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登临文坛之日起，“难度”就一直是李洱小说的重要标志。“对于我来说，难度是我的写作动力，是对自己的挑战。取消了难度，我无法写作，写作的乐趣没有了。”①“难度”是李洱小说的理想追求，是众多读者阅读其小说后的普遍感受，同时也是专业读者需要面对的难题。在此前提下，本文以“综论”的形式评述李洱的小说就容易成为一次文字的冒险。但如果将“难度”视为一种历史的沉积，即它是由李洱的创作史和面对的时代、文学代际意义上的“影响的焦虑”等构成的，那么，“综论”又自有其客观意义上的合理之处。至少，它可以尽量呈现李洱小说的历史构成及其丰富性。 一 “午后”的立场 在《写作的诫命》中，李洱曾谈及自己的创作：“午后，这是暧昧的时刻……我很想把这个时代的写作称为午后的写作。”之后，李洱又结合加缪的“正午的思想”，指出“悲观与虚无，极权与暴力，在午后的阳光下，不仅仅是反对的对象，也是一种分析的对象。一旦分析起来，就可以发现成人精神世界中充满着更复杂、更多维的东西。午后的写作也由此区别于正午的写作。在幽昧的日常生活中，面对丑和平庸，写作者的精神素质会受到根本的衡量，写作者严格的自我训练再次显示出了必要和意义”②。由于和“正午”进行比较，我们不难体味到“午后”隐含的价值判断：“午后”告别了“崇高的悲剧”，进入了暧昧、平庸的日常生活；“午后”是当下写作的写照，它充满怀疑、矛盾直至分裂与背离，衡量着写作者的积累、素养和能力，而其具体的写作也必将呈现出“开放的状态”。 发表于《大家》1998年第2期上的中篇《午后的诗学》使“午后”一词得以名至实归。从一开始，写小说的“我”和诗人费边关于彼此初次见面时情景再现的大相径庭，就预示了这是一个记忆无法确定的故事：同样是费边朗诵了诗，但时间、地点、内容、氛围的迥然有别已决定了不一样的结果。进入90年代，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们聚会谈论的话题大都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颂祷、幻灭、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每当此时，费边总会表现出善于“分析”、“观察”和“判断”的一面，他要么引经据典、高谈阔论，要么随口说出带有哲理、诗性的精彩句子，比如“诗性的迷失就是人性的迷失”和“写作就是拿自己开刀，杀死自己，让别人来守灵”。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饰现实生活的平庸、乏味和悲剧性的结局。阅读《午后的诗学》，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下生活的虚无感和失败感。费边写诗，也愿意和人雄辩，他清晰地记得叶芝的诗“和别人争论，产生的是雄辩，和自己雄辩，产生的是诗”。但他的生活空有诗的外壳，早已丧失了内在的诗意。这种境遇，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日常生活状态的折射，是“午后”立场的有力注脚：此时，费边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已不再具有同一性，他虽可以通过经典语言、诗句的援引和仿造产生雄辩的气势，但在华美、庄严、深刻的语言表层之下，那些脱口而出的哲思警句、“诗学话语”隐含的固有价值体系已然蜕变，主体思辨精神和行动能力之间也由此错位并使生活充满焦虑。然而，这一切又是真实的并负载着当下写作的意义，除了呈现当下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之外，创作本身也从往日俯视芸芸众生回归到生活之中，此时，如何完成日常生活与文字创作之间的转换，进而凸显排芜去蔓、细节真实、穿越表象的能力，自然也成为摆在当代小说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按照李洱后来的解释，即“我所理解的‘午后’实际上是一种后革命的意思，或者是后极权的意思。类似于哈维尔所讲的，在午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靠某种惯性向前滑动。那种朝气蓬勃的，对生活有巨大解释能力和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一种复制的，慵懒的，失去了创造力的时光”③。“午后”还包含着如何向历史敞开等一系列问题。正如在《午后的诗学》之外，《现场》《国道》隐含着重大题材；《错误》《遭遇》《秩序的调换》等呈现了重复、恐惧、了无生机的生活状态，“午后”的立场反思了以往创作激情、悬浮以及无法摆脱的意识形态性，力图以嵌入日常生活的方式书写当代生活，价值模糊、风格暧昧甚至叙述上的“有始无终”等，都成为其外在的重要表征，而由此言及后现代、零散化、新历史等手法也同样不再让人感到意外！ 二 “基本的形象” 李洱的小说主要塑造了知识分子形象，以书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及精神世界、探索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主题。纵观李洱的创作，即使是那些讲述历史、面向乡土的故事如《光和影》《故乡》《鬼子进村》《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其主人公形象仍然无法摆脱知识分子的面貌及李洱本人习惯的介入视角。结合作家的成长史可知，“基本形象”的确立首先取决于李洱的生活经历。李洱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后为专业作家，对校园生活、知识分子的知与行十分熟悉。他生动真实地刻画了孙良、华林、吴之刚等高级知识分子及其弟子，还有兼为诗人的费边和他的朋友，进而深入其情感世界、私人生活。他不时于小说中闪现“参加会议的代表的层次越高，会议的学术品位就越低”(《夜游图书馆》)；“虽然顾氏已经脱离学术界多年，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学术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只有纸上谈兵，才能够抵达学术的前沿”(《黝亮》)等既具调侃性、又富辩证性的句子，显然与其专业身份、从业经验有关。当然，如果从创作主体着眼，“知识分子”对于李洱的意义又是“多重”的。正如他可以在随笔、访谈中如数家珍地谈论加缪、库切、卡佛、博尔赫斯等西方现代作家的创作，可以准确回顾当代小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小说的发展过程，并指出当下小说创作的症结所在④，丰厚的知识储备和阅读经验可以使其不断在创作中流露出睿智、幽默、略带狡黠的气质。他以真实的知识和虚构的力量，自由穿梭于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完成百科全书式的叙事、刻绘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以及复杂的生活图景，知识分子的书写和书写知识分子既是其小说的前提，也是其具体展开时基本的形象、主题与手段。 在成名作《导师死了》(《收获》1993年第4期)中，李洱塑造了一位孜孜以求、在学术上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吴之刚教授。作为“我”的导师，吴之刚教授善良、单纯、敏感、脆弱，无力面对琐碎而世俗的生活、摆脱婚姻的困境。出于知识分子的面子与尊严，他只是以谎言和逃避回应妻子的私通……从某种意义上说，《导师死了》全面改写了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题材所包含的正义、向上以及固有的启蒙价值，同时，也为李洱“后来的写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李洱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本主题，比如日常生活，性与权力，知识分子的话语生活，等等，都由此而来”⑤。 鉴于李洱的小说是以知识分子的书写揭示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所以，当其笔下的主人公一无所有、无所依傍，陷入荒谬与恐惧时，小说家自身也必将经历灵魂的解剖。为此，李洱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有底线的怀疑主义者”——“怀疑主义者总在寻找意义，他观察、游移、体认并试图说出不同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怀疑主义者的价值观就孕育在他所说出的那种差异之中。……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知识的缝隙之中，时刻体验着知识和文化的差异、纠葛，并在那时空、缝隙、差异和纠葛中探寻意义和意义的依据。”⑥秉持怀疑的态度，李洱的小说从容地卸下了道德评判之重，在日常生活的低空中飞翔，且每一次捕捉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启示：像《夜游图书馆》是以三个人文知识分子夜晚到图书馆偷书的情节，再现当代之孔乙己只是为了体验“这里到处都是真理”的过程；像《喑哑的声音》中的孙良老师解释自己好久没写东西的原因不是无东西可写，而是发现自己要写的别人都写过了；像《葬礼》中的华林教授写给自己初恋情人的安慰，不过是由两位文学大师的文字拼贴而成，但他依然沾沾自喜并充满想象……李洱当然同样怀疑过自己小说的目的和意义，也因此需要常常面对写作的困惑，但他在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世界的同时，也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自己的怀疑，这种辩证、反思的思维使其小说形象与主题呈现出序列式的结构，而协调上述序列结构的力量正在于一种“矛盾的修辞”！ 三 反讽的策略 绝大多数研究者在文章中都曾指出反讽是李洱小说叙事的显著特点之一。对此，李洱也曾用形象的说法加以阐述： 反讽即消解，只是反讽更多地还是针对自身。这里面既有对公共话语的消解，也有对私人话语的反讽。⑦ “反讽”确实首先针对自身，有点类似于先杀死自己，然后让别人和另一个自己一起来守灵。守灵的时候，别人和另一个自己还会有交谈。交谈的时候，眼角常有泪，眉梢常有笑。⑧ 不必过多地援引，李洱的解释已表达了反讽的基本义，即“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⑨。面对着没有激情的生活和80年代以来当代小说已有的创作经验，被文学史划至“晚生代”或曰“新生代”的李洱自然不可能像先锋派那样，将故事的时空交给幻想的生活与渺远的历史，“当代生活是没有故事的生活，当代生活中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就是故事的消失。”⑩在此前提下，采取何种方式加以叙述，写出不落俗套、耐人寻味的故事，应当是李洱以及整个“晚生代”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小说是一种否定的启示，是在否定中寻求肯定。”(11)依然是辩证与怀疑，而这种可以理解为互相冲突、互相排斥、互相抵消的“平衡状态”(12)，在转化为适应时代的风格写作时，显然应当呈现一种“反讽的情境”。 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反讽都具有“无限的自由”(13)。反讽具有多样化的类型并与悖论、互文性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呈现夸大、多重、颠倒、断裂的文本效果及主题类别。以短篇《饶舌的哑巴》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学里教授现代汉语课程的费定老师，虽在写信时字斟句酌、讲课时触类旁通，但其实他最不会表达主旨，他啰唆、词不达意、思维混乱，结果说的都是别人的话，正如他在课堂上讲“‘主、谓、宾、定、状、补’这些概念都来自英语，所以无法穷尽复杂的汉语的现象”。无言与失语使他成为一位“饶舌的哑巴”，进入不了正常的生活角色(包括情感和事业上的)。以中篇《现场》为例，其主人公马恩遇到生活的实际困难之后，将一句在他人看来是这个时代的玩笑话“我要去抢银行”付诸实践，具体行动之前，马恩已经管不住自己的嘴了，他逢人就说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是缓解紧张、恐惧的精神状态，他因此变得不由自主；另一方面，他之所以有此“反常的举动”，是因为他在“寻求一种劝解，寻求一个可以不这样干的理由……”通过对现实生活进行轻喜剧似的描绘，李洱将沉重的生活变轻。没有现实的欢乐，也没有现实的忧愁，他随心所欲地叙述着自己的故事，从而使偶然、拆解、反形而上等注入到现实的生活之中。 与现实的反讽相比，李洱笔下的“历史反讽”很像琳达•哈琴研究后现代小说时引用他者的话，指出：“‘反讽游戏’错综复杂地搅和进了目的、主题的严肃性。实际上，反讽可能是当今时代我们能够保持严肃的唯一方式。……必须重新思考‘过去的陈词滥调’，而且只能以反讽的方式重新思考。”(14)中篇《遗忘》通过“我”在导师侯后毅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选题究竟是《嫦娥奔月》还是《嫦娥下凡》为线索，讲述了“遗忘”在历史书写中产生的决定性作用。李洱煞有介事地以民间神话传说中嫦娥的故事为“本事”，剖析了“遗忘”及“记忆”在历史考证中的价值：惟有“遗忘”历史，才能重建历史——“历史本身是没有记忆的”；“它无法言说，它需要借助别人的嘴巴确证自身”。期待完全呈现《遗忘》的主题是困难的，因为历史建构、记忆留存、知识生成与学科体系以及官方、民间、道德的参与等等问题，都过于庞大芜杂，但通过“遗忘”及其主人公的再编码，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反讽过程中隐喻的力量和戏谑的价值。作为《大家》“凹凸文本”的代表作之一，《遗忘》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出场，使小说的先锋实验精神得以再度张扬并实现文化突围，越过这道界限之后，还有什么会是写作上的难题呢？！ 四 “综合”的态势 如果将李洱迄今为止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阅读(15)，不难发现其中存在某种“连贯性”。“没有《饶舌的哑巴》，就没有《午后的诗学》，就没有《花腔》，它们也是衍生关系。我总是想在后面的小说中，把前面写作时产生的一些想法往前推进一点，尽量丰富一点。”(16)李洱关于自己创作具有相互关联的解读，为人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其小说带来了某种视角。而事实上，从李洱具体作品主人公身份、经验的相似性，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贯穿其中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为了能够更为深入地把握李洱小说创作的内在轨迹，
进而呈现其发展过程，笔者使用“综合”一词。首先，就观念而言，“综合”是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经验的反思、重组与适当的展开。由于对当代小说特别是先锋派小说创作经验和9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处境始终抱有清醒的认识，李洱强调写作的精神高度与心智的成熟。“对这一代写作者来说，写作的过程其实应该是精神生长的过程”，写作“依靠的是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对内心世界的省悟、把握、追问”。(17)值得指出的是，李洱的上述言论是建立在对“个人性写作”、“现代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同时也包含李洱个人经验、创作观念及理想追求的有效展开。李洱小说的“难度”源于此，其具体写作难于归类、风格即主题的特质也源于此。其次，就写作而言，“综合”是李洱小说技法的一种描述。如果以反讽为突出标志的叙事策略本身就会在处理复杂文本情境时，以带有张力的叙述使小说的结构得到平衡，那么，所谓因有效的命名方式及穿透力、准确性的追求而产生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也确然构成了李洱小说的“综合”性特征。作为一个带有思辨精神的观察者，同时又是一个创作上的理想主义者，李洱调动一切资源、储备力求让自己的文字准确、深刻，其小说技法、叙事风格的构成方式恰恰是一种分解式、碎片式的“综合”。最后，就写作道路而言，“综合”涵盖了李洱小说的发展趋势，此时，“综合”是一种包含前后有机联系的“扬弃”，而非简单的、表面化意义上的“转型”与“超越”。从《花腔》到《石榴树上结樱桃》，世纪初李洱的小说创作开始围绕长篇形式展开，显然与以往想法的衍生、经验的累积以及创作本身内在的转换机制密不可分。从《花腔》将专业知识、新闻、回忆录和历史考据等引入叙事，贡献一种新的小说文体；从《石榴树上结樱桃》转向乡土中国，通过“选举”将现代社会各种价值观聚合在一起，但其在“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嫁接”与“扭结”过程，依然保持着固有的立场与拼贴之后的“悲喜剧”风格，李洱小说的神髓未变，他只是在延伸、拓展中增添了一些故事、一些场景，并以“综合”的方式为其小说增添了历史与现实的厚度与广度。 当然，比较而言，《花腔》为了要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才选择了正文和副本构成、附本对正文进行解释的独特形式。以“花腔”命名探寻的历史，本身就包含了将历史叙述看作花言巧语、一堆谎言的寓意；就具体唱法和效果来说，花腔“是一种带有装饰音的咏叹调，没有几年功夫，是学不来的”，它虽声若驴叫，但能一咏三叹、抖来抖去。“花腔”在言说过程中的故弄玄虚和演唱过程中的有意装饰、失真与技巧并存，使其在欣赏与接受过程中成为历史叙事学本质的生动写照。相对于苦心孤诣的考据、探寻事实真相，戏谑的“花腔”才是历史修辞及传播时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一点，在小说反复解释、补充但仍在叙述、文字记录上错误百出，和演绎“爱的辩证法”即所有关心知识分子葛任、希望采取种种办法将其放走但最后又必须将其置于死地的书写中，产生了引人深思、感人至深的阅读效果。与《花腔》相比，《石榴树上结樱桃》追求的是“现实的真实”。在手机、英语学习、全球化等等已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前提下，传统乡土价值体系在后现代语境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现实生活使原本可以转化为事实的意愿变成了类似“颠倒话”式的不伦不类、事与愿违或是种瓜得豆。通过生活发生“石榴树上结樱桃”般的“颠倒”，往日的乡土想象、原乡神话皆已悄然远逝，这一过程虽貌似一幕“悲喜剧”或是“轻喜剧”，但注定会使许多亲历者感受到精神、价值蜕变的痛苦，然而，它又是当代乡土步入现代化进程必然要经历的。总之，客观来看，长篇《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都适度“综合”了李洱以往中短篇的叙事经验(其中，除本节开篇处列举的作品外，中篇《遗忘》的写作也是为《花腔》做准备的；而像《石榴树上结樱桃》的经验在我看来应当与《光和影》《故乡》的写作实践有关；而如果着眼于“先锋性”、“反讽”等角度，两者又可以统一在一起)，并不同程度张扬了后革命或是后冷战时期的文化思绪，通过它们，李洱会发现小说的叙事空间仍没有穷尽。对于创作关于历史、现实、未来三部长篇的写作理想(18)，李洱还远没有完成，这不由得使我们对其更为“综合”的写作态势充满期待！ 五 一点补遗及结束语 结合现状可知，李洱的小说创作已经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部分文章角度新颖、论证精彩纷呈(19)。当然，就李洱本人而言，他苦心设定的某些情节或命名仍然未被研究者全部发现，他在《花腔》中“巴士底病毒”以及“粪便学”的命名就可谓一例(20)。除此之外，他在小说、访谈和对话中多次提到的“诗性”一词也没有获得充分的阐释：他在《午后的诗学》借费边之口提到“诗性”，后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费边的生活“恰恰没有诗性”；他在对话中反复强调“诗意”与“诗性”的区别，并乐于接受以“诗性”评价他的小说，因为“诗性包含着对复杂的认知”，与“小说的品质高低有着密切关系”。(21)“诗性”概念的提出，为李洱小说在品格方面预设了新的角度，限于篇幅，这里仅以“补遗”的形式、选取《花腔》对其简述，从而使本文同样获取一种“开放的状态”。 《花腔》中的主人公、革命知识分子葛任，表面上是因一首诗发表过程中的阴差阳错而倍受国共双方的关注、最终死于大荒山，但实际上，他在二里岗战斗战死的错误消息公布于众时就已经死去了。由于革命时代英雄主题对于个体生活具有的历史强制力，葛任的名字一旦被刻上革命的纪念碑，他的命运就已然注定了……而由“葛任之死”引发的所有接近“真实”的努力，都因“真实”像洋葱的核，“中心虽然是空的，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味道，那层层包裹起来的葱片，都有着同样的辛辣”而最终在叙述中陷入历史的虚幻。 时常脸红、不合时宜的葛任为《花腔》带来了繁复的结构、坚硬的质地。对于他，笔者一直有着强烈的感受，将其视为革命时代的吴之刚。他的命运本身就是一首悲情、感人而又晦涩的智性诗。越是看透自己的命运，越会产生一种品读的张力，而阅读感受也会随之变得更具层次感。《花腔》有着纯文学本质上固有的“诗性”：“诗性”的作品从不排斥诗意，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需要厘清。“诗性”实践了李洱小说关于难度的追求，呈现“诗性”的具体实践方式应当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为此，我们有必要在“暧昧的午后”，对李洱的小说有所期待…… 注释： ①李洱：《九十年代写作的难度——与梁鸿的对话之四》，《问答录》，李洱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186页。 ②(17)李洱：《写作的诫命》，《作家》1997年第5期。 ③(11)(16)李洱：《“日常生活”的诗学命名——与梁鸿的对话之一》，《问答录》，李洱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105、89页。 ④具体可参见李洱《问答录》中收录的文章，和他与批评家梁鸿的四个“对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⑤李洱：《破镜而出》“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⑥⑧李洱：《“异样的真实”和“二手的虚无”——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二》，《问答录》，李洱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222页。 ⑦张钧：《知识分子的叙述空间与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李洱访谈录》，《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张钧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 ⑨［美］克利安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⑩李洱：《虚无与怀疑语境下的小说之变——与梁鸿的对话之二》，《问答录》，李洱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12)尹建民主编《比较文学术语汇释》之“反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13)［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14)［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15)关于“按照时间顺序阅读”，本文主要依据《李洱作品目录》(《小说评论》2006年4期)，而具体的作品，主要依据“李洱作品系列”八卷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18)李洱：《“倾听到世界的心跳”——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一》，《问答录》，李洱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19)关于李洱研究文章较具代表性的可列举陈晓明：《后历史的焦虑——评李洱的〈遗忘〉》，《大家》1999年第4期；王鸿生：《被卷入日常存在——李洱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敬文东：《历史以及历史的花腔化——评李洱的〈花腔〉》，《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等等。 (20)李洱：《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与梁鸿的对话之三》，《问答录》，李洱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21)分别见张钧：《知识分子的叙述空间与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李洱访谈录》，《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张钧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李洱：《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与梁鸿的对话之三》和李洱：《“异样的真实”和“二手的虚无”——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二》，《问答录》，李洱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158、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