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本应在称谓上冠以著名二字，可料想邵先生不喜欢当下因滥用而贬值的“著名”，便“这厢免礼”了)交往十几年了，早就想写写他，可迟迟未动笔。去年受文友之邀参与编辑《北京杂文》时，我分工负责专访杂文名家的“脸谱”栏目，在所列的专访名单中，邵先生列为“首席”，可我所写的人物在“脸谱”上已亮相好几个了，而邵先生仍迟迟未露面……个中之因，正如章诒和女士在为邵先生的大著《别了，毛泽东》所作序言中写的：“多少天，多少次，电脑打开又关闭，久久不能落笔，人发呆，心发怵……像个劣等画家面对无比辽阔的天空一样束手无策。邵燕祥和他的诗文，就是那无比辽阔的天空……高邈，湿润，清澈。两眼看得到，伸手摸不着。”章女士这段话，引起我的强烈共鸣。我心目中的邵先生，真是那样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令我只能抬头仰望他而难以俯首写下他。
邵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是声名远播的诗人，他的诗集《歌唱北京城》和《到远方去》，曾得到许多对“新中国”满怀美好向往的年轻人的喜爱和传诵。那时我尚未出生，无缘与邵先生结交，不过在日后那个“不平凡的岁月”，我却道是无幸却有幸地与邵先生结下“生死之交”——就在我出生的1957年夏季，他因几十篇“毒草诗文”而被打成右派“死”去了(邵先生在《沉船》中自述“我死在一九五八”，其“死因”是这年二月他因右派问题而被“开除党籍”)。我们这个“生死之交”，虽只是处于“冥冥之中”，可它与我们后来的交集似有一定因果关系。邵先生“起死回生”——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由诗人“转向”成为杂文家，而我大约是在那个“不平凡的岁月”被传染了右派分子的“毒素”，与“姓右”的杂文(有不少文人因写杂文而被打成右派，邵先生的几十篇“毒草诗文”中就有多篇杂文)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缘分。上世纪80年代正是我步入杂文界的“初级阶段”，也是我与杂文的“热恋期”，那时逛书店最爱买的是杂文集，阅读报刊最爱看的是“花边文学”，而这时正是邵先生杂文创作的高峰期，他在众多报刊发表的脍炙人口的杂文，最让我爱不释眼……就这样，杂文使我们结缘，我们因杂文相聚。
1998年我移居北京后终于见到心仪已久的邵先生。现任《求是》杂志副总编的朱铁志是我来京前就已结识的好朋友，他热心引荐我拜会了邵先生和其他几位老一辈杂文家。我和铁志有个“君子协定”，即在每年的年头和年尾，邀请京城老一辈杂文家聚会。与会成员是经老先生们自主议定的，都是他们话可投机的“同志”。经常出席的有邵燕祥、曾彦修、牧惠、王春瑜、王得后、王学泰、柳萌、陈四益等，有时还请到漫画家丁聪、方成和大律师张思之，教授钱理群、学者资中筠、作家朱正也偶尔光临。与这些老先生相聚，不仅使我“不亦乐乎”，而且耳濡目染他们的学识和风度，使我在为文和做人上双双受益。我原以为邵先生这样的名人大家不易接近，可第一眼见到他，那慈祥的面容、儒雅的举止、幽默的谈吐，使我感到他是多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在诸位老先生中似乎从不充当主角，但他见缝插针似地插话，是那样机智风趣、那样入木三分、那样恰到好处，常常引起满堂笑声和由衷赞叹。难怪章诒和说自己在聚会时老喜欢挨着邵先生坐，他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内在魅力，确实有非凡的吸引力。我与他交往久了，确有“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每次聚会时，老先生们总要向我表示一下谢意，常坐首席的方成先生，以惯有的幽默说：杂文家聚会难得花公款，我们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而坐在旁席的邵先生，一般都不言语，只是冲我会心一笑……大约正因我是心甘情愿自掏腰包的“喜羊羊”，聚会的环境和气氛显得宽松自如，老先生们无拘无束、谈笑风生，无论是古往今来的朝中大事，还是个人生活的趣闻轶事，都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和难忘记忆。
聚会时偶尔得到邵先生赠送的杂文新著，让我如获至宝。我对他的杂文尤为钟爱甚至偏爱，认为他的杂文，既有鲁迅风骨，又有胡适风范;他文如其人，文字表面虽“语不惊人”，字里行间却“于无声处听惊雷”;每读他的杂文，我都情不自禁地联想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诗句。他的一些杂文名篇，我是经常反复诵读的，譬如《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娘打儿子”论》、《检阅天安门》等，我有如读“老三篇”一样认真，不过当年读那“老三篇”是形势所迫，如今读邵先生的这些杂文名篇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前不久《四川文学》开设杂文名家“精选小辑”，该刊编辑卓慧女士托我向邵先生约稿，他授权我操办此事，我在他的几个杂文选本中挑了自己最喜欢的6篇名作，我既没向邵先生讨要这几篇文章的电子版，也没使用案头的扫描机，而是“亲自动手”在电脑里将它们一一打出来。妻子见状大呼不解，认为我这岂不是是自讨苦吃?可我乐此不疲，感觉到把邵先生的文章一字一句地打入电脑里，同时也一字一句地打入我的大脑里，这样一来真正是铭心刻骨了。老实说，让我如此用心的杂文和杂文家，除了鲁迅就只有邵先生了。
在近年我与邵先生较为密切的交往中，无论即席谈话或邮件往来，其主要内容却并非杂文，而是文史随笔。步入晚年的邵先生，开始了他的“找灵魂”之旅——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反思自己为何从一个热心参加革命、热诚书写颂歌的“积极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揭露和批判极左年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人身迫害和灵魂摧残。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随笔的手法陆续写了一系列“邵氏反思录”：《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别了，毛泽东》等，出版后在思想文化界引起较大反响;他在著述中真实地叙述、诚恳地表白、深刻地反思、无情地解剖、善意地警示、殷切地期望，赢得了那些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认同和尊重。
当许多人还在鬼迷心窍地信奉“娘打儿子没有错”、幽灵附体地“巴望好皇帝”为人类创造幸福……邵先生则以针砭时弊的杂文予以痛击，大声疾呼“切不可”;当一些人仍然把祸国殃民的“反右”和“文革”等等政治运动的历史责任，统统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而他们从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摇身一变为受害者和旁观者，以“一切向前看”为由不肯反思历史，甚至以“宜粗不宜细”为由掩盖历史真相……邵先生则以随心所欲的随笔进行剖析，他秉承鲁迅之风，不单严于解剖别人，更严于解剖自己，他说：“面对当年的自己，不能不痛切地感到，自己的历史是自己写的，尽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时左右着我的手腕以至心灵。”他毫不隐讳地披露自己当年心甘情愿地接受思想改造、满腔义愤地参与批判胡风等等“自毁形象”的言行，他说：“我以为，以真相和本色示人，强似苦心孤诣以角色面具装扮和美化自己。既然已经悟到过去一个历史时期内的自欺欺人之可悲，那么，除了遵循求真和求实的原则，还有什么能在有生之年减少新的遗憾呢?”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政开明，知识分子迎来了姗姗来迟又匆匆离去的“早春天气”，一些有识之士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历史反思，以期中国能够告别愚昧专制的黑暗过去、走上民主自由的光明前程。巴金及其《随想录》被当作这段历史的标杆，他勇于说真话，尤其对自己所欠下的“历史旧账”，既不“瞒账”，也不“赖账”，坦诚地表示道歉和忏悔，从而赢得人们的尊敬和颂扬。不过我认为，巴老毕竟受时代的局限和自身所处地位的束缚，他由身不由己而心不由己，导致其反思仿佛意犹未尽，其批判也似乎留有余地。相比之下，邵先生在“找灵魂”的路上，却不为任何名利所累，“赤条条”地“上下求索”，既“无所谓”又“无所畏”地追寻真理。因此，他的反思是系统而又深入的，他的批判是坚决而又彻底的。他在《找灵魂》中自述道：“我也到所谓晚年了吧，这才发现：只有自由思想、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独立人格，才是一个人的灵魂。”当他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灵魂时，才会那样决绝地与那个让他“失魂落魄”的人“别了”。
我在几年前以《我为何“幸灾乐祸”》获得“杂文选刊杯全国征文大赛”二等奖之后，不知为何突然感到在杂文写作上“江郎才尽”了，于是将读书和写作的兴趣转向文史随笔。这一转，恰好与邵先生到达同一“彼岸”——我成了他“找灵魂”的追随者。他较早出版的《沉船》和《找灵魂》，我手头没有，不好意思找他要，跑了京城几大书店也没买着，后来多亏喜欢网购的妻子从孔夫子旧书网店里购得。他的新著《别了，毛泽东》在境外出版后，苦于手头没多余的书送我，便给我发来此书的电子版。我去年暑期随参加小提琴比赛的儿子究究到台湾，专程去书店买到此书，为了保证顺利过“关”，特将此书放在与儿子很要好并一起进行二重奏比赛的女琴伴默默的小旅行包里，她“目标”小，包里的“违禁品”没被发现，最终顺利到达我的书柜里。在一次聚餐时我特意携带此书，敬请邵先生签名留念，他在附言中写道：“学武托人从境外购(带)来,盛情可感。”《四川文学》发表过我一篇随笔《网上买书“奇遇记”》，其主要内容就是我求购“邵著”的有趣经历。
正是受邵先生的影响，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成为我近年来读书写作所关注的焦点。我选择了自认为是当代知识分子悲剧人物中最值得研究的胡风先生，作为我涉猎文史随笔写作的“开山之人”。我费时两年多写成《谁分宗派故谤伤——胡风“宗派主义”问题再反思》，考虑到自己是初学者，对“处女”的模样能否见人和能否“嫁得出去”，心中无底，便小心翼翼地将文稿发给几位较为亲近的文友，请他们评判和批评。资深杂文编辑王乾荣先生大约是我此文的第一个读者，他很快作出反应，在鼓励我的同时对一些错别字和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给予指谬并纠正，之后又在一次文友聚会时进行“隆重推介”，不过未能引起文友们的注意。我把此文反复修改后，想起是时候该向邵先生求教了，他曾就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写过文章，有与众不同的见解，我还引用了他的一段有关论述，因此认为他对我的文稿是最有“发言权”的。果然他在收到我的文稿后，很快就回复了一封长达两千余字的信，既用“谈‘宗派’一文甚得吾心”鼓励我，又用“有几点技术性的意见供参考”对文稿的不足之处一一指正，还附其旧作《有个集团又何妨》让我参考。而且，当他得知我此文在《随笔》送审遇阻未能刊用时，便热心地将《粤海风》推荐给我，嘱我把文稿发给该刊主编徐南铁先生。我原来孤陋寡闻，没读过《粤海风》，经邵先生介绍后，才知道它在国内外文化批评界享有很高声誉，是一家既有严肃学术味又有活泼文学味的知名刊物。我没按如今的“潜规则”请邵先生向徐主编“引荐”我一下，便将《谁分宗派故谤伤》和随后写的《胡风与储安平的异同》发给徐先生。我与他素昧平生，可他认文不认人，收到文稿后即在当期(2012年第4期)刊发了后一篇，此后又陆续刊发了我的“胡风系列”：《胡风为何没入党?》、《消除隔膜未可期——胡风与周恩来的“恩恩怨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偶然”发生的吗》。我能在胡风研究和写作上小有收获，与邵先生对我热心扶掖和热情鼓励是分不开的。
邵先生在《找灵魂》“解题”中写道：“找灵魂的路，好艰难啊。我愿与一切找灵魂的‘过客’们，一起相扶掖彳亍前行。”我作为一个晚辈，虽算不上找灵魂的“过客”，但邵先生找到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灵魂，也同样是我辈需要寻找的。在“找灵魂”的路上，邵先生是开山辟路的先行者，我愿见贤思齐做个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