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没有读《合肥四姊妹》之前，我只熟悉作者金安平的夫婿史景迁的作品。史景迁是欧美研究中国史的奇才，他能以优美流畅的文笔，将通过严谨考证的中国历史娓娓道来，读过他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等等一系列作品，那种源于强烈人文意识的对中国历史的有情观照无疑是史景迁的作品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看上去似乎有些跑题，为什么讲到《合肥四姊妹》之前，我先讲到的是史景迁呢，因为当我读完这本书之后，书里书外都让我感到文化传承的一种内在而神秘的特质。
当学界认为史景迁这样的欧美历史学家由于没有在中国本土生活的经验从而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先天的“隔”，进而质疑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的深度和把握的准确性时，我想说的是，其实他们也有为国内的历史学家所欠缺的某些“不隔”之处。对于历史的体认，因为某种特殊的际遇，他们触摸和把握到的历史比本土的历史学家所认识的要更丰富，更细腻，更直观，也可能更接近历史本身。
比如书中四姊妹里的老四张充和与她的丈夫傅汉思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是史景迁在耶鲁的老师。傅汉思是德裔美国人，1947年来到中国学习汉学，在北大结识了沈从文，因而认识了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他热烈地追求这个学问精深的中国闺秀并且获得成功，两人于次年结为夫妻并远渡重洋。后来傅汉思入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而张充和也在耶鲁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由此张充和开始在异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其中有一颗种子在一个学生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个学生就是史景迁，而《合肥四姊妹》的作者金安平正是他的妻子。这种文化的因因相承，文化精神气韵的流转不息，不一定是埋首经卷的历史学家们所能感受得到的。
金安平在序言中这样描述面对面的交谈中张充和给她的印象：
我很尊重她，又有点敬畏。充和因学识渊博而颇有名望，人们会因艺术、书法及中国戏曲史方面的问题向她请益······我们实在太过浅薄，无法领略充和的渊博。
作为最重要的传主，张充和是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大家闺秀，但又不仅于此，她和那些不能主宰自身命运的旧家庭出身的闺秀们又截然不同，她完全地掌握着自身的命运，而不是被旧的世界所拖累。尽管她的姐姐们都是受到西式教育的民国新女性，而她更像是晚清的闺秀，但她甚至走得比姐姐们更远，选择嫁给了一个“胡人”，傅汉思是美国加州阳光下长大的西方男子。这种奇异的缘分看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若读了《合肥四姊妹》，这种选择也不难理解。就像沈从文的《边城》中的故事一样，看上去翠翠的爱情悲剧是由那么多“不凑巧”促成，其实决定了翠翠和二佬爱情命运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湘西地方文化民俗促成的那个宿命（翠翠的父亲为地方上军人应有的荣誉而自杀，由此翠翠母亲生完翠翠后自杀殉情。到了翠翠这一代，傩送亦因为名誉而离开）。张充和的人生选择里其实也有着文化传统促成的宿命。只不过宿命在这里由“不凑巧”翻转成了“凑巧”。其实所谓“不凑巧”就是“凑巧”，即一切都是偶然。只不过我们欢迎偶然而来的喜，就说那是凑巧，有感到幸运的意思。我们痛苦于这偶然而来的悲，就说那都是“不凑巧”。可是宿命仅仅是偶然的吗？
沈从文说过“历史是一条河”，河里流动不息的是“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这种对历史的有情观照，从沈从文到张充和，到傅汉思，史景迁，金安平，他们的思考和文字之中似乎都有一种隐在的呼应和承传。
金安平特别强调，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了解曾和张充和谈论过的一种境界——“悬”。用张充和的话说，就是“凌空”。她说，书法大家善用手腕表达“悬”，出色的昆曲演员则将其化在姿态之中，而优秀的诗人，能用文字传达这种境界（见《合肥四姊妹》序言）。读完整本书后，我仔细揣摩“悬”的意味，以为金安平在呈现四姊妹命运的同时，其实意在探讨中国女性的命运，文化传统的命运。所谓“悬”（“凌空”）即是这命运呈现的某种偶然与必然。
二
书的开篇是从母亲陆英的婚礼开始的。这是个旧式士绅大族之家的婚礼，极尽铺张，以至于在陆英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家妇女还津津乐道于这场盛大的婚礼。而新娘陆英也完全符合传统社会所塑造的“静女”的理想标准。“静女”一词来自《诗经》，在《诗经·国风》中有这样的诗歌：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
在十八世纪的清代学者章学诚看来，“静女”代表的是一种妇学传统。所谓妇学，最早是培养女史、女祝的教育，在周朝的时候女性可以当皇室的史官（女史）和礼仪祭祀官（女祝），这些女性必须言辞和文字都谨慎典雅得体。章学诚认为：“妇学之目，德容言功。郑注言为辞令，自非娴于经礼，习于文章，不足为学，乃知诵诗习礼古之妇学，略亚丈夫”（见章学诚《妇学》）。显然，她们可以像男性一样具有学识，并且具有为社会认可和尊重的身份和地位，这是具有特殊社会地位、能参与社会事务的一类女性。然而后世君王不再任用女官，女性不能如男性一样运用学识来为国家和君王服务，而越来越退缩到家庭的小圈子中。一直到近代中国，舞文弄墨的旧女性并不受到鼓励，甚至被认为是轻狂而炫耀的。但也不能忽视的是，具有学问知识的妇女在历史上也一直存在，并且在男性世界独放异彩，呈现出不同于一般传统女性的命运。而另一方面，“静女”成为了传统社会塑造理想女性的一个文化符号。“静女”的特点是贞静谦和，谨守礼节，也有一定的学问和见识。与其说张家姐妹是“最后的闺秀”（张允和著有《最后的闺秀》），不如说她们是最后的“静女”：受到旧式家庭的规训，才貌双全，深受传统文化滋养。如叶圣陶所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就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
在《合肥四姊妹》书中金安平以合肥数一数二的大家族——由官至直隶总督的张树声所开创的——张氏家族的历史，向我们集中展现了以张家四姐妹为中心的晚清民国转型期新旧女性的现实境遇。现实生活中的旧式女性们根本没有被传统文化理想塑造出来的“静女”所蕴含的那种从容、典雅，即便有，也是面子上的。作为里子的她们的生活真相局促、艰辛甚至悲惨。哪怕是张家姐妹深深爱敬的母亲陆英，出身名门，嫁给的也是高门大族，却深深为生育所苦，婚后十六年里，有十一年在怀孕生子，生育耗尽了她的青春年华和健康。当生的第四个还是女儿的时候，她抱着没有奶吃的女儿在楼下筋疲力竭地一起哭泣。
那个时代的女性，她们已经习惯了对于艰难命运的隐忍，这也是礼教对于闺秀的规训成果。下层妇女的命运则更其不幸而且感觉麻木。张元和的保姆陈干干的第五胎女孩生下来的时候，一落地，母亲就捡起胎衣蒙在婴儿脸上，几分钟以后婴儿就死了。而母亲照样过着日子，绝无悔意。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那年年成差，娃娃养不活，不如让她早点去重新投胎，投到好人家去。而这样杀死自己亲生骨肉的母亲另一方面却又能为自己带大的主人家的孩子付出全部的母爱。张家的孩子都有自己的保姆，全是二、三十岁就成了寡妇的女人。她们为了生活抛家别子，不可思议地把对自己孩子的母爱全部给了主人家的孩子。
至于出身低微而又有才貌的女子有怎样的命运呢？四妹张充和的养祖母识修的女婿对随妻陪嫁过来的丫鬟有兴趣，想要娶她作妾，这个聪明美丽的丫鬟没有其他出路。如果选择作妾，她侍奉的小姐也就是现在的元配夫人会对她充满怨恨，最终她如《红楼梦》里的紫鹃一样选择出家，主人家为此向尼姑庵里捐了一笔钱，在某种意义上她有了一个“家”，而这已经是相对宝性（这个女子出家后的法名）来说很不错的生存方式了。
而识修自己的丈夫张华轸去世时，他的小妾选择了绝食殉节，只是这种为古人所褒扬的道德风范里面充满的是现实的考量。由于这个妾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丈夫去世她也就失去了所有依靠。如果她选择殉节，至少在死后，她能拥有一定的地位，因此她决定殉节成为节妇，当然家人也尽一切可能成全她这一美德。而夫人识修成了另一类节妇，她洁身独处直到离开人世。
张家出了很多位寡妇。这些寡妇的命运极其悲惨和令人匪夷所思。比如张充和父亲的兄弟张华斗的长子很早就订了婚，但在婚前一年就去世了，未过门的未婚妻这时仅十三岁，但是双方家长都认为她已经是孀妇，她不得再嫁。等到她从未见过面就已经去世的未婚夫的弟媳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双方父母就安排她过门。于是在同一天内，她抱着亡夫的灵位成亲，几个小时后换上一套衣服正式过继她妯娌的儿子，这样她的亡夫就不至于绝后，然后到晚上时，她又穿上丧衣奉命在灵前举哀，这样冷酷地用礼教杀人的例子今天读来还是令人心寒。
近代中国传统礼教训导妇女守节，将守节作为妇道最重要的原则，其中有着避免因为男方去世女方再嫁而造成财产流失、后代无人抚养等麻烦的现实考虑。在这种本质上是为了家族利益的考量中，妇女的幸福成了不值一提的社会牺牲品。因此贞节被塑造为一种美德，是礼教对于传统社会妇女的规训，而并不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理想正直的道德状态。从张家的历史就可以看到贞节和正直的道德理想并不是一码事。在这些寡妇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合人情的守节生活甚至扭曲了这些女性的心理。在张家旧女性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张充和的叔祖母识修，她因为信佛，得以超越旧时寡妇的孤单痛苦绝望，过着一种诚心守仁有信仰的生活，广为族人和地方人士的尊敬。
书中叙述了民国初期的高门大族里地位高贵和低微的旧式女性的种种真实境遇，一路读来让人感到窒息和恐怖，让人想起张爱玲《金锁记》里那个将儿女幸福彻底摧毁的疯狂寡妇曹七巧。这些女性的命运就像大宅院的高墙内那些阳光照不到的阴暗之处。人们在为古典世界里的典雅端庄而流连赞叹时，往往忽略了阴暗处的角落让人生出的幽幽寒意。这正是文化的吊诡之处，除了三妹张兆和决绝与旧时代告别以外，张家姐妹们对此深怀乡愁的那个过去的温情世界恰恰是旧时代女性悲苦命运在不断被复制出来的冷酷世界。
三
沈从文写过一篇小说《新与旧》，写的是一个从晚清活到民国的刽子手杨金标，他面对新旧不同时代杀人行刑的标准、对象和方式不知所措，感到信仰坍塌的惶惑、迷茫和恐惧。其实从这个刽子手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自己后来的影子，也可以借此来诠释所有处于社会转型时代的知识者对于新与旧的复杂情感。
乐益女中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个新事物，它是由张家姐妹的父亲张武龄所创立并维持，在1921年到1937年的十六年间，张武龄为他创办的新式女校花费了二十五万银元的巨资，这足以证明张武龄对于创造新世界的热情。他为学校写的校歌流露出这个20世纪初期的大士绅真诚的愿望：“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近大同”。张家姐妹的幸运在于她们在自己开明、慈爱的父亲的支持下摆脱了母亲那一辈旧女性的命运复制，她们得以在父亲创办的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得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对象。她们是民国早期的一批新女性，但她们不是一无所有、夺门而去的娜拉以及和旧家庭一刀两断的子君。她们有一个开明的富有的旧式家庭。因此她们在新与旧之间努力寻找某种平衡，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也许正因为她们没有决绝地和文化传统决裂，她们反而得以走得更远，直到今天她们一袭旗袍、端然而立的闺秀形象，仍然让芸芸众生倾慕向往，所谓“轻裾不碍夕阳斜，相逢仍薄影，灿灿映飞霞”（张充和词作《桃花鱼之二》）。
四姐妹中，相对而言只有三妹兆和不那么眷恋过去。张兆和始终远离那些浮华奢侈的事物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她相信简朴是美好的，从小没有人娇宠她，她也不似姐妹们那么具有对艺术的痴迷与天赋。
她在民国新式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中更产生了对旧社会、有产阶级的反感。当她的姐妹们沉迷于传统艺术时，她却在接受训练，为参加学校年度运动会的全能项目而准备。而体育在那个时代往往被视为强国之途。可以说张兆和是姐妹中相对而言最具有现实感，具有社会政治热情的，只不过已婚女性必须为家庭献身的命运让她无法体现自己这一方面的社会价值。这也能解释她为什么会与有着独立思想和强烈自我意识的丈夫沈从文之间存在心灵上的隔膜。当沈从文面对新时代的到来，于疯狂与死亡的边缘痛苦挣扎彷徨时，张兆和在49年后却能很快适应新环境，穿上列宁服，融入时代潮流，成为两个孩子的骄傲（见沈虎雏《团聚》）。我们可能低估了这一鲜明的对比带给49年以后的沈从文的压力。更具有意味的是，当沈从文在新时代的标准面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放弃个人化的自由创作时，张兆和反倒成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她成了评判文学价值的人”（见《合肥四姊妹》）。
张兆和是姐妹中最务实的，这是深爱她的丈夫沈从文所感到遗憾的。但同时沈从文也很佩服妻子这一点，因为他自己的生命像云一样飘忽无定，如果没有张兆和的守常务实、朴素严谨，他那放纵性情的自由个性无法想象最后会导向什么结局。在新与旧之间，张家姐妹们分别作出了自己的抉择。这些选择不是偶然，从她们的少女时代就已经可以看出某些端倪。而张充和作为最后的“静女”的代表，她的命运最深刻地具有着某种关乎文化传统传续的文化意味。
四
张充和在战时重庆期间写就的词作《临江仙·桃花鱼》被认为是她最好的诗词作品。
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描就春痕无著处，最怜泡影身家。试将飞盖约残花，轻绡都是泪，和雾落平沙。
散尽悬珠千点泪，恍如梦印平沙。轻裾不碍夕阳斜。相逢仍薄影，灿灿映飞霞。
海上风光输海底，此心浩荡无涯。肯将雾縠拽萍芽，最难沧海意，递与路旁花。
桃花鱼是一种栖息在淡水中的水母，在嘉陵江沿岸的岩石间有这种美丽的生物，生长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比生活在海中的水母小，如有星状花纹的玻璃。它的形态几乎可以作为张充和所言“凌空”之境的象喻：它几近无物，清灵透明，如同一抹春痕，在半空中没有着落。这是它的局限所在，没有可以依存的根基，转瞬即逝，但这自由的生物却有一颗“浩荡无涯”的心，在即将向晚的夕阳中，依然以它轻灵的身影舞出与红霞相辉映的灿烂。这种“凌空”的姿态，“悬隔”的境界，是张充和所追求的，也可以说是她的全部生活状态的本质。
张充和从六岁到十六岁的近十年中，每天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除了中间用午餐的一个小时和节假日外，都在房子里不间断地学习古典文化，诸如四书、《汉书》、《史记》之类，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她是从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女子，不似另一著名才女林徽因，受到过英风美雨的洗礼，有着和中国传统闺秀完全不同的昂扬明快的调子。而极为精致华美的昆曲艺术几乎成为张充和用来安顿心灵的所在。“回到苏州，父亲带我去戏园看昆曲，我才发现许多曲本我都读过。我常在很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我读过的一幕，或在一个唱段里认出我熟悉的词句。这种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引我入了昆曲的门”（见《合肥四姊妹》）。
在重庆抗战的战乱时代，她就已经感到她所来自的世界已经面目皆非，她无所依凭，正如这“描就春痕无着处”的桃花鱼，但张充和也并不彷徨，她并不在意身处何处，即使在最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她也用最好的笔墨来静静研习书法。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当人们为生存而发愁明天时，这个静安从容的女子却坐着车穿过人群集市，到沈尹默家里去学习书法。传统文化赋予她的根深蒂固的情致心性已经融入她的生命，“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她只是一个小女子，却因了传统文化的浸润有了浩荡无涯、不拘于时的胸怀。同是美女加才女，和林徽因的华美耀目如太阳不同，张充和飘逸清傲，如光华澹秀的月亮。
张充和的一生都有为“客”的漂泊意识。现实生活中，她被寄养叔祖母家十多年，正当华年的时候又逢战乱，因此她会感慨“华年为客尽”，但是她不认为现实中的这个战后家园就是她理想当中的那个可以承载过去世界的家园。她既回不到过去，也清醒地知道自己走不进新的时代，无论新与旧都不是她的最好选择。她选择了一种“悬”的人生方式，远渡重洋、继续为“客”出于一种很自然的逻辑——“归去更乡思”。战乱之后回到故乡看到人物皆非、今不如昔，还不如人在天涯思恋关山阻隔的家乡，至少在梦里它还是完整的。作为“最后的闺秀”，她在异国用传统文化和昆曲艺术将过去的世界得以挽留，或者说得以让自己留在过去之中。
张充和自身的现实选择就是一种“悬隔”的状态，而在她也许认为这样一种无所凭依的“凌空”状态也许是保存那个“过去”的最好方式。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是在情感上，在精神上，传统并没有被阻隔，借助于学术和思想，它在不断地传承下去，虽然是在故土万里之外的异国。
从沈从文、张充和、傅汉思到史景迁、金安平，这是某种内在而延绵不尽的“传承”。所以，“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不隔”。由此我们也更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个与张家相关的极重要的历史人物——沈从文，他在49年以后的转行，在文化传统被割裂的大形势下放弃写小说，转而默默地用文物研究联接起历史文化传承的纽带，这是另一种方式的传承，是在极不自然的情形下以非凡的识见和勇气自觉承担了文化的使命。虽然张家姐妹，尤其张充和是这部作品显在的核心人物，但不在场的沈从文几乎成为这本书画龙点睛的意义所在。
总之，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女性的不幸和苦难在民国中真实的存在，看到离乱中人的命运“永恒的无常”（沈从文语），同时可以思索令张充和痴迷一生的“悬”的境界，以及关于中国文化传统如何传续的问题。对历史的有情观照是这本书的写作特色，这种观照并不仅仅因为金安平是在太平洋彼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关怀源于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着的那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眷恋与同情。而对于历史、文化的钟情关乎人类，不分国籍，无谓肤色。
还是沈从文说的那句话——历史，是一条河。
（金安平著凌云岚杨早译《合肥四姊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2012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
（不久前张充和女士去世，徒留怅惋于世人。特以此文纪念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