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虽以诗和小说闻名于世，但他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和繁荣也作出了独特而多样的贡献。他既是传记文学作家，也是中国现代传记理论的奠基者之一。郁达夫的传记文学创作不拘一格，种类繁多，很难用中国古代传记体式——史传、杂传、散传、专传和纪传体小说——来规范和分类。从其创作实际看，主要有自传、文人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和纪传体小说等五种类型，其间都有优秀作品传世。郁达夫对现代传记理论也有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写有《所谓自传也者》、《传记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日记文学》和《再谈日记》等文章，对现代传记分类、特征、体式以及与古代传记、外国传记联系和区别等理论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论断，为中国现代传记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贡献之一：刻印郁达夫人生轨迹的自传
自传自古有之，但进入现代后随着人的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自传一体独放异彩，胡适、郭沫若、沈从文等现代著名作家都写过大量自传，郁达夫也在1934年至1936年间写过9 篇连续的自传发表在《人世间》和《宇宙风》上，引起不小的反响。这9 篇自传作品主要叙述了传主从出世到留学日本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悲剧的出生》叙述传主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后第三年（1896）。列强接踵而至，国势日渐腐溃，初生于此时的子民当然是畸形的，有恐怖症和神经质的。作品还述及儿时对于饥饿的恐怖，父亲的病死，母亲的劳作，特别是对伴随他成长的女婢翠花流露出无限的深情。《我的梦，我的青春》仍属童年的记忆，作品主要记叙了传主与他的朋友阿千去山上砍柴的经历。尤其是传主在山坡的大石上做的那个白日梦，显示出传主少年时代就已具纤弱多感，想象丰富，对人生和宇宙具有独特悟性的诗人气质。《书塾与学堂》忆及传主的启蒙生涯，着重记述了母亲为他赊买皮鞋而受尽冷落一事，这对形成他自尊自强又自伤自悼的性情有深刻的影响。《水样的春愁》主要记叙了传主在洋学堂求学时与几个女性交往的情感经历，重点描述了14岁那年春天的一个月夜，他与渴慕已久的赵家侄女（同学）初恋约会的情景，留下水样的极淡极淡的春愁。《远一程，再远一程》和《孤独者》叙述了传主离开富阳到嘉兴又转回杭州求学的经历，其间对传主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首次在《全浙公报》发表五言古诗时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大风圈外》写传主因参与学校风潮而被除名又复被美国人办的浸礼会的中学吸纳，最后又因不满这所教会学校的“呜呼”浊气，对其教育感到了真正的绝望之后，又回到了老家刻苦自学的经历。《海上》和《雪夜》叙述了传主离开祖国漂流于日本岛国时的生活和感受。尤其是《雪夜》记述了他因自身的孤冷、民族的歧视及青春期性的苦闷，而导致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里失去童贞后的悔恨，读来真切感人。此外，像《还乡记》、《还乡后记》和《苏州烟雨记》等，并未冠以自传之名，但所叙内容实是上面9篇自传的延续。 文章记叙了郁达夫回家乡富阳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尤其是那位纯朴的酒店女老板，使他感到了乡民的淳厚美德。
文人传记在郁达夫传记文学创作中占有突出地位。他为中外文化史上许多文豪写过传记：有的是全面介绍传主的生平和著述，有的是择取传主生活中的几个重要片断，还有的则突出传主对中国和世界之影响等。曾被郁达夫作为传记对象的中外文人有：鲁迅、郭沫若、胡适、许地出、成仿吾、徐志摩、蒋光慈、杨骚、洪雪帆（出版家）、刘开渠（雕刻家）、徐悲鸿、刘海粟、曾孟朴、广洽法师、郁曼陀、王二南、黄仲则、施笃姆、卢梭、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尼采、道森、查尔、和劳伦斯等。凭借这些文人传记，郁达夫实现了与中外文豪的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并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郁达夫与中国现代文人有着直接的生活接触和情感交流，这就为他创作中国文人传记提供了生动形象的素材。与外国文人传记不同的是，郁达夫的现代中国文人传记都属片断式的回忆性文字。如以鲁迅为传主的《怀鲁迅》、《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和《回忆鲁迅》等；以徐志摩为传主的《志摩在回忆里》和《怀四十岁的志摩》等；以及回忆曾孟朴、蒋光慈、王二南、洪雪帆生平事迹的《记曾孟朴先生》、《光慈的晚年》、《王二南先生传》和《追怀洪雪帆先生》等作品中，除了《回忆鲁迅》一文属长文外，其余都属短制。郁达夫与鲁迅的神交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奇迹，最为文人津津乐道，在此不再赘述。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是他那文字简洁、篇幅短小、结构精巧、感情真挚的短篇回忆。《志摩在回忆里》作者以凄婉伤感的心情描画出亡友徐志摩淘气、顽皮，讨人喜爱的孩子形象。而《怀四十岁的徐志摩》则侧重探讨徐志摩的死因。《记曾孟朴先生》记叙了初见孟朴先生时的良好印象：“他风度翩翩、温和柔热，使见到他的人，都能从他的笑里，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像春风似的慰抚。”此文短小精致，结构谨严，文字平易而带感情，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传记文。《王二南先生传》篇幅长些，从体制上看是一篇留有古风的传记文，它比较完整地记叙了他尊敬的长辈亦是文友的王二南先生一生的主要经历和性格情趣，文字不免拖沓，但情真意切。而《追怀洪雪帆先生》运用二次见面时的外貌变化的描写，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令人难忘的传主形象：初见时，“雪帆先生相貌魁梧，谈话的声气异常洪亮，面上满面红光，笑起来的时候，却有点羞缩得像小女子似的妩媚。”几年之后再见时，洪先生“身上的肉瘦去了往年的十分之七；本来是狭小的两只眼睛，变得很大很大；脸上没有了红光，只剩了两颗很高的颧骨；说话的声气，也变得很幽很缓慢。”前后对比、判若两人，描写极具文学色彩。
如果说郁达夫的中国文人传记是建立在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感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他的外国文人传记则只能凭借传主的作品和生平资料来实现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在众多的外国文豪中，郁达夫似乎对法国文豪卢梭情有独钟，仅在1928年1 月就写了《卢骚传》和《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卢骚今译卢梭——笔者）两篇洋洋万言的传记文。此后又因两文的发表而引起一场与梁实秋等人的论辩，写下了《翻译说明就算答辩》和《关于卢骚》两篇答辩文。为卢梭作传之缘由，是因为美国教授白壁德曾在一次讲演中说卢梭“一无足取”，郁达夫得知后，极为愤慨，便找来四部有关卢梭的传记作品，在很短的时间里写成上面两篇传记文。《卢骚传》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记述了卢梭的生平事迹。作者从盛赞卢梭落笔，然后详尽记述了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童年生活，他的流浪经历，他的初恋，他与伐兰夫人的纠葛，他与政敌服尔德的较量，他的成名和成名后所受的一步紧似一步的迫害，以及最后因迫害所致的精神病突发而去世，有人说他是自杀，也有人说是他的妻子与侯爵家的马丁通奸后将他谋杀。卢梭死后被葬在Ermenonville园中的一个岛上，墓碑上刻有“真理的战士，自然的骄子，从此长逝了”的简短碑文。《卢骚传》中写得最详尽的是卢梭少年时代与伐兰夫人的三离三合的恋情纠葛；而写得最精彩的是他因偶作征文论题《文学及艺术论》而意外成名的细节，以及他的小说《新爱洛绮斯》的创作背景及经过，这些优美而传神的笔墨与传主本身所独具的浪漫传奇色彩，共同塑造出一个集美与丑、善与恶、崇高与卑鄙、伟大与渺小于一身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为了更全面地塑造卢梭的形象，郁达夫还单独写了一篇《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作者在列举了卢梭的《文学及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达兰倍儿氏的书》、《民约论》、《爱弥儿》、《山中杂信》等思想方面的论著之后，概括出卢梭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一、他的自由平等的主张，和对于现代社会恶的指摘。二、他的政治学说。三、他的教育观。四、他的宗教思想和道德观念。”并以此为思路清晰地介绍了卢梭的上述观点，并不时插入评点式的简论，如当介绍完卢梭在《民约论》中阐发的政治观之后，不仅提出其中的矛盾及思想来源，而且阐述它的思想史价值：“总之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呼声，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是出于卢骚之口，成于卢骚的一身的。《民约论》的实际功绩如何，只教翻开法国革命史来看一眼的人，都会知道。”对于卢骚的文学创作，郁达夫最为推崇的是《新爱洛绮斯》，说此小说“ 虽受英国作家李佳特生（Richardson ）的Clarissa Har-lowe的影响，可是三角关系的心理，自然描写的周致细密， 和书中各人性格特出，确是只有卢骚，才能创造出来。”郁达夫认为卢梭第二重要的是他的《忏悔录》，说它以“雄伟的文字，和特创的作风，像这样赤裸裸的将自己的恶德丑行暴露出来的作品，的确是如他在头一章里所说的一样，实在是空前绝后的大计划。尤其是前六卷的牧歌式的描写和自然界的观察，使人读了，没有一个不会被他所迷，也没有一个不会和他起共感的悲欢的。”第三是卢梭晚年的作品《Russeau, juge JeahJacques）和临死前完成的大作《孤独散步者的梦想》（1930 年郁达夫有此译本，郁达夫文集第十二卷），并说它是最深切、最哀婉的一个受伤的灵魂的叫喊。郁达夫虽说卢梭的创作不及他的思想著述，然而，他对卢梭作品的理解却比前者更真切更具有魅力。
除了卢梭之外，《茵梦湖》的作者，德国诗人施笃姆，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也成了郁达夫笔下的传主。1921年在日本东京写成的《施笃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施笃姆的家庭、生平、性格和创作，《茵梦湖》和《三友集》的出版背景，以及对施笃姆作品的印象式批评。郁达夫说，施笃姆的艺术，是“带写实风的浪漫派的艺术”，他既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位“大抒情诗人”。他的短篇小说，“是他的抒情诗的延长的作品。”他的小说里，“篇篇有内热的，沉郁的，清新的诗味在那里。他的一生的怀乡病，和北方住民特有的一种消沉的气象，便是他的艺术的中心要点”。“我们若在晚春初秋的薄暮，拿他的《茵梦湖》来夕阳的残照里读一次，读完之后就不得不惘然自失，好像是在一层一层的黑暗无光海底里的样子。他的技巧上的特质，就是文体的单纯简略。”……“若把独斯托伊妇斯克Dostoyesky的小说来比作严冬的风雪，盛暑的狂雷，那么就不能不把施笃姆的小说来比作春秋的佳日，薄暮的残阳。”葛迪（Goethe）说：“艺术家吓，要紧的是情意，并不是言语，因为一口气息就是你的诗。”（《郁达夫文集》5卷115页）
郁达夫还为屠格涅夫立了传，写有《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和《屠格涅夫的临终》两文。前者叙述了屠格涅夫的长篇佳作《罗亭》问世前的生涯，重点叙述了传主与他母亲、与巴枯宁、与别林斯基、与费雅度夫人、与普希金、与果戈理和阿•托尔斯泰等的交往、友谊和文学思想的彼此影响。后者详细叙述了屠格涅夫临终前的惨状。屠格涅夫因病苦的折磨而屡次想自杀，甚至向来看他的莫泊桑乞求一支手枪，并在临终前的半月里，还请费雅度夫人代笔写完了他最后一篇小说《结末》。1883年8月30日礼拜五，露易莎去了他的病房， 他似乎还辨认得这是露易莎，因而叫着说：“露易莎！真真奇怪，我的腿怎么会挂在那角落里的呢？房间里并且放了棺材。可是，他们还许我有三天好活。”1883年9月3日午后二时，他便气绝了。这些细致而详尽的笔墨，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献身艺术的，作者最偏爱的传主形象——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络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
贡献之三：显露郁达夫灵魂的日记书信
如果将日记和书信也归入传记文学的话，那么郁达夫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相当突出的。郁达夫的日记和书信作品现主要收集在《郁达夫文集》第九卷里。从本集里的日记作品看，郁达夫记日记不像鲁迅那样十分简洁、从不间断，而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随心所欲、时断时续。从入选文集的20组日记看，虽时间跨度长达17年，即从1921年10月2 日至6日的《芜城日记》，到1937年4月30日至5月4日的《回程日记》，但并没连续性。因此，为了便于发表和记忆，郁达夫创造性地将每组日记都取了一个与所记地点、季节、事件相关的名字。如《芜城日记》、《村居日记》、《客杭日记》、《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故都日记》、《闽游日记》等都以地点命名。
像《五月日记》、《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浓春日记》等以季节命名。像《劳生日记》、《病闲日记》、《回程日记》等则以事件命名。郁达夫的这些日记作品虽然没有连续性，但都是作者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对于了解一个作家的生活和情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书信与日记同属一类，主要记述个人间的交流，郁达夫保存下来的书信不算太多，《文集》九卷所收共184封。从时间上看，从1915 年到1943 年都有书信留下， 其中1927年致王映霞的信最多达50封，这与其同时的日记写作一样属最多的一年。郁达夫书信的内容有家信，如致郁华、陈碧珍、孙荃的信等；有致同时代文友的信，如周作人、胡适、郭沫若、赵家壁、戴望舒等；有致外国友人的信，如致佐藤春夫，佐藤智慧子，小田岳夫等。这些书信记录了郁达夫家事、国事和文坛的风云。尤其是那些致王映霞的信，文笔优美，感情真挚，读来有身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郁达夫记日记不具有理性的强制性，当生活没有波浪而平静如水时，他就不记。只有当他被一种新的生活、新的事物和新的感情激活时，他才会不知不觉地写起日记、书信，以此来记录他的思想、情感、甚至是并不那么高尚的冲动，郁达夫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时，总会有日记留下，如1921年10月2日半夜到了芜城安庆时，新的环境， 教书的生活使他有了新感受，于是他就用日记写下了他初到此地的印象，而一旦这些新鲜的印象变成熟悉的生活模式后，他就停止了日记写作。其它以地点命名的日记大都如此。1926年初到广州写成《劳生日记》、1934年8 月到北平写下《故都日记》等等。从郁达夫记日记的年份看，1927年是他日记文学写作的丰收年，写有《村居日记》、《穷冬日记》、《新生日记》、《闲情日记》、《五月日记》、《客杭日记》和《厌炎日记》等，虽其中有间断，但是其日记中最全的一年。为什么这一年会留下这么多日记？唯一的解释是这一年是郁达夫个人生活史上最重要的一页，杭州美女王映霞的出现激活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每天都有新的情感体验可以留下，尤其是他与王女士的书信往来，与王女士的时好时坏，不断地使他处在希望与绝望，兴奋与悲哀，幸福与痛苦的情感波动中，而记下这种波动最便捷的形式就是日记了。所以，读1927年的日记，对于理解郁达夫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贡献之四：现代传记理论的独特创造
如果说传记文学的创作是郁达夫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主要贡献的话，那么他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更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在现代作家中，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的人数实在不少，但对现代传记理论作过潜心研究的人并不多见，而郁达夫却是较早探讨现代传记理论并有所收获的不多的几个作家中的一个，他对中国现代传记理论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郁达夫回答了“什么是现代传记文学”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理论问题，并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以及与中国古代传记、外国传记的联系和区别等问题， 作了精当的论述和准确的概括。 他在1935年发表的《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传统传记文学自太史公《史记》开“列传”一体以来，1 千余年非但没有“新样”出现，而且还范围“日窄”，终于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那么，“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应是什么样的呢？请看郁达夫的高见：
“新的传记，是在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出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写来，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郁达夫的这段论述，很准确地概括了现代传记文学的主要艺术品格，即要写出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将传主的长处与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外在的事迹与内心情感的变化同时抒写出来。从郁达夫传记文学创作的实际看，这种艺术上的要求基本上落实到了他的传记作品中。郁达夫的自传、日记和书信，基本上是“己身的经验尤其是本人内心的起伏变革的记录”。其自我情感的投入特别浓厚，主体特征的显现自不待言。就是他费力较多的文人传记，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特征。郁达夫虽在理性上强调应全面真实地写出传主的思想性格，但他一旦进入创作心境，便不由自主地任凭情感和兴趣的驱使，塑造出极具自我情感色彩的传主形象，他笔下的施笃姆、卢梭、屠格涅夫、道森、鲁迅、徐志摩、蒋光慈等传主，其一生的主要事迹大致不差，但他们的思想性格、情感心理就未必完全贴近传主。而更主要的是“浪漫诗人郁达夫眼中的传主”。由于创作主体浓浓的自我情感的注入，使那些已成为历史的传主获得了新的生命，给人们提供了既真实丰厚又亲切感人的审美对象。
其次，郁达夫的日记文学理论也是他对现代传记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日记是传记文学的一种样式，另一方面也因为日记具有鲜明的个人性和隐私性，通过它可以窥探日记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而准确把握其思想特点和气质性格，历来为传记作家们所重视。郁达夫不仅有日记作品的创作实践，而且有对日记文学理论的探讨，曾写下《日记文学》与《再谈日记》两篇专论，对日记的分类、特点及西洋日记的创作概况等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郁达夫认为，日记主要用来“记交游的往来，叙俗尚的迁移；遇见了伟人，发生了怎么的感想，留下如何的印象，逢着了大事，受到了些怎么的刺激，写下了怎么样的批评，也是日记中常有的事情；所谓社交与文艺的日记，就是指的这一类日记而言”。当然，郁达夫的这种分类并不完整，因为除了社交与文艺日记之外，更大量的是生活日记，他自己的日记作品也大致可分为这三大类。对于日记的特点，郁达夫的理解和把握也是深刻而独到的，他认为日记体属散文的一种，它的重要特点是具有真实性，“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不会说你在做小说，因为日记的目的，本来是在给你自己一个人看，为减轻你自己一个人的苦闷，或预防你一个人的私事被遗忘而写的”。而读者有一种探究作家和私事的阅读心理，所以，日记与书信便成为人们爱读的作品了。郁达夫自己很爱读作家的日记，并在该文中详细介绍了亚米爱尔（Amiel）的日记，说他：“三十年如一日， 中间日日在自己解剖自己，日日在批评文化，日日在穷究哲理。”亚米爱尔既怀疑自己与世界，又信仰神的存在，这种矛盾心理既使他一生苦闷，而同时又拯救了他的灵魂，这一切都可从他的日记里看出。在《再谈日记》一文中，郁达夫就前文所说的真实性问题再作补充说明，说“读日记时，若记载虚伪，读者也同样可以感到幻灭”，“好的日记作家，要养成一种消除自我意识的习惯，只为解除自己心中的重负而写，万不要存在一缕除自己外更有一个读者存在的心”。并进一步说好的日记作者，不一定是文人或名人。同时凡举西洋日记文学史以论证这一观点。郁达夫的这一论述就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要求日记作者保持纯一的自主意识，不应在写作时存有戒心而故意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这种深层次的心理真实观体现了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的本质要求，不仅对日记文学而且对整个现代传记文学的繁荣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三，郁达夫在传记体式的创新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受中国古代文人喜欢在诗后加注这种形式的启发，创新和发展了一种新的“诗注体”形式，即用诗后加注的形式来完成传记的内容。如他17岁以前写的一组《自述诗》，其诗后所记内容与他的9篇自传基本相同。 而曾轰动一时的、发表在1939年3月5日香港《大风》上的那组《毁家诗纪》（诗19首，词一阕），也是用这种“诗注体”来记录他与王映霞感情破裂、家庭被毁的经过的。为使人们对郁达夫的“诗注体”有一个直感的印象，现引录《毁家诗纪》第四首诗及注于后，以供欣赏：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原注：这是我在福州王天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签诗。正当年终接政治部电促，将动身去武汉之前夜。诗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当然可以不言而喻。1938年1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 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我同房，因许君这几日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许君去金华开会，我也去方岩，会见了许多友人。入晚回来，映霞仍拒绝和我同宿，谓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我亦含糊应之。但到了第三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6 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喷，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很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二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同上武汉。
这种“诗注体”形式，在郁达夫的诗中有30多首，不能说是随意为之，而是一种自觉的创新。这种形式，既具有传记的功能又有诗体的审美价值，两者的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使其放射出独特的艺术光芒。
本文所引用的作品和引文均引自《郁达夫文集》（1—13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