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从头到脚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徐志摩，虽然因其年仅三十五岁便遭遇空难猝逝，创作生涯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年春——1931年冬），却一直是现代文坛的一个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评论热点。从1923年初见赏析评论其诗作的文章，直到本世纪末的当前，关于这位作家的诗歌、散文、思想倾向、艺术风格、文学史意义等多方面的话题，一直被人们热热闹闹地谈论着，而且今后还将被谈论下去。这充分说明徐志摩的确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历史无法忘掉他，人们也无法弃置他。
徐志摩给我们留下了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另有集外诗作60余首，集外译诗40余首；六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秋》、《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另有集外散文30余篇；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剧作《卞昆冈》；还有译著十余种。
对徐志摩的研究，从1923年开始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主要集中于诗与散文这两类体裁，并由此铺展探及到了诗人的思想信仰、精神气质、人格特点等问题。本文对七十余年来徐志摩研究状况的系统梳理和综合评述，将以三个历史时期为线索展开：一是1923—1949年；二是1950—1979年；三是1980—1995年。
一
根据文学史记载和所能见到的报刊资料，徐志摩开始诗歌创作是在1922年的春天。诗作最早发表于是年冬季的《新浙江•新朋友》和《努力周报》、1923年初的《时事新报•学灯》和《晨报•文学旬刊》等国内报纸。当时诗坛风行的是无韵的自由体诗和冰心“春水体”小诗，徐志摩这些形式整齐、音韵优美和谐的诗作，令读者耳目一新，立刻引起了诗坛的注意，有关的评论文章相继面世。
胡文在1923年发表的《徐志摩君的〈曼殊斐儿〉》，是最早正式评论徐志摩的文章。 他首先肯定的是其抒情的真挚和音韵节奏的优美。1925年徐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出版后，评论界给予热情关注，一批文章陆续出台，对徐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较全面地进行了分析评介。主要有余成泽的《评徐志摩的诗》、周容的《志摩的诗》（1925年）、朱湘的《评徐君〈志摩的诗〉》（1926年）、钱杏邨（阿英）的《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1928年）等。
在这第一批有关徐诗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朱湘和钱杏邨的两篇。朱湘侧重于对徐诗的文体和艺术形式成败得失的分析（注：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载《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 把《志摩的诗》分为散文诗、平民风格的诗、哲理诗、情诗、杂诗五类。认为徐的哲理诗是失败的，因为哲学是一种理智的东西，与主情的文学尤其是诗，是完全不相容的；而徐的散文诗有“观察的敏锐”、“境地的清远”、“比喻富有想象力”等优点，尤其《毒药》一诗，“就本质上说来，就艺术上说来，可以说是这几年来散文诗里面最好的一首”，但由于过分讲究骈骊，有时便难免有堆砌造作之嫌；对徐的平民风格的诗，朱湘肯定了两点有趣味的尝试，“一是取材平民的生活，一是采用土白的文体”；朱湘对徐的情诗评价最高，认为写情诗才是徐君的本色行当，这里有活泼的情绪、清秀的神韵、细腻的想象、和婉的音节，是徐诗最美好的收获。朱文还概括总结了徐诗形式上的六个缺点：土音入韵、骈句韵不讲究、用韵有时不妥、用字有时欠当、诗行有时站不住、欧化得太生硬。朱文将徐诗与中国古典诗和外国诗加以比较分析，无疑为徐诗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颇具启发意义。但朱湘以古典诗歌的规则来衡量和要求新诗的创作，并以此为依据批评徐诗，未免显出了不合情理的苛刻。其实，徐诗大胆抛弃古典诗歌言辞过分典雅、韵式过于精致的清规戒律，将生动活泼的口语方言引入新诗，采用灵活多变的韵式，并大胆尝试将中西诗体诗风融汇合一，从而建构起颇具创意的独特诗艺，这正是他的重要贡献与价值所在。
钱杏邨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思想立场上，以革命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对徐志摩诗文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倾向，进行了嘲讽和否定性的批评（注：钱杏邨《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现代文学作家（第二卷）》，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3月版。）。 钱文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中，他例举徐《自剖》、《迎上前去》等散文和《雪花的快乐》、《乡村里的音籁》 等诗作， 分析了诗人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沉醉于幻想的生活和绮丽的梦境，渴望返乎大自然，感情极为浮动的思想个性，得出结论说徐“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在第二部分《徐志摩先生冲向那里去？》中，论述了徐从“飞”的人生到“冲”的人生的变化过程，指出这是因其幻梦被现实击碎后的极度失望产生的，而且这“飞”和“冲”终究坠入了“空”的人生哲学之中；在第三部分《是谁吹弄着那不调谐的人道的音籁》中，钱从“作者的阶级规定作者的意识”这一前提出发，全面否定了徐诗的人道主义思想，认为其浅薄无聊甚至虚伪，说徐志摩对无产者和劳苦民众不仅没有同情，也始终不曾认识。钱还以“艺术的形式与内容本来是一致”的观点，分析了徐诗的艺术技巧和形式，指出“徐志摩先生的诗的形式完全是资产阶级诗的形式”，虽然有许多其他作家没有的新形式，但却是“做作的”，“华而不实的”。
钱杏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从社会和政治的意义上分析批判徐的诗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自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时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高潮期，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作家作品统统都在创造社、太阳社主要成员的批判和扫荡范围之中，钱文对徐诗的尖锐批判和全盘否定，是毫不奇怪的。而且钱文中有些看法还是相当深刻的，如对徐诗伤感哀怨情调产生的根源的分析，指出这是由于徐耽迷于个性主义理想，以致睁着眼睛做梦而终被社会现实击碎，于是坠入浓重的痛苦失望之中难以解脱，这种分析显然是切中要害的。但钱文以政治标准为惟一的取舍尺度，嘲讽否定徐诗既无任何积极的思想意义又无丝毫艺术价值，实在已误入偏激而武断的左倾狭途了。这种粗暴的政治大批判，对后起的某些评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31年11月徐志摩乘飞机遇难后，悼念诗人、评论其诗文的文章大批量地集中涌现。《晨报•学园》刊出《哀悼志摩专号》，《诗刊》出版了《志摩纪念号》，其他报刊杂志也相继发表了许多文章，在文坛上掀起了一个评徐热潮。
大批追怀徐志摩生平轶事的文章，都侧重于肯定赞美诗人浪漫真诚的生活态度和热情善良的处世为人的特点。胡适赞他“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注：胡适《追悼志摩》，载《朋友心中的徐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陈通伯赞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注：胡适《追悼志摩》，载《朋友心中的徐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郁达夫赞他对生活总保持着“热情而磊落的态度”（注：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王统照赞他“具有十分纯洁的天真与诚笃温柔的心”（注：王统照《悼徐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陶孟和赞他“不相洽的性格或者不能认识志摩性格的真价值，但是他的春风的和煦，阳光的满照，凡是遇见他的，没有不觉的。这便是他的真正的魔力”（注：陶孟和《我们所爱的朋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 月版。）；郑振铎赞他“是一位最可交的朋友”，“他宽容，他鼓励，受他诱掖的文人可真是不少！”（注：郑振铎《悼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从这些不同流派风格、不同学养的文人学者对徐人格的评价和赞扬可以看出，徐志摩的确是一个真诚坦荡而又宽厚仁爱、真心热爱生活、真心热爱朋友、同时也为朋友真心喜欢热爱的诗人。
许多悼文兼及评论了徐的诗文，虽然属于直觉印象式的描述，却也见仁见智，提出了一些颇具识力的见解。
陈梦家称赞徐诗柔丽清爽隽永灵奇，还有铿锵优美的声调，并且几部诗集在技巧上是越来越显示出进步的（注：陈梦家《纪念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杨振声认为徐志摩给了诗一个新的体魄，以充分的西洋诗的熏陶来写新诗，并越来越注重了对诗的民族语言音节的追求。杨氏特别称道徐的散文，“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注：杨振声《与志摩最后的一别》，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周作人也特别欣赏徐的散文，认为“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注：周作人《志摩纪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注：引自《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概括比较了徐志摩与闻一多诗作不同的风格特色。指出“他没有闻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尝试的体制最多，也译诗；最讲究用比喻——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林徽音的文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注：载1935年12月8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56期。）则从徐志摩的诗歌观和诗艺特征入手，分析了其诗歌创作的动因和深层心理内涵，并从中国新诗的历史发展角度，充分肯定了徐诗对艺术技巧和形式的追求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她指出：对徐诗的公允评价，应该是一种立足于新诗历史发展“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新诗在草创时期过于无条件，无形制，以至宽泛到任意分行抒写，结果流入过分散文化、粗糙化的歧途。是志摩几人率先提倡好的新诗应该讲求美的艺术形式，对诗的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讨论，并认真而努力地付诸于创作实践，收获了很大成绩，几部诗集可为明证。由此林氏认为：徐诗会长久地存在下去，永远活在新诗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和广大读者心里。林徽音的这一看法，是最早从新诗史学的宏观视野上来为徐诗定位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遗憾的是林文未及充分展开这一论述。这也是上述一批悼念带评论徐诗的文章的共同性缺憾。
在徐志摩研究的第一时期内，从总体上把握和研究评述徐诗的理论文章中，写得较有分量、影响较大的是茅盾的《徐志摩论》（注：《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1月版。）、 张露薇的《论诗人徐志摩》（注：载1932年《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15期。） 和穆木天的《徐志摩论》（注：《作家论》，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论点，在此后的徐氏研究中屡屡被引用阐释。
茅盾的文章是在社会学批评的层面上，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作分析和判断的。他借用徐“在梦的轻波里依徊”这一诗句，来概括其诗作的思想内容，尖锐地表达了独到而深刻的见地。他指出：“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其诗作“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他认为徐诗情调的悲哀灰暗，是其思想颓废虚无所致，并不值得同情；他还反驳了徐对自己近年来创作渐趋枯窘是因为生活的平凡和追求诗的艺术技巧的解释，认为徐诗情枯竭的原因的确与生活有关，“但决不是因为生活平凡而是因为他对于眼前的大变动不能了解且不愿去了解”。
张露薇的文章则对徐诗颓唐消极情绪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和同情，指出徐诗中确实有世纪末病态，但这是社会黑暗沉重挤压的结果，它反映了诗人厌恶现实而又无力反抗，无奈只得逃避和流入悲哀的痛苦心理。“他的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是时代的污，要怪，你也只好怪不可谐的时代”；张文认为在徐的几部诗集中，《翡冷翠的一夜》是最成功的，尤其情诗成就最高，充分显现出诗人飞扬灵动的才情。但徐的爱情诗一味沉迷于缠绵的个人爱恋中，不注重社会的复杂和自己的思想，因而有脱离现实人生的轻浮之嫌。
穆木天以同是诗人的内行眼光和对徐诗的深切理解，分析评价了徐诗的思想内容及意义，其文章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他指出：“徐诗作为“五四”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理意识的反映，是“对于社会不调和的表现”，对“所憎恶的时代挑战”，虽然含有一些唯美主义印象主义要素，但“徐志摩不是颓废的，而是积极的”，是时时用心中的理想信念与社会作抗衡的；他认为从新诗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徐志摩是有着他的伟大的存在的意义”，因为徐把诗的表现内容从外在生活的描写和主观感情的直抒，成功地引向“灵魂的冒险”——深入细腻地传达微妙复杂的心理情绪；他将徐诗创作分为三个阶段：①浪漫期——《志摩的诗》、《落叶》时期；②自剖期——《翡冷翠的一夜》、《自剖》时期；③云游期——《猛虎集》、《云游》、《秋》时期，并分别析述了这三个阶段中徐的诗文的优长与缺陷。
如果说茅文对徐诗的评析，主要运用的是社会学批评方法，注重着眼于作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和对现实的态度，强调诗的社会作用和思想意义，而忽略了艺术本身的特征与价值，轻率否定了徐诗形式美的追求，表现了一种“深刻的偏激”，那么穆文对徐诗的评析，则是立足于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立场的。他从徐的文艺观和诗艺特征入手，结合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个人精神气质等因素，分析了徐诗复杂意蕴和其深层的心理内涵，梳理揭示了其创作的发展演化过程及各阶段诗作外在的形式美表现，并概括总结了徐诗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艺术贡献，提出了一系列颇具理论深度的见解，有效地避开和纠正了以过分功利化或静止化的观点去评价徐志摩创作的片面性和机械性。
1936年以后，徐志摩研究渐趋冷落，评论文章不仅数量很少，质量上也未见理论的创新。除了1937年巴人以屈轶的笔名在《论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一文中，对以徐为代表的新月派诗歌在“悠闲的感情的享乐与美幻的事物追求中向形式的桎梏里沉落下去”进行的指责批评外，专门的研究文章仅有高穆的《徐志摩论》（1944年），赵景深的《徐志摩》（1946年）等寥寥数篇。值得一提的是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1949年），这是第一部系统的有关诗人生平创作资料的专著，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同时这本年谱，也为第一时期的徐志摩研究划下了一个句号。
由上面所列举的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来看，第一时期的徐志摩研究，在显示着草创期的杂芜与肤浅（如悼念兼及评论的文章多为印象式描述、社会学批评方法运用中的简单化和功利化）中，还是提出了一些颇具理论意义的研究课题，并初步呈示出较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和多样化的评论视角，这为后来徐志摩研究的深入和开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1950——1979年，是徐志摩研究的第二个历史时期。由于时值左倾文艺路线大肆施虐，政治标准垄断了一切学术研究领域，因此本阶段的徐志摩研究基本处于停滞和中断状态。偶而有散见的评论文章，也大多是政治大批判加全盘而彻底的否定，已脱离了文艺批评和学术研究的正轨。
这一时期中立论公允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文章，当属陈梦家发表于1957年《诗刊》上的《谈谈徐志摩的诗》。在当时的政治标准和社会学批评尺度允许的范围内，陈文在具体分析了一批徐诗代表作的基础上，较充分地发掘和肯定了其积极的思想意义和优美的艺术形式之价值。指出：徐诗表现了对于个性自由的热烈追求和对旧社会黑暗、冷酷、顽固、内战的诅咒，以及对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思想意义；徐诗创造了清新活泼而又精练纯美的形式，为新诗发展提供了成功的经验，陈文还注意到了19世纪英美诗对徐的影响，认为在形式上徐诗很像英文诗，诗风与哈代、白雷客等人颇为相似。但在用词和语法结构上，却得益于旧诗文和丰富而有音乐性的中国口语。这种在中外文化交融的视野中发掘和肯定徐的诗艺独创性的研究思路，无疑提出了一个具有创意的跨文化宏观研究课题，可惜的是，这一课题因陈文立即受到反驳与批判而被打入冷宫，一直到新时期才获得重视。
同年11月，巴人在《诗刊》撰文《也谈徐志摩的诗》，反驳批判了陈文。与陈文发掘徐诗的积极意义针锋相对，巴文认为，“徐志摩是那样一种诗人：自我以外没有世界，生活的天地是很小的。因之，人也就像动物似的，性爱成为他惟一的灵感的泉源，这是谈不到什么个性解放的。”徐诗“表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不真实的，是脱离不了他那资产阶级的舍施观点的”，巴文挑出徐诗《西窗》中的一节进行分析，给徐扣上了一顶“痛恨无产阶级文学”、“痛恨那时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者”的政治帽子，并批评陈梦家是想把徐志摩装扮为一个革命诗人，但这心机是落空的；巴文还按照“内容决定形式”的公式，全盘否定了徐诗的艺术形式。他例举一些像“一发的青山”，“我开口唱，悠扬里有你”的诗句，嘲讽徐诗中常见这样不合语法的句子，让人读后莫名其妙。并断言像《残诗》一类的诗，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
1963年，吴宏聪刊发于《中山大学学报》的《资产阶级诗歌的堕落——评徐志摩的诗》一文，以更加偏左的政治尺度把巴人的观点推向了极致。其惟阶级的立场，上纲上线大加挞伐的力度和言辞的尖刻都是前所未见的。吴认为，徐的抒情诗，以“灵巧和绚烂的词藻，装饰着有产者苍白而空虚的精神世界”；爱情诗更多是轻佻放荡的痴情话，“充满着一种纯粹属于纨袴子弟寻欢作乐的迷醉，充满着有闲阶级的青春的戏谑。调子是柔和的，轻盈的，也是淫靡的”；徐的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作，则“除了使人感到资产阶级的伪善之外，还使人看到令人恶心的绅士们的狞笑”，那首《一小幅穷乐图》是他对于拣破烂的穷人子女最可耻的揶揄；吴文还依据《秋虫》、《西窗》二首诗，剖析了徐对十月革命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恶毒攻击，把徐判为反动堕落的文人。
文学史家们所持的立场也是政治批判而非学术研究的。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出版）中专辟一节《两股逆流——“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以又高又左的政治调门批判徐诗思想内容空虚贫弱颓废，在完美的格律形式中包藏着麻醉和消蚀青年们的战斗意志、要人们做统治阶级的驯服奴隶的“深毒的花朵”，并得出结论说这便是徐和新月社诗人们提倡新格律诗的真正原因。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出版），把徐的诗歌创作发展轨迹概括为由惧怕革命到污蔑革命、辱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美化黑暗现实、歌颂空虚和死亡，而进行了批判否定。
较之第一时期，本时期徐志摩研究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收获，简单粗暴的阶级分析和政治批判，成为惟一的评判尺度，对徐志摩从人到诗进行了彻底否定，徐的作品也成为禁书，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把真实的文学现象涂染得面目全非，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学术研究大倒退。
三
1980——1995年是徐志摩研究的第三个历史时期。跨过漫长的停滞和文革的空白后，在新时期文学艺术自我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徐志摩研究重新启动，并获得令人振奋的长足发展。多种开放的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带来了新视角和新发现。不仅研究成果数量大大增多，超过前两期的总和（仅各种版本的徐志摩评传和徐志摩研究专著就有数十种）；而且研究范围也大大拓展，广泛涉猎徐的各种体裁创作、各阶段的创作、作家的生活道路、创作道路、文艺思想、艺术形式、审美个性、文学史地位等领域；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更让人欣喜的是，本时期整体学术水平大大提高，已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首先为徐志摩诗作翻案正名的文章是卞之琳的《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卞文认为，徐诗思想感情贯穿着三条主线：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不应该仅凭《秋虫》、《西窗》极个别的诗作，否定徐诗的积极思想意义，而且《秋虫》中“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一句，联系诗的上下文来看，也不能说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卞文还从新诗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肯定了徐诗的价值和地位：“《女神》是中国诗史上真正打开一个新局面的，在稍后出版的《志摩的诗》接着巩固了新阵地。”卞文所提出的大胆而鲜明的见解，带有拨乱反正还徐诗一个公正文学地位之意，在当时不免被人认为有些矫枉过正。
继后，陆耀东在《评徐志摩的诗》（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一文中， 也较充分地肯定了徐诗的爱国主义思想倾向和张扬个性自由、歌颂追求纯真美好爱情所具有的反封建积极意义，以及对黑暗社会现实不满，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情怀。陆文还分析评价了徐诗艺术形式的审美价值，认为徐诗具有构思巧、意境新、语言生动活泼、富有音乐美等多种优长，值得人们学习借鉴。由于陆的这些见解是建立在对徐诗大批代表性作品的具体分析基础之上的，因而颇具说服力。
1980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首届年会在包头召开， 根据丁尔纲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综合报道（注：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如何评价徐志摩其人其诗的问题是其主要议题之一。三种不同意见构成了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徐志摩是个大诗人，“五四”以后的20年代，中国新诗坛上两颗最亮的大星，一个是郭沫若，再一个就是徐志摩。他反映社会内容的诗具有反帝反封建反北洋军阀和同情劳动人民的鲜明倾向；他的爱情诗反映了对纯洁美好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他的诗艺术成就很高，有的诗博大、粗犷、沉郁，有急速的变化和生命活力感；有的诗空灵曼妙，在艺术上已达近于神奇的完美。这样一位诗人竟被政治烟云遮盖达半个世纪是极不公正的。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徐诗具有反动倾向，基本上是宣传西欧资产阶级的政治信仰，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道路不相容的，这突出地反映在他通过诗歌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上；他的情诗是其私生活的写照，美化了自己的靡乱生活，情调是很不健康的。有些诗充满了黄色的色情描写，实属肉麻下流；徐诗较之胡适的诗有更恶毒更迷人的地方，恶毒在于其思想，迷人在于其艺术。第三种意见较为折衷，认为徐诗体现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征，虽然一定程度地表现了爱国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表现了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与抗争，但这反抗是微弱无力的，其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徐诗中那些消极感伤的吟咏则浸透了“世纪末”情绪，给当时青年造成了消极有害的影响。这三种意见尽管相持不下，远未达到一种共识，但却已表明，左倾文艺路线垄断下的惟阶级分析政治分析代替艺术分析的恶性循环已经中断，学术研究各抒己见的群言堂局面已然形成。由此，徐志摩研究在复苏中跨入了新阶段。
在本时期徐志摩研究不断走向开拓和深入的过程中，有好些原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框架的调整，逐渐正本清源寻获了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
关于徐诗是否具有爱国主义和反封建的积极思想意义，本时期的评论文章基本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张学植、苏振鹭认为：徐志摩是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的诗“和当时正在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合拍，激荡着抗击黑暗的战斗激情”，“诗人对于黑暗现实的否定和诅咒又往往是和对于理想的向往与追求互相交融的”，具有鲜明而积极的反封建思想意义，那些讴歌美好爱情的诗篇，写得优美健康，富有审美价值。但自《猛虎集》始，徐诗流露出逐渐浓厚的消极颓废情绪，甚至讴歌虚无向往死亡，虽然其中仍含有对黑暗社会腐败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但已明显流入软弱无力（注：《徐志摩诗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南开学报》1981年第1期。
）。 张大雷认为：自由民主思想和爱国意识始终是徐志摩诗作的主导倾向。那大批抨击黑暗、诅咒战乱、反叛社会现实秩序、追求爱和美的理想的诗篇，具有明朗的色彩和雄浑的力量，其积极向上的思想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注：《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道路》，《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蓝棣之认为：徐志摩是一个浪漫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诗人，追求美和爱是其最根本的人生立场，其诗不乏爱国反封建、抨击社会堕落与黑暗的积极的内容和意义，以往的徐诗评论对此全盘否定是错误的不合事实真相的。但徐诗极个别作品也的确流露了怀疑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情绪，对此也不应该完全否认抹杀。应该尊重客观事实，积极的就肯定其积极，消极的就批评其消极（注：《徐志摩的诗史地位与评价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赵遐秋也指出：“ 徐志摩在一连串的重大政治问题上，都明确地表示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封建主义秩序和军阀的残暴统治，他的诗文真实地记录反映了这种积极明朗的思想情感。但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立场，又使他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深感怀疑和不满，诗文中也有相应的表现（注：《徐志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些文章从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立场出发，其分析和立论都较具体而公允，并标示出了一种共识倾向。但臧克家对这一问题却表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他撰文《闻徐诗品比并看》（注：《文艺报》1983年第12期。），分析解读了徐志摩的诗作《再别康桥》，认为“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等诗句，表现了诗人对英帝国屈服、柔顺、恋恋不舍的政治态度，大有“英伦胜祖国，月是康桥明”的逆子思想。臧的这一批判固然十分尖锐，但却是牵强附会根本立不住脚的。《再别康桥》是一首纯粹抒写个人心怀的情诗，正确的文学批评是不可以把情诗当作政治隐喻诗来阐释挖掘的，更何况如此上纲上线大扣帽子，这就使研究脱离学术轨道而重新变成政治定性了。
关于怎样认识评价徐志摩的《秋虫》、《西窗》这二首诗作，本时期的评论文章也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吴奔星指出：徐与梁实秋之流坚决与无产阶级为敌还是有区别的，这两首诗的错误倾向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而非政治立场问题（注：《试论新月诗派》，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史本成认为：两首诗作只是出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不理解，并非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况且徐数百首诗中只有这两首，不能以此来代替和否定徐的全部诗作（注：《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诗人》，《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 持此看法的还有蓝棣之、赵遐秋、孙琴安、宋炳辉、谢冕等人。由此可见，那种简单化地以两首诗为证据给徐政治定性，判为反动诗人的观点已被绝大多数人所抛弃。笔者认为，以思想认识问题来评析这两首诗是较为公允的学术观点。因为评论作家作品是应该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作者的人生观和心理个性以及作家全部创作出发的。正如胡适所说，徐志摩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即爱、自由、美。他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徐本人也曾公开表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列宁忌日—谈革命》）；“我个人怀疑共产主义，怀疑党化教育，也就是顾恋一点点的私人自由”（《对张象鼎来函的按语及答复》）。从这些自白可以看出，徐从信仰和追求个人自由的人生立场出发，不理解不赞成苏俄“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刀”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怀疑共产主义。这不理解、不赞成和怀疑，并非对共产主义视若仇敌，誓不两立。更何况徐还热情赞美过苏联革命“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作为一个思想驳杂矛盾的自由主义诗人，其驳杂矛盾的意识形态全部真实地反映在诗文中。他把受到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冲击时所经历的感情痛苦和不满，化作了“花尽开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奸污的苦”的怨气；他以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隔膜和怀疑，挑剔和攻击无产阶级的“文学先生们”，写下了《西窗》中那些较激烈的诗句。这种思想倾向当然是错误的。这毋庸讳言。但据此说徐恶毒诬蔑诅咒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个反动诗人，显然是不确的。其实当时文坛上知识分子群中，对无产阶级文学持怀疑甚至不满观感的，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闻一多就曾说过：“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是一种‘热气’，一种浪漫的姿式，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烙印〉序》），茅盾等人也曾表示过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不理解和对其缺点的挑剔。只要我们能客观地承认和评价当时的现实情况，就会懂得对徐诗不必过分苛求。这些诗句抒写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心态，是错误的思想认识，不是反动的政治立场。更何况这两首诗中数行诗句，并未从整体上改变徐诗的性质，也绝不能遮蔽徐诗的积极思想意义。
对徐的爱情诗，本时期人们也作了较深入的多层面的分析评估。一些论者依然坚持前一时期吴宏聪等人批判否定的意见，胡炳光指出：“徐志摩写过不少恋爱诗，在《志摩的诗》以后，这些恋爱诗不仅反映了他对爱情的沉迷，而且更是对肉欲的追求，……把肉欲当有趣”（注：《徐志摩——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诗人》，《天津师大学报》1985 年第1期。）；吕家乡认为：徐志摩的爱情诗经常孤立地就爱情写爱情，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因而缺乏丰满的社会内容（注：《个性解放的追求与幻灭》，见《诗人徐志摩》，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但更多的论者对徐的爱情诗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张大雷认为：徐的爱情诗“热烈细腻地表现了所有真挚爱情的那些永远征服人心的美好品质。当这些美好品质正被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势力和传统观念所摧残的时候，这发自诗人灵魂深处的心声即使没有什么很高的意义，也未始不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具有不可忽视的伦理和道德价值，给人以健康的力量和美感”（注：《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道路》，《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李夜平在具体分析了徐的大批爱情诗作后得出结论：徐志摩把美好纯洁的爱情作为生活和生命中最重要的现实内容和理想追求，坦诚真率地抒写赞美着爱的赤诚和坚贞，虽然他已意识到“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但依然不肯放弃执着的追求，甚至甘以生命殉爱。这种对爱的自由、爱的权力的珍惜和对决绝抗争的坚持，既是诗人处身黑暗污浊环境洁身自好挣扎向美向善的一个证明，也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向来极力回避爱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大胆叛逆（注：《论徐志摩及新月派的诗歌创作》，《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诗歌卷一》，明天出版社1991年版。）。如果说张文、李文在对徐的爱情诗进行了肯定性的分析与评价时，涉及了大批具体诗作，但却似乎有意避开了历来备受指责的那几首性爱诗（如《别拧我，疼》、《深夜》、《两地相思》等），那么，文木、郁华则专门评析了这几首诗作，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心平气和地细读《别拧我，疼》这首诗，“可以说，这不过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诗，它只是比较细腻具体地摹写了欢爱时女方的表情、声调和眼神。既非浪声秽语，又无性的描写，决不是黄色作品”；至于《深夜》这首诗，象征性较强，可以多解，但无论怎样解，也得不出无聊、庸俗不堪入诗的结论；以写实和夸张结合的手法写成的《春的投生》“用象征性的比拟和暗喻来描写展示男女欢爱过程中灵与肉的和谐，愉悦欢畅和美妙，表现了一种生命力，一种春的投生的盎然生机和对生命的渴求与呼唤”（注：《徐志摩•万钟风情无地着》，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文木、•郁华对徐的爱情诗的分析评价是建立在一种开放的审美视野基础上的，也符合徐爱情诗的实际风貌。爱情诗的特点和内容是对真挚情感的自然抒发，徐的情诗是对自己爱情生活的真实表现，是人之天性自然真率的流露。爱情本身就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只有灵没有肉或只有肉没有灵的爱情，都是畸形的。优美健康而又适当地展示爱情，正是人性美的一种表现。对徐的爱情诗也该作如是观。
关于徐志摩的散文创作，本时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也明显走向具体和深入，提出了一些颇具识力和新意的命题。胡凌芝以细致的个案分析与宏观的综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较系统地梳理了徐的散文创作特色。指出：自我思想情感的真率剖露、哲理与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地构成了徐志摩散文的别一世界（注：《徐志摩新评》，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谢冕以诗人的细腻敏锐的艺术感觉对徐的散文风格作了言简意赅却十分精确到位的评价：“《浓得化不开》是徐志摩的散文名篇，这篇名恰可用来概括他的散文风格，……他有一种能力，可以把别人习以为常的场景写得奇艳诡异，在他人可能无话可说的地方，他却可以说得天花乱坠，让你目不暇接，并不觉其冗繁而取得曲径通幽奇岳揽胜之效。把复杂说成简单固不易，把简单说成复杂而又显示出惊人的慎密和宏大的、却极少有人臻此佳境。惟有超常的大家才能把人们习以为常的感受表现得铺张、繁彩、华艳、奇特。徐志摩便是在这里站在了“五四”散文大家的位置上。他的成功给予后人的启示是深远的”（注：《短暂的久远（徐志摩名作欣赏序二）》，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谢文这种将“独创性”作为衡量评估徐散文成就的基本尺度，在与其他“五四”散文大家的风格比较中去定位其特征和价值的研究思路，显示了历史的美学的深度。
本时期有大批文学研究者从各侧面展开了对徐诗艺术形式美的探讨评述。既充分肯定了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和审美价值，又指出了其艺术局限。如严家炎对徐诗在“诗感”、“诗意”基础上处理诗作的音节，获得了节奏变化与感情起伏和谐一致的音乐美的分析；蓝棣之着眼于徐诗的浓重散文味，高度肯定评价了徐“以成功的抒写把散文内容充分地带进了新诗，给新诗以浓烈厚重的情感内涵，扩大了新诗的表现力，丰富了新诗的艺术风格”的特殊贡献；李夜平对徐诗形式美的表现特征进行了探讨评价，认为徐注重追求空灵优美的意境；注重意象的选择和象征手法的灵活运用；讲求诗的节奏和音韵美；讲求色彩的鲜明繁富，词语的华瞻丰美和飞扬灵活；努力于新体制的输入和试验，对现代诗美的建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谢冕从诗艺的“创格”角度，分析肯定了徐诗的审美意义，认为是从徐志摩开始，诗人们把情感的反复吟咏当作了一种合理的正常的追求，而不再把叙述和说明当作基本的和惟一的目的；也是从徐志摩开始，新诗成熟地把目光转向诗艺的探求，开始努力建构纯艺术的醇正本质、周密技巧和精美形式。而徐作为纯艺术的忠实实行者，以诗造出了迷人的艺术奇观。其他如卞之琳、陈剑晖、胡凌芝、赵遐秋、吕家乡等人的文章，也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地提出了个人见解，从整体水平上标示出了这一命题较之以前更深入的理论高度。
在东方文化交融的开放宏阔视野中认识评价徐诗的独创性，并由此梳理考辨徐与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成为本时期徐志摩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论者如卞之琳、孙乃修、孙琴安、张大雷、谢冕、蓝棣之等人撰文分析评述了徐诗所受西方诗学的影响。孙乃修具体考辨了徐诗复杂的外国诗学血缘，指出：在欧洲文化气氛陶冶中成长起来的徐志摩，诗魂与外国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维系。集拜伦、雪莱、济慈、华慈华斯“浪漫派之情热”、哈代“悲观派之阴冷”、波德莱尔“恶魔派之奇崛”为一体，形成了于清丽空灵俏皮中更带一抹激愤哀婉冷艳情调的独特艺术个性（注：《徐志摩•性灵深处的妙悟》，《走向世界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谢冕则主要从徐吸收继承英国浪漫派的诗歌艺术，以欢乐意为核心奠定了自己的浪漫主义诗歌基础入手，分析研讨了徐志摩的“文化性格——一种新的融汇”，认为：在新文学历史中，像徐志摩这样全身心融入世界文化海洋而摄取其精髓，成功地创作出许多奇妙的“土洋结合”式艺术精品的诗人是不多的（注：《云游（序一）》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有的论者则溯本求源，探索考察了徐诗与中国古典诗学的传承关系。陈剑晖指出：徐虽是一个深受欧诗影响的诗人，却能取中国古典诗歌之神韵，根据汉语白话的特点，锤炼出一种新格律的诗体形式。这是一种融西诗和中国古典诗的优长在一起的可贵艺术创造（注：《艺术应当是美的》，《诗人徐志摩》，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孔孚认为：徐诗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写得实在是好，但较之西洋诗的影响，徐诗对传统的继承更重一些，尤其对意境法（重含藏和留白）、意象法（求情意与物象的交融）等古典诗歌的表现方法出神入化的运用，创造出了一种高格的诗美（注：《试论徐志摩诗歌的艺术表现》，《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 罗成琰认为徐诗的动态思维方式（即灵感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古典诗学中“感兴”、“神会”、“顿悟”、“天机”脱胎出来的（注：《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些论者还对徐与其他现代诗人进行了比较分析。如吕家乡概括辨析了徐志摩和闻一多的诗歌在内容倾向、抒情个性、构思习惯、音乐美的表现和构成等方面的同异和各自得失；毛迅比较评述了闻徐在唯美主义方向上各自保持相对独立所形成的诗风差异；林明华对徐和郭沫若抒情品格的比较研究等等。这种跨文化宏观视域中的学术研究，对徐诗融汇中西诗艺创立个性诗格的成功经验和文学地位及历史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使人们通过异中有同的比较，综合地把握了某些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通过同中有异的比较，充分而深入地发掘了徐诗的诗美内涵。
另外，本时期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如朱德发、蒋心焕、陈振国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魏绍馨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黄修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也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原则，还给诗人一个公正的文学史评价和历史地位，专辟章节分析论述了徐志摩文学创作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各种版本的徐志摩诗作选读、赏析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当属谢冕主编的《徐志摩名作欣赏》，对徐的单篇诗文佳作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细读、阐释和赏析，充分深入地发掘了徐诗复杂精微的文本内涵；各种版本的《徐志摩评传》，也都在收集整理诗人的生平资料、系统爬梳诗人生活与创作的历史发展轨迹、准确分析评估诗人的文学业绩等各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建树，其中写得较好也颇具学术价值的，当推宋益乔的《艺术与风月——徐志摩传》和宋炳辉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两部；还应该提到的是周良沛的《〈徐志摩诗集〉编后》一文，从三个方面沿波探源地总结揭示了以往徐志摩研究中分歧大争论多的特殊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是一篇颇具历史和理论深度的徐志摩研究的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本时期徐志摩研究在整体上获得了长足发展。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观念的更新、研究思路的深化、研究成果的增多和学术价值的大大提高，构成了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徐志摩研究新格局，从而充分证明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学术研究的民主化以及庸俗社会学批评模式的彻底抛弃，乃是文学研究能否正常进行和深入拓展的基本条件。但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徐志摩研究现状远未尽善尽美。一是许多研究课题有待进一步发掘：如徐诗的空灵飞动之气与老庄哲学思想的联系、徐融汇中西诗艺的成功经验和承继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带来的局限、徐的文艺观、徐的创作心理、徐的爱情诗的历史定位和审美价值等等。二是研究中出现了新的模式化倾向：如有些选题重复现象较为严重；人们的研究思路形成新的定型——从全盘否定到全盘肯定，不能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孬处说孬；研究结论大同小异的趋向十分明显，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广大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