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政治运动的雾霾又笼罩着神州大地，这种阶级斗争的PM2.5的数值，不是以几十、几百来计算的，而是成千上万!翻开当时的报章，基本上是些顺口溜和快板书之类“普罗”文艺的东西。新月派、九叶派等等受西方现代诗潮影响的诗人被剥夺了手中的笔。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36岁的郭小川以一种战斗者的姿态、宣传鼓动员的身份跃上了文坛。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在追求较高艺术质量的同时，还总想保持些许个性。
然而纵观他并不太长的21年的创作生涯，可以看出他走了个马鞍形，即从追求自我，到失去自我，最后回归自我、“拯救自己的灵魂”。
一、从追求自我到自我迷失
探讨郭小川艺术道路的文章已经很多，我只概略地梳理一下。
1955年郭小川奉调中国作协，并不是以作家身份;虽然他发表了几首诗产生了轰动效应，但作协的领导及大作家们是并不承认的。郭小川当时想的是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大作家。一个必备的条件是要有艺术个性，即独特的创见。这就需要一点儿独立思考。郭小川是想保持一点儿独立思考的。比如，上边让他写“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他实事求是地认为：够不上反党集团，最多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结果被斥为右倾。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1958年，他因为不同意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作协内部受到批判。据他在文革中的检查交代，1958年4、5月间，郭小川曾公开表示，他不同意“驯服工具”这种提法，认为这样不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郭全集》第12卷P104)。据大周明讲：1958年6月，作协在文联大楼属于作协的那几层，辟出406、408两间办公室张挂大字报，专门批判郭小川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的错误。众多作家纷纷表态，有人说“我们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2003年6月10日采访大周明)郭小川虽然口头认错，说是当时不知道是刘少奇说的话，但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这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是写作了一批比较有个性的作品，像《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以及《望星空》等。因为，在1942年延安的审干及抢救运动中，他的新婚刚一个月的妻子杜惠(我的母亲)，即因批评领导而被当作特务在中央社会部监狱中单独关押两年半，这种巨大的刺激不可能不在他的心里留下很深的烙印。
他这种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的反感、对被冤枉者的同情，一经流露，虽然委婉隐蔽，还是被敏感的斗士们察觉了，于是遭到迎头痛击。最厉害的一次是1959年作协召开的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专门批判赵树理和他等6人。如今重看当年的会议记录，批判者用词之尖锐、上纲之高，与文革并无多大区别。给被批判者造成的心理伤害是严重而且持久的。郭小川虽然较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多一层保护壳，但还是不得不转向，他痛感“政治太可怕”，认识到人性、走向自我等等都是修正主义的东西，离得越远越好。从此再也不敢涉及人性、受冤屈者等题材了。唯一还能保留的是在题材的有限选择上——即使在1965年大兴阶级斗争的年代，一、对学雷锋这样的题材他不积极;二、他不愿意写阶级斗争的题材。你要我歌颂毛、歌颂毛泽东思想，可以，但对上述两类题材他保持着距离。但统观那个时期，郭小川确实有一段时间迷失了自我，所以他那时写的东西，都是颂圣的，今天看来并无多大价值。
还有一点也不能忽视，就是出于对权力斗争的厌恶，他到作协6年后，一直“不安心工作”，不想当领导，闹着要调走——只想当一个普通写作者。他因为对作协某掌权者的专横跋扈不满，有一次竟然拍了桌子，爆了粗口“混蛋!”……这是因为，郭小川一辈子没有官瘾，没有真正掌过权，权力的腐蚀不能说没有，但比较轻。
二、没有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就没有文学艺术
文革初期，郭小川当然也被裹入对领袖盲目崇拜的狂潮，他也狂热地迷信过毛泽东，甚至说过“我把能够找到的江青同志的文章和讲话都认真学习过了……”。1970年我写了一首盲目歌颂领袖的长诗，以我6、7岁时在中南海给毛泽东送苹果为引子，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是“将一改过去不支持你写诗的态度，全力帮助你改好这首诗”(郭小川1970年11月底复我的信)这是他的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当然不能站在今天的道德高地上苛责于他。
1973年，他还在努力地“跟上革命队伍”，自告奋勇地跑去国家体委帮忙，写作歌颂毛在长江游泳的长诗和赞美庄则栋的报告文学《笨鸟先飞》，希望自己能尽“铅刀一割”之用。不料，江青竟然指鹿为马：“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2003年6月10日采访大周明)并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下令立即成立中央专案组对郭进行审查。
正是这长达一年半的审查，促使郭醒悟。郭在1974年4月份被责令返回咸宁干校接受专案审查时，曾在宿舍里气愤地摔了一个杯子，骂道“太不像话了!”(2003年6月采访大周明)漫长的500多天里，他痛定思痛，认识到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不仅不允许有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连颂圣都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么剩下的只有文学艺术的死灭。他开始认识到，愚忠不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学艺术家的品格。在同时期写作的《秋歌》中，他这样写道：“我曾有过迷乱的时候，于今一想，顿感阵阵心痛。”正是他真实心理的写照。他写的五言诗中的后四句是这样的：“日边云有色，窗下笔无声。当年越溪女，何不采芙蓉?”意思就是暗指江青及“四人帮”只是依傍着毛才有了权势，而自己因为受到迫害而无权写作;江青本不过是“越溪女”(越溪边上的洗衣妇，暗喻江青曾在上海一带活动过)，典出王维《西施咏》“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她并无才学、更无治理国家的能力，只会种地(采芙蓉)，意思是说江青该干嘛干嘛去吧!
那时，他还曾对我的妹妹郭晓惠讲了毛对王蒙态度前后三次的变化，表示“毛主席有时候……”接着伸出手，做了反复翻掌的动作，说：“跟不上啊!”实际上是对毛的一些做法表示不理解，想“紧跟”却做不到。这表明他已经有了初步的觉醒、开始踏上回归自我的道路。毛死后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写作对毛的悼诗，但写了200多行，还是写不下去了。对照他写作周恩来的悼诗是那么动情、那么迅速，这次却无比艰涩，难以终篇。其真正原因正在于他对毛有了看法，于情于理他都无法再违心地写下去了。
在1975年下半年，他的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时，他就给中央写了万字长文，详细而尖锐地指出了当前党的文艺政策的问题，提出恢复文联、作协等12条建议。经胡乔木转送邓小平。(见钟灵回忆文章)同年，他在写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的信中说：不仅是党的文艺政策出了问题，而且是党内出了问题。这就是指的“四人帮”。
最后，他引用马克思的话：“不管怎样，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虽然那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一旦宣布审查结束，他“没有任何问题”，他仿佛霍然而愈，立刻精神百倍，投身到和“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不分昼夜地奔波，找这个人谈话，与那个人交心——他受命“了解情况、组织队伍”，明知这样做有极大的风险，他还是毫无畏惧。果然，“四人帮”及其文化部的爪牙雷霆般的打击接踵而至了。郭小川虽然死于1976年10月的一次意外，但显然与长期受到迫害有决定性关系。
三、什么是真正的人的生活?
我们今天纪念郭小川，引申出的一个现实的、切近我们每个人的话题，就是：在饥饿时代成为历史，温饱阶段已经过去的今天，我们应当追求更高的目标，追求高质量的生活。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生活?不仅仅是拥有豪车美宅、每天饫(yu,音玉)甘餍肥，更非娱乐至死、吸食大麻之后的飘飘欲仙，而是要过真正的人的生活——即有丰富的精神生活——首先是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其次，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纳税、政府为我服务)，还有，就是免除恐惧感。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北岛)
如果在生活中“跋前疐后、动辄得咎”，毫无缘由地就被抓起来、专案审查、失去自由;或者，在单位(干校)，总有人指斥说：“我要是有枪，把你们都‘突突’了!”在家里，家人时不时地当着外人大声喝斥你“郭小川，你还要不要搞社会主义!?”……这样的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吗?可见罗斯福总统说的“四大自由”中“免除恐惧的自由”是多么珍贵、多么重要!我们经历过文革那种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有责任将这些不堪回首的事实真相告诉年轻人……
郭小川最后所向往、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解放，吃喝是次要的，健康也是次要的，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生活——自我实现：“拯救我的灵魂”!
灵魂即自由的思想，是谁也剥夺不了的，除非自己缴械投降，相对于拯救灵魂，那就是自甘奴役、自我沉沦。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顾鲁迅先生写于1918年7月的一段名言：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残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残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我之节烈观》)
(此稿本是我在郭小川诞辰95周年纪念会的发言，因故未发，现又作了补充修改。)
2014年10月—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