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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林:郭小川如何拯救灵魂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政治运动的雾霾又笼罩着神州大地,这种阶级斗争的PM2.5的数值,不是以几十、几百来计算的,而是成千上万!翻开当时的报章,基本上是些顺口溜和快板书之类“普罗”文艺的东西。新月派、九叶派等等受西方现代诗潮影响的诗人被剥夺了手中的笔。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36岁的郭小川以一种战斗者的姿态、宣传鼓动员的身份跃上了文坛。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在追求较高艺术质量的同时,还总想保持些许个性。

   然而纵观他并不太长的21年的创作生涯,可以看出他走了个马鞍形,即从追求自我,到失去自我,最后回归自我、“拯救自己的灵魂”。

   一、从追求自我到自我迷失

   探讨郭小川艺术道路的文章已经很多,我只概略地梳理一下。

   1955年郭小川奉调中国作协,并不是以作家身份;虽然他发表了几首诗产生了轰动效应,但作协的领导及大作家们是并不承认的。郭小川当时想的是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大作家。一个必备的条件是要有艺术个性,即独特的创见。这就需要一点儿独立思考。郭小川是想保持一点儿独立思考的。比如,上边让他写“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他实事求是地认为:够不上反党集团,最多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结果被斥为右倾。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1958年,他因为不同意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作协内部受到批判。据他在文革中的检查交代,1958年4、5月间,郭小川曾公开表示,他不同意“驯服工具”这种提法,认为这样不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郭全集》第12卷P104)。据大周明讲:1958年6月,作协在文联大楼属于作协的那几层,辟出406、408两间办公室张挂大字报,专门批判郭小川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的错误。众多作家纷纷表态,有人说“我们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2003年6月10日采访大周明)郭小川虽然口头认错,说是当时不知道是刘少奇说的话,但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这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是写作了一批比较有个性的作品,像《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以及《望星空》等。因为,在1942年延安的审干及抢救运动中,他的新婚刚一个月的妻子杜惠(我的母亲),即因批评领导而被当作特务在中央社会部监狱中单独关押两年半,这种巨大的刺激不可能不在他的心里留下很深的烙印。

   他这种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的反感、对被冤枉者的同情,一经流露,虽然委婉隐蔽,还是被敏感的斗士们察觉了,于是遭到迎头痛击。最厉害的一次是1959年作协召开的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专门批判赵树理和他等6人。如今重看当年的会议记录,批判者用词之尖锐、上纲之高,与文革并无多大区别。给被批判者造成的心理伤害是严重而且持久的。郭小川虽然较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多一层保护壳,但还是不得不转向,他痛感“政治太可怕”,认识到人性、走向自我等等都是修正主义的东西,离得越远越好。从此再也不敢涉及人性、受冤屈者等题材了。唯一还能保留的是在题材的有限选择上——即使在1965年大兴阶级斗争的年代,一、对学雷锋这样的题材他不积极;二、他不愿意写阶级斗争的题材。你要我歌颂毛、歌颂毛泽东思想,可以,但对上述两类题材他保持着距离。但统观那个时期,郭小川确实有一段时间迷失了自我,所以他那时写的东西,都是颂圣的,今天看来并无多大价值。

   还有一点也不能忽视,就是出于对权力斗争的厌恶,他到作协6年后,一直“不安心工作”,不想当领导,闹着要调走——只想当一个普通写作者。他因为对作协某掌权者的专横跋扈不满,有一次竟然拍了桌子,爆了粗口“混蛋!”……这是因为,郭小川一辈子没有官瘾,没有真正掌过权,权力的腐蚀不能说没有,但比较轻。

   二、没有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就没有文学艺术

   文革初期,郭小川当然也被裹入对领袖盲目崇拜的狂潮,他也狂热地迷信过毛泽东,甚至说过“我把能够找到的江青同志的文章和讲话都认真学习过了……”。1970年我写了一首盲目歌颂领袖的长诗,以我6、7岁时在中南海给毛泽东送苹果为引子,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是“将一改过去不支持你写诗的态度,全力帮助你改好这首诗”(郭小川1970年11月底复我的信)这是他的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当然不能站在今天的道德高地上苛责于他。

   1973年,他还在努力地“跟上革命队伍”,自告奋勇地跑去国家体委帮忙,写作歌颂毛在长江游泳的长诗和赞美庄则栋的报告文学《笨鸟先飞》,希望自己能尽“铅刀一割”之用。不料,江青竟然指鹿为马:“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2003年6月10日采访大周明)并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下令立即成立中央专案组对郭进行审查。

   正是这长达一年半的审查,促使郭醒悟。郭在1974年4月份被责令返回咸宁干校接受专案审查时,曾在宿舍里气愤地摔了一个杯子,骂道“太不像话了!”(2003年6月采访大周明)漫长的500多天里,他痛定思痛,认识到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不仅不允许有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连颂圣都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么剩下的只有文学艺术的死灭。他开始认识到,愚忠不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学艺术家的品格。在同时期写作的《秋歌》中,他这样写道:“我曾有过迷乱的时候,于今一想,顿感阵阵心痛。”正是他真实心理的写照。他写的五言诗中的后四句是这样的:“日边云有色,窗下笔无声。当年越溪女,何不采芙蓉?”意思就是暗指江青及“四人帮”只是依傍着毛才有了权势,而自己因为受到迫害而无权写作;江青本不过是“越溪女”(越溪边上的洗衣妇,暗喻江青曾在上海一带活动过),典出王维《西施咏》“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她并无才学、更无治理国家的能力,只会种地(采芙蓉),意思是说江青该干嘛干嘛去吧!

   那时,他还曾对我的妹妹郭晓惠讲了毛对王蒙态度前后三次的变化,表示“毛主席有时候……”接着伸出手,做了反复翻掌的动作,说:“跟不上啊!”实际上是对毛的一些做法表示不理解,想“紧跟”却做不到。这表明他已经有了初步的觉醒、开始踏上回归自我的道路。毛死后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写作对毛的悼诗,但写了200多行,还是写不下去了。对照他写作周恩来的悼诗是那么动情、那么迅速,这次却无比艰涩,难以终篇。其真正原因正在于他对毛有了看法,于情于理他都无法再违心地写下去了。

   在1975年下半年,他的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时,他就给中央写了万字长文,详细而尖锐地指出了当前党的文艺政策的问题,提出恢复文联、作协等12条建议。经胡乔木转送邓小平。(见钟灵回忆文章)同年,他在写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的信中说:不仅是党的文艺政策出了问题,而且是党内出了问题。这就是指的“四人帮”。

   最后,他引用马克思的话:“不管怎样,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虽然那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一旦宣布审查结束,他“没有任何问题”,他仿佛霍然而愈,立刻精神百倍,投身到和“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不分昼夜地奔波,找这个人谈话,与那个人交心——他受命“了解情况、组织队伍”,明知这样做有极大的风险,他还是毫无畏惧。果然,“四人帮”及其文化部的爪牙雷霆般的打击接踵而至了。郭小川虽然死于1976年10月的一次意外,但显然与长期受到迫害有决定性关系。

   三、什么是真正的人的生活?

   我们今天纪念郭小川,引申出的一个现实的、切近我们每个人的话题,就是:在饥饿时代成为历史,温饱阶段已经过去的今天,我们应当追求更高的目标,追求高质量的生活。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生活?不仅仅是拥有豪车美宅、每天饫(yu,音玉)甘餍肥,更非娱乐至死、吸食大麻之后的飘飘欲仙,而是要过真正的人的生活——即有丰富的精神生活——首先是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其次,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纳税、政府为我服务),还有,就是免除恐惧感。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北岛)

   如果在生活中“跋前疐后、动辄得咎”,毫无缘由地就被抓起来、专案审查、失去自由;或者,在单位(干校),总有人指斥说:“我要是有枪,把你们都‘突突’了!”在家里,家人时不时地当着外人大声喝斥你“郭小川,你还要不要搞社会主义!?”……这样的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吗?可见罗斯福总统说的“四大自由”中“免除恐惧的自由”是多么珍贵、多么重要!我们经历过文革那种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有责任将这些不堪回首的事实真相告诉年轻人……

   郭小川最后所向往、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解放,吃喝是次要的,健康也是次要的,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生活——自我实现:“拯救我的灵魂”!

   灵魂即自由的思想,是谁也剥夺不了的,除非自己缴械投降,相对于拯救灵魂,那就是自甘奴役、自我沉沦。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顾鲁迅先生写于1918年7月的一段名言: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残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残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我之节烈观》)

   (此稿本是我在郭小川诞辰95周年纪念会的发言,因故未发,现又作了补充修改。)

   2014年10月—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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