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和周扬的密切关系，当需要了解周扬情况的时候，总会想到张光年。张光年集中谈周扬的材料我看到的有两份，一份是“文革”开始不久，他成为“文艺黑线人物”受到迫害，“造反派”要他写的《我和周扬的关系》的“交代材料”(当时印发供“革命群众”批判)；另一是90年代初的三次访谈，访谈整理稿收入李辉编著的《摇摆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下面注释的是“交代材料”。1967年我读到的这份材料就不完整，现有内容主要涉及1956年以后到1962年的部分。和当时大量的检讨、交代材料一样，思维逻辑、用语、对事情性质的归纳，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当事人的处境。虽然如此，它对某些事实的叙述，也提供了若干可以参考、也值得信赖的细节。因此，在《1956：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本书里，我在谈及鸣放和反右时期的《文艺报》时，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叙述。 下面，材料部分用楷体字，注释部分用宋体字以便区别。 我和周扬的关系(1969年12月9日) 张光年［注释1］ ■1956年底右派大举进攻前，一天晚上，周扬在东总布胡同27号召开了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打算同丁、陈、冯等达成妥协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注释2］。会上周(指周扬，下同)低声下气地检讨了1955年底对丁陈的批判，说他自己和刘白羽“有缺点”，有“简单化”。然后指着在场的丁、冯、刘白羽和他自己说：“作协的工作，反正总得我们几个人来搞(当时周兼任作协党组书记)，大家把意见谈开了，问题就好解决。”因丁玲索价很高，这场交易没有谈成。1957年春天，周自己带头向党进攻，在作协编辑工作会议上大肆煽风点火，要求《文艺报》、《人民文学》大放毒草，说什么“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过去在阶级斗争中的方法不适用了，但我们还是习惯那一套，赶不上形势。”又说：“知道是毒草放了，不是错；把毒草当香花放了，不算大错。放出来要不要批评？不能说不批评，但也不必忙。在夹缝中奋斗，逼着我们进步。”［注释3］四月间的一个上午，他特为(原文如此——注释者)到编辑部来，督促文艺报放毒，说什么：“放也是错，不放更是大错，不如大放。”［注释4］这次他还要让《文艺报》找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写文章。他对我和侯金镜等人说：“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从陈企霞到朱光潜，都要团结起来。”这是他要利用党的鸣放政策，利用《文艺报》的地盘，进行招降纳叛的勾当。我和侯金镜当时也右得厉害，便派编辑找丁、冯约稿。丁、冯拿架子，不肯写。我和侯带编辑杨志一同志亲自到颐和园，请她谈谈深入生活的问题，搞出了一篇访问记［注释5］，这一方面是替丁玲涂脂抹粉，恢复名誉，另一方面，也是为周扬招降纳叛的阴谋服务，是十分可耻的。这些事情，同时也说明了周扬的右派立场。后来反右派，斗丁、陈，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注释1］张光年(1913—2002)，湖北光化(今老河口)人。剧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30年代参加抗日救亡文艺活动，40年代在延安、重庆、云南和华北解放区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0年代后，先后担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国作协的领导工作。著有《文艺辩论集》、《五月花》、《风雨文谈》、《光未然戏剧文选》等诗集和文集。他在当代撰写的批评文章，除使用张光年本名外，还用华夫、言直等笔名。 在谈论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时，张光年不应被忽略。他担任1956年到“文革”之前《文艺报》的主编，参与周扬署名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1958)、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1960)、《人民日报》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1962)的写作。在批判胡风、批判右派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艺”的运动中，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①。 1949年以前，张光年以剧作家(著有《街头剧剧作集》)和诗人光未然(《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阿细人的歌》的诗和词的作者)的身份为人知晓；1949年以后，他成了从事政策性理论批评的文学批评家。尽管也有《三门峡大合唱》等诗作发表，但此“大合唱”(三门峡)水准无法和彼“大合唱”(黄河)相提并论。五六十年代，如果没有基本文学史知识，要把《五月花》跟《文艺辩论集》两书的作者当成同一个人，还需要一点想象力②。他自己说，周扬对他很信任，“喜欢我的笔墨”，文章“总要让我‘理发’，在文字上帮他润色”；“这也让我倒霉了，长期地改文件，改报告，改社论，学会了字斟句酌，可自己的文风也变坏了”③。不过，在“十七年”中国作协领导层的几位批评家中，他“变坏”了的理论文字，总的来说，比林默涵、刘白羽、陈笑雨、陈荒煤、冯牧的略胜一筹，甚至也可以说好的不是一星半点。“……莎菲女士来到了延安。她换上了一身棉军服，改了一个名字叫陆萍。据说她已经成为共产党员了，可是她那娇生惯养、自私自利、善于欺骗人、耍弄人的残酷天性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肺病大概已经治好了，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毛病却发展到十分疯狂的地步”④——这些颇具匠心的叙述，在针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等的“再批判”的一组文章中，大概只有张天翼的《关于莎菲女士》可以媲美。最主要的是，在那个反右、批判修正主义成为主潮的时代，当周扬等试图对激进路线作“纠偏”，修复这一路线后遗症的时候，张光年善于以周密、有弹性的文字，在左顾右盼中表达这种政策转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他执笔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题材问题》(《文艺报》专论)等文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⑤。 ［注释2］肮脏的政治交易 指1955年到1957年，中宣部和中国作协领导层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上的冲突。“丁、陈、冯”指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周”指周扬，下同。北京东城的东总布胡同27号为当时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所在地，后来作协搬迁至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 ［注释3］作协编辑工作会议 1957年4月20日中国作协书记处召开文学报刊编辑座谈会，有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文艺报》、《文艺学习》、《诗刊》、《译文》、《新观察》、《中国文学》编辑部人员参加。作协第一书记茅盾主持。周扬、邵荃麟、老舍等出席。张光年这里“交代”的事实，与当年《文艺报》1957年第4号(4月28日出版)本报记者黄沫《编辑工作一定要适合当前新形势》的报道，在事实上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对事件性质的评价。《文艺报》的报道称，编辑会议上，“周扬认为，我们目前所存在的根本是思想问题，即思想落后于形势。他说，现在阶级斗争结束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突出的问题，可是对于这种新的形势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大放还是小放’？周扬说，当然是大放。对人民只能讲民主，要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所谓放，自然会放出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这决不是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为了‘钓大鱼’，放出来好‘整’……” 【注释4】督促文艺报放毒 20多年后的1992年12月7日，张光年接受李辉访谈时说：“周扬长期不到《文艺报》编辑部来，但1956年底开始要鸣放时，他却直接到各编辑室鼓励大家鸣放。他说：‘放是错误，不放也是错误，而且是更大的错误。’我估计这是毛主席的原话。”⑥“侯”指《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张光年的说法在时间上可能有误，应该是1957年4、5月间，而不是1956年底——那个时候整风鸣放尚未开始。 ［注释5］丁玲访问记 当时丁玲在颐和园的疗养所疗养。《文艺报》记者陈骢访问记《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刊登于《文艺报》1957年第7号(5月19日出版)。发表这篇访问记用意其实不在提倡什么“深入生活”，而在抚慰1955年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而怨愤的丁玲。陈骢为杨志一笔名。杨志一(1926—2006)，湖南芷江人，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50年到《文艺报》工作，在五六十年代先后担任通讯组、文学评论组、理论组组长。 ■文艺界右派大鸣大放期间，正面临着主席在延安《讲话》发表15周年，《文艺报》为了装潢门面打算用两三期的篇幅大肆纪念发表社论，还准备找一些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写纪念文章。1957年4月25日上午，我带着很多设想的计划去找周扬，向他请示。周否定了我们的计划，他说：“现在整风广开言路，《讲话》不必大肆纪念，不要逼着人家表态。现在是你们这些人在搞作协，搞文艺报，要特别注意团结，不要使人感到一朝天子一朝臣，团结的方面要越广泛越好，由远而近，由疏到亲。”关于社论，周授意，“把重点放到配合整风上，不要重复地去讲一些老话”。当时我已坠入右派立场，便极力领会周扬的意图，挖空心思写出了那篇极端反动的社论《新的革命的洗礼》［注释6］，假借纪念、还有整风和《讲话》15周年的名义，打着“红旗”反红旗，号召牛鬼蛇神向党进攻。这篇反动社论，经周扬审阅过。 ［注释6］1957纪念“讲话”社论 根据周扬的指示，在5月19日出版的1957年第7号《文艺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特辑”的专栏上，除刊发周立波、丁玲、刘白羽等解放区作家的纪念文章外，也发表了“由远而近，由疏到亲”的团结对象，如熊佛西、朱光潜、陈梦家的文章。社论《新的革命的洗礼》的“极端反动”的观点，主要是：“……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的生动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变得突出了。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任务，用阶级斗争中的老办法来解决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中的新问题，越来越行不通了”，因此，要“经历一次新的革命洗礼”，在整风中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对我们事业的“祸害”——这些话应该是周扬传达毛泽东1957年1月到3月在各个场合讲话的观点，可是到了1966年，性质就变成了“极端反动”。 ■1957年春天文艺报改出周刊，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注释7］。当时周扬要求《文艺报》办成苏联《文学报》那样“权威性的报纸”，先出周刊，后出三日刊，归中宣部和作协双重领导；《文艺报》和中宣部合办一个印刷厂(印厂后来交给中宣部了)。周还让中宣部干部处为《文艺报》调集100人(包括文艺报编辑部原来的20余人，改版时达到80人)；又从中宣部抽调出陈笑雨来做副主编并社会生活部主任，抽出钟惦棐担任编委兼艺术部主任，从人民日报文艺部抽出萧乾来作副主编兼外国文学部主任。当时是要大干一番的，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和歪曲党的二百方针，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为黑帮招降纳叛，扩大反党队伍(所谓“由远而近，由疏到亲”)；用筹备期间的周扬的说法则是“通过文艺批评这种社会方式实现中宣部对文艺的领导”(1957年初在他家里这样讲的)。周扬指定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等和我一起搞改版的筹备工作，表示他对改版的重视。周扬在作协编辑工作会议上极端反动的讲话，事实上成了《文艺报》周刊的编辑工作方针。我在写社论时和在编辑部谈话时经常援引它，并且按照自己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加以发挥。例如我当时在编辑部讲过这类极端荒谬的话：“为了反教条主义，可以和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二百方针是文化上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文艺报是统战刊物，应该反映出作协的统战性质”。周扬很重视社会生活版，他当时嘱咐我和陈笑雨说：“社会生活要力避空论，不要只讲好话。”周也重视报导版，说“《文艺报》要经常宣传我们文艺工作的成绩”。 ［注释7］《文艺报》改版 为什么是个“大阴谋”，张光年这里没有具体说明。《文艺报》从1957年4月14日开始到该年年底，由原来的月刊改为周刊，16开本改为8开本，每期16页，至1957年底改版的《文艺报》共出版38期。改版的《文艺报》总编辑为张光年，副总编辑为侯金镜、萧乾、陈笑雨，编委为王瑶、巴人、华山、陈笑雨、陈涌、侯金镜、康濯、黄药眠、张光年、钟惦棐、萧乾。由于萧乾、钟惦棐、陈涌、黄药眠等在反右运动中都被定为右派(《文艺报》编辑部其他成员被定为右派的还有唐因、唐达成、侯敏泽等)，11月10日出版的第31号版权页上，上述诸人从副主编和编委名单上消失；编委名单改换为：巴人、公木、王瑶、严文井、陈笑雨、陈荒煤、侯金镜、张光年。改版的1957年的《文艺报》，呈现了活力，但也引发最多争议。1958年起，这个实验终止，刊物又改回16开本半月刊。此后，在许多(当然不是全部)时间里，它不是平庸而四平八稳，
就是单调僵化且面目有点可憎。 ■1957年6月底或7月初，开始反击右派的时候，周扬约我和侯金镜、陈笑雨到他家里去谈话，林默涵、邵荃麟等也在座。周当时装出一贯正确的面孔，对文艺报大放毒草痛加申斥，把责任完全推到下面。我想起他不久以前逼着《文艺报》放毒的一些言论，非常反感。他越是提高嗓门来训斥，我越是把背对着他，表示出疯狂的对抗情绪［注释8］。后来，还是周扬自己转圜了，说什么“放了也好，可以锄草”，然后转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文艺报》前些时气味不对，上一期的社论(指的是13期的社论《反对文艺队伍中的右倾思想》)不能解决问题，告诉张光年他们，自己把小辫子揪下来，要突出《文艺报》这个战场，对右派实行反击。”(大意如此)听了小平同志的意见，我表示愿意代表《文艺报》公开检讨。［注释9］ ［注释8］周扬装作一贯正确 20多年后的1992年12月7日，张光年对李辉谈起这件事，与这里的说法大致相同：周扬“先是来编辑部鼓励我们鸣放，但很快又变了。他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把我、侯金镜、陈笑雨、袁水拍、林默涵五个人找到一起，宣布小平同志的意见。他对我说：‘小平同志要我带话给你，要张光年把脑壳后面的一些小辫子自己揪下来，积极投入反右斗争，把《文艺报》办成文艺界反右的主要阵地。’我理解这是要保护我，让我检讨过关。但周扬对我的一通厉声指责，我却很不服气。我扭过头不看他，背向着他，由他去讲。侯金镜爱护我，怕我顶撞出事，事后劝我：‘什么时候了？你难道在哪个保险公司保过险的？’”⑦ 在五六十年代，周扬的“装作一贯正确”不只是张光年的看法。比如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中国作协5月下旬和6月上旬召开的四次各种类型座谈会上，《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黄秋云就批评说：“有些领导同志，对王蒙小说的看法，最初与最后截然不同，周扬同志最初不喜欢这作品，但对记者的发言却变了，看不出转变的过程，总是指责下边编辑部。”⑧ “一贯正确”的周扬，在“文革”之后有了改变，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错误，对他人的伤害，有许多可以说是真诚的道歉，他在情感和世界观上，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认识上，发生很大变化。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周扬也受难，也遭遇囹圄之苦，感同身受。当然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也有受难过后一仍旧我者在。 ［注释9］揪下小辫子 1957年7月上旬，召开了《文艺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主编张光年等在会上检查编辑工作错误，并动员展开反击右派的斗争。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在本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联合发言》登载于《文艺报》1957年第15号(7月14日出版)上。关于《文艺报》的问题和他们的责任，“自我批评”中这样实践了“揪下小辫子”的策略：“本报总编室主任唐因，总编室副主任唐达成，利用党员副总编辑侯金镜、陈笑雨因公出差的机会，利用编辑部一些工作人员的右倾情绪煽起了一场锋芒指向文艺界党的领导的激烈斗争。本报副总编辑萧乾也在他轮值掌管总编室的时候，偷运毒草，并阻挠铲除这些毒草的工作。”又说，这个时期《文艺报》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我们的斗争也非常艰苦”，在压力下，“为了求得形式上的团结，避免编辑部的分裂对右派思想和右派情绪作了某些妥协和让步，在一部分工作上表现了失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可耻的投降”；“我们虽然一直和右派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辜负了党对我们的信任。”就这样在“自我批评”之下，划出了敌、我的界限。1992年12月7日张光年和李辉谈到这件事时，说法和20多年前大致相同：“我们有三个副主编，(除萧乾外)还有侯金镜、陈笑雨，采取轮流值班制。1957年头几个月正好是萧乾值班，我身体不好，就基本上不看稿件，由他决定编发。有的稿件看到清样时我主张抽下，已来不及了。《文艺报》放的太多，害了不少人被划右派，事后我承担责任，但也怪罪萧乾，我对他作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对不起他。”⑨ 但是，对张光年怨恨颇深的萧乾是另一种讲法。在同样回答李辉访谈(1993年8月26日)时说，“在我的脑子里，他(指周扬——注释者)一直是毛主席身边的文艺官僚。不过他还是真懂文艺，也熟悉文化界的情况。我分析，1956年把我调到《文艺报》当副主编，可能就是他提名的，要么就是胡乔木。刘白羽请我到他家谈了三次，我不同意。后来张光年又来找我。晚上八九点钟来，一直谈到半夜一两点，我最后就勉强同意了。没想到只干了几个月，还闹了个‘篡夺领导权’。跟着就成了右派。”⑩在《萧乾回忆录》(工人出版社2005年版)里，萧乾还说，1957年5月底的一天，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把我请到他那间古雅的书房里，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他知道我参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强的，所以到任后，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两三个小时，开开会，旁的尽量不麻烦我。可现在，一个党员副主编身体不适，要在家休养一段时日，另一个要到全国各地转转，而且连他本人也想暂时休息一下。要我在这个当口担任一阵子“执行”副主编，所有稿件可以直送印刷厂，连他都可不看。事实上，没有一篇我发的稿子不先送他审阅。这期间，他倒真发过未经我寓目的稿子。……天哪。我再聪明也不会意识到个中的圈套。“文革”期间，从小报上我才晓得这是在他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他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地就把我这头替罪羊的脖颈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引蛇出洞！”于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 当事人对同一事件讲述的不同很常见。这里的不同，一是萧乾轮值当“执行副主编”的确切时间，另一是这期间总主编张光年是否“基本不看稿件”。张光年的说法含糊其词，有的也不大合乎情理，有推脱应负责任之嫌。但说张光年是得知要发动反右而“引蛇出洞”，却也缺乏根据；事实上张光年的主动性有限。萧乾被当作替罪羊和打击对象，并非全是周扬、张光年的预设计谋。当年张光年和周扬一样，尽管在文艺界已居于高位，但还是属于“不能预判变化无常的路线”的人。这个事情的性质，可能是“危机”来临时掌握更大权力者制造“异端”以保护自身——这是古今经常演出的戏剧。“文革”前夕风雨飘摇中，以提倡写“中间人物”为由，将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抛出，也属于这一类。 至于选择萧乾则并非偶然。在主编、副主编中他是唯一“非党”人士；也可能确实组织、编发后来被认为问题严重的文稿；又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反动文章”(虽然萧乾预感到政治气候有异，试图从《人民日报》抽回，但主编邓拓认为文章没有什么问题而说服他刊登)……再有重要一点是萧乾的历史“污迹”。担任《大公报》驻伦敦记者报道二战战事，类乎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立场，对左翼文坛曾有尖刻的讥讽批评而发生的冲突，在1948被郭沫若斥为买办型的“反动文人”……这样的历史“污迹”，以后根据现实需要，就很容易将他落实为“异端”。当代的政治、文化斗争，现实问题往往是历史问题的延续，而历史又成为现实斗争正当性的证据。不论批判胡风，批判丁玲、冯雪峰，批判右派，还是批判“四条汉子”，批判“四人帮”，性质虽说有异，在这一点上沿用的是相同的逻辑。 实施反击 “自我批评”的同时和之后，《文艺报》从7月开始，声势浩大地组织、编发了一系列批判右派的文章，这持续到1958年初《文艺报》的“再批判”特辑(11)。这期间，张光年自己也在《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报刊，连续发表了20多篇长短不一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和吴祖光辩论》、《从一篇文章看黄药眠的右派思想》、《揭穿大阴谋》(批判丁玲)、《为什么说“今不如昔”？》(批判萧乾)、《萧乾是怎样的一个人？》、《胡风派？雪峰派？》(批判冯雪峰)、《19世纪的遗老》(批判冯雪峰)、《当心啊，青年人！》(批判吴祖光、丁玲)、《徐懋庸的“好心肠”》、《徐懋庸的骗术》、《文艺界右派是怎样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徐懋庸、冯雪峰、刘绍棠、姚雪垠、吴祖光、唐因、唐达成、侯敏泽)、《莎菲女士在延安——谈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丁玲的“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应当老实些》(批判秦兆阳)、《奇文共赏》(批判冯雪峰)、《好一个“改进计划”！》(批判秦兆阳)……上述文章，大多收入他的《文艺辩论集》。在50年代后期，还写了批判李何林的文章。署名华夫的批评郭小川诗《望星空》(12)文章，也出自他的手。 反右运动中，深挖右派“堕落”原因，据说是由于他们顽固的“个人主义”作祟。这一论述，在周扬《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中有充分表达。针对这个问题，张光年在1957年发表了颇有影响的两篇短论：《个人主义与癌》、《再谈个人主义与癌》。短论中对具有复杂内涵的思潮和世界观的“个人主义”，在作了简单化的污名化的归纳后，施予严厉的道德谴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已经暴露出它的反动身份了”；右派是浸透了“个人主义毒汁的人”，他们“要名，要利，要权，要很高的享受”，“想夺，想偷，想抢不该属于他的东西”，他们“因此就和旧制度挂了勾，和新制度结了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子，埋在这里”(13)。 在《文艺辩论集》的“后记”里，张光年写下了这样悲情、自恋的一段话：“在那乌云乱翻的日子里，敌人调兵遣将，向革命事业展开猛烈的进攻。我曾感到无比的压抑和痛苦，但是我还没能认清这些事件的不平凡的意义，反而把党和文艺界委托我把守的一个重要岗位一度拱手让给敌人！在党的耳提面命之下，特别是自己在赤手空拳的麻木状态中挨了打、受了伤以后，这才醒悟过来，赶忙裹起伤口，拿起武器，追上同志们的脚步，鼓起全身力量来还击敌人。”(14) ■在颐和园(55年)时，周曾对我说：“关于30年代上海左翼文学运动，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给了很高评价，尽管那时我们是很幼稚的，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有一条：就是要革命。”周竟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把毛主席对于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左翼的高度评价生拉硬扯到他自己身上，真是无耻极了！这次运动中我想起1955年我和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等协助公安部搞胡风专案的时候［注释10］，由郭小川负责编写一本《关于胡风的历史材料》，其中根据胡风的口供，强调胡风和雪峰相勾结，掀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造成了文艺界的分裂。当时周扬看了这份材料，一定是很动心的。果然，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后期批斗冯雪峰时，郭小川的发言，就引用了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材料来为周扬翻案。这是一个重大阴谋。周扬是不能推脱罪责的。周对于《大辩论》这篇大毒草，自己非常肯定。1958年春此文临近发表的时候，一次在他家，他对我和林默涵说：“我们的这篇文章，是有的放矢，既反对了修正主义，也反对了教条主义。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这是从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提炼出来的。”又说：“这场斗争，搞清了二十多年来的一个大疑案，很不容易！”当时我也认为此文“得之不易”。又听说其中有的地方经主席改过，更是得意忘形。 ［注释10］胡风专案五人小组 张光年说，这个五人小组“是负责文字上的编辑和注释，提供思想批判材料。林(指林默涵，另四人是袁水拍、刘白羽、郭小川、张光年——注释者)是组长。包括林在内，都没有想到材料送上去以后，竟然有了那样的批语(指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上的批语——注释者)。小组的人从个人迷信和宗派情绪(至少我个人是有的)出发，做了不该做的事。”“中央还另设有主管胡风集团专案的五人小组，其中三人是政治局委员。有陆定一(组长)、康生、公安部长罗瑞卿(‘文革’中和陆定一一样受到残酷迫害)，另有两人可能是胡乔木和周扬(这两个人起的作用不大)……”(15)审查“胡风集团”所得的材料，特别是19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界发生的冲突，周扬确实“很动心”。1957年8月20日郭小川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主要内容就是论述30年代胡风和冯雪峰勾结，挑拨“党的组织”(也就是周扬等)与鲁迅的关系，分裂、破坏左翼文艺运动。发言记录稿收入中国作协党组内部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第133—140页。郭小川的发言记录没有“胡风口供”的字样，应该是周扬等知道问题的敏感经过了删节；事实上发言记录中确有“中略”的删节标识。 ■周扬一贯地全面地反对毛主席思想，
特别是一贯地仇视、曲解和贬低毛主席《讲话》。除了在文艺在为谁服务、政治与艺术、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题材问题、遗产问题、批评问题、文艺界统战问题、对十七年文艺的估价问题等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在他历年的报告、文章和讲话中，处处提出了同《讲话》针锋相对的邪说以外，单就他对《讲话》的根本态度，可以举出以下的十条证据来。［注释11］ ［注释11］“一贯地仇视、曲解和贬低毛主席《讲话》” 这是“文革”时对“文艺黑帮头目”周扬“罪责”的用语。时过境迁的1992年12月7日和1993年5月5日，张光年回答李辉提问，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是：“周扬非常尊重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他这个人完全政治化了，总的来说，他是很真诚的，对党，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特别尊重。我记得50年代，他多次赞叹说：‘毛主席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非常特殊。’谈话时带着十分崇敬赞佩的语气。”(16)在60年代文艺整风期间，周扬在文艺问题上“倾向周总理的意见，但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当然还是以毛主席的意见为准。他不止一次谈到毛主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中国出了这样一个特殊人物，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只要是毛主席批下来的东西，包括批判胡风的按语，他从来是毫不保留地办，从来没有一点儿牢骚，更别说有不同的意见”。(17) 一，1957年冬在颐和园写《大辩论》一文时，周十分狂妄地说：“我们太没有理论了，现在就靠一本《讲话》吃饭，怎么能不搞教条主义？《讲话》奠定了基础，不能只靠《讲话》吃饭，要根据新的经验发展它。”(饭后面谈时说的，林默涵、刘白羽也在座)［注释12］ ［注释12］“不能只靠《讲话》吃饭” 这应该是周扬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的观点。在五六十年代，这其实也是许多理论家、作家的看法。如舒芜1957年整风鸣放时说，“理论批评现在也很难搞，好像有了毛主席的《讲话》一切问题已经解决了。毛主席的《讲话》是个方针，不是解决了一切问题……”(18)毫无疑问，周扬一直都是把《讲话》看作中国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认为它指明方向、道路，但也不认为它可以取代系统的文艺美学、文学理论，并认为随着实践的展开，《讲话》的观点也需要发展。60年代初主持文科教材编写，他多次提出，“关于革命的理论，建设的理论，战略策略，世界观，列宁、毛主席是发展了。但在学术领域中，在每个学科里发展如何？有问题，就讲美学、文学理论，中国的当然不行。但世界上有没有这种著作，其学术成就超过半个世纪前的普列汉诺夫呢？我没有看到。”(1962年3月16日在文科教材政治组、哲学组编选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发展了列宁主义，从革命理论来说，右派的攻击是不对的。但从学术方面，每个学科里发展如何？有问题，不能令人满意。恩格斯死了以后，没有一个马列主义者写出一本像《自然辩证法》那样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1962年3月在文科教材会议上的讲话)“马恩列斯的片断文艺理论要学，有系统研究的是普列汉诺夫。”(1959年4月17日在文学研究所的讲话)对《讲话》的这一评价，当然和后来“文革”的激进派大相径庭。1966年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称，《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毛泽东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它们“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二，周1958年在天津做报告，目无《讲话》，狂妄地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1959年夏天在北戴河讨论《文艺报》工作时候，周宣称“中心问题是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此还特别强调“继承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遗产”，“我们的美学理论要同我国古代的美学相衔接”；要求《文艺报》宣传贯彻。)《文艺报》从《河北日报》转载了他在天津讲话的报道，他事后批评我们“太冒失了”。周当时不愿《文艺报》转载，一方面是怕露了马脚，另一方面也是怕惊动了苏修。1958年冬，苏联文艺理论家留里科夫过北京时，曾经以威胁的口吻质问周：“听说你们要创造中国自己的马克思美学理论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事后周把这事告诉我，还说：“尽管他们有意见，我并不后悔。”实际上他很紧张，怕苏修在报纸上攻击他。［注释13］ ［注释13］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关学 1958年7月31日至8月6日，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周扬以中宣部副部长名义在会上的报告，《河北日报》以《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为题长篇报道，《文艺报》1958年第17期转载。周扬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一再强调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1958、1959年在北京大学的两次演讲(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与政治”)，正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中国自己的”这一提法，在当时应有两层涵义。一是，他认为毛泽东的《讲话》等，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出方向，是纲领性的，但也是基础性的，不能取代系统的美学、文学理论的建设：“光靠方向不行”，在这个方面，“要开辟道路”。另一层是强调对中国文学理论遗产整理、“批判继承”的重要性。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持有的那种崇拜外国的思想，是一百多年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所养成的一种奴隶心理”，“将来的世界史，世界文化、文学史，都要重新写，因为中国、印度、阿拉伯及其他许多东方国家在历史上的贡献没有在世界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从来一切都是以欧洲为中心”(19)。因此，“中国自己的”这一提法，在当时既针对“欧洲中心”的，也隐蔽地表现为针对“苏联中心”。贯彻周扬的这一想法，1962年4月间《文艺报》召开了“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座谈会，第5期和第7期的《文艺报》，先后刊发了宗白华、俞平伯、孟超、唐弢、王朝闻、王瑶、游国恩、朱光潜、陈翔鹤、郭绍虞、王季思等在这方面的笔谈文章。只不过到了1962年夏天开始重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计划很快流产。 三，1960年1月3日，周在文化工作会议作报告时说：“创作和理论要受到全世界的承认，不是一件容易事，光靠方向正确不行，要拿出货色来。一定要看到这一点。”这是“不能光靠《讲话》吃饭”的另一个说法，是射向《讲话》的又一支毒箭。 四，1960年6月，我和刘白羽、林默涵、袁水拍帮他写第三次文代会报告时，周对我们说：“《讲话》是政治方向，加上二百方针，才是文艺路线。”这是说，主席在延安的《讲话》并没有解决文艺路线(道路)问题，一定要加上经过他曲解了的二百方针，才有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而第三次文代会报告，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谬论写出来的。［注释14］ ［注释14］加上二百方针，才是文艺路线“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缩略语。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周扬一再强调工农兵方向必须加上“二百方针”，才是“完整的”毛泽东文艺路线。1962年2月到4月间，与张光年谈话说，“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反右，‘反右必出左’，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批判，都产生了副作用，出现了很多简单化的东西。当年斗争一个接着一个，来不及纠正”，“中央负责同志对于简单化的批评，意见很大。过去中宣部没有管，我们也常受到上面的批评，定一同志就说过，要下令停止批评三年，免得害死了创作。对毛主席的《讲话》……只讲工农兵方向，不讲‘二百’方针，实际上是违反主席思想……工农兵方向要加上‘二百’方针，才是完整的文艺路线。” 不过，文艺上严格的阶级路线，与思想艺术多样化、创作自由是互有冲突、甚且对立的命题，它们如何在一个框架里共存、融合，一直让“当政者”伤透脑筋。因为存在着严重的裂痕，对“二百方针”此后不断有多种补充性的解释出现。如强调“二百方针”是坚定阶级政策，打消人们的“自由化”幻梦；如提出判断香花毒草的六项标准；如宣布“创作自由”之后又申明“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在60年代初，周扬等在这个问题上阐释的重点，则转移到“工农兵方向”的阶级性方面，提出在服务对象上削弱严格阶级限定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命题。 五，1960年8月14日周在文代大会党员干部会上说：“这次会的主要收获，是明确了道路问题，工农兵方向比1942年大大地丰富了，新的经验、新的内容，放出了新的光芒。”这又是明目张胆地贬低《讲话》，而对他自己的报告做了极端狂妄的自吹自擂。 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跟我和林默涵等人说：“《讲话》是方向，要开辟道路。”他还假意自谦地说：“我们这些人学问不多，但是像莱辛、伯林斯基，也不是很有学问的人。历来开辟道路的人，都不是很有学问的人。黑格尔、王国维，都是很有学问的吧，他们并不是开辟道路的人。”［注释15］ ［注释15］“极端狂妄”、“明目张胆” 这里体现了周扬的抱负，他的勃勃雄心。这是他可恨、可恶之外的可爱、可敬之处。知道自己确实“不是很有学问”，也明白处于思想、政治“夹缝”之中，还是要做“开辟道路”的人。只不过，由于所处的狭窄、危险重重的政治环境，由于“文化官僚”(萧乾语)的身份，也由于视野、学识上的限制，这一抱负难以实现。在中外文论中，他了解最多的是俄国19世纪激进民主主义的部分，也就是他多个场合推崇的别、车、杜，和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即使在这样的范围，更多的还是接受他们有关文学与社会生活，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其实，就别、车、杜等而论，他们关于艺术家的职责，艺术的功用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周扬更倾心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20)。在这样的总体环境下，他主持编写的教材，包括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的《文学理论》，也不可能出现他所期待的成就。 七，周一贯地用马恩列斯的言论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甚至把蒲列汉诺夫、伯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的言论也看得比毛主席的指示更高。周在延安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就是这样的。［注释16］1958年，他鉴于马恩列斯全集出版了，要北大学生帮他重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注释17］。1965年初周在文化工作会议总结发言时，又提出“重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后因批判杨献珍，中央负责同志提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问题，他才不敢搞了。我们帮他写文章，写报告的时候，他往往事先挑好了引语，先讲马恩怎样讲的，列宁怎样讲的，然后才是毛主席怎样讲的，仿佛主席仅仅是重复了前人的话，其目的也是要贬低毛泽东思想。 ［注释16］贬低毛泽东思想 蒲列汉诺夫、伯林斯基现在通译为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张光年的说法有误。《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并没有收入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收入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八人的论述。另外，周扬1944年编辑这本书，其动机和效果，并非如张光年说的要贬低毛泽东的文艺论述。相反，倒是要借助马克思、恩格斯等的权威，来提升毛泽东论述的价值。40年代的延安还不是“文革”的北京，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还没有被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峰”，在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系上，也还不可能有“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提法。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说的很清楚：《讲话》给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21)《论文艺》编辑的理念，就是依靠这种互证关系来确立毛泽东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这样的集句、摘编，这种将“经典作家”的言论按照拟出论题加以串联的方式，相信不全是周扬的发明。但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编辑方法影响甚大；论文艺，论人道主义，论浪漫主义，论资产阶级法权，论形象思维，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类似的集句式编著不绝如缕，层出不穷。无疑它直接、简明、通俗，更有现实功效；而这是在模糊言论产生的语境下，通过掩盖不同作家论述的差异、矛盾达到的。这是基于编辑者意志将复杂思想观点简单条理化、意识形态化的方法。周扬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意见，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而发的，“但是在它们中间却贯穿着立场方法的完全一致”。这并非全是事实。可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加以宗教神圣化的历史时期，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存在差异、裂痕和矛盾，其神圣性无疑受到严重损害，将它的不容置疑的地位降低为某种学术思想体系。 ［注释17］重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据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教师胡经之(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的文章，讲到1959年2月21日，他和几位中文系教师到北京沙滩中宣部见周扬，谈到中文系师生正在集体编写《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和增编周扬在延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工作，“请周扬指导”，说“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增编，周扬的想法，还是限定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毛泽东、高尔基、鲁迅这八位的经典论说，暂不要增加其他人的论说。要增补一些新材料，也要少而精，尽可能完整些。”“周扬接着又说，要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不能只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还要读中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理论资料。他希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在增编完《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后，还继续编中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理论资料。”“周扬说道，中国古代、外国的文艺理论不可能都是唯物主义的。但列宁说得好，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22) 八，1960年春，我和刘白羽在天津帮他写《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一文时，周扬对我说过：“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高尔基早就有这个主张，发表过一些言论。《文艺报》编辑部可以找人搜集起来，编成个材料，让大家看看。”后来，编辑部把这份材料印出来了。1960年下半年，我加上了一个按语，想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这样做是很荒谬的，因为高尔基仅仅是从文学角度考虑问题的，他讲的现实主义又常常把新旧现实主义混在一起，发表出来必然要造成混乱。当我把按语送给周扬审阅时，他把我们找到他家去谈，周说：“这份材料不要发表。发表出来会造成误解，好像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是主席首先提出的，高尔基早就提出了。”周在这件事上出尔反尔，说明他是心怀鬼胎的。 九，1961年周主持编辑大学文科教材时，我的印象，当时有人提出，大学文艺学一课，索性就讲毛主席的《讲话》，不必另编教材了。但周坚持“要编系统的讲义，从马恩讲起，旁及中外大作家和理论家的言论，这样可以看到发展；另编一本辅助的讲义，用来讲解毛主席在延安‘讲话’的背景，阐发主席的文艺思想”。(这是1961年8月8日晚他在天津的招待所里对我讲的)后来，蔡仪、叶以群编的，就是周扬所要求的正式讲义，王燎荧编的，就是辅助的讲义。这是周有意贬低和排斥《讲话》的又一大罪行。 十，1957年《讲话》发表15周年，1962年《讲话》发表20周年，周扬都不让《文艺报》大肆纪念。57年的理由是：“现在整风已经开始，《讲话》不必大肆纪念，不要勉强大家表态”。62年的理由是“文艺整风是整风的一部分，整风没有纪念，单纪念《讲话》显得隆重了……祝贺的文章一概不登，刊物有一篇文章就可以了。”［注释18］ ［注释18］《讲话》发表20周年纪念 其实周扬对此非常重视，除了《文艺报》发表《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的社论外，主要是集中一批批评家、理论家，撰写《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日报》社论。在2月到4月，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召集的，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理论批评座谈会”，其中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为这篇社论做准备。社论提纲写出后，2月26日，林默涵座谈会上对社论提纲有长篇发言。在谈到“什么是今天的实际”时说，“纪念《讲话》十周年的社论主要是反‘左’，胡风就很赞成，另一篇纪念鲁迅的社论他也赞成。因讲到鲁迅揭露黑暗是爱国主义。路翎也拥护那篇社论。右的东西出来了，就必须反右，不能两个拳头同时打出去，因此只能在内部纠正反胡风斗争的简单化。现在情况不同了，毛主席说两条道路的斗争基本结束了，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纠正‘左’的东西。”3月15日，周扬在座谈会上也有长篇发言，对社论提纲提出意见。在这个期间，周扬与张光年等在多次谈话中说，“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爱国人士，都应当是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团结。现在困难这么大，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不加强团结，怎么得了；所以社论要反复强调文艺界的广泛团结”。这篇社论，后来被批判为是提倡修正主义“全民文艺”的纲领。 当代文艺界各个时期“官方”发表的文章，各个年份纪念《讲话》的社论，它们对《讲话》阐释的变化，在阐释时所要强调的方面，会在看来周全稳妥的文字中透露出来。当年的写作者为了这种表达而字斟句酌，遣词造句上煞费苦心，避免表达上的失当深陷困境，而读者也训练出了机敏的眼睛、嗅觉，来捕捉到哪怕是细微语气的变化。在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的今天，最后受苦的是当代文学、文化的研习者——也要继续努力训练眼睛、耳朵的灵敏度；他们没有办法规避这个“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命运。 2014年3—5月 注释： ①如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评格•丘赫莱依的影片及其言论》(《文艺报》1963年第11期)，是60年代公开批判“苏修文艺”的最早文章。这篇长文针对的是50年代后期出现的苏联“新浪潮”电影：丘赫莱依的《第四十一》(1957)、《士兵之歌》(1960)、《晴朗的天空》(1961)，以及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的《雁南飞》(1957)，安•塔可夫斯基的《伊凡的童年》(1962)。这五部影片，在1963—1964年间，曾在北京等大城市作为批判材料内部放映。 ②光未然：《五月花》，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张光年，《文艺辩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③⑥⑦⑨⑩(15)(16)(17)李辉编著：《摇摆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61—62页，第67页，第68页，第67—68页，第50页，第69页，第54页，第76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④张光年：《莎菲女士在延安》，收入《文艺报》编辑部：《再解读》，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⑤张光年：《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文艺报》1959年第4期；《文艺报》专论：《题材问题》，《文艺报》1962年第3期。 ⑧《文艺报》，1957年第11期。 (11)关于《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的缘起，张光年1992年12月7日在李辉访谈时说，“这个特辑是我经手的。周扬找到我、陈笑雨、侯金镜说毛主席要发表对丁玲等人的再批判，需要组织批判文章”。见李辉编著：《摇摆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68页。 (12)华夫：《评郭小川的〈望星空〉》，《文艺报》1959年第23期。 (13)(14)张光年：《文艺辩论集》，第118—119页，第173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8)《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文艺报》1957年第11期。 (19)这一段的引文，均见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报》1958年第17期。 (20)周扬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文书名为《生活与美学》)，写过《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1937)、《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1942)等文章。 (21)《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2)胡经之：《燕园谈艺再论道——周扬在北大谈文艺与政治之关系》，《艺术百家》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