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八十年代以来，鲁迅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鲁迅身上被涂抹的意识形态油彩得到了清洗。鲁迅愈来愈成为纯学术研究的对象，鲁迅研究也愈来愈经院化。——这当然意味着鲁迅研究的成熟。
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鲁迅研究的衰朽和危机。在鲁迅愈来愈成为纯学术研究的对象的同时，鲁迅也愈来愈成为一个与现实无关的人；在鲁迅研究愈来愈经院化的同时，鲁迅研究也愈来愈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
并没有一堵墙把鲁迅的时代与今天隔绝开来。鲁迅曾说他置身的时代是一个“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时代”。而今天的鲁迅研究者所置身的时代，也是这样的一个“大时代”。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作为鲁迅研究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鲁迅书”，是否本身就构成对鲁迅的嘲讽？
2
对鲁迅的否定，有一种是流氓式的。这种流氓式的谩骂、攻击，在鲁迅生前就很多见。在今天，则以王朔为代表。对这种流氓式的否定，应该是连眼珠都不转过去。如果确信鲁迅是一棵参天大树，又何须提着壶开水去浇那试图撼树的蚍蜉。再说，鲁迅如果不被王朔这样的人所憎恶，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而王朔如果不朝鲁迅这样的人吐口水，王朔也就不成其为王朔。
如果意识到王朔实质上是刘邦、朱元璋、魏忠贤这类人的后人，如果意识到王朔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流氓文化在当代的代言人，就很能理解王朔为何与鲁迅有仇了。
3
对鲁迅的另一种否定（说“质疑”或许更合适）可称为学理式的，来自于持自由主义尺度者。
鲁迅与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着严重的分歧。在鲁迅加入“左联”后，则起码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处在了一种敌对的地位。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鲁迅有过种种质疑。例如，梁实秋在《“不满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便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唯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鲁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冲突，原因是复杂的。长期以来，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把这种冲突以及其中的是非曲直简单化了。
鲁迅与胡适、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冲突并未成为历史。今天，来自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对鲁迅的质疑，某种意义上便是胡适、梁实秋们对鲁迅质疑的继续。
当然，时光毕竟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中国社会也如烧饼一般被翻烙过几回。鲁迅和胡适们当年各自所怀有的希望，有的落空，有的实现；而他们当年各自所怀有的担忧，有的幸而未成为现实，有的则“不幸而言中”……在这新一轮的“大时代”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鲁迅的冲突重新浮出海面，其中的是非曲直应该更清楚些了。
在今天，来自自由主义立场的对鲁迅的质疑，是值得鲁迅研究界认真对待的，我甚至想说，这种挑战是严峻的。对于“‘不满现状’，便怎样呢？”这样的质问，鲁迅当年没有正面作答。鲁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理想，并没有一种中国在社会政治的意义上“应该如何”的理念。因此，针对梁实秋的质疑，他只能说：“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如果说，当年梁实秋们的质疑自有鲁迅来回答，那在今天，当同样的质疑指向鲁迅时，鲁迅研究界自应做出回答；如果说，鲁迅当年的回答自有其合理性，那在今天，再像鲁迅那样回答“便怎样呢？”的质疑，便远远不够了。
笼罩着鲁迅和同时代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尘埃其实已经落定。对一些重大问题，我们应该比当年的自由主义者看得更清楚，也应该比当年的鲁迅看得更清楚。
4
现在的鲁迅研究，很多都是在鲁迅止步的地方，顺着鲁迅的逻辑指向，向前推进。鲁迅的怀疑主义，鲁迅的悲观主义，鲁迅的虚无主义，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鲁迅的生命哲学，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开掘，一种发挥，甚至可以说，是对鲁迅的一种“发展”。
这种开掘，这种发挥，这种发展，当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基本上是一种向内的推进和开掘，或者说，基本上是一种“人本”意义上的推进和开掘。在鲁迅犹疑的地方，在鲁迅止步的地方，向外，亦即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发挥和发展，推进和开掘，是否可能？
对鲁迅所关注的“国民性”问题，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研究成果。然而，“国民性”的形成与数千年来的社会政治制度有没有关系？有着怎样的关系？要“改造国民性”，仅靠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是否有效？
从鲁迅著作中拈出“立人”二字，当然体现了研究者的慧眼。但鲁迅主张“立人”是一回事，鲁迅认为“人”怎样才能“立”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立人”，当然有赖于人自身的觉醒，有赖于人内在的充盈，有赖于人自身主体性的建立。然而，仅有内在的条件，“人”便能“立”得起来吗？“人”之“立”与外在的政治经济制度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立人”是否需要有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保证？
等等，等等，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我觉得推进和开掘，发挥和发展还很不够。
其实，对“国民性”与外在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关系，鲁迅并非不曾注意过。试举一例。写于1933年的杂文《沙》中，鲁迅指出：“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不仅“小民”如沙，各级官员也“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在这里，鲁迅便把“国民性”的形成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直接联系起来。封建专制制度是因，“小民”的“像沙”是果。既然专制制度必然把民众“治”成沙子，那么，要改变“一盘散沙”的状况，要改造不能团结的“国民性”，就必须改变政治制度。只有建立一种不再把民众“治”成沙子的制度，只有建立一种确保了“立人”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的制度，“沙聚之邦”才最终可能“转成人国”——鲁迅固然没有把话说到这一步，然而，顺着他的逻辑指向，不是很自然地就能发展到这一步么？
2000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