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文学和文化想象中的中国或东方，已经成为西方学界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钱钟书先生的论文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明确勾画出英国对中国的想象、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指出其中的误解和偏见。他的开拓性论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是英国建筑师和画家，他没有到过中国，他的中国题材绘画借用1793年访问中国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的画稿。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序里说，他在用中文写就、评说中国经典的《管锥编》之外，尚有讨论西方典籍、“以西文属草”的文稿，原来打算作为“外篇”写定。可是《管锥编》的稿本尚未完全整理出版，计划中钱先生这部西文著作更未能成书问世，实在深可惋惜。然而人事倥偬，钱先生虽有构想却未及濡笔的著作，又何止这一种。犹记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刚刚认识钱钟书先生时，他来信中自谓“宿愿中之著作，十未成一”。不过话又说回来，钱先生确曾发表过不少英文论文，文字优雅精妙，这一点可能并非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但我们要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和著作，就不能忽略他著作中这一重要部分。
钱钟书的早期英文论著
钱先生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在《清华周刊》等杂志上发表章，包用英文撰写的作品，其中展露出来的学识和才华得到诸多师友的赞赏。他早期英文论著中比较重要的一，是为李高洁（C. D. Le Gros Clark）翻译苏东坡赋撰写的序言。那篇序作于1935年，当时钱先生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也就在那一年，钱钟书考取庚款，与杨绛结后，一同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深造。据杨绛先生回忆，李高洁知道钱钟书到了牛津，还“特偕夫人从巴黎赶到牛津来相会，请我们夫妇晚饭”。
钱先生那篇序不长，总共不到十页，但却清楚勾画出唐宋文学流变以及苏东坡诗文的特点。钱先生首先指出，宋代相对于唐代更注重学问和道理，具有批评精神，但宋人“好寻根究底而不好玄思推理，多好奇心而少神秘感”（inquisitive rather than speculative,filled more with a sense of curiosity than with a sense of mystery）。总体说来，宋人的好学穷理“缺乏想象而又沉闷味”（A prosaic and stuffy thing theirs is, on the whole）。钱先生说，宋人之注重学问和道理，一方面表现在道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文学批评的兴起，所以宋代产生大量诗话，宋诗也有言理的风气，有善于刻画的特点。钱先生借用德国诗人席勒（F.Schiller）著名的说法，认为唐诗是素朴的（Naive）而宋诗则是感伤的（Sentimental）。他在序文中对宋人批评较多，说宋代诗人大多讲究才学，“最可恼大概就是他们的显示学问和好用典故，这使得欣赏宋诗即便在中国人当中，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少数人才可以享有的一种奢侈”（the luxury of the initiated）。但钱先生接下去突然笔锋一转，说苏东坡完全超越宋文学一般潮流，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天才。他评论说，东坡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的诗文从自然中来，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而相形之下，其他同时代诗人们字斟句酌、注重技巧，就显得小家子气，好比“近视者只见细节却大体模糊”（mere fussiness of the near-sighted over details）。钱先生赞扬东坡写诗作文似乎不假思索，不费力气，像大自然一样丰富多产，好像他随意挥洒，便可以做出好文来，真所谓“有上帝创造的万物在此（Here"s God"s plenty indeed!）”。熟悉英国文学的人一定知道，这句话出自十七世纪诗人和批评家德莱顿（John Dryden）之口，是他赞扬《坎特伯雷故事集》作者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话，钱先生把它借用来评论苏东坡，真可谓天衣无缝，再妥帖不过。接下去钱先生进一步论证说，在诗和文这两方面，东坡还只是发展前人的成就，但是在赋这一文类中，他却有许多前无古人的独创，是“自信以来最伟大的赋家”。钱先生讨论宋代文学和苏东坡作品，在好几处地方都拿欧洲文学里的例子来做比较或佐证，这已可以约略见出他后来《谈艺录》和《管锥编》的写法，而他这篇序英文写得文采飞扬，舒卷自如，常常暗用英国文学中一些名句，更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对西方学术和文化传统深刻了解
读钱钟书的学术著作，我们看见他不仅引用中国的历代经典和各类书籍，而且大量征引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好几种西方语言的著述。在近代中国的大学问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像钱钟书那样真正掌握那么多不同的西方语言，对西方学术和文化传统有那么深刻的了解，那么深厚的修养。现在一般读者都知道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短篇《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也有许多人知道他的《管锥编》、《谈艺录》和《七缀集》等学术著作，但是知道钱钟书英文著作的人，大概就不是很多。然而钱先生上大学时，在清华读的是外文系，而且当年考清华，数学只得了十五分，由于英文成绩远远超出一般大学生水平，国文成绩优异，清华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先生才特别破格录取了他。清华毕业后，钱先生在光华大学教英文，后来考取庚款，到牛津留学也是研究英国文学。1938年学成归国，钱先生在清华、蓝田师院等处也是任英文教授。抗战胜利后，钱先生在1945年担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英文《书林季刊》（Philobiblon），每一期都撰有论文和书评，有大量英文著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钱钟书和杨绛都调到文学研究所外文组，任研究员，后来钱先生因为清华同学乔冠华推荐，又被调去参加英译毛选的工作。据杨绛先生回忆，1954年钱先生翻译毛选的工作告一段落，回到文学研究所，当时文研所“外文组已经人满，钟书挤不进了”，所长郑振铎就把他借调到古典文学组，要他选注宋诗。杨绛先生回忆说：“钟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
我引这段话是想说明，钱钟书精通数种欧洲语言，英语尤其佳绝，他本来的志向是要做西方文学研究，在中文之外，还要撰写英文著作。钱先生后来用现代白话文创作的小说《围城》以及用典雅的文言写成的《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当然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学术研究做出的辉煌贡献，是我们了解他、研究他必读的书。但如果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英文著作，对钱先生的了解就总有所欠缺，对他的成就，也总是认识不足。现在国内学习英文的人越来越多，水准也逐渐提高，应该有不少人能直接读英文原著，可以欣赏钱钟书优雅灵活的英文文笔。如果有技艺高超的翻译家把那些著作译成中文，使更多读者能阅读欣赏，那当然更是一件好事。
钱钟书先生在《书林季刊》里发表的许多英文论文和书评，都写得非常精彩，他评论西方汉学新著的书评，往往指出其中浅解、曲解和误解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弊病，一针见血，痛快淋漓。他评论西方学者的书，经常援引西方经典著作中一些重要论述和看法，而那是西方大多数汉学家们自己不甚了然的。至于讲中国学问，钱先生比那些汉学家们，更不知要高出数十百倍。但钱先生认为中西文化可以互通骑驿，互作邻壁之光，所以十分注重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很留意中国引进西方文学和思想的历史。大概在1981年秋，我找到四十年代钱先生在《书林季刊》发表的英文论著，其中有一篇讨论第一首译成中文的外国诗，即美国诗人朗费罗（H. W. Longfellow）所作《人生颂》，而文章所论远远不止一首诗的翻译，却涉及中西文化交往中许多重要而且有趣的问题。据钱先生自己说，他当年曾经“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断”。我觉得那篇论文有很多精彩的论述，有发人深省的见解和看法，值得让更多读者知道，却埋没在一本旧杂志里，实在可惜，我于是表示愿意把文章译成中文。钱先生对自己的旧作总是不满意，经我一再敦促，才终于同意把那篇文章用中文发表。不过事隔三十多年，他又有许多新材料和新看法，可以增加新的内容，所以他告诉我不要翻译那篇文章，而决定把它用中文重新改写。这就是现在收在《七缀集》里的一篇论文，题为《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最先曾发表在香港《抖擞》和北大《国外文学》上。
研究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之第一人
在钱先生的英文论著中，较长也较重要的一篇，是他1935年至193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B. Litt.）所写的论文，题为《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这篇论文后来分为三部分，分别发表在1940年和1941年接连两卷《中国书目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上面。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收集了钱钟书、范存忠、陈受颐等几位中国学者有关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之中国的研究，集为一本英文书出版，其中就重印了钱先生这篇论文。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钱先生是详尽而全面研究这个题目的第一人。正如他在前言里所说，他选择这样一个研课题，先是由于读法国学者布吕纳蒂耶（Ferdinand Brunetiere）《批评论文集》第八集，由此而注意到皮埃•马丹诺（Pierre Martino）著《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一书，觉得颇受启发。与此同时，他写这篇论文也还因为不满意德国学者阿道夫•赖希魏因（Adolf Reichwein）著《中国与欧洲》一书，因为此书名曰欧洲，却基本上忽略了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布吕纳蒂耶、马丹诺和赖希魏因这些著作可以说构成了当时学术研究的一种环境，钱先生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选择他学位论文的研究课。大致说来，那个环境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法两国都逐渐兴盛起来的比较文学和文化史研究，这种研究开始注意到东西方的文学关系，以及西方文学里描绘的东方形象。吕纳蒂耶是法国文学史家，其《批评论文集》讨论法国文学的发展，其中涉及法国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关系，而皮埃•马丹诺的则专论法国文学中所描绘的东方。钱先借鉴法国学者的研究方法，把它用来考察英国文学里描绘的中国，这是非常认真细致的研究，而且在当时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所以具有开创性。钱先生遍英国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一一标出其中提到中国的地方，而且在这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梳理出英国文学中呈现的中国形象，勾画出这一形象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大体轮廓。
虽然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到过中国，对欧洲人认识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地理位置，有很大贡献，但那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当政的元朝，所以他对中国的汉字和整个汉文化传统可以说认识很少。在十六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之前，欧洲文字著述中即使偶尔有到中国的地方，也大多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虚构幻想，如著名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行记》提到“伟大的可汗的宫殿和珠宝”，就“差多全是神话式的幻想”。
钱先生指出，1589年出版的乔治•帕特纳姆《诗歌的艺术》“是在英文书中、也许是在任何欧洲书籍中第一次提到中国文学”。在那以后的英国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中，
就常有论及中国的地方。其中重要者有弗兰西斯•培根、瓦尔特罗利、罗伯特•伯顿、约翰•弥尔顿、托马斯•布朗等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在十七世纪英国，还有一部颇为奇特有趣的书，那就是约翰•韦布（John Webb）1669年发表的《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这里所谓“原初语言”（primitive language）或称亚当的语言（Adamic language），就是上帝造人之后，与最早的人类直接交流使用的语言。据《圣经》记载，亚当曾经用这种“原初语言”和上帝说话，也用这种语言来命名世间万物。可是后来人类堕落了，又修建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几乎要抵达天庭，上帝就使人类的语言混乱，使各民族讲不同的话，无法顺利沟通，也就不可能建成巴别塔。于是按照《经》的观念来理解，各民族语言不同是受上帝诅咒惩罚的结果，而人类如果能够找回已经丧失的“原初语言”，就有可能回到上帝造人之初那种完美理想的状态，重新过亚当和夏娃最初在伊甸乐园里那样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生活。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的神学家和学者们就一直在寻找这种“原初语言”，有人认为古犹太人的希伯莱语就是这“原初语言”，有人认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这“原初语言”，而翰•韦布则大胆提出，中国的语言文字就是人们一直要找的“原初语言”。他举出几点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第一，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停泊在东方，所以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保存了由诺亚传下来的大洪水之前的“原初语言”；第二，中国人从未参与修建巴别塔，所以他们的语言并没有受上帝的诅咒而混乱，他们可以读数千年前传下来的古代经典，可见他们一直保存了创世之初那“原初语言”。他更进一步论证说，因为中国人保存了“原初语言”，所以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欧洲更先进。韦布本人完全不懂中文，但他依据当时在欧可以见到的许多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作，竟写出这样一本讨论中国语言的书来，其中有关中文的看法当然荒诞不经，但他真正关切的是英国本身的状况，是用理想的中国来间接批评当时的英国和欧洲。近年来，韦布及其中国语言是“原初语言”的论述引起不少学者新的兴趣，如意大利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艾柯（Umberto Eco）在《寻找完善的语言》等著作里，就提到韦布这本书是在古埃及和以色列之外，把中国也纳入“原初语言”可能存在的区域里。还有英国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韦布赞扬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制度，目的在于批判英国，借理想的中国来树立“英国应该极力保持的那种社会政治一个无可指责的典范” 早在六十多年前，钱钟书先生就已指出了这一点，他肯定韦布是“第一个去解释中国的英国人，而不是仅仅复述‘旅行家见闻故事，他强调的是中国的文化方面，而对所谓中国风的大杂汇不感兴趣”。韦布并非专业汉学家，他书中当然有不少把中国理想化的言过其实之处，但钱先生褒奖他具有“国哲学家所谓能洞察价值所在的理性，所以比斤斤于事实的陈述，能够看得更深远。他赞扬中国哲学、中国政府体制以及中国语言，而不是中国的船只和枪炮，就最表现他价值取舍的标准”。
钱先生认为，在韦布之后，“到了威廉•坦普尔爵士，英国人的中国热达到了顶峰”。坦普尔和韦布一样，“对中国以哲学为王的政治振振有词地大为赞扬”。他不仅是“第一个论述中国园林的英国人”，由此对英国的园林艺术发生影响，而且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把孔子和苏格拉底相比，“开了当代历史学家们比较哲学之先河”。坦普尔尤其赞扬中国的文官制度，认为它实际上“远胜于欧洲哲人的思索推、色诺芬描述的社会组织、柏拉图的理想国，也胜过我们现代作家笔下的乌托邦或者大洋国”。钱先生指出，坦普尔深受耶稣会传教士影响，他根据传教士译写成的孔子学说撮要，“是到他那时为止以英文写成最为详尽的一份”。钱先生讨论了坦普尔有关中国园林的著作，特别对坦普尔发明的一个怪词Sharawadgi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认为那其实是中文字不大准确的译音，是“散乱”或“疏落”加上“位置”合成的一个词，其含义是中国园林艺术那种不重人为规划而重自然意趣的美，是那种“故意凌乱而显得趣味盎然、活泼可爱的空间”（space tastefully enlivened by disorder）。接下去钱先生讨论十七世纪戏剧文学里的中国，然后对整个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做出了重要的结论钱先生指出：“人们常说十八世纪的英国对中国盲目崇拜。但如果我们的考察不错的话，对中国高度赞美的是十七世纪的英国。我们以后有机会阐明，在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中国实际上被剥去了一切绚丽的光环。”这也正是钱先生不满意赖希魏因著《中国与欧洲》的地方，因为赖氏那本书以德法两国的情形为依据，笼统地认十八世纪是整个欧洲对中国充满赞美甚至崇拜的时期。钱先生则指出，“那种情形无论在德法两国如何属实，在英国却早已过时，绝然不同了”。
欧洲流行的中国风，在十八世纪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固然有所显露，但在学中却完全两样。钱先生说：“实际上，在文学中表露出来十八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与他们在生活中表露出来的恰好相反。说来也奇怪，正当对中的热爱在英国人生活中日渐高涨之时，它英国文学中却已衰退低落。”钱先生由此谈到文学与生活的不同关系，而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似乎是对其所由产生之社会环境的矫正，而不是这社会环境的反映”（seems to be a corrective rather than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milieu in which it is produced）。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提到中国，往往贬责多于赞，例如在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第二部里，就对中国有强烈的批评，而且“几乎为十八世纪英国对中国的批评定了调”。散文家艾迪生欣赏中国园林“藏而不露的自然美，诗人蒲柏也赞扬中国园林有“天然野趣”，这是受坦普尔影响，对中国还保持十七世纪相当肯定的态度。但后来的作者如贺拉斯•沃玻尔、威廉•沃伯顿、约翰生博士等，对中国的看法就很不相同。们对十七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赞扬表示不解，常常反过来故意对中国要作出严厉的批评，以显示自己与过去那个时代全然不同。时代的变迁也带动文学和审美趣味的变迁，在这里可以找到很明确的例证。哲学家休谟作为一个理性的怀疑论者，质疑天主教会的权威，也质疑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过分理想化的描述，所以他对中国的国民特性便提出许多批评，认为中国人保守而停滞不前，中的君主政体绝对专制。他的看法一方面代表了十八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普遍意见，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后来许多英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在十八世纪大量的文字著述中，在那兴起的各种杂志刊物中，或多或少涉及中国的地方真是不计其数。钱先生梳理大量材料，拣出当中所有提到中国之处，做了极为细致的研究，而这对于后来者研究相关题目，都是分重要的奠基性工作。不仅如此，钱先生对这些材料还一一作出评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带普遍性的重要结论。由于材料极为丰富，他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这部分论文，就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的结尾，钱先生总结说：“如果说十八世纪的英国人不像他们的十七世纪前辈那么欣赏中国，也不像他们同时代的法国人那么了解中国，们却比前两者都更理解中国。”这是指十八世纪英国学者们对中国的戏剧、文学、语言、哲学、园林和绘画艺术等等方面，都比他们的前辈了解得更多，更细致，而且把他们了解到有关中国的知识纳入到比较研究的范围里去。“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对中国文明总的评判，认为那是一‘静止不动的’文明。他们对中国人‘天赋’总的评判，认定其‘在科学上逊于欧洲人’。自安森勋爵的航行以来，他们对中国人性格总的评判，认为中国人‘狡猾而诡诈。至于说中国历史悠久，他们总的评判认为，那是一个‘自我吹嘘、自以为是的谎言’”。这与十七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尊崇相比起来，的确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钱先生最后总结说：“当时中国情调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十分流行，如果说这是对此的一种反动，那实在也未免矫枉过正了”。这当中还往往有英国人法国社会潮流的警戒和反动，所以对中国的肯定和赞颂，在英国是十七世纪达到高潮，十八世纪开始变化，在法国则在十八世纪达到高潮。由此可见，英国和欧洲大陆在很多方面并非一致，这一点也适用于我们讨论欧洲文学中所描绘的中国。
钱先生在论文的下篇，讨论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写中国题材的故事以及中国文学的翻译。从艾迪生在《旁观者》上发表的虚构的中国故事起，他逐一评论了许许多多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涉及中国的内容。其中重要者有高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著《世界公民》，钱先生认为那是“英语中最好的中国故事”。这部作品从一个虚构的中国哲人的观点来看英国，对中英两国的文化、社会和风俗习惯都作出评论。高尔斯密对中国既有肯定，也有不少中肯的批评，正如钱先生所说，“尽管高尔斯密对中国很感兴趣，他却从未丧失对中国的批评意识。如果确如塞尔斯（Sells）所论，是伏尔泰最先唤起了哥尔斯密对中国的兴趣的话，他却并没有像伏尔泰那样，变成了中国人的‘痴迷的赞颂者和官方辩护人’。”钱先生提到一些写中国却不着边际胡编乱造的作品，说明在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中国仍然是一个模糊而带强烈异国情调的形象。不过在十八世纪的欧洲——而不止英国——作家们据杜赫德著《中华帝国全志》所译述的《赵氏孤儿》，改编成不同版本的悲剧，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比较研究课题。意大利和法国的作家都改编过此剧，尤其是伏尔泰的改编本很有影响。钱先生指出，在英国，德莱顿曾打算写此题材的剧本，塞特尔和罗切斯特两人都已经改编了《赵氏孤儿》剧本，“甚至高尔斯密也生拉硬扯把它写进《世界公民》第十七封信里去”。钱先生详细讨论了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和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两种改编本，也特别提到高尔斯密对墨菲改编本的评论。高氏认为“伏尔泰用法国诗歌全部绚丽的色彩来妆点一个中国戏剧的情节；但是他越是成功，就越偏离了东方原著那种冷静和朴实”。墨菲受伏尔泰影响，但“偏离得更远，情节变得越欧洲化，也就越完美”。这些话表明高尔斯密对东方文学的看法，认为和欧洲文学传统相比，中国文学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和色彩，同时也说明这些欧洲的改编本把中国故事欧洲化，离原剧相去甚远。
钱钟书相信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互了解，共同生存
钱钟书先生评论十八世纪真的或伪托的翻译，认为其中“最伟大的作品”应该是珀西-尔金森（Percy-Wilkinson）所译《好逑传》。珀西本人并不懂中文，但依据当时可以得到的第二手资料，他对中国却有相当广博的了解。钱先生说，他“或许是自约翰•韦布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知识最广博的英国人”。他认为珀关于中文和中国诗的意见颇有新意，并引用珀西的话说：“任何民族越接近原始天性的状态，其风俗和观念就越少而简单，不难设想，其诗歌对于的民族也就越浅显易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国人生活在更多政治的限制之下，或者比他们更远离自然态--所以中国诗的美妙与别的诗歌相比，必定最不能翻译成其他语言，尤其不能翻译成诸种欧洲语言，因为其语汇与之相差太远，彼此完全格格不入”。这话很有道理，可以说讲出了翻译中国诗的根本困难所在，不过珀西所编的《中国诗文杂著》基本上正是翻译的翻译，是从文和德文的译文再转译成英文的。十八世纪末，英国派马嘎尔尼为特使到中国谒见乾隆皇帝，虽然那次他并未完成在北京设使馆、与中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使命，但在那以后，国人对中国却迅速加深了各方面的了。不过正如钱先生所说，“自从马嘎尔尼勋爵出使中国以来，汉学在英国就成为一种专门学科，而对专业化的惩罚就是，专业学生们对这门学科了解得越来越多，一般公众之关切也就越来越少。这个课题也就不再是人文文化关怀的一部分了”。十九世纪殖民主义扩张的时代，
英国和整个欧洲都越来越鄙视贫弱的中国，欧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偏见一直续到二十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渐改变过来。不过这是就一个时代的大趋势而言，其实在任何时候，西方人对中国和东方，都可能存在互相矛盾的不同看法和观念，而在十八世纪英国对中国普遍的贬责和偏见之中，也并不是没有公平善意的意见。钱先生认为随马嘎尔尼到过中国的约翰•巴娄（John Barrow），其所著书就比较公允合理。所以钱先生说：“当我们合上约翰•娄的书，结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时，我们不无欣慰地想到，十八世纪是带着未来中英关系的好兆头结束的”。钱钟书先生相信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互了解，共同生存，所以他最后不取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谓“东方西方永不相见”的丧气话，而赞许地引了歌德（Goethe）的乐观诗句来为整篇论文作结，坚信“东方和方，再不能分离（Sind nicht mehr zu trennen / Orient und Okzident）”。
钱钟书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全面、最详尽的
钱钟书先生论文划定的研究范围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而在这范围之内，他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全面、最详尽的。近年来，西方文和文化想象中的中国或东方，已成为西方学界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有不少论文和专著发表。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著《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迈克拉斯（Colin Mackerras）著《西方人的中国形象》，耶斯伯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著《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等，都颇受读者欢迎。我自己也曾撰文讨论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并在文中引用了钱钟书先这篇论文。钱先生的论文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明确勾画出英国对中国的想象、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指出其中的误解和偏见。就材料的详实可靠说来，这篇开拓性的论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起指导作用，值得国内学界和读者们注意。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有一位英国学者到北京访问钱钟书先生，钱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提到此事，说这位著名学者“乃研究中西交通史者，出其著作相，皆引我牛津论文《China in the Eng. Lit. of the 17th and the 18th Cent.》（按即《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书），全不知我曾作小说etc.，亦见专门学者之心无二用矣。杜牧诗所谓‘山僧全不知名姓，方识空门气味长’”。
由此可见，钱先生固然不否认学者的专门学问和专心致志，但他认为学术论文和文学创作并非毫不相干，尤其在既从事文学创作、又能做学术研究的作者，学术和文艺更不可截然分开。这位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只知道钱钟书的英文论文，却完全不知道钱先生小说，固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知道钱钟书的小说或中文著作，而全然不知道他曾研究过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岂不也同样是偏枯不全吗？国外的钱钟书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就，《围城》已经有主要欧洲语言的译本和日译本，《七缀集》里一些论文已经有英文和法文译本，连许多中国读者都觉得难懂的《管锥编》，也已经有加州大学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的英文选译本，五年前在哈佛版。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更应该对钱钟书先生的著作有全面的了解，不仅了解他的中文著作，而且也应该知道他的英文著作。只有这样全面的了解，才不至于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避免显出眼光狭隘、孤陋寡闻的局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