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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莫言《生死疲劳》的超验想象与叙事狂欢

   莫言在《学习蒲松龄》一文中戏称他的祖辈就受到蒲松龄的影响,这种爱编故事的基因也传给了他。的确,中国的小说家少有不受蒲松龄影响的,而莫言受其影响更大。加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的小说大都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对于《生死疲劳》,有人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但是莫言认为,“拉美有拉美的魔幻资源,我们东方有东方的魔幻资源。我使用的是东方自己的魔幻资源。”至于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莫言承认,“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①也就是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只在于打开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2012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给莫言的授奖词中说,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是很客观的评价。王德威也认为,“莫言版的‘变形记’已暗示我们人我关系的扑朔迷离,哪里是一二乌托邦的呐喊就可正名归位。”②这里,我们只能说,《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

   一、“胡言乱语”的“莫言”与自我颠覆

   我们发现,莫言小说经常会运用“元叙事”的方法,让作家莫言成为小说的一个角色,穿插讲述小说叙事的过程。《酒国》中的“莫言”就是作家本人,与小说主人公酒博士李一斗书信往来,不断进行交流。而《生死疲劳》则虚构了一个“胡说八道”的莫言,成为叙事者嘲讽的对象。小说在叙事过程中不断插入“莫言”的创作内容,并且指出他是在胡说八道,不可信以为真。小说虚构了许多“莫言”的作品,如《苦胆记》《太岁》《黑驴记》《养猪记》《复仇记》《方天画戟》《后革命战士》《杏花烂漫》《撑杆跳月》《新石头记》《圆月》等。叙事者对“莫言”的小说评价就是“胡言乱语”“胡诌”“忽悠”“不可信以为真”等,以此解构莫言小说叙事的真实性,进行大胆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颠覆。由此推之,莫言的《生死疲劳》也是“胡言乱语”“胡诌”“忽悠”“不可信以为真”。通过双重的自我否定与颠覆,实现了以“贾雨村言”将“甄士隐”去的叙事策略。

   小说第一章里就说“莫言”在他的小说《苦胆记》里,写过吃死人吃疯了的狗。他还写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从刚枪毙的人身上挖出苦胆,拿回家去给母亲治疗眼睛。叙事者说这是“莫言”胆大妄为的编造:

   他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事,基本上都是胡诌,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在第二章里,引述了“莫言”的小说《太岁》中关于太岁描写的片断。民间认为太岁是神物。“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大不敬的行为。但在“莫言”小说中,他说把太岁“切开、剁碎,放在锅里炒,异香散发,令人馋涎欲滴。吃到嘴里,犹如肉冻粉皮,味道好极了,营养好极了……吃了一个太岁后,我的身体,在三个月内增高了十厘米”。叙事者对此评价说:

   这小子,真是能忽悠啊。

   在第九章的开头,叙事者就说

   伙计,我要讲述一九五八年了。莫言那小子在他的小说中多次讲述一九五八年,但都是胡言乱语,可信度很低。我讲的,都是亲身经历,具有史料价值。

   在第三编“猪撤欢”中,有两个叙事视角,一个是“莫言”小说的叙事,一个是“猪”的叙事。“莫言”在那时夜夜苦读《参考消息》,竟然能够背诵《参考消息》。他写的一些文章,在当时科学不发达的农村看来类似科幻小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养猪现场会上,催动喇叭和麦克风的电流,不是来自国家的高压线,而是来自我们杏园猪场的柴油机和发电机拉着的那台发电机。屯里的人和“智力非凡”的猪都感到大惑不解。不知道电流是什么玩意儿。在今天看来,其实是一个科学常识。

   在第二十四章里,讲述了“莫言”小说《新石头记》中的一个故事:

   那小子在这篇小说里描写了一个膝下无子的石匠,为了积德行善,用一块坚硬的青石,雕刻了一座土地爷的神像,安放在村头的土谷神祠里。土地爷系用石头雕成,土地爷的鸡巴作为土地爷身上一个器官,自然也是石头的。第二年,石匠的妻子就为石匠生了一个肥头大耳的男婴。村子里的人都说石匠是善有善报。石匠的儿子长大后,成了一个性情暴躁的匪徒,他打爹骂娘,行同禽兽。

   这是一种民间的传说,但是却解构了传统的善有善报的理念。叙事者感叹:“所谓善恶报应之事,也是一笔难以说清的糊涂帐。”这一主旨始终贯穿在小说之中。

   第二十六章叙述养猪场饲料粮的事。叙事者说“莫言”小说有记载,但有真有假不可较真:

   莫言从小就喜欢妖言惑众,他写到小说里的那些话,更是真真假假,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养猪记》里所写,时间、地点都是对的,雪景的描写也是对的,但猪的头数和来路却有所篡改。明明是来自沂蒙山,他却改成了五莲山:明明是一千零五十七头,他却改成九百余头;但这都是细枝末节,对一个写小说的人写到小说里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他较真。

   在第二十八章里,提到“莫言”写过一篇“梦幻般的小说”《撑杆跳月》,小说写的是养猪场里发生的事情。在一次婚礼宴会上,“莫言”喝醉了酒,然后冲出酒宴,进入杏园,看到了金黄色的大月亮。“莫言”展开了想象,好像自己飞上月亮,与心爱的人在无边的空中飞翔。叙事者对“莫言”小说的描述评价道:

   这绝对是一篇梦话连篇的小说,是莫言多年之后对酒后幻觉的回忆。……莫言这篇小说里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假话。

   《生死疲劳》中用此类障眼法的地方甚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

   二、人畜感应的超验想象

   《生死疲劳》的叙事者与主角是西门屯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他经过几次转世,先后成为驴、牛、猪、狗、猴、最后又成为人——大头婴儿。在西门闹沦为畜生的过程中,始终隐藏人的情感。小说在驴、牛、猪、狗的叙事中有着人的感情描写。这些转世的畜生,与他们的主人家庭成员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西门闹转世为驴以后说:

   尽管我不甘为驴,但无法摆脱驴的躯体。西门闹冤屈的灵魂,像炽热的岩浆,在驴的躯壳内奔突;驴的习性和爱好,也难以压抑地蓬勃生长;我在驴与人之间摇摆,驴的意识和人的记忆混杂在一起,时时想分裂,但分裂的意图导致的总是更亲密的融合。

   人畜融合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民间也认为,动物都是通人性的。民间故事中的牛郎织女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个故事中的老牛甚至比人类还要通灵,它们的预感还要早于人类。人与动物的生活交织在其他作家那里也有表现,如萧红的《生死场》,人与动物的感情也很深。在当代文学中,动物的拟人化表现往往是在童话和儿童文学中才有。《生死疲劳》中的动物驴、牛、猪、狗等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关。在农村,这些动物是农民的命根子,重要的生产工具,是家庭成员中的一个。在小说“狗精神”一篇中,莫言认为“狗与人的世界毕竟是一个世界,狗与人的生活也就必然地密切交织在一起。”③相比较而言,《生死疲劳》中的人与畜的描写是超验的,他们在精神和心灵上都是互通的,比以往那些神话和童话中的动物描写,感觉更细腻。西门闹脱胎为驴以后,不仅它落到了熟悉的蓝脸的家里,而且它还不断为保护做人时的亲人而踢腾。西门闹变驴以后见到他的妻子白杏伏在他的坟上哭泣,想喊叫她,但是话语出口,仍然是驴鸣。它挣扎着想用人声与妻子对话,但发出来的仍然是驴的声音。不过。尽管如此,它的亲人也认出了投胎成驴的西门闹。西门闹的妻子白杏认出了转世为驴的西门驴,她向它叙说衷肠:

   掌柜的,我知道你已经变成了一头驴,但即使你成了一头驴,你也是我的掌柜的,你也是我的靠山。掌柜的,只有你成了驴后,我才感到你跟我心心相印。你还记得你生下来那年的第一个清明节与我相遇的情形吗?你跟着迎春去田野里剜野菜,跑过我栖身的看坟屋子,被我一眼看见。我正在偷偷地为公婆的坟茔和你的坟茔添新土,你径直跑到我的身边,用粉嘟嘟的小嘴唇叼我的衣角。我一回头,看到了你,一头多么可爱的小驴驹啊。我摸摸你的鼻梁,摸摸你的耳朵,你伸出舌头舔我的手,我突然感到心中又酸又热,悲凉混合着温暖,眼泪夺眶而去。我朦胧的泪眼,看着你水汪汪的眼睛,我看到倒映在你眼中的我,我看到了你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熟识的神情。……

   这段倾诉感人肺腑。如果说白杏认出西门驴是第六感的话,那么,蓝脸与西门牛的心灵感应更加超验。蓝脸的西门驴被饥民杀死后,他又到集市上去买牛,他一眼就相中眼睛长相与西门驴一模一样的一头小牛,他认定这头牛就是西门驴转世,对它倍加爱惜。西门牛对主人蓝脸也是忠心耿耿,至死也不背叛主人。人民公社让西门牛去为公社耕地,但是西门牛的犟劲上来了,它也像蓝脸一样坚持要单干,不肯为人民公社出力,不管人们怎么打它就是不动,直到被人打伤烧死。西门牛转世变成了猪,而饲养员正是西门闹的妻子白氏。莫言说,西门闹随着不断投胎转世,身上的人性的东西逐渐减少,动物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过去的事情慢慢淡忘。但是他写到狗的时候,还是很超验的描写。狗小四能够送蓝解放的儿子上学。整个行为过程就像人类一样:叫醒熟睡的学童,侍候学童吃早饭,领他过马路,绕近道上学。它还能够闻到主人的情人的味道。狗小四甚至还组织了一场广场聚会,全县城的狗都来到天花广场狂欢。小说把狗的世界写得像人的世界一样惊天动地。通过人畜感应的超验描写,小说完全摆脱了现实主义的要求和所谓的真实性局限,获得了一种空前的叙事自由和艺术想象。

   三、民间理想的张扬与沦陷

   莫言《生死疲劳》有很多美好的幻想,写人们在枯燥乏味的生活中瞬间的沉醉。其中提到“莫言”写过一篇梦幻般的小说《撑杆跳月》,回忆他在猪场养猪时的生活,因为在一次婚宴上喝了酒,感觉身体有些飘飘然。他看到空中的月亮,想象自己奔月而去,悬在澄澈无边的空中。醉酒狂欢,应证了尼采的论断。尼采提倡的就是酒神精神。他认为,有一种心理前提是艺术家不可或缺的,那就是醉。他断然说:“醉须首先提高整个机体的敏感性,在此之前不会有艺术。醉的如此形形色色的具体种类都拥有这方面的力量:首先是性冲动的醉,醉的这最古老最原始的形式;同时还有一切巨大的欲望、一切强烈情绪所造成的醉;酷虐的醉:破坏的醉;某种天气影响所造成的醉,例如春天的醉……”④尼采认为艺术就要有一种醉酒的感觉和表现。莫言深明其道。他写《酒国》是醉:在《生死疲劳》中写“猪撒欢”也是醉。在醉中想人之未想,在醉中见人之未见。

   在农村土生土长的莫言,最了解民间与民情和农民的喜怒哀乐。小说以调侃的方式表现农民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距离。可以说是“心想天高,命如纸薄”,令人伤感。第三部“猪撒欢”中“莫言”是一个重要角色,在养猪场里工作。小说这样嘲笑地写道:“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这样的人竟混成了作家,据说在北京城里天天吃饺子。……”民间的乌托邦想象就是如此的朴实!《生死疲劳》表现民间理想方方面面,主要的是民间潜存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但是他们的理想往往遭受沦陷。在叙述西门闹变猪的过程中有一段典型的描写:

西门闹……念你前世为人时多有善举,为驴为牛时又吃了不少苦头,本殿这次法外开恩,安排你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投胎,那里社会安定,人民富足,山明水秀,四季如春。你的父亲现年三十六岁,是那个国家里最年轻的市长。你的母亲,是一个温柔美丽的歌唱演员,获得过多次国际性大奖。你将成为这两个人的独生儿子,一出生就是掌上明珠。你的父亲官运亨通,四十八岁时就会当上省长。你的母亲,中年之后会弃艺从商,

成为一家著名化妆品公司老板。你爹的车是奥迪,你娘的车是宝马,你的车是奔驰。你这一辈子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交不完的桃花红运。……

   但是,阎王老子又一次耍弄了我。

   这是民间最日常的想象。百姓在无边的苦海中总是会有片刻的闲暇做做这种白日梦,但是梦醒之后仍然是严酷的现实。西门闹希望下次转世投胎能有一个美好人生,父亲有权势,母亲美丽漂亮,荣华富贵,应有尽有,时代的物欲全部实现。没想到这次变成了一头猪。他的理想又一次沦陷了。一下子从天上摔到地下。

   民间理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原欲,即性的欲望表现。我们看到,民歌几乎都是情歌,承载着民间的乌托邦情结。小说对此有大量的描写。其中写得最动人的是西门驴与母驴韩花花。西门驴喜欢母驴花花,它能闻到花花留在空气里的情感信息,追踪着花花的足迹。在小河边,它闻到了花花的气味,西门驴被激动起来,小说写道:

   我的心脏狂跳,撞击着肋骨,热血澎湃,亢奋到极点,无法长叫,只能短促地嘶鸣。我的爱驴,我的宝贝,我的最珍贵的,最亲近的,我的亲亲的驴哟!我恨不得抱着你,用四条腿紧紧地夹着你,亲你的耳朵,亲你的眼窝,亲你的睫毛,亲你的粉红的鼻梁和花瓣般的嘴唇,我的至亲至宝,哈气怕化了你,跨着怕碎了你,我的小蹄子驴啊,你已经近在咫尺。我的小蹄子驴啊,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西门驴找到了花花,但是花花身边却有两只大狼。经过西门驴的拼命搏斗和两头驴的密切配合,它们战胜了两头狼,最终实现了理想的交合。它们希望永远在一起,天公地母都无法将它们分开。然而,西门驴最后还是像许多公驴一样避免不了被阉割的命运。小说第六章写西门驴与花花“柔情缱绻成佳偶”,到第八章就写“西门驴痛失一卵”。西门驴最本能的东西被无情剥夺了。

   在小说中,西门驴不断地转世,表现出生命的挣扎和对不幸命运的不屈的抵抗,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也表现了民间对于希望和理想的顽强不衰。虽然希望和理想一次次破灭,命运一次次遭到嘲弄,但是民间理想不灭,其中轮回转世就是支撑民间理想生成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从这点来看,《生死疲劳》深刻地把握了民间的文化命脉。

   四、对历史的戏说与还原

   莫言认为,“对历史的过分倚重,实际上是压制了作家的想象力”。他极力回避浩然与柳青式的对农村合作社史的写作,希望超出以往的农村合作社题材的写作。同时他也认为,“真正的奇幻文学应该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扩展。”⑤奇幻的细节就是开在冰冷岩石缝隙中的小小花朵。莫言又希望更加真实地把握这段历史。从总的大趋势上,小说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但从细节上又超出了历史的现实感,辩证地表现了历史荒诞与真实的两面性,完成了对历史的戏说与还原。小说运用超验角度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新的审视和幻想性书写,超越了既往的现实主义小说。

   《生死疲劳》通过西门闹的灵魂转世,先后变幻为驴、牛、猪、狗、猴等动物来看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方面揭示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本质,一方面也表现这段历史的荒诞性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模糊性。《生死疲劳》在“猪撒欢”一篇中戏说的成分尤其突出。莫言对“文革”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他说:“‘文化革命’在我们小说里也好,历史教科书里也好,肯定是反动的,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对文化的破坏。但它让我们这些孩子也有很多正面的感受:热闹,欢天喜地,生活变得非常丰富。今天公社书记到这儿来游街批斗,明天学校里面两派来辩论,每到集市就是狂欢节,各派的红卫兵游街的、示众的、辩论的、贴大字报的、武斗的,对这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是非判断的,到处彩旗飘飘,也有一些正面的回忆。”⑥他对“文革”的童年记忆就是热闹。“文革”期间,农村与城市的表现的确有不同之处,相对而言,城市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莫言相信和忠实自己的感觉,他不愿人云亦云,他以狂欢的姿态戏说那个时代。在这部分写作中,“莫言”似乎格外活跃,写到“莫言”的笔墨相当多。在莫言的笔下,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游戏的时代,每个人、每件事都好像游戏一般。洪泰岳和金龙想把西门屯的猪场办成全县、全省甚至全国的典型,上演了一出出喜剧、闹剧。为了让猪更精神,他们给猪喂酒。西门猪喝了两斤酒以后,就想唱歌、跳舞,放开喉咙,发出了怪异的叫声,还上到了一棵杏树上。小说写道:

   我知道金龙这小子希望我在树杈上酣然大睡,我睡着了就可以由他那张能把死猪说活了的油嘴胡说八道,但我不想睡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为猪召开的盛会,这大概是第一次。

   参观西门屯猪场的队伍来了,看到躺在树上睡觉的西门猪,想看看它的表演。西门猪在树上撒了泡尿。参观的人群中竟有人说:“真是一头好猪,应该授给它一块金质奖章!”西门猪得意起来,想做一个高难动作,结果却从树上摔了下来。这是一个猪玩闹猪上天的时代。莫言把“文革”时期写成了一个猪狂欢的时代。如此戏说,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生死疲劳》叙事立场有一定倾向性,但是叙事角度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角度的,是一个众语喧哗的状态。西门闹在一九五○年被枪毙了。他不服气,一直在喊冤:

   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懈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

   西门闹被杀头是有些冤枉,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代表新时代主人的洪泰岳,他的话同样义正词严,不可移易。洪泰岳是西门屯最高领导人。在过去,正如西门闹所说,“洪泰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那时是标准的下三滥,社会的渣滓,敲着牛胯骨讨饭的乞丐。”然而他的身份一公开,竟然是高密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地下党员,他曾经为八路军送过情报,铁杆汉奸吴三桂也死在他的手上。他在宣判西门闹罪状的时候,代表人民政府,也是庄严的:

   西门闹,第一次土改时,你的小恩小惠,假仁假义蒙蔽了群众,使你得以蒙混过关,这次,你是煮熟的螃蟹难横行了,你是瓮中之鳖难逃脱了,你搜刮民财,剥削有方,抢男霸女,鱼肉乡里,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搬掉你这块挡道的黑石头,不砍倒你这棵大树,高密东北乡的土改就无法继续,西门屯穷苦的老少爷们就不可能彻底翻身。现经区政府批准并报县政府备案,着即将恶霸地主西门闹押赴村外小石桥正法!

   西门闹在与洪泰岳的交锋中和争论中,说出了事情的本质。西门闹知道自己时运不济,他虽然对洪泰岳一百个看不起,但他不得不承认,天意不可违。他也知道与洪泰岳没有具体的冤仇,只是时代使然。他说:

   如果你们不来斗争我,也会有别人来斗争我,这是时代,是有钱人的厄运势。

   洪泰岳心里也很清楚,他说:

   我作为个人,非常敬佩你……但作为革命阶级的一分子,我又必须与你不共戴天,必须消灭你,这不是个人的仇恨,这是阶级的仇恨。

   莫言认为,“过去的小说我觉得毛病就在于善恶太分明了,人性是非常复杂的,再好的人也有动物性的一面,再坏的人也有人性的一闪现。”对于洪泰岳,莫言说,“洪泰岳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还是当成好人来写,尽管他有坚定的‘左’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我认为是不对的,但他是真诚的,他不是个投机派。”⑦不仅是洪泰岳,在小说中,各个角色都从自我的立场出发进行充分的发言,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自己的道理。在不同的讲述中,呈现出历史的迷雾,以及人的迷茫。正如小说所言,“那时的世界,本来就是一锅糊涂粥,要想讲得清清楚楚,比较困难。”⑧可见,小说的叙事方式还是源于表现对象的复杂性,作家内心的困惑和迷茫所致,并非随意选择的叙事策略。《生死疲劳》运用超验想象与叙事狂欢的方式,深刻揭示了历史的荒诞与真实混合的双重性。

   注释:

   ①⑥⑦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132页,第181-182页,第164页。

   ②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说莫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③⑧莫言:《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第145页。

   ④[德]尼采《悲剧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中译本,第319页。

   ⑤莫言、严锋:《文学与赎罪》,《说莫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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