简单过程，鲁迅的方式是有所背负地与现实抵死纠缠下去，不退走、不放弃。黄子平在将鲁迅纳入论证的过程中，仅将问题延伸到国民性批判的困境，如今看来，还需对鲁迅直面革命现实后有所背负的一面加以补充。单纯突出批判性，简化了鲁迅内在的复杂与沉重。
在上述差异之外，有必要加以细致分析的是莎菲与陆萍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二者都是作家将主体的现实生活困境投射于文本的产物。贺桂梅认为丁玲“以遭遇并穷尽个人主义话语的困境作为其思想前提”，所谓个人主义话语困境之所以会产生，其原因在于封建宗法社会对人的安置破毁之后，尚未形成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将个体重新收归某套意义系统。丁玲初登文坛便触碰到这一话题，作为五四精神解放出来的个体，作家笔下的莎菲女士生长在新文化退潮的时代，徘徊于资本主义都市，成为无所归依的绝叫者。因此，丁玲三十年代初转向左翼的文学选择，可以视为作家经由投身集体来冲破个人主义时代困境的实践。塑造陆萍这一人物时，丁玲正处于组织生活的困境体验中，作家来到延安，在革命话语的感召下，生成文化认同，并继续通过实践进行主体的变革。然而新的话语认同和新的主体刚刚建构起来，作家便在革命政权内部发现了难以处理的状况。于是，主体如何应对尚未成熟的自我与问题重重的组织机构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两难的困境。
丁玲处理上述困境的方法是，坚持对革命现实的批判，同时进行主体的自我否定。在此，作家的主体建构历程结合特定的时代语境，呈现出独特的双重否定形态。不同于《讲话》发表后以党派政治对文人的改造，丁玲的《在医院中》通过对陆萍的反思、检讨施行了一种主动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改造；另方面，《讲话》出台之后，在新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规定下，党和集体获得了不言自明、不容质疑的权威地位，而《讲话》前丁玲在小说中坚持了她对党派组织的批判性。由此可以判断，黄子平仅将小说纳入延安革命话语对知识分子的压制来进行分析，简化了文本内部的复杂张力，也暗含着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新时期思想原点的五四启蒙话语对中国革命话语的遮蔽。而作家对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否定正是丁玲在革命政权中建构主体所显现出的独特一面，这样的方式本身已构成了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反思。
由此再来回顾、总结半个多世纪里围绕《在医院中》展开的评述和论争，能够更加清晰的梳理出不同时代话语的特点及其局限。四五十年代的主流革命批评语境中，小说的症结在于主题不确定，立场不鲜明，因此逾越了集体主义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撼动了党的形象的绝对本质意义与合法性。批判的焦点集中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两项对立的思维形成了近乎千篇一律的定式：把丁玲笔下的“暴露”视为对边区进行诽谤攻击的反党行为，而作家的“歌颂”或建议则归属于英雄主义、个人主义的行为。文革结束之后，在高扬五四启蒙精神和知识分子独立批判姿态的时代背景下，批评家们翻转了之前形成的历史定论，小说的主要矛盾由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立场的对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立场的对立转而指向“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小生产者的愚昧无知、偏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所形成的尖锐对立”。现在看来，这样的判断依然没有脱离“暴露”“歌颂”的逻辑，其中的差异仅在于价值的天平倾向了陆萍一侧，八十年代眼光中的陆萍是个改革家，党的医院和医务工作因受党外封建因袭的侵蚀成了亟待整改的对象。九十年代以来，经由对革命历史和革命文艺的进一步检讨，上述“现代”与“非现代”的对立被置于现代内部考察，但基于新启蒙而来的价值判断结合话语分析所构建的研究范式，依然将批评的思路缠绕于“挑战”与“臣服”、“抵抗”与“改造”的二元框架内，一系列关于“病态”的现代革命组织与“健康”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对位性想象中，仍旧徘徊着“歌颂”与“暴露”的历史阴影。因此，本文对《在医院中》的再解读，一方面试图呈现四十年代至今被多重时代话语所遮蔽的真切的革命经验与文学经验的复杂性；另方面试图开启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内重新想象或考察知识分子与政权组织这一命题的可能性。置身于延安的社会和思想文化氛围，丁玲以其独特的感受和书写方式创作的《在医院中》，呈现了并非意在挑战、抵抗，相反也许是最具内在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式批判，同时也施行了并非外在政治压力性质，相反是出于自省的、朝向下层民众和基层革命现实的、主动的自我克服和自我改造。如今看来，文本中所包含的双重否定态度，也可视为对传统革命话语和八十年代以降启蒙话语的否定与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