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施蛰存是一位“文体作家”、学者，集创作、翻译、编辑、学术研究于一体。其创作涉及到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学术研究包括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碑刻等多种学科。特别是其小说创作，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揭示人类意识与潜意识的激烈冲突，把人类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挖掘出来，在三十年代的文坛独树一帜，颇有影响。然而，这样一位极有成就的作家、学者，在成名后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甚至屡遭劫难。本文力求对施蛰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一粗略考察，以促进施蛰存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把施蛰存研究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新时期以前的施蛰存研究；（二）为新时期以来的施蛰存研究。
一
施蛰存于1929年8月出版短篇小说集《上元灯》（上海水沫书店）之前，曾出版过《江干集》（上海维娜丝学会1923年8月初版）、《娟子姑娘》（上海亚细亚书局，无出版年月）和《追》（上海水沫书店1929年1月初版）三本短篇小说集。但这三本集子，或者是“一批不上不下的习作”，或者是“一种高超的摹仿，还不能说是创作”（《我的第一本书》，载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7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因此，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施蛰存“真正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集”（同上，第74页）《上元灯》出版后，因其独特风格而立即引起文坛的注意。
《上元灯》出版后，朱湘即写信给施蛰存，称赞作品的独到之处：“《上元灯》仔细看了一遍，我喜欢的是《牧歌》、《妻子生辰》、《栗芋》、《闵行纪事》。……你的《牧歌》在布局上，造辞上，都有许多突过前人的处所，……。《妻之生辰》在布局，情调之上，都是恰到好处，我个人推此为全集的压卷，《栗芋》中的奶娘，《闵行纪事》中的女子，都写得很好。”（《新文艺》1卷3号，1929年11月15日）但朱文仅是一封短信，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评论。叶圣陶在1929年12月28日致施氏的信中赞扬《上元灯》的清新，“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醺。滋味清新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
沈从文是较早对施蛰存进行评论的作家，早在1930年11月，他就发表论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载《现代学生》1卷2期），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论述了施氏创作的成败。文章认为，“这两人皆为以被都市文明侵入后小城小镇的毁灭为创作基础，把创作当诗来努力有所写作”；施氏作品，“略近于纤细的文体……，清白而优美”，“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祥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为动人的故事，……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同时，沈从文从作品的现实意义方面指出了《上元灯》的不足之处，认为施氏作品“是为读者诵读而制作的故事，即如《追》，也仍然像是在这意义下写成”的，不能够充分显示”这一时代的人格”，所以，“作者方向也就限制到他的文体中。拘于纤细，缺少粗犷，无从前进了……”。应该说，沈从文的评价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还是较为客观、准确的。
沈善坚《施蛰存和他的〈上元灯〉》（载《读书月刊》2卷2期，1931年5月10日）一文偏重于对施氏作品的直觉感受，评价也颇为中肯。文章认为，《上元灯》“是现代中国一本成功的文学作品”，作者“能运用他诗似的叙述，用散文的笔法，来说出一个动人的故事”，作品“充满了每一地方的风味”，“在风景及人物，他能从容不迫地写，有着一种散文的美丽，而感伤的情调，笼罩了他的文字之间”，“作者并不狂喊，亦不愤恨然的呻吟，作者只是轻微的发出对于人生的叹息。那是沉着的，深刻的。”（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另外，文章指出，施蛰存“对写革命这一类的作品是失败的；完全的失败了”，“而在历史小说方面，作者亦一度的试验过，得到有很好的结果”。
如果说，施蛰存感怀往昔的现实主义创作——《上元灯》还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那么，作者有意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创作的具有“现代派”风格的小说，从一开始便遭到了非议。
张平在《评几篇历史小说——〈石碣〉、〈大泽乡〉、〈豹子头林冲〉、〈将军的头〉、〈石秀〉》（载《现代文学评论》1卷3期，1931年6月10日）一文中指出，“《将军的头》的特色，是偏重在心理分析，……分析得十二分的细腻；……但细腻而流于琐碎，……使人读得沉闷”；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旧题材的操纵，毕竟太少力量了。因为太少力量之故，便泥于食古不化的倾向。……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可分四种来概括，就是直抄、翻译，加一些心理，加一些形容词”。张文主要从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方面对施氏进行批评，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难免偏颇。
楼适夷在当时属于较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他在《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载《文艺新闻》33号，1931年10月26日）一文中认为，施蛰存的小说在内容上“几乎是完全不能捉摸的”，“这两篇作品所代表着的，乃是一种生活解消文学的倾向。在作者的心目之中，光瞧见崩坏的黑暗的一面，他始终看不见另一个在地底抬起头来的面层”；同时，楼文较早地给施氏创作下了“新感觉主义”的断语，并对其产生的阶级根源作了分析：“在这儿很清晰地窥见了新感觉主义文学的面影，甚至是有一派Nonsense文学者的面影”，其产生“是有共同的社会阶级的背景的，……这便是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这种吃利息生活者，完全游离了社会的生产组织，生活对于他，是为着消费与享乐而存在的，然而他们相当深秘与复杂的教养，使他产生深秘与复杂的感觉，他们深深地感到旧社会的崩坏，但他们并不因这崩坏感到切身的危惧，他们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见新奇的美，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相反，楼氏肯定了施蛰存具有“左倾”倾向的所谓“刚捷矫逸”的作品《追》以及“很写实地”写出的“《阿秀》那样现实的作品”。很显然，楼氏在文学批评中对无产阶级文学或者“普罗文学”以外的创作从思想倾向上采取了批判态度，属于典型的“社会——政治”批判模式，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
楼适夷的评论影响深广，几乎成为对施蛰存评价的“定论”。左翼作家、评论家钱杏村在《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载《北斗》2卷1期，1932年1月20日）一文中直接引用和强调了楼氏的观点：“适夷的批评与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不但他所论的两篇是如此，就是《莼羹》和《石秀》也是如此。”总之，“施蛰存所代表的这一种新感觉主义的倾向，一面是在表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时期已经走到了烂熟的时代，一面是在敲着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丧钟。”
应该说，楼氏和钱氏的评价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学运动兴起，特定时代要求反映无产阶级斗争、农村小农经济破产的现实主义创作。而施蛰存借助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创作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自然受到了来自“左翼”阵营的批评家的激烈批判。
施蛰存四篇历史小说结集《将军的头》出版（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1月）后，施氏主编的《现代》（1卷5期，1932年9月1日）曾发表书评《将军的头》（无作者署名）一文。文章认为，国内历史小说“差不多全是取了‘借古人的嘴来说现代人的话’那一种方法”，而施氏历史小说则是“纯粹的古事小说”，作者“不把它的人物来现在化：他们意识里没有现代人所有的思想，他们嘴里没有现代人所有的言语”。总之，书评较客观地从施氏历史小说独特的创作路径方面肯定了其意义。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风云突起，思想启蒙的社会主旋律转而被救亡图存的战斗号角所替代。面对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左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施蛰存着重挖掘人类潜意识中性欲成分的心理分析小说与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为时代所不容。同时，抗战爆发后，施氏便停止了小说创作。因此，施蛰存研究便销声匿迹。时代的狂沙把施氏小说创作深深地埋进历史的陈迹中，而这一埋没竟长达近半个世纪。
新中国成立后，接连不断的具有“左”的倾向的政治斗争、文艺斗争严重干扰了文艺批评领域，社会政治批判涵盖了一切。建国初期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施蛰存创作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完全抹杀，或者从庸俗社会学角度予以批判，完全脱离了正常的文艺批评轨道。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9月初版）还能够指出施氏历史小说“至少比原来封建社会的故事多了一层‘性的解放’的意义”，其他的新文学史，如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4月初版）等，基本上把包括施蛰存在内的“现代派”视作现代新文字的“逆流”来对待。
五十年代后期，“左”的倾向日益高涨，愈演愈烈，至“文革”时期终于达到极致。施氏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被定名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施蛰存研究当然成为禁区，无人敢于涉猎。
二
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逐步纳入正轨，一些长期被忽略或批判的作家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施蛰存也被人们从历史的陈迹中发掘出来，评论界并呈现出越来越繁盛的研究趋势。
施蛰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起始于报刊的采访、报道。八十年代初，一些报刊登载了关于施蛰存的情况，如《为社会主义尽心尽力——访施蛰存》（载《文汇报》，1981年3月31日）、《一个作家的品格——记施蛰存》（载《百花洲》1982年第5期）、应国靖《一刻也离不开书的人——访施蛰存》（载《文学报》1983年5月26日）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新时期较早的施蛰存研究者是吴福辉。他在《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春阳〉》（载《十月》1982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施氏所走的基本上是一条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又至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其小说创作中“现代派与现实主义两种因素不断得到融合、统一”，可以说，“施蛰存的创作，是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化趋向结合的未完成型”（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吴文从宏观上考察了施氏小说创作的发展脉络，其论述还是较为客观的，得出的结论也较有说服力。
应国靖也是较早的一位施蛰存研究者，其《论施蛰存的小说》（载《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把施氏创作分为“学步期”、“成长期”、“探索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简要介绍和分析了施氏各个阶段的创作情况。之后，应氏又在《文教资料简报》（1983年第7—8期合刊）上整理发表《施蛰存传略》、《施蛰存年表（附著作目录）》、《施蛰存的小说检阅》等文。这些，应该说为施蛰存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应氏并没在此领域开掘下去。
严家炎《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是一篇具有深刻而广泛影响的长篇论文。严文首先把施蛰存归入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中。其次，概括了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的总体特色：（一）“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现代大都市的生活，尤其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和病态方面”；（二）“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并对小说的形式、手法、技巧作了一定程度的革新”；（三）“挖掘与表现潜意识、隐意识、日常生活中的微妙心理、变态心理等方面”。第三，严文批判了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的倾向性问题以及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一）“醉心于表现‘二重人格’，而且较少批判地表现‘二重人格’”，施氏作品中的“变态心理、二重人格，简直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二）“新感觉派小说创作还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唯心史观的影响，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三）“新感觉派有一部分作品（主要是刘呐鸥、穆时英的一些作品）存在着相当突出的颓废、悲观乃至绝望、色情的倾向”。总之，严文肯定了新感觉派在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方面所进行的有益探索，认为他们是“三十年代海派文学中唯一有点成就的流派”，“给中国现代小说带来过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严文似乎留有“社会——政治”批评模式的印迹，过分强调小说的社会现实意义，以至于对新感觉派小说作家在艺术上所作的探索认识不足。
严文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权威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后，又作为《新感觉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的“前言”和《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的专章出版，其影响的深、远当可想象。之后，施蛰存便被普遍看作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这是施氏本人一直反对的）来研究，部分论文还直接或间接引用了严氏的观点。
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施蛰存研究呈现出向纵深掘进的可喜迹象，甚至出现了一股“施蛰存热”。一些论文从都市文化、心理分析、历史小说、佛教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施氏小说创作进行了细致的阐释，部分观点较为新颖、深刻。
陈慧忠《来自现代都市的孤寂感——施蛰存论之一》（载《华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李俊国《“都市里的陌生人”——析施蛰存的小说视角兼谈现代都市文学的一种审美特征》（载《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文从都市文化视角论述了施氏小说创作。陈文认为施氏“每篇小说几乎都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隔阂与沟通，心灵距离的远近变化”，但正是这“孤寂的人物，孤寂的情绪”，完成了作家“一个特殊的文学风格”。李文认为，施蛰存舍弃最具都市特征的人文景观，“专意在繁华与喧嚣背后，寻觅‘都市的陌生人’的人生踪迹及其受创的心灵”，这些人物从乡村文化社会一下子流入“多种文化形态并存”的都市社会，始终难以与都市社会“认同”，同时，现代都市施予他们以生活困厄与精神重压，因此，“怔忡病”、“忧郁症”、“孤寂感”、“倦怠感”等城市病便成为施氏笔下“都市的陌生人”的普遍心理状态和情感特征。文章还指出，由“‘都市的陌生人’小说视角，施蛰存不仅照见都市社会的丑恶，传达出‘都市恶’的都市意识，而且，又蕴含着作家向往、企慕乡镇文化温热感的文化道德倾向”。这一视角，“更突出地表明作家厌弃现代都市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取向”。另外，文章还考察了都市文化的总体审美特征。李文从“都市的陌生人”这一特殊视角来考察施蛰存小说创作的艺术形态特征，把握住了施氏小说人物形象的深刻内涵和美学意蕴，论述较为精到深刻。
借鉴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侧重人物形象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是施蛰存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但由于对弗氏理论的争议，甚至是抹杀，以往批评界对施氏心理分析小说基本是持批判的态度（当然，长期流行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模式是导致此结果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出现了几篇论述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文章，对施氏创作基本上予以肯定，如姚明强《精神世界的发掘——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载《上海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吴立昌《三十年代的创新能手——心理分析小说家施蛰存》（载《上海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刘俊《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两种形态——施蛰存、欧阳子比较论》（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等文。姚文认为，施氏运用心理分析“揭示隐藏在人们心灵深处那种难以见人的情欲与变态心理的表现，趋于暴戾乖张的性格和变态行为”，对人物性欲本能以及变态行为，作出了合乎弗洛依德学说的解释，为现代主义文学开辟了一个相当特殊的精神领域。吴文认为，施蛰存对人物无意识性心理的挖掘，大大有助于从深层揭示人物性格丰富复杂的内涵，加强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从而达到用传统描写方法不易达到的艺术效果。刘俊则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归纳扫描了施蛰存、欧阳子两位作家创作的相似点，更深入地考察了他们在视域侧重点、揭示层面、表现方式、最终意旨、态度形态特征方面的不同点，并从创作动机、个性心理、审美情趣、文化影响等方面对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施蛰存与欧阳子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两种典型形态：施氏以“性心理”作为中心枢纽和视域焦点，探索和表现人类性心理的复杂形态，其心理分析小说主要以对“古事”的铺衍、对“病态的、怪异的心理”的发挥和对“私人生活的琐事及女子心理的分析”这三种形式出现，以对人类心理本身的挖掘为目的，表现出作者一种强烈的主观情感特征；而欧阳子似乎更注重于人们的“感情生活的心理层面”，对人们感情心理中所包蕴着一些难以言说的深层心理投以更多的关注，其心理分析小说则以人们情感心理处境（困境）的揭示作为自己表现人类心理的一个主要手段，以在对人类心理的挖掘中寻求对人性认识的深刻追求，无情地揭示，平静地叙述，如实地将它们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刘文从两位作家的比较中显示出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意义和价值，较有说服力。
中国现代社会的特殊环境有时逼迫作家必须采取历史小说的形式来反映社会，因而现代历史小说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创作独辟蹊径，着意表现人类心理的复杂性，特别是潜意识中的性欲望，对于现实社会似乎并无直接的功利目的，因此，施氏历史小说历来便存在着争议性，至今依然。如徐顽强《情欲与理性冲突下的悲剧命运——论施蛰存的历史小说集〈将军的头〉》（载《湖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一文认为，施氏“一反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写出了人性的历史真实与施蛰存心中自我的历史真实”（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但其历史小说是作者“厌恶与逃避现实之后精心构思出来的艺术精品”，“仅仅从‘精致’与‘个人’的艺术目的出发，取历史素材来营造艺术之精品，以达到淡化或回避现实政治的目的，因而缺乏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主潮不相合拍”，“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光泽”。可以说，徐文的观点并不新鲜，还是属于长期流行的“社会——政治”批评范畴。唐正华《论施蛰存历史题材短篇小说的创新》（载《文史哲》1994年第2期）一文认为，施氏历史小说的实质“是借历史人物开辟一条创作的‘新的路径’——即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来分析、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并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指导，进行多种形式、手法、技巧的小说创作尝试。这样创作出的小说，自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新创造的历史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都有着施蛰存对‘人’的理解和评价。”唐文的论述较为客观，对施氏历史小说持肯定态度。
谭桂林《佛教文化的现代心理学透视——施蛰存佛教题材小说论析》（载《上海文论》1992年第5期）一文从佛教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施氏四篇佛教题材小说，认为其创作意图与二十世纪人文思潮主流息息相关，在于“用精神分析的利刃揭开佛教的神学雾纱，让人们看到在那枯寂入定的得道身躯里依然有着像地火一般运行的人性力量”。《鸠摩罗什》的深刻旨意“在于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张扬人性，光大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绵亘不断的人本主义精神”。《黄心大师》在于“揭示黄心舍身入炉乃是由于人格产生了分裂”，其分裂原因是“她无法忍受自己过去为之自尊自信的姿色才情被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宏智法师的出家》“直接用故事与形象展示佛义”：“人生情欲的追求皆是幻像，追求到手后，发觉原来是握着一片虚空”。《塔的灵应》主题并不仅仅在于“对佛教文化中菩萨显灵之类的迷信观念的调侃甚或讽刺”，而是“对宗教灵验之所以发生并且发生持久影响的接受者心理根源的挖掘”。总之，施氏佛教题材小说“在佛性与人性的揭示上都达到了相当的历史深度，从而成为本世纪中体现宗教与文学关系的不可多得的珍品”。谭文立足文本，发掘小说的深刻意旨，并作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视角较为独特，观点亦较为新颖。
这里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对施蛰存的研究。其意义首先在于把施蛰存列为专节（第十章第五节：“施蛰存：现代心理小说的探索者”）来论述，这在目前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和小说史著作中还较为罕见，表明施蛰存在小说史上地位的确立。其次在于肯定了施氏小说多是力图独辟蹊径，从新的角度（原始本能的角度或文化心理的角度等）审视社会和人性，“尽管气魄不大，但不乏细丽、自然、圆熟之笔，使之成为小说史上富有探索性、又富有风格的作家。”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始于模仿外国现代文学作家，其最有影响的心理分析小说与弗洛伊德、显尼志勒难以分割，D•H•劳伦斯、乔治•桑、爱伦•坡、哈姆生等作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深入探讨施氏创作的外国文学渊源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夏文元、俞秀玲《施蛰存与施尼茨勒》（载《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李惠彬《略谈施蛰存小说创作的艺术积累与准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等文是这方面的尝试之作，其意义是明显的，但前者比较研究两人之间的影响关系，后者仅仅理出了一条线索，或者缺乏广度，或者缺乏深度，成就不大。
另外，还有一些论文把施蛰存的小说创作纳入“新感觉派”中来进行研究，注重归纳流派的总体特征，如尹鸿《论中国现代新感觉派小说》（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等；或者把其纳入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流程中来考察，如汪毅夫、姚春树《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初步考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等；或者把其纳入中国现代心理小说的衍变中来审视，如余凤高《心理学派与中国现代小说》（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都或多或少肯定了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历史价值和地位，有些论述还较有力度和说服力。
总的说来，施蛰存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甚至是空白。目前有关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施氏的小说创作，对于其诗歌和散文，以及编辑和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还较少有人涉及（刘凌《施蛰存先生写作和学术研究生涯评议》，载《青海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但刘文流于一般性的介绍，缺乏深度）。另外，施蛰存与新感觉派之间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议，需要有力度的文章予以廓清；施蛰存与中、外文学的承继、借鉴关系需要整理和研究；施蛰存小说的叙事结构方式也应该探讨，等等。可以说，施蛰存研究还处于起步期，有许多领域有待于我们开拓、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