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哲学界和心理学界就引进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最早在中国用心理分析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和文学的，是周作人、章士钊、潘光旦。而最早将心理分析运用于小说创作中的应该是鲁迅，正是鲁迅。“拿来”弗洛伊德的理论，创作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心理分析小说。
鲁迅一开始就为西方新近的文化思潮所鼓荡，传统文化的衰落和崩溃为鲁迅的现代性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外国文学对鲁迅的现代品性的塑造成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说：“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促和鼓励着创作。”[1]鲁迅甚至还不无偏激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2]鲁迅还说他写作《狂人日记》等作品，“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3]。没有西方文化思潮的输入，就没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所以，鲁迅思想和艺术现代化品格的形成，源于外国思想家、文学家的影响，弗洛伊德当然是其中之一。正如一位国外文学理论家所说：“名作家中极少人能真正避开精神分析观念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施蛰存也是从20年代初就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他说：“最先使我对于欧洲诸小国的文学发生兴趣的是周瘦鹃的《欧美短篇小说丛刊》，其次是小说月报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其次是周作人的《现代小说译丛》。”[4]但是，最终对施蛰存的创作产生根本影响的还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和蔼理斯的《性的心理》，以及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施蛰存说：“20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5]施蛰存认为显尼志勒“可以与他的同乡弗罗特媲美”[6]。
心理分析小说与心理小说不同，施蛰存说：“心理小说是老早就有的，17、18世纪就有的。Psychoanalysis(心理分析)是20世纪20年代的东西。……因为里头讲的不是一般的心理，是一个人心理的复杂性，它有上意识、下意识，有潜在意识。这和18世纪的写作不一样，那时的心理学还没有挖到这么深的地步。”[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创立了心理分析学说，一些文学家自觉地将心理分析理论运用于创作和批评。“文学和心理学日益抹去了它们之间的疆界，心理分析学则开始直接结出了文学创作的累累硕果”[8]。
二
鲁迅的心理分析小说，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很大影响。20年代，随着东西方文化的剧烈冲突，知识分子面临深刻的精神危机。“五四”时期，面对几千年的旧文化，新文化阵营的同人同声“呐喊”，向旧世界发出坚强的“战叫”，然而，高潮一过，旧势力如潮而来，新阵营分化瓦解，有的退隐，有的升官，有的发财，“呐喊”之后，“彷徨”随来。
从鲁迅个人看，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超我”的压抑力量非常之大。从小，他接受了传统思想的熏陶，又经受了家道中落的白眼，加上母亲赐给的婚姻，传统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压迫着他。从时代与国家看，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虎视眈眈的列强，觊觎着古老的帝国，儒家学说的精神支柱，面临着分崩离析，鲁迅将个人和民族的重负肩于一身，背负着巨大的民族的、国家的苦难，显然，“本我”被深深潜抑。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的产生是“创伤的执著”，他说：“‘创伤的’一词实在不过是这个经验的意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0]鲁迅却把这“潜意识”拿来，表现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
在《孔乙己》里，作者以喜剧手法写了悲惨的孔乙己，然而，透过迂腐的孔乙己背后，却表现了更深广的内容。首先，孔乙己以善良回报社会的冷漠。当他成为茶馆中闲人说笑的“谈资”时，天真的孔乙己仍然认真地教店员“回”字的几种不同写法，告诉他日后用得着。这“日后用得着”正是孔乙己长期接受的价值观的流露。其次，潦倒贫困的孔乙己，仍然固执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他始终不肯脱下表示读书人身份的长衫，成了穿长衫中惟一站着喝酒的人。在这里，鲁迅运用孔乙己的一些并非“性”的潜意识的流露，反映的却是礼教吃人的本质内容，这些同时可以看出，鲁迅所写的“潜意识”当然是“创伤的执著”，然而绝非弗洛伊德所分析的“性”的创伤的执著，乃是介于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部分。
如果说在孔乙己身上，鲁迅更多的是关注旧礼教对人性的戕害造成的人格变态的话，那么在吕纬甫和魏连殳身上，鲁迅则更多地暴露了自己的“创伤的执著”的潜意识下的寂寞和哀愁。
鲁迅总觉得自己的身上有“鬼气”，“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11]。中国数千年旧礼教的“气闷的沉重”不必说，鲁迅还目睹了青年分成两大阵营；“革命”阵营内部的血腥的屠杀，更使他感到失望和“恐怖”[12]，并因“恐怖”而沉默，“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怖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12](P40)。鲁迅沉默，也因为“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13]。这是一种压抑，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13]但是，往往“麻痹”和“忘却”并不奏效，“沉默”也是有限度的，鲁迅便时常“偶不留意”，将压抑在潜意识的思想“露出”[13]。
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鲁迅知道自己遍体鳞伤，并当深夜时在旷野中嗥叫，但他更知道他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造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13]长嗥之后，他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于是“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独者》)。《孤独者》中这一光明的尾巴，似乎会把人们连同他自己领上一条“苏生的路”。这光明的尾巴是鲁迅惯用的手法，当他发现他极力压抑的潜意识终究“露出”的时候，他便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鲁迅在漫天而来的苦难面前当然会“偶尔”流露出“创伤的执著”的潜意识，但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民族的命运，思考民族的未来。《伤逝》是鲁迅惟一的可以称为爱情小说的作品。鲁迅在这里不但通过两位年轻人由反叛到回归的悲剧的社会根源，深刻阐明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经济解放的关系，而且在涓生的深深的忏悔中，深深地触及了新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更隐蔽的部分。子君在找到爱后，固然旁无所依，失去生活的目标，油鸡和“阿随”，解不了他的孤独——这儿提出的是社会问题——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而隐蔽得更深的则是中国社会传统的“三崇四德”思想，这种几千年积淀的“集体无意识”，子君无法抛掉，而表现在涓生身上则是涓生对子君的“拯救”。这首先就蕴含了爱的不平等，后是在挫折面前，涓生觉得子君成了“负累”。在这里，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差别被模糊了，鲁迅所要表现的正是这中间的部分。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潜意识暴露的是本能的力量，是“力比多”的能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似乎并不蕴含多少社会内容，而在鲁迅这里，借用弗氏学说的合理内核，却在潜意识中发掘了更多的社会蕴含。正是鲁迅，不但揭出了各色人等的病苦，肉体的、精神的，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且在意识以下，挖出了几千年来积淀的“集体无意识”，挖出了偶然闪念中潜藏的社会内容，这是借鉴西方现代哲学、引进现代技巧并与地方社会现实结合的最高典范。
三
在引进弗洛伊德的理论，表现本能的巨大能量，发掘潜意识等方面，施蛰存走了与鲁迅完全不同的路。
施蛰存往往在作品中直接描绘人物的潜意识，表现潜意识的“创伤的执著”。荣格曾说：“他被洪水一般涌来的思想和意象所淹没，而这些思想和意象是他从未打算创造，也绝不可能由他自己的意志来加以实现的。尽管如此，他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自我表白，是他自己的内在天性在自我昭示，在表示那些他任何时候都不会主动说出的事情。”[14]正是这样，施蛰存在他的作品里表现了在本能的力量推动下的潜意识的强大无比。在小说《将军底头》里，唐代威武勇猛的花惊定将军远征边藩时，他的作战对象正是自己的族类，在犹疑焦灼之中，他一如既往地严厉处罚了骚扰民女的部下，然而，自己却莫名其妙地爱上了这“民女”。作品不但写了从不近女色的将军忽然改变，印证了潜意识力量的强大，更离奇的是，将军在作战中被敌人砍下了头颅，而他的身躯仍然骑在马上，任由战马驮着到了心仪的姑娘面前，才轰然倒下。在这里，潜意识的力量已被魔幻地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常识，产生了撼人心魄的效果。
施蛰存不但表现潜意识力量的强大无比，还着力表现其不可抗拒。他早期的作品中，表现的还只是“一种感怀往昔的情绪”[15]，但这一切都像是梦，消失在“现代的都市里”(《花梦》)。“到了现在这样可烦恼的中年，只有对着这小时候的友情的纪念物而抽理感伤的回忆”(《扇》)。施蛰存的这些“感伤的回忆”，无一不是弗洛伊德说的“创伤的执著”。弗洛伊德说：“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为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确也可以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10](P217)施蛰存之所以“沉迷于回忆之中”，正是现代的都市给他造成了创伤，他是潜意识里对现代都市产生了厌倦和恐惧。施蛰存说：“大多数冒险家所发现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乐园’，而是一个‘地狱’。这些冒险家在发现了上海是个地狱的时候，已经被这个地狱所吞噬了，恐怕一辈子也不容易脱离这个魔窟。”[16]与都市的隔阂，对都市的恐惧，使施蛰存时时想逃离都市，逃到乡村、田间和童年时代，在那里去寻找初恋的梦境。身不由己的施蛰存当然只能在写作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这种情绪。荣格说，人之所以“抓住儿童时代的理想境界不放，正是表现出对命运之神的反叛，对周围一切企图吞噬我们的力量的反抗”[17]。施蛰存的反抗就是不动声色的逃遁。
小说《魔道》可算是施蛰存一次逃遁的记载。厌倦并恐惧现代都市的主人公逃往乡村，而在去乡村的火车上遇见一个穿黑衣的老妇人，于是，他便把老妇人幻想成老妖婆、魔鬼的化身，这魔鬼始终跟随着他，有时在朋友的窗前，有时在竹林中，有时又成了墓穴中的木乃伊，甚至连朋友的妻子和咖啡店的女招待，以及他碰到的每一个女人，“她们都是那鬼怪的老妇人底化身”，真是草木皆兵。于是，他丧魂落魄，忧心忡忡。小说最后，主人公收到家乡的电报，传来三岁小女夭折的噩耗。可见，主人公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的：“怕得有理!”
这“魔”从何处来?来自主人公的心灵，是“都市人不宁静的情绪”，是主人公“创伤的执著”，当然也是施蛰存“创伤的执著”。施蛰存当时不仅因事事不如意使他的心灵“受到永久的扰乱”，而且他惟一的女儿也不幸夭折。这些都使他产生恐惧，并疑神疑鬼。所以，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多是“长此以往的患着，吃药也不能预防”的“怔忡症”(《魔道》)。主人公的这种病症是长期的紧张、恐惧而造成，所以，施蛰存写了多篇这种恐惧、荒诞的小说，他说“我几乎用尽了我的心理学知识和精神病学知识”，
意在表现“潜意识和意识的交识，有一部分的性心理的觉醒，这一切幻想与现实的纠葛，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总合起来，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这种情绪正是施蛰存潜意识的流露。
四
弗洛伊德在人的意识之外，提出潜意识这一概念，开辟了人类认识自身的新天地，打开了一个窥探人类心灵的新窗口。鲁迅和施蛰存都运用这一理论创作，取得了成绩。但是，他们表现“创伤的执著”的潜意识却有着不同的内涵，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因而也就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对待弗洛伊德学说的态度上，鲁迅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主动拿来，为我所用，施蛰存选取亦步亦趋的态度，处处合拍，事事印证。鲁迅非常同意厨川百村在《苦闷的象征》中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评判，他对用“性”解释一切的观点并不赞同，但他能合理吸收这一理论的内核，使之负载更加深广的社会内容，成为反映现实的利器。在《离婚》中鲁迅将主人公爱姑潜意识里对七大人的恐惧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来。爱姑是一个相当泼辣的女性，在保护自己女子权利的斗争中，敢骂公公和丈夫是老畜生、小畜生，连慰老爷也“不放在眼里”。这次去慰老爷家说理，爱姑本是充满信心的。但一到慰老爷家，就“不由得越加局促不安起来了，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不明白”，正是潜意识的因素。虽然下决心要“拼出一条命”，但一看到七大人的神态，就“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七大人说了一句“来——兮!”爱姑便“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于是无意识地说出“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的话。爱姑潜意识对七大人的恐惧，使他说出了自己不愿说出的话。鲁迅对爱姑的潜意识的探悉是异常犀利的，“七大人”一个喷嚏，爱姑就软弱了，这有力的描写，包孕着多么大的思想容量!
施蛰存一头扎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就像找到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的金钥匙，他要用小说印证弗氏理论的有理、有力。小说《梅雨之夕》是一篇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只有“思想底独白”的小说。作品主人公是一位下班后不想回家的男子，即使是梅雨天的黄昏，淅淅沥沥的雨会使他满身淋漓，他仍不想回家，撑着一柄伞在雨中漫步，拖延着回家的时间。他毫无目的地等车，观察下车的乘客，终于在头等车的下车乘客中，发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他注意这没有雨伞的姑娘，虽然他“绝没有这种依恋的意识”，但又“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到了姑娘的身边，犹豫再三地终于说出要送姑娘回家的话，在撑伞与姑娘同行的时候，他隔着伞柄发现这姑娘像他初恋的情人。一语道破天机，男主人公一切突兀的行为，全源于潜意识中对自己妻子的厌倦和对初恋情人的眷念。他把自己想像成这姑娘的情人，并陶醉在这“自譬的假设”中。同时，他又将路边商店的营业员的眼光幻想成忧郁而忌妒的妻子的眼光。他潜意识里明白妻子是他思念初恋情人的最大障碍。
在对待弗洛伊德学说的方式上，鲁迅反对模仿，提倡创新，主张用隐蔽而含蓄的笔法，施蛰存则直接表现人物“创伤的执著”，并予以渲染。
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末编•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中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因此，鲁迅主张含蓄而隐蔽地描绘潜意识，拒绝模仿，立足点在于创造。在婚姻与家庭问题上，鲁迅屡受伤害，他有“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18]——朱安女士，他忌讳谈婚姻与家庭；加上兄弟失和，谣言四起，婚姻给他带来的创伤太深，他的潜意识里有对婚姻家庭的恐惧，我们从他惟一的爱情小说《伤逝》和惟一写家庭的小说《幸福的家庭》，看出他潜意识里对婚姻家庭的失望和恐惧。与许广平同居，心身都得到很大的慰藉，但潜意识的阴影并没有散去，他对婚姻爱情仍心有余悸。如1928年4月，有位青年问鲁迅是否应该结婚，鲁迅回答说：“据我个人的意见，则以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皆是前车。但染病(指与妓女交往而染上梅毒之类)，是万不可的。……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19](P187)鲁迅认为，结婚是应该的，但不要过于理想化，他认为“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19](P258)。鲁迅没有像施蛰存那样在作品中直露对婚姻的厌倦，但在《伤逝》和《幸福的家庭》中却含蓄并隐蔽地有“厌倦”的思想“露出”。
施蛰存往往在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渲染“里比多”的力大无比，表现潜意识里“创伤的执著”。他曾在一些散记中说到早期的《上元灯》里寄寓了许多对童年初恋的怀念，《梅雨之夕》更是幻觉中的陶醉，《魔道》则是对失去爱女的恐惧。他甚至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剖析古人的言行，在潜意识里挖掘古人的“创伤的执著”。在《石秀》中，石秀的义兄杨雄乃一黄脸汉子，却有一如花似玉的妇人潘巧云。石秀在潜意识里惊羡潘的美丽并暗恋上了她，但“兄弟之妻不可欺”的“超我”的力量太过强大，所以“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因为不能睡她就要杀她”，在潜意识的支配下，好汉石秀“假公济私”，终于杀了潘巧云。在这里，施蛰存将一个世俗的拼命三郎写得活灵活现，完成了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图解。
在表现潜意识的范围里，鲁迅往往是偶尔用之，涉笔成趣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施蛰存则以表现“创伤的执著”为根本出发点，潜意识的揭露，成了施蛰存小说的全部内容。
在鲁迅创造的人物形象中，潜意识的闪现，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狂人、孔乙己、阿Q等人物，在不经意中露出的“创伤的执著”，流露了包孕丰厚的思想内容，然而，小说主体仍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潜意识的揭露，只是现实主义表现手段的有效补充。施蛰存的做法则恰恰与此相反。
第四，由于以上种种区别，在思想容量上，在艺术境界上，就造成了差别。同样写潜意识，鲁迅的作品强调的是潜意识中潜藏的社会思想内容，施蛰存注意的是“里比多”的巨大力量；同样表现“创伤的执著”，鲁迅发现创伤后面的社会历史因素，施蛰存找到的是本能的力量。
尽管如此，鲁迅和施蛰存在小说中对“创伤的执著”的潜意识的描绘仍然是有意义的。这些表现，对于揭露封建礼教的余毒，揭开道学家们的伪善，意义巨大。更重要的是，开辟了小说表现的新天地，在潜意识这一不被人注意的领域，原来可以蕴藏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还有，在探索借鉴现代主义手法等方面作了探索，使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传统思想文化结合，创造了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中国形式，使现代主义的心理分析方法与传统小说的白描、人物语言行动的描写、环境的勾勒、意境的营造结合起来，为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闯出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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