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性格里充满着矛盾的两极端，因此他的一生，就不得不为这矛盾所苦忧。”①当郁达夫这样评说卢梭时，心底是否翻涌着一种惺惺相惜的悲酸和苦涩呢？事实上，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郁达夫就以其卢梭式的大胆的自我暴露嬴得了“中国的卢骚”的称誉。在郁达夫和卢梭之间确实有许多精神性格上的相似处，譬如因纤敏易感而引起的情绪的大起大落，近乎偏执的内省倾向以及毫不留情的自我剖白和谴责，……当然最根本的契合还是他们共同遭遇的内在自我的分裂和冲突。郁达夫“豪爽热情，却又偏多感伤情调，有时甚至陷于颓唐；他孤高傲世，蔑视流俗，却又自卑，甚至到了自我作践的地步；尽管有时放浪形骸，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严肃地对待生活的人②，”当然他也不乏世故老练的一面。追求闲逸，幻想超脱，又偏偏难以忘怀世事国情。内心多元的矛盾冲突在得不到整合时，怎能不导致自我的内在分裂并进而酿成深重的心灵灾难？它甚至会极大地影响到他的感知和行为方式，使他在四处碰壁后软缩到内心世界，自怨自艾，自伤自怜。不幸的是，郁达夫虽然有着卢梭自我矛盾的一面，却不具备卢梭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坚韧和执着的品性，因此倘若说自我的矛盾和分裂在卢梭那里还张扬着直面人性的复杂底蕴并勇毅地追求超越性整合的宏大而悲壮的气象，那么在郁达夫那里就只剩下无法排遣的凄伤和哀怨了。
感伤和忧郁无疑是郁达夫性格的基调。这种情感倾向的形成自然有着个人成长心理学方面的原因，早岁丧父不仅致使家庭经济陷入困顿之中，并使得童年时的贫寒成为他终生挥之不去的创伤性记忆，而且也使他在人格成长的过程中丧失了可供认同的强有力的形象，从而形成了柔弱而内敛的自我；长期负笈东瀛的孤寂的羁旅生涯无疑也助长了他性格中的纤敏和忧愤。然而这种从个人成长心理学角度作出的解释毕竟有其局限性，它无法解释何以在包括瞿秋白、梁遇春、何其芳等人在内的一批现代文人身上都流溢着郁达夫式的感伤和忧郁。毫无疑问，这种普遍的精神倾向是有着更为深广的历史—时代背景的。在我看来，郁达夫的感伤和忧郁主要源于他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一个现代文人——的新型感知方式。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一方面工业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运动、速度、光和声音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③另一方面文化传统的崩溃也使得人们丧失了可以依恃的精神后盾，因此在现代人眼里，世界已不再是一个稳定有序、可以把握的对象，而象个庞大紊乱、变幻莫测的怪物，构成了一种惘惘的威胁。面对这个异己的世界，人们已不再拥有昔日悠游自如的亲切感和自信心，而陷入了无力把握的沮丧和惶恐之中。这种新型感知方式深刻地制约着人们对自我感觉和经验的判断。④感知方式的变化在感觉锐敏的文人身上无疑会得到最迅速也最强烈的体现，“因为艺术家的神经纤敏感觉锐利，所以一时庸人还不曾感到的苦闷、反抗和不满，艺术家就比他们要早几十年感到，或者一般庸人，在同一时代内所感到的痛苦、烦闷等，艺术家因为神经纤敏的缘故，要比庸人多感到一倍。”⑤因此，当我们听到文人们弹奏出或凄哀或愤激的乐音时，也就不必惊奇了。
让郁达夫最为哀伤的，恐怕莫过于在现代社会里失落的境遇了。过去某些文人备受尊崇的黄金时代已去如杳鹤，在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他们被迫卖文鬻字，四处奔走，表面上虽享有着流浪汉式的自由，然而这却是一种失去任何生存空间的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⑥沉重的经济压力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点可怜的自由转化成极其惨酷的精神折磨。吁贫叹穷是郁达夫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从他忿懑的绝叫我们不难看出生计问题给他带来了何等沉重的精神压力。1921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他本打算在上海靠文学谋生，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他的玫瑰色的文学之梦。在上海四处奔波的结果竟是找不到一项足以糊口的固定职业，只好蛰居于亭子间，昼伏夜出，靠偶尔获得的微薄的稿费果腹。连养活自己都还成问题，又哪有余力来畜养妻孥呢？迫于生计，他只得辗转流徙于安庆、北京、武昌、上海、广州等地，谋求教席，遭到排挤倾轧，处处碰壁。随着文名渐隆，他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但早年求职屡屡失败的经历以及贫寒造成的精神创伤仍然使他时常会陷入懔懔自危的感觉。避居杭州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安定的时期，交权贵，读古书，游名山，名士的隐逸气很浓厚。然而，即便这样悠闲，他也依然摆脱不了对覆巢之危的近乎本能的警觉，而慨叹道：“人到了中年，感觉最切的，是无钱的悲哀。”⑦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文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不做文人，一条是不要靠文章来吃饭，因此在《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一文中，他奉劝青年切不可以弄文为谋生的职业，若是出于对文人的盲目崇拜，“凭了一时的感奋，不顾前后，马上就跃入了诱感、不着实地的急流漩涡之中，一生的快乐与事业牺牲了倒还事小；有的时候，恐怕连性命都要保不安全。”⑧在《小说与好奇的心理》里他更干脆认为文学和爱情、忠君爱国一样，“都是生活问题解决以后的一种消化Dessert Course（餐后甜点心），有了原更好，没有也并不是必要的。”⑨这当然只是激愤之言。其实，郁达夫对文学极为钟爱，在他看来，文学不仅有美的价值，可以提供一个赖以追寻梦里青花的无何有之乡，而且还有知的价值，可以让人认识到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及人生的各个侧面，而文学家在作品里寄托的理想甚至也能成为后人依照实行的蓝图。⑩言论上的巨大反差正反映了郁达夫的失落者的心态。对于视自由和真诚为生命的文人来说，为了谋生而出卖自己的思想、知识乃至人格，这无疑是极其痛苦的。这一重苦痛正是中国现代文人最基本的生存境遇之一，他们的感伤与忧郁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
在现代世界里，有人只有通过手腕和逃避才能保住自己的自由。而绝大多数文人根本就不具备逃避的条件，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地与世人虚与委蛇，以此求得立锥之地。郁达夫世故老练的一面多半就是如此催逼出来的。他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就是一个极明显的例子。1927年可说是郁达夫一生中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他一改昔日的颓废作家的形象，以激进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之上，不仅撰写了不少鼓吹革命的政论文章，还第一个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这是否标志着他思想上的转变呢？事实上，郁达夫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中提出的口号虽然与其后的共产党理论家相一致，但内在思路很不相同。他并没有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思想背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只不过是出自他作为文人的敏感和警觉。广州之行使他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专政的人物，和握有兵权的人物，大抵是以出于小资产阶级而受过前期资本主义的训练者为多。他们要利用民众的时候，不妨造出很动听的话来打倒比他们更大更有实力的旧阶级，而万一事功成就之后，或竟至事功半就的时候，他们的根性，就会发露出来，要压迫大多数的民众了(11)。”因此他呼吁真正彻底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即劳动者和农民——来作中心人物，才能获得成功。这一思路与《广州事情》是一致的。随后发表的《〈鸭绿江上〉读后感》和《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虽然进一步指出与现阶段的中国国民革命相适应的革命文学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文学，甚至断言“将来中国若没有文学则已，中国若有文学，一定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文学”，(12)但这两篇文章也还只是前一思路的延伸，只不过是声势虚张得更厉害些罢了。其实，对于当时的国民革命，郁达夫根本就抱着怀疑和绝望的态度，在日记里他写道：“现在的革命，恐怕也不过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真正的共产政府、真正的无政府的政府，恐怕终究是不会有实现的一日的。”(13)（1927年3月29日）既然如此，那他为何要这般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呢？这恐怕与他对生活的深谋远虑不无关系。他极其珍惜自己已经在文坛上占据的一席地位，不愿意过早地失去这一切，成为一个落伍于时代的“老作家”。而当时的文坛几乎完全被政治形势所左右，革命形势的高涨诱使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另谋发展。郁达夫的老友郭沫若和成仿吾等就纷纷南下投奔广州政府，郭沫若更是摇身一变，成了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这对于自恃在三人中才分最高的郁达夫当然是一种刺激。在日记里他慨叹“此后若不自振作，恐怕要成一个时代的落伍者”(14)（1926年11月21日）。在“革命”风甚嚣尘上的文坛，他若不跟着鼓噪，确实可能会很快地被遗忘，这对于以卖文为生的他来说无异于自绝生路，他又怎能不对此心怀惊惧呢？与王映霞的结识与相恋构成了另一重压力。和当时众多的时代女性一样，王映霞也是言必革命，竭力鼓励郁达夫投身革命，做一番事业。为获取她的欢心，郁达夫自然要努力鼓荡起寒灰的生命，想迎来第二度的青春。更大的压力或许来自于对未来生计的考虑。郁达夫深知“培护名花，要具有大力”，(15)与王映霞结合后必须有大笔的钱才能支撑起家庭的生活，而要多赚钱，只有多写文章，而且还得是投一时之所好的热门文章才行。他其后提倡农民文艺和大众文艺，自然也有着这一重考虑。可见，郁达夫的世故老练不过是一种软弱的自我保护手段，它掩盖着的是对于不可理喻的现实和无法预知的未来的莫可名状的焦虑和恐惧。
世故老练毕竟不是郁达夫的本色，他那点在险恶的生存环境逼迫下习得的手腕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在时代的滔天浊浪里，连狡诈多变的权谋家都不免会触礁毁亡，更何况是他那样的文人？他的性格柔而不韧，慈而不狠，生活上又过于脱略不拘小节，这种十足的文人习性只能让他在现实生活中吃尽苦头。要俗就得俗到底，要世故就应舍得抛弃己见。郁达夫偏偏又做不到这一点，在骨子里还执持着真诚，每遇大的问题关节总不肯做一个“糊涂”的聪明人，所以到处要遭人挤兑，真正知心的朋友少之又少。扰攘乱世中，几乎人人都怀着一肚子的下流念头，既然知道“中国人的文法变化只有一个字，就是你揩油，我揩油，他揩油，”(16)就应该心照不宣地也去揩油，又何必多事，去指陈广州政府革命招牌后的污糟呢？弄得十数年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剑相向”。(17)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时，又一厢情愿地以无产阶级一分子自居，却没料不多久就遭到了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新锐们的猛烈攻击，被判定为“没落的士绅阶级底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唯一的出路，只有醇酒妇人以消极的自杀。”(18)以发起人的身份参加左联，却疏懒成性，不愿参加左联频繁举行的各种大小会议，终至被议决除名。流亡于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时，他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军周旋，还开办了一家小酒厂，借此掩护胡愈之等流亡的进步文人，可是胡愈之等人秘密组织“同仁社”，却没有邀请他参加，甚至都没向他透露过一丝口风。郁达夫自然也猜到他们有个秘密组织，所以每次碰到他们聚在一起象是在讨论什么时，总是有意避开。(19)当你在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一帮人，可这些人却并没有把你当成值得信赖的自己人时，你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滋味？
长天渺渺，孤雁失群，极目四望，看不到一片可以栖足的绿洲，这一份孤独和悲哀该如何来承担，来化解呢？对于生性柔弱、对异性又有着近乎病态的欲望的郁达夫来说，醇酒妇人似乎是最容易想到的逃避方式了。在萍踪飘泊的早年，他频频出入于烟花柳巷，并以自身的游狎经历创作了《茫茫夜》、《秋柳》等一批小说，也因此蒙受了色情作家的恶名。在二十年代初，北平各所大学的不少学生和教授都喜逛窑子，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人很有限。(20)对这些事，一般不会启齿，更别说形诸笔墨了，郁达夫毫无顾忌地将它们写进小说，还要大肆地渲染一番，可见其性格的痴狂。郁达夫常常混迹于花柳阵中，与单纯以泄欲为目的的嫖客有些不同。他早年就极迷醉于古典诗文，浸濡颇深，对传统文人诗酒征逐、挟妓而游的才士习气不免神慕心仪。对他来说，游走青楼不仅可以暂时摆脱孤独和烦忧的侵袭，而且本身也以为是风雅韵事。这种迂痴的观念使他对待妓女的态度比较特殊，“他在她们面前说话时，是十分潇洒，温和，自然，而且彬彬有礼。问问她们的生活状况，客人多少，收入多少，于剥剥瓜子，喝喝清茶、闲谈一阵之后，即便起身。”(21)妓院之于郁达夫如同一座避难所，它虽然也充斥着虚假、做作和欺诈，但与外面寒冷黑暗的世界相比，毕竟要温暖舒适得多，何况在妓女身上可能获得一点同命相怜的体认和慰藉。
《茫茫夜》和《秋柳》里的于质夫挑人的条件很是古怪，不要年轻漂亮的，偏要挑既不好看年纪又大客人又少的妓女，最后竟挑中了毫无姿色又呆头呆脑的海棠。对于质夫来说，海棠宛如一面镜子，从她的备受冷落和欺侮他可以窥看到自己落魄潦倒的境遇，因而才这样慨叹道：“可怜那鲁钝的海棠，也是同我一样，貌又不美，又不能媚人，所以落得清苦得很。唉，侬未成名君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22)对海棠的怜悯有些像变相的自我垂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狎妓多少也成了他一种对自身境遇的确认方式。
在古代中国，狎妓有时成为某些文人的“雅癖”。与文人交游的妓女有些是聪慧温婉的女子，既善解人意，又风雅多情，其中有的甚至还长于吟诗作画，轻歌漫舞。与这些有着良好文化修养的“解语花”诗酒盘桓，自然富于浪漫的情趣，长久的耳鬓丝磨甚至还会擦出爱情的火花来。到了现代，这种风流遗绪已烟消云散，狎妓不复有昔日兽香微温檀极轻按樱唇徐启浅唱低吟旖旄风光，而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金钱和肉体之间的交换关系。难怪郁达夫在失望之余要责骂中国的妓女是一个大失败，只会模仿“旧式女子的怕羞，矜持，娇喘轻颦，非艺术的谎话，丑陋的文雅风流，粗俗的竹杠”等等，使像他那“一种不伦不类的人物，就是嫖妓女，也完全不能找出赏心的乐事来”。(23)
狎妓原是为了排遣内心的孤寂，然而郁达夫虽则日日沉浸在红绿的酒色里，孤独的感觉仍始终如影相随，挥之不去，而在夜深人静，欢筵撤散，“肢体倦到了不能动弹的时候，这一种孤寂的感觉，愈加来得深。”(24)不仅如此，放浪形骸的生活还引发了自我道德谴责的内心风暴。郁达夫表面上是一个沉湎酒色的荡子，在内心里道德制约力仍相当大。《秋柳》中，于质夫被迫在海棠处宿夜，虽然心里“也有些好奇心，想看看中国妓女的肉体”，可同时又“觉得被人家疑作了好色者，心里感着一种侮辱”。(25)因怕被疑为色鬼，以后几天不想再到妓院去，宁可把自己关在牢狱似的房里，心里忏悔：“我是违反道德的叛逆者，我是戴假面具的知识阶级，我是着衣冠的禽兽！”(26)欲与理的心灵冲突以及伴随而来的激烈的自我道德谴责，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里随处可见，这无疑是他自身的体验。在《〈茑萝集〉自序》里他辩解道：“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27)严厉的自我谴责还能起到一种自我辟解的作用，可以化解心中郁积的沉重的道德压力，仿佛一经自我谴责和忏悔，自己就又成了一个良心上清白无辜的人，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游荡于妓院娼家，直至危机再度爆发。这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其结果是如饮鸩止渴，越来越难以自拔，内在的心灵冲突也越来越趋于严重尖锐。游走青楼，却做不到像一个真正的嫖客那样，把一切道德禁忌抛在脑后，在肉欲的冲动中放纵自己，麻醉自己，却偏偏要不断地作道德忏悔，以此来折磨自己，辟解自己，这就是郁达夫式的“醇酒妇人”！这中间有着他的内心矛盾，当然也有其某种虚假成分。
郁达夫一度对爱情和温暖的家庭生活寄予了很大期望，以为飘泊无依的灵魂可以在异性之爱的平静港湾抛锚停泊。早在《沉沦》中，他就高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28)在《茫茫夜》里，他借于质夫之口再次叹道：“我情愿将我所有的知识完全交出来，与你换一个有血有泪的拥抱。”(29)爱情终于姗姗来临。王映霞的出现给他寒灰的生命吹进了一股生气，然而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平生感得幸福的时间，总不能长久。一时觉得非常满足之后，其后必有绝大的悲怀相继而起”，(30)悲怀果真乘着幸福的羽翼悄悄滑落了。一朵花再娇艳，也还是无法装点广袤无边的荒野，更何况这花自身也会枯萎凋零呢？爱情当然无法填补从生存深处吐涌而出的精神空虚，而且一旦爱情降落到婚姻的地表，它仅有的一点超越性的精神价值也会被琐屑繁冗的家庭日常生活消磨殆尽，矗立着的就只是一个由种种责任勉强支撑住的空壳了。郁达夫大概也尝到了爱之梦幻灭后难言的滋味。婚后仅仅半年，长期缠绕着他的忧郁病便再度发作了，人生的空淡使他厌倦于生，而在一处——即便是温暖的家——沉滞得久了，又“只想把包裹雨伞背起，到绝无人迹的地方去吐一口郁气。”(31)然而，有了家累，他哪还能象早年那样随风飘荡、浪迹天涯呢？于是，散步便成了对这种离家漫游欲望的象征性的满足。蛰居上海赫德路时，他时常悄没声息地独自出门，反背着手，低着头，一声不响地沿着马路往前走，有时即使发现王映霞尾随身后，也不理不睬，只顾独自往前走，总要走到很远的地方才折回头来。有一次为了一件小事与王映霞赌气，他竟即刻一言不发地离开家门，乘船只身到了宁波。郁达夫虽然不习惯于有规律的家庭生活。(32)移居杭州后，他写了不少聊以自娱的读书札记和山水游记，心境似已趋宁静，“不再是带些病态的心灵探索者了”，(33)倒像个优游林下的隐士。然而“风雨茅庐”并未能为他抵挡人世间的凄风苦雨，人生的空淡一如往昔，精神漂泊无依的危机反而愈来愈深刻了。在《春愁》一文里，他哀叹道：“去旅行么？既无同伴，又缺少旅费。读书么？写文章么？未拿起书本，未捏着笔，心里就烦躁得要命，喝酒也岂能长醉，恋爱是尤其没有资格了。”(34)他原以为“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35)这样便能安顿此身；可这个愿望实现之后，他心里却又滋生出新的不满，平静的生活更加凸现了人生的空淡，于是又跃跃欲试地想冲破家的牢笼。郁达夫曾慨叹“运命的使者，把我从母体里分割出来以后，就交给了道路之神”，(36)一语成谶，无终止的漂泊竟真成了他不可逃脱的宿命。
无可排遣的大空虚使郁达夫彻底地陷入了绝望。身边的世界和个人的生活都在不可阻挡地沉落下去，绝望之余，他只好希望有“不意的大事件”(37)发生，可让他攀依着爬出空虚的渊薮。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终于使他如愿以偿，他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为抗战献身。他虽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以笔作枪，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抗战的烽火却没能把他从一个忧郁的文人淬炼成坚强的战士。在骨子里他依然是昔日的郁达夫，不仅生活上仍然保持着跌宕不羁的名士作风，时常宴饮酬唱，游山玩水，难免会招来顾虑和批评(38)，他那时对抗战的前途也曾抱着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写下了“山河那待重收拾，寇盗何妨任蔓延。无恨岂宜歌慷慨？有生只合作神仙”(39)这样的诗句。星岛失陷后，他窜逃于苏门答腊，处境险恶，意志更加消沉，常哀叹自己是已经完结了的人，(40)“旧梦忆同蕉下鹿，此身真似劫余灰”、“衰朽自怜刘越石，只今起舞要鸡催。”(41)心境颓唐如斯，哪还像个慷慨激昂的抗战斗士？
战火总有一天会熄灭，那时摆在他面前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就在战争结束之际，郁达夫感伤的人生之旅走到了尽头。痛苦不安的灵魂终于找到了永久的栖息之地。
郁达夫曾努力着要“完成自己；做文士也好，做官也好，做什么都好，主要的总觉是在自己的完成。人家的毁誉褒贬，一时的得失进退，都不成问题；只教自己能够自持，能够满足，能够反省而无愧，人生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42)可是，终其一生，郁达夫却找不到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价值可以作为生命的依据，他又怎能完成自己呢？在社会和时代的黑暗重围里盲目地冲突，脆弱的自我终将被敲砸成一堆无法聚拢的碎片，等待着他的也便只有无边的痛苦和焦虑以及最终被黑暗席卷而去的运命了。
郁达夫这样的悲剧有其时代的背景，有其矛盾性格和教养的关系，他的遭遇也正是某些现代文人的共同遭遇。象鲁迅一度因怀疑而坠入极大的空虚和绝望，梁遇春闪烁在书本后的虚弱的微笑和莹莹泪光，自我幽闭在公寓和书本里的张爱玲的苍凉的手势，……就不都是这种精神现象的不同症象吗？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时代，东西方多种思想文化潮流在此湍洵相激，蔚为大观。古代中国那套稳定有序的价值系统已经分崩离析，代之而起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文化的狂欢，故鬼新怪纷纷粉墨登场，互不相让，乱成一团。置身于这样一个价值多元而紊乱的时代，敏感多思的文人自会感到彷徨无所适从的焦虑。一方面与传统相连的脐带已被理智的利刃强行割断，回归之路已隐没在蔓草榛莽之中，另一方面取自西方的种种思想和价值观念并未能够如设想的那样迅速地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纪元的曙光，有的人就反而在恶浊的社会环境里开出了鲜艳的恶之花。一时沸反盈天的浮响竟最终不免归结于岑寂和空虚。生命的舟楫究竟在哪里？如何才能逃脱被时代的狂流裹挟而去的灭顶之灾？成为当时中国某些文人不可解的焦虑情结。
注释：
① 郁达夫：《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页。
② 赵园：《郁达夫及其创作散论》。《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王自立、陈子善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9页。
③④ 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4～96页。
⑤ 郁达夫：《〈鸭绿江上〉读后感》。《郁达夫文论集》第294页。
⑥ 参见［德］瓦尔特•本雅明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⑦ 郁达夫：《新年的旧事》。《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188页。
⑧ 《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36、37页。
⑨ 《郁达夫文论集》第693页。
⑩ 参见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郁达夫文论集》第40页。
(11) 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郁达夫文论集》第282页。
(12) 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郁达夫文论集》第302页。
(13) 郁达夫：《日记九种•新生日记》。《郁达夫日记集》，胡从经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14) 《日记九种•劳生日记》。《郁达夫日记集》第16页。
(15) 《日记九种•五月日记》。《郁达夫日记集》第134页。
(16) 郁达夫：《学生运动在中国》。《郁达夫文集》第八卷第54页。
(17) 《日记九种•后叙》，《郁达夫日记集》第179页。
(18) 华汉：《中国新文艺运动》（摘录）。《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362页。
(19) 参见张楚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15页。
(20)(21) 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郁达夫研究资料》（上）第111页。
(22)(25)(26) 《秋柳》。《郁达夫小说集》第305、317、320页。
(23) 郁达夫：《我承认是失败了》。《郁达夫文论集》第112、113页。
(27)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第186页。
(28)(29) 《郁达夫小说集》第23、125页。
(30) 郁达夫：《还乡记》。《郁达夫文集》第三卷第31页。
(31) 郁达夫：《感伤的行旅》。《郁达夫文集》第三卷第160页。
(32) 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后蛰居上海时的生活情状可参见王映霞的回忆录《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至44页。
(3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转摘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576页。
(34)(37) 《春愁》。《郁达夫文集》第三卷第406页。
(35) 郁达夫：《住所的话》。《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23页。
(36) 郁达夫：《一封信》。《郁达夫文集》第三卷第80页。
(38) 郁达夫居留新加坡时曾游历马六甲，并写了一篇游记《马六甲记游》，却不意遭到了非议和责难，这是什么时候啊，为什么还要游山玩水？你就忘记了抗战的烽火？见金丁：《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回忆郁达夫》第572页。
(39) 《题梅魂手册》。《郁达夫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页。
(40) 王任叔：《记郁达夫》。《郁达夫研究资料》（上）第135页。
(41) 《胡迈来诗，会有所感，步韵以答》。《郁达夫诗全编》第2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