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中，梁启超、胡适等几位最初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理论提倡和创作实践也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充分重视。而出现于上世纪40年代的朱东润因为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大量的传记文学写作，在现代传记文学研究领域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在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上都别树一帜的郁达夫相对说来就没那么幸运了，已有的论文寥寥无几，相关著作中有关的论述也有限。①究其原因，郁达夫是以小说、散文和旧体诗词闻名于世，他的重要建树使得一般的研究者无暇顾及这些领域之外的传记文学；而相对于梁启超、胡适、朱东润以至郭沫若等丰厚的传记写作，郁达夫有限的传记文学作品也很难引起现代传记文学研究者的深入关注。实际上，历史地评判一位作家的关键，并不仅仅看他写下了多少作品，同时也看他比前人多提供了些什么。就郁达夫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而言，我认为他的独特性并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认识，因此他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没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
一
中国的传记在20世纪20年代初完成了文学意义上的转型。这期间，胡适对于“传记文学”的自觉提倡功不可没，郁达夫在30年代初也写下了《传记文学》、《所谓自传也者》和《什么是传记文学？》等文大力提倡，并在理论上提出了与传统、同时也和时人截然不同的见解。
在1933年的《传记文学》一文中，郁达夫认为：“中国的传记文学，自太史公以来，直到现在，盛行着的，总还是列传式的那一套老花样……，从没有看见过一篇活生生地能把人的弱点短处都刻画出来的传神文字。”并表示自己所推崇的“千古不朽”的外国传记文学作品，是“把一人一世的言行思想，性格风度，及其周围环境，描写得极微尽致的”英国鲍思威儿Boswell的《约翰生传》，“以飘逸的笔致，清新的文体，旁敲侧击，来把一个人的一生，极有趣味地叙写出来的”英国Lytton 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皇传》，法国Maurois的《雪莱传》，《皮贡司非而特公传》，以及德国的爱米儿•露特唯希，意大利的乔泛尼•巴披尼等等所作的“生龙活虎似”的作品。郁达夫强调，中国缺少的正是“这一种文学的②传记作家”。[1]两年后，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中郁达夫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他认为：“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写来，才可以见得真，说得象。”郁达夫的论述，充分表明他已意识到，新的传记文学既要全面地写人，而且要有文学性。为了文学性他甚至提出：“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作品，要点并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如科学之类；也不在示人以好例恶例，而成为道德的教条。”[2]
在上述两文中，“刻画”、“传神文字”、“飘逸的笔致，清新的文体，旁敲侧击”，“极有趣味地叙写”以及“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等等无不表明郁达夫在提倡传记文学时的文学自觉，而关于传记文学的“要点并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如科学之类”的主张，更是充分昭示其把传记文学与史学彻底区别开来的坚定立场。如果把这样的主张放到整个现代传记文学的理论提倡中加以考察，人们就不难发现郁达夫的传记文学主张的独特之处。
胡适之前，梁启超也曾对西方的和中国传统的传记理论有过专门的介绍和梳理，但他主要还是在历史写作的范畴中进行传记理论研究的。而自觉推进中国传记的文学转型的胡适在理论提倡时也很难不用史学的眼光看待现代的传记文学。如他有时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3]但有时又说“其实‘年谱’只是编排材料时的分档草稿，还不是‘传记’”。[4]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他甚至把在史学中也只能被看成是传记资料的墓志、碑记、自序、游记、日记、信札等全部列为“中国的传记文学”。[5]而对于传记文学的写作，胡适似乎很强调“可读而又可信”，但在许多时候，他更强调的则是“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6]或“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7]等等。不难看出，胡适提倡之功固不可没，但他对于传记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对于传记文学的文学属性的把握其实是很含混的。后来对现代传记文学发展也做过重要贡献的朱东润，在现代传记文学本质属性的问题上则始终采用双重的认识，主张“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8](P12)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8](P6)“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8](P12)可以看出，作为文史学家，朱东润关于传记文学的主张，明显受到了章学诚“史体述而不造”观念的影响。
实际上，“史学的方法和文学的方法，并非一回事，而且有时很矛盾。史学重事实，文人好渲染；史学重客观，文人好表现自我”。[9]文学属性与史学属性对于写作者来说，要求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相对于胡适、朱东润等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摇摆，甚至于用史学的标准衡量传记文学，郁达夫提倡传记文学时自觉而鲜明的“文学”立场，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或格外难能可贵。
另外，也有论者把郁达夫的《日记文学》和《再谈日记》等文也作为其现代传记文学理论提倡的文章，甚至把其日记、书信等也作为传记文学作品。笔者认为，日记、书信一般只能被看成传记资料，即使文学性很强，也不能成为传记文学。郁达夫是提出了“日记文学”概念，但他也只是把日记看成散文的“一种体裁”，“一个文学的重要分支”，[10]并没把日记文学等同于传记文学。
二
在写《传记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等文之前十年，郁达夫就已经开始传记文学的创作。但在一些论者的著述中，郁达夫所写的关于鲁迅、郭沫若、胡适、郁曼陀、黄仲则、托尔斯泰、尼采、道森、查尔、劳伦斯等人的文字无一例外都被当成了“文人传记”。我认为传记文学的作品指的应是以历史或现实中具体的人物为传主，以纪实为主要表现手段，集中叙述其生平，或相对完整的一段生活历程的作品，③所以常被一些论者当成“文人传记”讨论的《怀鲁迅》、《回忆鲁迅》、《志摩在回忆里》、《记曾孟朴先生》、《光慈的晚年》、《追怀洪雪帆先生》、《屠格涅夫的临终》等，都只能算是悼挽散文或回忆性散文，而像以评论介绍为主的《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等则属于评论文章，与传记文学作品就相去更远了。真正能体现郁达夫二、三十年代他传创作特色的，是那些外国作家、诗人或思想家的传记。
郁达夫最早的外国作家传记应是1921年7月写成的《施笃姆》。这是郁达夫为《茵梦湖》的译本所作的“序引”，④但内容的实际并不集中评介这一小说，而是“同时抒写”作者人生历程的“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郁达夫强调或突出的，是其作为抒情诗人的一面。1923年6月郁达夫写《自我狂者须的儿纳》，为世界著名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施蒂纳立传。郁达夫主要突出施蒂纳坎坷的人生经历：贫困的逼迫、流浪的生活、母亲的“病乱”（精神病）、前后两个妻子的背叛、两度的监牢囚禁以及最后在贫民窟被毒蝇咬死，郁达夫似乎注意到不得志的人生经历对于其思想形成的影响。两个月后，郁达夫又写了《赫尔惨》，在描述其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中刻画赫尔岑的反叛性、革命性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1928年1月，郁达夫写了一万余言的《卢骚传》。这一传主的选择，与郁达夫对卢梭的独钟之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作品充满感情地记叙了卢梭曲折、不幸而又浪漫多彩的一生，包括他少年时代的“隐忍好胜”，青年时的流浪冒险，与伐兰夫人（也译华伦夫人）等的情感纠葛，与服尔德等政敌的较量以及和优美大自然的心灵交流。不仅写了他在音乐、教育、文学以及改造社会方面的不息探索，也描绘了他成功时的喜悦，遭受迫害时的艰难，晚年精神癫疯状态下的死。和对卢梭的顶礼膜拜一样，郁达夫对屠格涅夫也是推崇至极，他说自己“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11](P176)《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写于1933年7月，虽然篇幅不长，但集中讲述了屠格涅夫从出生“到他的第一部长篇杰作《罗亭》出世时为止的生涯的大略”。[11](P185)
但是，郁达夫不仅与上述传主均无直接接触的机会，而且连相关的历史文献也很匮乏，为他们立传不能不说显得很偶然，按常理看好像也很贸然。
其实不然。从施笃姆、施蒂纳、赫尔岑、卢梭到屠格涅夫，郁达夫选择的传主虽然国别不同，成就不一，但在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著作或他们的思想中，似乎都具有郁达夫自己的影子。从表层看，他们都有贫穷、流浪、抑郁不得志、不为世俗社会所理解的经历，他们的作品或他们的精神气质都包容着大自然、抒情诗、神经质、孤独情怀、抑郁感伤等浪漫主义的元素；而从更深层处看，追求自由和人权的思想、大胆反叛的性格、坦然而正直的人生态度等，这一切与郁达夫的个性气质本身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他想象中的施笃姆家乡人的个性：“他们大抵性格顽固，坚忍不拔，守旧排外，不善交际的。但外貌虽如冰铁一样的冷酷，内心却是柔情宛转的”，[12](P107)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岂不是郁达夫自身的写照？所以，郁达夫对传主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身份认同的过程，他笔下的人物，哪个不与作者心灵上有某种的相通？
由于存在这种身份认同，郁达夫在传记作品中才能心有灵犀地深入传主们的精神世界，揣摩他们的心理变化，描摹他们的喜怒哀乐。施笃姆大学毕业后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不得不回故乡的法庭出任辩护士时，郁达夫似乎潜入其内心揣摩道：“自古的文人，于就职的时候，都有一番苦闷，他就辩护士职的时候也觉得逡巡不决；因为他的才地，决不是在法庭上可以战胜他人的；他学的虽然是法律，然而他的心意，却只许他作一个超俗的诗人来闲吟风月。到了这去就的歧途，他就不得不怨他的父亲强制他学法律的无理了。”[12](P112)
这种身份的认同，不仅为作者揣摩传主心理活动铺设了便利的通道，同时也为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架设了桥梁。当施蒂纳第一次结婚不到半年，妻子就因为贫穷离他而去，而他的母亲恰恰又在这前后发了疯，郁达夫惊叹道：“可怜他的一双弱腕，又要扶养病乱的衰亲，又要按捺自家失爱的胸怀，——在这样坎坷不遇的中间产生出来的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哟，你的客观的价值可以不必说了，由百年以后，万里以外的我这无聊赖的零余者看来，觉得你的主观的背景，更是悲壮淋漓，令人钦佩不置哩！”[13](P142)六年后施蒂纳第二次结婚，但有新思想的妻子在花完他的积蓄后又离开了他，郁达夫不由又为其哀鸣道：“啊啊，个性强烈的Stirner！性质非常柔和，对外界如弱女子一样娇柔的Stirner！名誉，金钱，妇人，一点也没有的Stirner！到了末路只剩了一个自我！啊啊，可怜的唯一者Der Einzige哟！你的所有物Eigentum究竟是什么？”[13](P143)
在郁达夫为他人立传的作品中，像上述引文中叙述主体直接出场的现象时有发生。不过除了与传主交流或单独的抒发，在有的时候，他是与隐含的叙述接受者共同出现的。郁达夫在传记叙述中总是喜欢用“我们若……”、“我们的……”，实际上这也体现了作者与读者沟通交流的意向，在客观上对读者也是一种召唤的结构。
三
郁达夫的自传写作始于1934年，这年4月，他受《人间世》之约正式撰写自传，并先后在《人间世》、《宇宙风》上刊载。其中除“自序”，他的九篇连续性自传叙述从出生到去日本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为止大约二十年间的生活，
但它们并不是按照“我生于何日何时何地”[14]式的史籍体例的传记，也不采用传统的“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⑤的叙述模式，而是始终围绕自身的生命体验，侧重表现青少年时代“内心的变革过程”的作品。
郁达夫的自传在叙事时间上虽先后连贯，但具体经历的交代有时却语焉不详，作者只不过把二十年的人生历程大致分为童年、少年、书塾、洋学堂、嘉兴、杭州、老家自学以及留学日本等若干时段，分篇独立叙写。在各篇的叙述中也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选取各个时段自己记忆中印象最深，对自身精神人格成长起较大作用的关键性事件集中描述。因此这九篇自传各具中心，各赋标题，都是相对独立的篇章。那充满情感色彩的标题，规定了每一篇章的叙述重点，同时也昭示着每一人生时段的心路历程。如《悲剧的出生》突出的是两件事，一是自己人生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郁达夫三岁丧父，家中有年老的祖母、母亲，两位已上学读书的哥哥，一位姐姐及养女翠花，所谓老幼七口，两代寡妇，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又由于全家靠母亲一人打理，三餐茶饭既不按时又常不足，所以郁达夫人生的第一个经验便是“饥饿的恐怖”。《悲剧的出生》突出的另一件事是与翠花的感情，特别是自己不小心掉入鱼缸，后从昏死中醒来时看到的“两眼哭得红肿的翠花的脸”的描绘，令人读后动容。其他如《我的梦，我的青春！》主要写第一次私下跟阿千上山砍柴，在半山大石上看见“那宽广的水面！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上下下的船只……”时产生的“这世界真大呀”的震撼；《水样的春愁》集中回顾14岁那年与赵家侄女的初恋，最后在临离开家乡前夜两人“在月光里沉默着相对”的情景；《雪夜》则特别叙述自己留学日本时，因遭受民族的歧视和青春期的性苦闷，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里失去童贞的经历和过后的悔恨。这些经历对于作者的一生，相信都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一定对青年郁达夫内心的变革过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为正如莫洛亚所说：“对一个成人来说，孩提时代并非其它，常常似乎是一连串的稀有事件。它产生的映象非常强烈，甚至在岁月流逝之后，那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也仍有使我们颤动的力量。”[15]
从郁达夫对早年生活记忆的选取看，他的自传写作的指导思想，与郭沫若自传写作的主导动机：“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16]是完全不同的。郁达夫选取的重点并不是时代、社会的大事件，或者说，郁达夫在传记中还有意在回避许多本来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历史事件。如《孤独者》写在之江大学（育英书院）预科读书时的学潮：“学校风潮的发生，经过，和结局，大抵都是一样；起始总是全体学生的罢课退校，中间是背盟者的出来复课，结果便是几个强硬者的开除。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在这一次的风潮里，我也算是强硬者的一个。”[17](P411)本来，这一学潮虽没闹出什么名堂，但在当时的杭州以至江浙一带，也应算是重要的社会事件。学潮中印发传单，走访报社，向社会呼吁，甚至集合队伍到孙中山临时下榻杭州的驻地告状请愿等经过，对于十五六岁的青年学生也应算是轰轰烈烈的经历了。而近代以来，除了老舍，几乎所有回忆青年时代参与学潮的作家或其他名人，不管当年学潮规模大小，一般也都要大肆渲染一番，但郁达夫却仅用这不足百字，就把这事交代过去了。作者在这篇中，着重回忆或渲染的，是自己用节省下的零用钱积买旧书的“娱乐”、闲暇时一个人边吃清面边翻阅书本的“快慰”、模仿写作四处投稿的“兴奋”以及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刊载在《全浙公报》时“想大叫起来”的“快活”。如就对个人成长的影响而言，这学潮与读书、写作、发表，孰重孰轻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过往生活中那些对自己内心的变革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事件或场面总是那样地令人刻骨铭心，郁达夫的传记中这些关键的生活画面的描绘才显得格外的形象和生动。如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被报纸采用的感受：“当看见了自己缀联起来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来的时候，虽然是用的匿名，阅报室里也决没有人会知道作者是谁，但心头正在狂跳着的我的脸上，马上就变成了朱红。洪的一声，耳朵里也响了起来，头脑摇晃得像坐在船里。眼睛也没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虽则从头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几遍，但自己还在疑惑，怕这并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场去跳绕一圈，回来重新又拿起那张报纸，按住心头，复看一遍，这才放心，于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来。”[17](P409)另外，像《我的梦，我的青春！》中对幼小的我第一次私自离家远行，第一次独立高山，感受到令人眩晕的惊异，感受到莫名的秋思和“接连不断的白日之梦”的描述；像《书塾与学堂》中对我无理买双皮鞋的要求，店家频频的白眼，母亲的难堪与尴尬，以及最后母子对泣、惊动四邻的叙写，都很震人心弦，很具经典性。
当然，作为对过往记忆的再现，自传的叙述一般都存在着双重的视角。但这视角的转换，往往又须与不同的话语模式相配合，才能取得浑然一体的效果。在郁达夫自传的每一篇章，过去的视角与当下的视角，叙事的话语与非叙述的话语，以及主观的叙述与客观的叙述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特别是“自传之一”从近年“时运不佳”、被“精神异状”的女作家“一顿痛骂”开篇，进而叙述悲剧的出生、饥饿的恐惧、孤儿寡母的相依为命，以及与忠心使婢翠花的感情，最后还谈到前几年“我”回家与她再次相见的情形：“她突然看见了我，先笑了一阵，后来就哭了起来。我问她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有没有和她一起进城来玩，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还向布裙袋里摸出了一个烤白芋来给我吃。我笑着接过来了，边上的人也大家笑了起来，大约我在她的眼里，总还只是五六岁的一个孤独的孩子。”[18]这中间，有现在对当年时局的概述，也有儿时亲历的再现，有过去事实的描述，也有当下情感的抒发。而最为别致的是，中间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打破第一人称叙述贯穿始终的自传成规，插入第三人称叙述。或许这一切都仅仅是尝试，但也充分体现了郁达夫在传记文学创作中进行叙事实验的艺术自觉。
四
郁达夫所作的外国名人传记主要凭借的依据，是他们自己的著作和他们的传记资料，因此就史学的角度衡量有时并不那么具有准确性。《自我狂者须的儿纳》发表几年后，就曾有读者致信郁达夫指明其中一些时间的出入，而郁达夫在回信中似乎也不忌讳自己这方面的粗疏。⑥而自传虽叙述自己过往生活的经历，且写作时作者就住在杭州，但这种时间上出入的现象也有多处。⑦如果作为严谨的历史的传记，这样的粗疏是不可饶恕的，但作为文学的传记，郁达夫本人以及后来的编者，都没对这些粗疏进行过专门的修正。从艺术角度看，时间上一定的出入的确不会影响作品的整体效果。一般说来，自传、他传中时间方面的差异很有可能被发现，而关于传主内心的揣摩则完全是作者的虚构，但又有谁会专门计较当年的传主有无这样的念头呢！这种差异，可能就是史学传记与文学传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不同的成规所致。
在论及历史小说时，郁达夫曾经谈到历史与小说的区别，他说：“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也没有太拘守史实的必要。往往有许多历史家，常根据了精细的史实来批评历史小说，实在是一件杀风景的事情。小说家当写历史小说的时候，在不至使读者感到幻灭的范围以内，就是在不十分的违反历史常识的范围以内，他的空想，是完全可以自由的。譬如我们大家知道杨贵妃是一位肥满的美女，我们当写她的身体的时候，只教使我们不感到她是一个林黛玉式的肺病美人就够了。至于她的肉脚有几寸长，吃饭之前的身体有几磅重，胸前的乳房有几寸高等问题，是可以由小说家自由设想的。批评家断不能根据了她的袜来说小说家的空想过度，使她的脚长了一分或短了一分。但是这一种空想，也不能过度，譬如说杨贵妃是一个麻脸，那读者就马上能根据他的历史上的常识，识破你的撒谎。”[19]历史小说这样，作为和历史小说在许多方面相近的传记文学也大致如此。这段议论，大概也可以作为理解郁达夫的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精神之一吧！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不仅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传记文学和诗歌与小说的艺术比较起来，还是一门年轻的艺术”，[20]所以，无论是理论的提倡还是创作的实践，无论是自传写作还是他传写作，郁达夫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并且这样身体力行，大胆尝试的努力才有着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目前能看到的两篇论文是汪亚明、陈顺宣的《郁达夫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独特贡献》（载《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和张志成的《郁达夫与传记文学》（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4期），后者基本上是前者的翻版，在资料的辨析和学术的探讨方面均未有大的突破；而在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和陈兰村、叶志良主编的《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关于郁达夫的论述也很有限。
②重点号为本文所加，下同。
③关于这，可参见拙文《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及其他》，刊于《集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④《施笃姆》1921年10月1日在《文学周报》第15期发表时题为《〈茵梦湖〉的序引》。
⑤参见刘知几《史通•序传第三十二》。
⑥可参见郁达夫：《通讯——关于Max Stirner》，《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⑦这方面的出入，可参见于听《说郁达夫的〈自传〉》一文的详细考证，于文刊于《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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