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生活，史家常以“唯有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一语，表征其寂寥、荒芜的状况；然而，这只是显在的表象，借助识者关注“潜在写作”的视点究其深层①，我们却有可能发现一个隐藏于地下形态的不失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传播与阅读的空间。
“文革”时期，曾出现了八亿人民一个头脑、一种思想的状态。但并非铁板一块，“文革”初期引燃的“怀疑一切”的思潮，始料未及地最终反引火烧身，从或一向度冲破了思想的牢笼。诸种形态的青年思想部落与民间文化群落应运而生：如北京的赵一凡地下沙龙，白洋淀的芒克、根子、多多诗歌群落，上海的“胡守钧小集团”②，河南兰考的朱学勤等组成的“思想型红卫兵”集体户，自然，更多的乃是如陈村、蒋小松群体般的亚文化沙龙或读书会③。
被同道们尊为“精神领袖”的赵一凡自身并非思想家、作家，却是一位极其难得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思想盗火者与文学传播者。在文化专制期间，由他主持的北京某地下文艺沙龙，会聚了各路思想异端的青年知识分子，传阅了大量禁书，勉力收集、编纂、保存了“地下文学”弥足珍贵、丰厚的资料。这才有新时期伊始，部分已为作者遗失与忘却的作品得以在《今天》等杂志上重见天日。研究彼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无疑绕不开他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虽然并无传世之作，但正是他在价值天平的一端呈献上其不无沉重的理想主义的头颅，从而托起了天平另一端众多“文革”地下文学作品。
在上海，某群“思想型红卫兵”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散后，自愿选择了到没有国家分配计划的河南兰考县插队，在那里开辟了边劳动、边读书、边思考的生活格局，形成一个超越于现实的“民间思想村落”。“过着一种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卑微的社会身份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不协调”，常常通宵达旦争论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④。
而在白洋淀，因北京知青芒克、根子、多多、方含、林莽等的到此插队，渐次形成了白洋淀诗歌群落。较之地下沙龙、民间思想村落思想范畴的离经叛道；他们的反叛与探索更多地体现在艺术领域，每每标举“纯艺术”旗帜，以反拨“为政治服务”的激进意识形态观念，自觉非自觉地疏离“政治的漩涡”⑤。写诗，可谓他们生命形式的倾情寄托。在无法把握自我命运的“共同的孤独”里，诗人自诩“属于天空”，藉诗的翅膀凌越飞翔，驰神幻想；然而诗人又终难“拔离大地”，在题为《给白洋淀》的小诗中，复感恩“伟大的土地呵，你引起了我的激情!”⑥恰是后者，令其实现了荷尔德林倡言的“人诗意地栖居”。
综上所述，在诸多青年思想部落与文学群落中，物质生活基本层面的内容大都被忽略不计、大而化之；而思想层面的追求却不惜全神贯注、夸张铺陈。虽然物质贫乏，其精神上却是那么的富有、浪漫和神圣。读书、思考、写作的意义，对于他们而言，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生活的认知、反映及点缀，而已升格为生活本身极其重要、甚至几近唯一的内容。尽管内中不乏激扬文字的疏狂，望梅止渴的酸涩，但无可否认，这是知识分子叙事最感人的时刻，是知识分子叙事的现实生活版运演，虚实相生间，营构起精神乌托邦的怀想。
点检“文革”一代青年的阅读史，似很难觅得另一个历史时段曾有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竞相偷尝禁果的盛举。借重前述沙龙群落中牟敦白、张郎郎、赵一凡、萧萧、多多、彭刚、马佳、宋海泉、朱学勤、陈村等当事人的回忆，以下“灰皮书”、“黄皮书”等内部发行的书籍曾对“文革”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产生过深刻影响：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的《铁托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切•格瓦拉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杜威的《人的问题》、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悉尼•胡克的《含糊的历史遗产》与《马克思在林苑》……
如果说，以上内部发行的所谓“灰皮书”多为社会科学著述，那么，下列“黄皮书”则属于文学类作品。如安德莱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与《解冻》、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杰克•克茹亚克(通译：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贝克特的《椅子》、奥斯本的《愤怒的回头》、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干什么》、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
昔日臆想献身“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今日止戈散马、回归书斋纸上谈兵。对标举“反修防修”旗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萌生怀疑，促成青年知识分子的阅读骤然间连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辩；个人迷信思想的破灭，致使毛泽东时代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笔下的“斯大林时代”得以在互为鉴照中予以清醒审视。神的光环祛魅，“人的问题”自然引起了关注；对历史决定论的认知乃至厌恶(部分缘于胡克著述的影响)，遂将知识分子的思路引向了触探历史进展多种可能性的新境……
恰如识者所指出：“80年代点燃新启蒙思想运动的火种，其中一部分火星，就是从1974年那批‘内部书籍’悄悄阴燃过来的。”⑦与“灰皮书”相类，“黄皮书”的阅读经验也不时可在彼时的“地下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坛产生共鸣：赵振开早期比较喜欢叶甫图申科的政治抒情诗，曾背诵过《“娘子谷”及其他》，“这一点可能也深深影响了振开，在《今天》上发表的《回答》《一切》《宣告》等就内容而言是对非人道的政治的抗议”⑧；芒克、彭刚“心中充满反叛的劲，对家庭，对社会”，遂以足代笔，模仿克茹亚克“在路上”出走流浪⑨；至于阿克肖诺夫那张隐喻着未知的远方对青春神秘的召唤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则不仅诱惑着《晚霞消失的时候》《九级浪》《波动》等地下小说纷纷仰望天际，隔着茫茫的时空，一时群星闪烁，彼此用星语遥相呼应；还在新时期涌现的现代观念小说上也留下了浓重的投影：“王朔后来的文学形态无非是阿克肖诺夫文学形态的变种”⑩，刘索拉与徐星在接受采访时，也都忆及“当年读《带星星的火车票》时的情景”。《你别无选择》中那场略显过分却又无伤大雅的青春摇滚，《无主题变奏》里那种即便没有出路亦拒绝与主流价值观和解的叛逆精神，连同小说在语言上所采用的“大孩子叙述”，都不难见出《带星星的火车票》的照映。
当然，在尽情汲取“现代”(或“现代派”)文学养分的同时，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本根依然还是深植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中：赵一凡借给好友读的第一本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她读后曾与史铁生就“新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思想展开讨论(11)；舒婷等知识者则在红卫兵武斗的血火中，潜心捧读雨果的《九三年》——“这里也有攻击和守卫、苦难和挣扎、欺凌和愤慨”，这里更有关于革命与人道主义的永恒激辩。
值得注意的是，在青年知识分子的阅读与接受域外古典名著中时或透露出的源远流长的受难意识、献身精神乃至自虐心理。友人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后，在给赵一凡的信中如是写道：“我们无缘事受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精神的苦刑，这位残酷的天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残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炼崇高，要使我们的精神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称得上崇高，必须经受这种磨难”。
“受苦吧!再要受苦!一个人刚强而能受苦是多么好!”未尝不是缘于上述受难意识，令彼时青年知识分子(如赵一凡、牟敦白等)如此深深地沉醉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反右运动中，批判者曾指责该著是鸣放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反动思想的根源”(12)，歪打正着地触及了其激励青年人独立思考、个人奋斗的影响；及至“文革”，这部巨著更成了信仰失重时代知识分子藉以安魂、重塑人格的头一块基石。正因“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13)，才在营构精神乌托邦的历程中凸显出如此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约翰•克利斯朵夫》令向真、向善逆境中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平添了奋勇搏击的英雄主义气息。
二
如果说，阅读可以充实知识分子精神的空洞，那么，写作则有可能填补其“生活的荒凉”。时有青年作者无意屈从“历史的必然性”，转而选择了“诗的或然性”。他们自外于革命风暴，沉浸于文学想象与虚构的别一世界中，藉此曲折地表达自身的价值立场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抵拒。于是，“手抄本”小说应运而生。对此，杨健的《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等书自有翔实的搜集辑录。其中，常为史家论及的篇目计有：甘恢里的短篇《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毕汝协的中篇《九级浪》、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靳凡的中篇《公开的情书》、牟敦白的中篇《霞与雾》、刘自立的短篇《圆号》《仇恨》、赵振开的中篇《波动》、礼平的中篇《晚霞消失的时候》……上述作者无心“扎根”农村，故所作鲜有田园主题，却不乏现代节奏与旋律的都市梦寻；笔下一无回归自然的平静，犹充溢着报效无门、急待宣泄的焦灼与激情。究其成因也许可归结为源自对域外文学所展示的现代生活观念与情感方式的效仿，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脱胎于竭力超越社会现实、反叛传统生活方式的自为的动力。
作者身在农村，灵魂却“生活在别处”；或谓“只有脑子，没有身体”(14)。如是，便导致其人其作即使涉及恋爱也大都是柏拉图式的。不尽然缘于彼一时代抑制人的七情六欲的“体制道德主义”(15)，更多的应归因于“对思辨生活的偏好”，归因于知识分子叙事中习见的“启蒙式的‘爱’”范型——“这种知识男性‘创造’新女性的文学想象经常出现在‘五四’新小说中。女人在这里，主要不是性爱对象，而是启蒙、教育、感化的对象”(16)……“启蒙式的‘爱’”延异流变至彼时知识分子悬空错置的“精神乌托邦”语境，愈加增添了形而上意味。恰是出于知识分子的“精神乌托邦”中普遍扬情抑欲的道德洁癖，一旦有越轨者笔涉肉身，如《九级浪》结尾仅仅描写女主人公司马丽当着纯真少年“我”的面脱去衣服，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受虐的标记)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堕落的象征)(17)，亦足以使大多数知青读者“感到惊骇”——此处未尝不可读作“惊艳”!
《公开的情书》中，老久对恋人真真一直流于思想启蒙，至终未能与其有肌肤之亲，以致后来《十月》杂志的编辑忍不住欲画蛇添足：“作品太柏拉图式了，恋爱中的男女间全部是通信；为了读者看得下去，是否可以安排男女主人公见个面？”(18)与小说人物相类，现实生活中赵一凡与女友那“不是爱情的爱情”关系亦不失为“启蒙式的‘爱’”的形象佐证：“我无法给这种情感下定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友谊的延伸，还是爱情的准备？或者是友谊的深化，还是爱情的升华？从我们相识起，他就热切地影响我。我依赖他，他也从被依赖中得到力量。他需要以我的变化来证实他的存在、他的价值、他的影响力。”……女友对她剪不断、理还乱，与一凡那别有一番滋味的情感，却心知肚明，赵对她而言，首先“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凡的一件作品。”(19)
较之小说、诗歌的创作，书信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更其普遍、更其自由的一种书写形式。“文革”时期，由于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也被分配或下放至边远工矿、农场改造思想，青年知识分子一时流离失散于全国各地。于是，便出现了以个人书信“聚谈”这一思想情感交流的别一方式，包括兼有以文会友、共享读书心得、传递习作等纸上沙龙类型的独特功能。
靳凡在一次访谈中提及：“1971年发生了‘9•13’林彪出逃这一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毛泽东思想开始解魅，但文革又没有结束的迹象，全中国人都看不到希望和前途”，
“对于精神活跃、有独立思想的人来说，就只能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隐藏起来。他们用独特的方式，如极其私密的个人通信、与朋友共同读书或聚谈来构建另一种精神生活。”(20)尽管他们常常见面，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写信，而且每封都写得很长，“写信成了一种精神享受，成了日常生活的功课”，是通信唤醒了彼此隐秘的内心世界的苏醒。
书信传播还成了被打成“胡守钧小集团”的知识分子群体维持思想联系的重要途径，“那就是在较大范围的圈子里互相交流和鼓励”。为此，他们还特意编纂了《斗争就是幸福——远方战友书信集》，油印后散发各地同人(21)。
恰是赖有上述“纸上沙龙”的孕育，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应运而生。
三
《公开的情书》“提倡对人生和爱情真诚而彻底的态度，塑造了以探索作为终极关怀”的“新人”人格。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至今仍执守着脱胎于当年精神乌托邦的“残存的理想主义者”的立场，在接受访谈时靳凡反复强调藉小说塑造“新人”的主旨，她说：“发现新人和新的生活准则”，“这是我们对文学和文学史的定位。也许，《公开的情书》本身就是例子，它预示着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将出现一批新人。”
何谓“新人”？建国以来周扬等曾将“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最中心的任务”集中概括为“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在此导向下，至1960年代文坛一度陆续塑造出一系列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人”群像；新时期伊始，劫后复出的周扬又对社会主义新人论作了重新阐释：“我们不赞成尽写所谓伤痕”，“文艺创作要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他应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他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富于实干精神、改革精神、创业精神。”(22)从中自可发见，缘于时代变迁，“社会主义新人”论亦随之与时俱进、其形象的内涵、外延不无拓展衍变。
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定义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与《公开的情书》所呼唤的“新人”不无重合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成了小说从“地下”转至“地上”。经由作者自述，适可读出小说与彼时意识形态认可度之间的这一层博弈：“文革”结束后，油印本小说自在民间不胫而走，此时有朋友提议投稿，作者“反问发表它有意义吗？她说：当然有意义。现在文学作品很多，都是对文革揭露性的作品，无非是伤痕、伤感；而这个小说不一样，反映了年轻人积极向上的思想追求。”于是，作者便委托她寄给《十月》。较之作者的“懵懂”，那位朋友的嗅觉显然敏锐得多，她嗅出了小说人物积极进取的追求似能吻合80年代“社会主义新人”说的基调；加之奉编辑部要求“删去一些太大胆的长篇论说”，如是便完成了两类“新人”的移花接木。
恰是缘于悉心发现与塑造新型知识分子这一共同旨向的提示，靳凡的“新人”不由令人联想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的故事”。有识者指出：“作品后记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今天的文学家与科学家有着相同的使命。科学家在发现新的世界、新的自然规律；文学家则应该努力发现新的人、新的生活准则。’这后半句很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靳凡承认“和其它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俄国19世纪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我们的成长影响很大”，却并不首肯《公开的情书》“是俄国文学思想影响的结果”(23)，而更多地强调“它是文革中独立反思的产物”；但这仍无妨我们研究二作的“平行性再现”。
《怎么办？》的副标题开宗明义书写《新人的故事》；而《公开的情书》则借真真那不无仰视的视角将老久视作“一个崭新的人”，老久自己也自命为“我是新时代的人”。“新人”拉赫梅托夫特意睡钉子床，以磨砺自己的毅力与体魄；老久则刚学会游泳，便硬去横渡钱塘江，藉此证明自己的意志与力量。车氏以崭新的观念处理薇拉、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之间的“三角关系”，最终以洛普霍夫选择假自杀退出了情感纠葛；而靳凡在处理真真、老久、老嘎之间的三角恋爱时，则让老嘎以“掺杂着亲手促成的毁灭”这一自虐方式，主动关闭了通向真真的心扉……更值得注意的是，二作在高扬“启蒙旗帜”这一追求中的深度共鸣——其笔下“新人”也都“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家一样，相信理性应该而且可以主宰生活，它具有最高的权威，既是反思传统、评价现实的准则，又为设计未来提供了依据。”(24)
两相照映足见二作形神俱似。然则前车之鉴，与其重蹈前述覆辙，一意追问靳凡《怎么办？》对《公开的情书》的影响而徒遭作者闪烁其辞；不如由“启蒙”意图切入，另辟蹊径，将二者的影响源追溯至更其遥深宽广的资源库。如遥想十八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及与此不无互动关系的诸多思想沙龙、文学沙龙；探析由是萌生的哲理小说、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卢梭的《新爱洛绮斯》、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等作品的形式意味：其弊或易于“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如书信体虽助成《公开的情书》的主观抒发，才情横溢之余，却未免宣泄无度；其优长则在善于评点生活，干预生活，在政治、社会、道德诸领域启蒙思想。
刘青峰(靳凡)称：“正是这些私下的思想沟通，令我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在1980年代初有意识、有准备地投身于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的大潮”。无独有偶，李陀亦有言：“七十年代非常特殊的成长经历，无疑在他们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让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意依附权力的品质。大概正是这些特点，让这个群体在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无论‘思想解放’或者‘新启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25)诚哉斯言!莫道书生空议论。一俟时机成熟，靳凡笔下的一代“新人”便以石破天惊之姿崛起，批判现实，“走向未来”。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肆意将青年知识分子打散，却在不经意间播撒出一片片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飞地”。那是文化革命形势鞭长莫及的空隙，是历史枯笔有情生出的一段虚实相生的飞白!在这片精神飞地上，地下文学破土而生，“思考的一代”孕育成长。
注释：
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②参见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专案组编：《胡守钧小集团的有关材料》，1970年3月印。
③参阅陈村：《我们在二十岁左右》，《上海文学》2009年9月号。
④参见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收入《书斋里的革命》，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⑤⑨《彭刚、芒克访谈录》，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第184页。
⑥分别摘引自芒克诗《天空》《献诗：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陈思和主编：《潜在写作文丛•被放逐的诗神》，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68页。
⑦朱学勤：《“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书斋里的革命》，第59页。
⑧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沉沦的圣殿》，第262页。
⑩《马佳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第219页。
(11)(17)杨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第77、78页。
(12)参阅罗大纲：《论罗曼•罗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13)傅雷：《译者献辞》，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上海：骆驼书店，1946年版，第1页。
(14)此处借用了芒克对赵一凡的概括：“这人根本不睡觉，只有脑子，没有身体。”《沉沦的圣殿》，第194页。
(15)罗兰•巴特称：“在中国，我绝对没发现任何爱欲的、感官的、色情的旨趣和投资的可能性。”“也可能是结构上的原因，我特指的是那儿的体制道德主义”。《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
(16)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18 )(20)(23)刘青峰，黄平：《〈公开的情书〉与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19)《无题往事》，收入《沉沦的圣殿》，第165、166页，第161页。
(21)参见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专案组编：《胡守钧小集团的有关材料》，第25页。
(22)周扬：《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366页。
(24)蒋路：《〈怎么办？〉前言》，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25)李陀：《〈七十年代〉序言》，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