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佚文《“近代史诗”——读书笔记》，原载1936年4月11日《立报•言林》，未收入十二卷本《朱自清全集》。《立报•言林》当时以头条篇幅刊出这则读书笔记，足见对朱自清文章的重视。现照录如下：
叶公超先生以Poet Lore第四十卷（一九二九）见示，中有Harold King作《想象中的近代史诗》（The Modern Epic-A Speculation）一文，颇多新义。略谓史诗一体久已死去，Milton与Spenser欲恢复之。Milton勉有所就，Spenser则竟无成。史诗死去之故，或谓系文明不同；今世已非英雄时代，一般人对神话制造亦已无趣味。诚然，吾人已渐不重个人英雄而重群体。如前者大战，得名者往往为某队士卒而非其将领。然林肯，俾士麦等固为出群之才；并世犹有列宁亦其侪辈。此等人吾人许为天才而非英雄（即拿翁亦然。此等人亦未尝无人为制造神话），今日之英雄，乃制度（Institution）也，非人也。
或又谓英雄须代表文明，非破坏者革命者之谓。而近代人复杂多变，势难约为一类（Type）。史诗贵在约，不能约，失其用矣。然而不然，真英雄乃群体（Concourse）。但如火车站者，虽为群体，而已成就，无生长，不足为史诗材料；足为史诗材料者，其惟工厂与银行乎？
近代生活复杂，韵文殆不足用。“近代史诗”，体将近于散文。盖散文应用已久，变化甚多也。虽然，史诗当有太羹玄酒之味，宜简不宜繁，宜举大端（Largeunities）而遗细节（Minorconfusions）。——准此而论，小说之表现近代生活，或竟不如电影之直接爽快，不事铺张也。
文末乃举纽约第五街中夜繁华之景，为所谓“近代史诗”示例焉。
（四月六日寄自清华大学）
《立报》是1935年9月20日在上海创刊的“小型报”，之所以命名“立报”，是表明该报只有四开一张，无论新闻报道还是副刊文章，都是短小精悍，读者买了报纸“立”着就可马上阅完。《立报》有两个文学副刊，一是谢六逸主编的“言林”，另一是张恨水主编的“花果山”，“新文学”和“旧文学”各树一帜，争奇斗艳。这也是新文学家首次进入小型报副刊，意义非同一般。谢六逸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早在主编《时事新报•文学旬刊》时期就与朱自清订交，此次重操旧业，主编《立报》副刊《言林》，名家荟萃，请朱自清惠稿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这篇佚文之前，朱自清已在1935年12月14日《立报•言林》上发表了12月6日所作的通信《北平消息》，文中抒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夕，知识分子为北平“这座中国文化的重镇”因日本侵略者逼近陷入危境而“苦闷”和“气愤”的心情。《北平消息》已经编入《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奇怪的是，四个月后发表的这篇读书笔记《朱自清全集》却失收了。
查1936年朱自清日记，4月5日记云：“抄一段一九三三年的日记，将寄给《力报》。”《力报》实为《立报》之误。这则日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朱自清这篇读书笔记其实是从他自己以前的日记中抄出的。再查1933年朱自清日记，2月22日条下果然有这篇读书笔记，但抄出正式发表时已有多处不同程度的修改，值得注意的一处是开头增添的说明：“叶公超先生以Poet Lore（《诗歌》——笔者注）第四十卷（一九二九）见示”。
朱自清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叶公超则为外文系教授，但两人颇多交往。从朱自清日记中可以得知，叶公超经常向朱自清推荐英美的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和新著，经常与朱自清交换对诸如现代诗、中国现代文学和中西文学比较等学术问题的看法。朱自清深感自己“与公超相对常得益，然其锋芒（Sharp）亦实实可畏”（引自1934年1月14日日记）。
哈罗德•金探讨西方古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史诗”何以到了现代无法再现，朱自清认为“颇多新义”，他对哈罗德•金的观点也有所归纳和发挥。所谓“近代史诗”，或与“个人英雄”和“群体”关系的转换有关，与“纽约第五街中夜繁华之景”有关，也即资本主义文明成就了“近代史诗”，虽然其表现形式与古代“史诗”已大相径庭。朱自清研究和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但他像叶公超一样，关注西方最新的文艺理论。一篇短短的读书笔记，涉及文学和史学的不少问题，折射出当时的大学教授真的读书，学术视野颇广。
朱自清一直较为留意刊载哈罗德•金论文的英文《诗歌》杂志，不妨再录他1935年5月8日日记：“林庚《诗五首》，由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翻译，发表于《诗歌》杂志（一九三五年四月，卷四十六）。此固甚光彩之事。为此，林希望得到本校新诗习作讲师席位，俞、王两君向余表达此意，当予谢绝。读该杂志文章两篇，哈立特•蒙罗（Harriet Monroe）之《在北京》与哈罗德•阿克顿之《当代中国诗歌》，甚有味。”这段记载很有趣，林庚以《诗歌》发表其诗作英译而谋教职，朱自清虽然欣赏林庚的诗却仍予“谢绝”，当可看作三十年代文坛轶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