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国百名当代文学专家推荐的“90年代的优秀作家作品”的统计结果出来了（详见9月16日文汇报《文艺百家》专版）。 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但却令人遗憾。诗歌，诗歌到哪里去了？入选前十名的作家中没有一位诗人，前十五名才出现了一位。而被提名的诗人也不到整个名单的百分之十。诗歌为什么如此暗淡无光？
众所周知，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髓所在，它从来就代表着文学的最高成就，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尤其如此。诗神缺席的文学会是怎样的一种文学？差不多像是一座没有花朵的花园，即使不能说是“荒芜”，至少也远称不上“美丽”。在我看来，对待诗歌的态度和诗歌在国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繁荣程度的标志。一个远离诗歌的民族，算不上是文明的民族。这一点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熟读文学史的专家们肯定比我更清楚。出现这样的诗歌“缺席”的情况，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也许是因为诗人自身的傲慢，也许是因为当代诗歌写作在艺术上存在着某些缺陷，也许是在发表、出版等方面有诸多障碍，也许还有读者大众文化水准和阅读趣味等方面的原因，至少，当代诗歌的真相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尽管我们可以找到诸多客观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我还是不想将诗歌艺术的衰微笼统地归罪于时代和社会，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份一般的公共问卷调查表，而是文学专家的推荐表。既然我们的专家们文学阅读与诗歌的隔膜都是如此之深，诗歌在国民的精神生活中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当代诗歌的真实面目模糊不清，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偏见。即使是文学专家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也常常能从文学专家那里听到关于诗歌的种种充满偏见的议论。这恐怕是影响当代诗歌命运的关键所在。
第一种偏见，诗歌艺术与现代社会的文化不相适应
这些年来，有一种观点甚为流行：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与现代（或者“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90年代以来的中国似乎是一个完全不需要诗歌的国家。而提出和传播这一观点的恰恰是那些以文学研究为职业的学者、专家。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否真正进入了“现代”或“后现代”状态，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诗歌（还有其他一些艺术门类）一定只是“前现代”社会的特殊产物。尽管商业消费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它显然不能替代创造性的精神文化。相反的例证是，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商业广告和影像文化产品并未取代文字艺术，相反，大多数读者对诗歌的阅读兴趣远远大于对影像作品的兴趣。如果说上述偏见多少道出了现代文化的某种真相，那么在我看来，这并非因为诗歌艺术不能适应现代文化，而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演变正在偏离“美”的原则，正在向丑陋和病态的深渊滑落。
第二种偏见，读者对诗歌的阅读需求在衰退
读者对诗歌的阅读需求果真在衰退吗？且不说其他国家，在中国，90年代以来汪国真式的“诗歌”泛滥成灾，首先就说明了读者对于诗歌的渴望至深。由于优秀的诗歌的缺席，文学读者大众只能拿劣质的“诗歌”饮鸩止渴。这一状态的后果是，它加剧了大众的艺术鉴赏水准的下降，造成了公众美学趣味的“恶性循环”。
第三种偏见，当代诗歌艺术成就平平
说当代诗歌艺术成就平平，这显然是因为无知而得出的结论。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当代诗歌的真实情况的话，并不难发现诗歌在艺术上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他任何艺术门类。相比之下，其他门类的语言艺术只是分享和消费了一些诗意的残渣而已。即使是看上去最有成就的小说，在语言艺术方面也只能算是及格。鉴于这份调查表的统计结果所告知的情况，使我不由得对今天的文学专家们的美学感受力和理解力产生了怀疑。
造成当代诗歌陷于如此糟糕的局面，诗人自己当然要负责，读者也要负责。但从这一份统计结果来看，我觉得文学研究、文学传播和文学教育方面的人士（批评家、文学编辑、文学出版界以及文学教师）应承担主要责任。作为诗歌与读者之间的沟通的渠道，我们应该坦诚地承认自己的失职。
今天，诗的声音在当代中国已喑哑难辨，诗人头上的光环也显得暗淡无光。就美学方面而言，需要拯救的不是诗，而是我们自己的趣味亟待诗来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