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陈映真的粉丝——这样是陈先生最不愿意的，最近三年却都浸泡在他的小说世界当中；万万没想到，是在二〇〇六年九月初先后两次在北京见到他，第二次讨论这回会议的规划，等到他病了之后才开始慢慢与他的文学世界相遇，受到莫大的滋润。
越是阅读陈映真的文学，越是强烈的感受到：台湾社会一九九〇年代后，在统独争议激化的条件下，一般将陈映真理解为台湾本土主张统一的代表性人物，将他视为中国民族主义分子，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理解没有错误，也跟他作为左统的代表性人物有关，但是站队式的认识，以“政治的陈映真”高于一切，其实关闭了陈映真思想与文学丰富性与复杂性的讨论空间。要重新激活作为思想资源的陈映真，学术思想与评论界不能重蹈复辙，继续忽视他整体思想中具有笼罩性的关键面向：第三世界。这是台湾思想界长期以来至为严重的问题，战后的亲美反共切掉了身边的中国，又没有亚洲与第三世界的中介，美国几乎成为唯一的参考坐标与思想资源，半个世纪以来对台湾整体造成莫大的伤害。重新阅读陈映真就是重新发现内在于台湾的第三世界想象。
当然，过去重要的评述都会提到陈映真作品中触及很重要的第三世界普遍的问题，但也都没有进一步的展开讨论 。[1]台湾文学及思想界相当受到敬重的姚一苇先生，曾经在一九八八年《陈映真作品集》15卷版的《总序》中写到，陈映真一九六八年入狱，一九七五年出狱后，“所描写的不再是市镇小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进入到我们生存空间，带给我们的影响，无与伦比；不仅是生活改变，而是整个儿的想法、观念、行为和生存方式的巨变。他企图揭示掩饰在那美丽外衣内的狰狞本质，大众传播媒体的麻木与无知，以及如何在被侮辱、被欺骗、被伤害之后的觉醒”（1988：15）。东京一桥大学的松永正义教授指出陈映真的基本主张：“对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对现实的重视；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第三世界文学这个立场的中国近代文学的传承；相对于台湾民族主义之中国立场主张；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等等”（1988：234）。以上类似的评述都已注意到了陈氏的第三世界关切及立场，在这样的基础上，本文企图深化既有的讨论，并且进一步提出：透过“第三世界”的视角，陈映真的思想才能够被更完整的掌握与揭示。正如他对于美国化的质疑，不能够被化约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反应上，或是马克思主义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批判，他的民族主义不是关闭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是聚焦的，二者都指向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
从现有的文献上来看，陈映真自己对于第三世界直接的讨论是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陆续展开，但是他最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就散发出浓浓的第三世界色彩，从他一九五九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创作《面摊》起，《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乃至于让读者感动落泪的《将军族》，都是对于历经殖民、战乱、家破人亡的下层人物穷苦生命的描写，发出了深深的人道主义关怀。然而，陈氏早期的第三世界不仅仅表现在作家对于苍生的记录、同情与怜悯，也展现了思想上尖锐的批判立场。一九六七年，陈映真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唐倩的喜剧》这篇短篇小说。从现在的时空来看，与其说是辛辣的讽刺小说，陈映真其实是洞察、记录与反思了六○年代的“知识状况” 。[2]他透过主人翁唐倩这个具有能动性的女小说家与她五个男人的关系，记录了台湾知识界在一九六〇年代追逐西方思潮、崇美的生活世界。诗人于舟因为无法赶上知识时尚，由胖子老莫的存在主义所取代，罗大头的逻辑实证论虽然战胜了老莫却又悲剧性的自杀了；后来，唐倩选择了跟着留美工科学人乔治．H.D.周离开台湾，结果赴美后再嫁给了任职军火公司的物理博士。于是，台北“这小小的读书界，也就寥落得不堪，乏善可陈”，更惨的是，还有人被“指斥为奸细，为万恶不赦的共产党”（页156）。 如果美国化成为强大的主导性力量，那么陈映真能够洞悉美国化的思想资源是什么？他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揭示美国化所造成的问题？文中，作家透过胖子老莫对于六〇年代越战的看法，侧面表达了作者第三世界认同的立场：老莫认为那些“黑衫的小怪物们”（打游击的越共），不是“罗素说的什么世界上最英勇的人民，而是进步、现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动；是亚洲人民的耻辱；是落后地区向前发展的时候，因适应不良而产生的病态！”（页130）；站在老莫对立面的作家，显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能够对风尚的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右翼自由民主世界观，保持距离的进行批判，反应的是六○年代的陈映真已经有了第三世界认同的底蕴，甚至是立足点，只是这个语汇尚未成为他思想上的关键词。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可以左证，所以只能臆测这个时期的陈映真如果有初期的第三世界意识，很可能来自于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建国运动，乃至受到一九五〇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第三世界论的感召。
陈映真七〇年代后半起开始对于第三世界进行讨论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第三世界逐渐成为思考问题的重要字眼。[3]陈氏二〇〇〇年回忆自己最早提到第三世界是在一九七六年《“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当时他透过日文阅读到韩国思想界有关民众文学与民族文学的论争，论战中所参照的正是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反帝与民族独立经验，所以他使用了这个视角来讨论台湾新文学的性质（陈映真，2005：4）[4]。他最为有系统的开始阐述第三世界观，是在一九八三年首度离开台湾，在访问美国的三个月期间不仅收集了更多的数据，也开始直接接触到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返台后他以报告思考问题心得的方式，用《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比较》为题，做了一场公开演讲，而后整理发表于《文季》[5]。
与一般人不同，陈映真的美国行不是向资本主义的天堂朝圣，反而是让他终于逮到机会饥渴地寻求台湾当时封闭状况中难以取得的第三世界思想资源。在三个月期间，他除了直接面对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6]，也开始接触了第三世界的文学与电影，他自认为虽然时间短，看到的极为有限，但是整体而言第三世界地区文艺创作的成就“已足惊人”：“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难深重、社会破产、民穷财尽的处境中，却在文学、电影、思想和宗教上，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这些文学和电影，不但在主题上是强而有力的；是充满着对于人的深刻信念的，而且艺术表现的技巧上，因为技巧结合了对于人的高度理念，是动人的，杰出的甚至是堪称伟大的，很深刻地触动了我们的反省和思考。”（页76）。显然，通过他过去对于台湾社会的理解为基础，现在外在的第三世界共通经验已经慢慢的进入了陈氏内在的灵魂。在演讲中，他首先对台湾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比较，认为相对于资本主义先进国，台湾跟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在资金、技术、市场、文化上都处于被支配的位置，所浮现的效果是：“第三世界人民失去民族自信心，依强者的眼光解释世界知识，对自己的社会、历史、政治生产鄙视怨毒等精神上的毒害。”（页82）。在结合宏观的政经分析与深刻自省的基础上，他进行了文学状况的比较，发现第三世界的文学创作至今都必须面对最为根本的矛盾与张力：语言问题，一方面要以民众语言（白话文）取代难懂的贵族语言，另一方面要以民族本身的语言取代殖民的外来语言；一方面要控诉殖民体制的压迫，另一方面要反省与批判国人的无知与落后。提出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多重战线，是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重建民族主体性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陈氏在这里显示的认识，或许是七〇年代阅读韩国（以白乐晴为代表的）民族文学论会产生巨大共鸣的基础，到了八〇年代后期又亲身访问了南韩，心中激动难以言表，但是这是后话了。[7]
回头来看，陈映真并没有美化第三世界的状况，反倒是暴露其中的真实问题：“从文学上看，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殖民历史长（有的长达二、三百年！），在殖民地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中，养成了一批惯于使用殖民者语言去思考和写作的人。他们的作品，与其是诉诸本国同胞，不如是一贯诉诸于西欧、殖民母国的评论家和出版家，而形成与本国风土断绝的殖民地文学。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例子。而这种‘向殖民母国’、‘文明’的文学看的风尚，不但加强了对自己民族文学的自卑感、间接地压抑了以民族语言写成的民族文学的发展。”（页85）。陈映真归纳了第三世界殖民时期的普遍现象后指出，“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并不表示主体性的回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透过美国霸权的崛起，成为第三世界在文学与艺术创作上所仿效的对象。这样的状况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全球反战运动开始，发生了转机，表现在台湾的七○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一直延伸到一九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都是从批判帝国主义、西化，从而提出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命题。陈简要地铺陈了印度、菲律宾、非洲及拉美经验，比较了西化派与乡土派的差异。但是，极为关键的是，他认为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台湾虽受日本殖民，但是时间相对短浅，中文的语言及文字传统深厚，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他感慨地说：“作为文学的重要基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在其它第三世界各国中，因新旧殖民主义的摧残的悲惨状况，没有和第三世界作家谈起，是无法想象的。我因此深切知道中国完整的文化和语言系统，是多么值得珍视和宝贵，而愈益决心重新向自己的文化、文学和语言传统去学习，以善用这可贵的文学资源。”（页90）。这段话说得是相当语重心长，没有与中文地区以外的作家及作品接触，就没有契机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可贵，然而在充分认知中文没有中断的优势同时，陈并没有因而骄傲，话锋一转，以其它第三世界文学的实践为基准，开始批判台湾文学的虚无、贫乏与去政治性。
陈映真在演讲的结论中，很尖锐地批判了七〇年代末期逐渐在台湾文学讨论中浮现的分离意识，同时更是积极地呼吁：“现在已经是我们有计划地去研究，译介第三世界文学的时候了。”（页93），藉此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透过认识亚洲、非洲及拉美的文学，重新挖掘属于我们自己过去一直被贬抑的民族文学。
陈映真一九八三年的这篇文章，展现了他第三世界的基本思惟。回首来看，他当时提出以第三世界为参照的呼吁显然没有受到广泛的响应，相对于韩国，第三世界没有成为台湾知识史上思想运动的资源。但是对陈而言，他只能透过自己的方式继续朝这个方向来耕耘。由于相信：“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应该回到人民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员”（陈映真，《论强权、人民和轻重》，页5），陈映真一九八五年创办了《人间》杂志，试图把第三世界及第三世界的视野带入台湾社会，除了大量引进第三世界的信息与视角外，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具体的表现是在一九八九年，他到韩国采访，作成了两期的韩国民主运动专号[8]。一九九○年代，他更进一步积极参与组织了“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结合了韩国、日本、琉球、台湾等地的左翼分子，这些都是他的第三世界的具体实践，以行动来推进他自己在能力范围内落实的理念 。[9]
二〇〇五年，应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刊物的邀请，为该刊第三世界主义与万隆会议专号的制作撰文，陈映真以《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为题，总结性地讨论了他的第三世界观。[10]他自己回忆是在一九七六年，在台湾首次提出第三世界的语汇，主张要“参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处境中，尚在为民众（＝民族构成份子）的解放，国家的独立而斗争的亚、非、拉世界，即‘第三世界’及其文学的斗争问题”（2005：4）。到了一九七八年，海外的保钓运动也出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于是透过阅读，他认识到第三世界不同的认定方式，其一是西方人从生产方式来区分，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视为第一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经济不发达地区为第三世界。同样出自西方的第二种划分，将自由经济国视为第一世界，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第二世界，自由市场不发达的地区是第三世界。他最后提及毛泽东的看法，
以美苏强权为第一世界，工业发达国为第二世界，其它是第三世界，也就是毛是以战略思惟把第三世界定位为反抗美苏霸权的力量。
陈映真紧接着指出，他对第三世界的体会不是来自理论的阅读，而是亲身接触第三世界的感性经验，起点就是一九八三年访美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作家工作坊。在那儿，他不但认识了让他心情激动来自祖国大陆的作家茹志鹃、吴祖光、王安忆[11]，遇见了对话中让他内心呐喊的南非女作家，也碰到了崇拜毛主席的菲律宾作家阿奎诺，以及必须藉由啤酒与国际歌才能和解相拥的东欧作家们--陈映真如今这样的陈述：“一直到今天那个爱荷华的下午情景历历在目，但却一直没能理清楚那歌、那拥抱的意义。太复杂了吧？为了一个过去的革命？为了共有过的信仰？为了被唤醒的、对于红旗和国际主义的乡愁？”（2005：8）。
陈映真记忆中的第二个场景，是一九九一年参加日本左派民间团体组织的会议。他发现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大会的共同宣言中，以右派语言谴责了中共对于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他在万分犹豫中发言，建议起草小组不要以世界资产阶级的语言，而是以亚洲左派自己的语言来分析六四。原本他期待有愤怒的响应，但是却传来零星的掌声，会后更有些与会者来向他握手，表达支持。陈的心情是这样的：“中国应该不会忘了，在穷困的第三世界，她还有不少的真心朋友吧！”（页10） --我个人也期待陈映真的话会是大陆的朋友们心中的信念，但是越是接触，我越是怀疑，大陆的批判圈似乎眼中慢慢只有自己和敌手（美国），早已忘记了朋友的存在。 理论的第三世界，情感的第三世界，陈映真的第三世界跟韩国思想家白乐晴的第三世界一样，都不仅是精神的寄托，也是打开在地民族主义封闭性的外在认同指向，他们的国际主义是以反帝为前提的民族主义的延伸[12]。这是我个人认为重读陈映真的时代意义之所在。 陈映真的第三世界视野，除了情感之外，是建筑在认识论的前提上。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这篇文章中，他说明了何以西方现代主义形式在台湾缺乏了客观存在的条件：“土壤贫瘠，又偏偏要学习别人种一些不适于这个土壤的东西，长的当然也是一片焦黄，而且斑斑虫蚀的了”，更为关键的是“缺乏与它西方母体之间的脐带联系”（参见《陈映真作品集8》，页5，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这里的认识论意涵是：不同的地区有其自身的土壤，艺术、文学与思想必须找到适于自身的母体的内容与形式，否则直接的移植会无法与母体身上的脐带相连，会丧失养分，无法持续的开花结果。在范畴上，与西方的土壤与母体相对的就是第三世界，更为精准地说，在陈映真的认识中，第三世界直接指称的就是在世界史中具有共同被殖民经验的地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历史本体的差异被转化成规范性的评价，在前面提及的《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一文中，陈映真指出：“长期以来，在第三世界，存在着两个标准。一个是西方的标准，一个是自己民族的标准。用前一个标准看，第三世界是落后的，没有文明、没有艺术、没有哲学也没有文学的。用后一个标准，可以发现每一个‘落后’民族自身，俨然存在着丰富、绚烂而又优美动人的文学、艺术和文化。”（页92）。换句话说，在一个层次上，他企图说第三世界的文化思想界应该从自身的处境为立足点，从在地的土壤与母体来看待自身的文化生产；在另一个层次上，他暗示着第三世界不同民族的共通性，不应该被关闭起来看待，应该更为积极的相互参照。
“他的小说将会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
“理论的思维令人疲乏。事实上我对‘第三世界’的难忘的体会，不是理论读出来的，而是源自几次具体的感性经验”（2005：5），陈映真如是说。同样地，论述也只是皮面，无法像文学那样去承载难以再现的生命经验，他对于第三世界理解最为直接的资源与基础，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生存环境，体现在他创作的小说当中，贯穿了他早期、中期与近期的文学作品。姚一苇先生在一九八七年曾经做出这样的评价与预言：
在我看来他所写的其它文字和他的小说，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所不同的只是表现的形式。小说是内蕴的，含蓄的，潜移默化的，是属于艺术的形式；而其它的文字是说理的、明示的，诉之于吾人思考的逻辑的形式；因此理论是他小说的延伸，小说是他理论的变形。因为陈映真正是这样一位真诚的作家；他是入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他可以采取小说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它的形式。
即使如此，但是就我所了解的陈映真言，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上天赋与他一颗心灵，使他善感，能体会别人难以体会的；上天又赋与他一双眼睛，能够透视事物的内在，见人之所未见；上天复赋与他一枝笔，挥洒自如，化腐朽为神奇。因此我敢于预言，当时代变迁，他的其它的文字有可能渐渐为人遗忘，但是他的小说将会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这就是艺术奇妙的地方。（姚一苇，1988：17）
每次读到这段文字，都让人觉得对陈映真的评论很难超越姚老师如此精准的看法，二十余年后，这段预言更是让人信服。跟我同辈的同志赵刚这么说：“陈映真的最深刻的思想往往是蕴藏在他的小说创作……他的小说所处理的问题往往不见得是论文、随笔与评论所能够深入处理的……他的小说往往较其它文体展现了更大的复杂张力、暧昧难决、自我怀疑，以及深度提问”（赵刚，2009：1）。是的，陈映真五十年来的小说创作留下了丰富的资产，承载了具有时代性的思想与精神，因为他书写的特性在于贴近于当时的时空背景与当下的社会脉动，他的政治敏锐度让他所处理的主题虽然往往超前，却又涵盖了政治社会的核心矛盾，因此整体而言，他的作品的广度与厚度，足以让我们将他的创作串连起来，提供回顾、把握、分析半个世纪台湾在大历史中的变动、进入台湾战后社会、文化、精神史的最佳平台。因此，从思想的层面来看，他的小说创作本身就是第三世界的写照，大胆地说，陈映真思想与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于二次战后第三世界精神状况的揣摩、描写、建构、解析、反思、批判、心痛、寄望与幻灭后面的持续坚持。这样的声称显然流于抽象的概括，还是得从不同的问题意识，透过特定主题，对文本进行阅读来才能充分体现；当然，这样的工作不是一篇论文可以独立完成的，这篇文章只是起点，初步尝试，也期待学术思想界的同仁可以继续一起努力。
在上述的前提下，本篇文章的分析焦点环绕在狂人、疯子或是精神病状态的主题，所选择感兴趣的文本因此也是极为突出、受到注意的几篇小说。不同的读者，因为经历不同，体会不同，或许会在特定的小说中找到共振；选择精神病作为进入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的路径不是偶然的，在笔者的家族中，母亲晚年罹患精神分裂，父亲晚年有躁郁症，兄长因为精神疾病被工作单位解聘而失业，我本人过去二十年间也一直为上上下下的精神变化所困，长期在学习如何与失控的状况共存，对于精神病（院）有切肤之痛的理解，当然也能充分体会社会赋予疯子污名的暴力，因而，文中难免会调动过去的经验来理解陈映真笔下的精神世界。更积极的说，这篇搏感情的文章是借着“陈映真”提起勇气去面对、分析、解释自身与家族在历史中的“病源”。
陈映真对“狂人”长期的书写与关注，当然是承续了开创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狂人日记》的传统，但或许是因写作时间相距五十年，其间文学界积累了更多对于精神病贴身的理解，陈的作品读来较鲁迅更为深刻的进入主体的内在世界[13]。以下的分析选择了陈映真三个时期与发疯主题相关的小说：早期的《文书》，中期的《万商帝君》，近期的《夜雾》，试图透过阅读来阐释陈映真透过小说所体现的第三世界。或许可以这么说，本文的动力之一在于说明：精神病是第三世界的生存常态，不是变态。我想说的是：第三世界的物质条件相对薄弱，但是战乱、社会机制（如人们赖以栖身的家庭）残破、经济快速压缩发展等等，许多人处于流离失所的高度挤压状态中，精神状况出问题是经常性的，只是程度不同。我猜想今天处于巨变的中国大陆，精神出状况的人口该是远远超过社会主义时期，但是医疗体系不完善、物资缺乏、家庭解组，整个社会不是存在某种疯狂状态吗？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真心面对、理解这个庞大的社会禁忌？
让我把话说的更清楚点，以免不必要的误解。首先，过去对于第三世界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分析，并不进入第三世界的精神面，如何开始理解第三世界精神状况是本文的根本动力。再来，“第三世界就只是疯子的世界”不是本文的论点，精神病或是发疯不能够与第三世界划等号，只是一个关键的剖面；如果陈映真全部的小说创作构成他对于第三世界理解的整体，提供我们理解更为宽广的第三世界精神状况的钥匙，那么疯子只是一个表现的主题与形式。以“狂人/疯子/精神病篇”为本文的副标题，就是期待其它的篇章在第三世界的大伞下继续被开发出来，如死亡、分断、性、左翼、宗教等主题，逐步去展开、复盖陈映真的第三世界。赵刚的文章《青年陈映真》便分享了与本文同样方向的努力，在不同层次操作。
（具体作品分析 略）
如同本文开场时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世界，或是说以政治经济学为前提的第三世界，把目光转向精神的、情感的第三世界时，陈映真所传达给我们暴力而荒芜的语言中，所体现的混乱、矛盾、暧昧、怀疑、心虚、不解，其中所凝聚的极大的批判性早已脱离了那种姿态高昂、自以为是、忧国忧民、路有冻死骨的中国文人传统，如何学习、承袭放低身段、贴近现实、尊重历史、最终心底旁徨的那个部分的陈映真，这是第三世界批判分子的知识情感与相互对待的出路。陈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他们很大的局限，但是我们不能倒退，要在他们所搭建起来的基础上，承先启后。我个人深信，至少在台湾，战后至今累积了不少批判实践的经验，成就也好，
挫败也罢，该是停下脚步重新整理、诚实面对的时候了，当务之急在于如何建立起批判圈的新文化，找到彼此相互提携、相互搀扶而又能够在相互批评的互信中前进的方式。直觉告诉我，“陈映真”提供了我们这个契机与平台。
在台湾战后当代的文化思想领域中，持续以第三世界作为论述框架与想像参照的代表性人物是陈映真。他半个世纪创作中的经验都根植于台湾社会，当“台湾研究”根本还不存在，他就开始以小说分析台湾社会，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他的文学没有一篇不立基于他所热爱的这块乡土，所以他是不折不扣的“本土派”；不同的是，当思想界把目光外射指向欧美时，他特立独行的朝向第三世界，对他而言，台湾，乃至于中国大陆，第三世界的存在与位置与认同是清晰而不容置疑的。但是由于冷战的历史因素，台湾被纳入美国资本主义阵营的庇护，第三世界的政治想像无法进入思想界的视野。这个视野的缺席，阻绝了台湾主体性更为多重自我定位与认识的可能。虽然作为分析概念，第三世界因其内部的逐步分化，已经逐渐丧失它的解释效力，但是作为历史概念、理念与精神状态，特别是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大势，第三世界是亟需重新提出的思想资源。透过陈映真的论述实践，我们希望厘清深植于在地历史中的动能。
整体而言，陈映真第三世界思想的资源大致来自于几个方向：国际左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世界主义论、在生命中直接碰到第三世界作家及左翼分子的经验、他的第三世界实践（透过访问与会议组织等）。然而，他的第三世界，如本文所企图论证，其实根本上来自对身边的生命经验，
也就是他自己的小说所体现的生活世界，透过这个基础，他有能力体会与参照其他第三世界的经验，乃至于产生积极的连带。要了解第三世界战后的精神状态，陈映真的文学就是我们的思想资源。在此意义下，一般论者认为陈的意识形态主导了文学，这是不公平的讲法，陈的写作动力来自于政治，但是他的客观性来自于他的“文学性”，客观地、同理心地进入他者，前述的分析，安某也好，林德旺也好，乃至李清皓（还有我们没法儿分析的晚期忠孝公园中杀人无数的马正涛），都让我们看到他在对于这些人物的高度同情下，能够客观且深刻进入这些人物精神状态，这是所谓客观学术分析无法做到的。
分析暂且告一段落前，还是得回答：陈映真的第三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而言，陈映真所谓的第三世界是战后新殖民主义时期的后殖民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个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在反殖民独立战争、内战中慢慢走出来，不论以“富国强兵”或是追求国家现代化为动力，被立即且快速地（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内部与之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所构成几乎二元对立的全球冷战体制中。冷战的对峙，一方面延续、转接了新殖民主义的形成，在部分地区形成民族分断，另一方面延宕了各个殖民地在思想、文化、精神层面的反思，于是座落在新兴独立国家政治舞台核心位置的是经济发展主义，“以农养工”的国家主义发展策略所带动的社会变迁是城乡移民，是离乡背井，是长期历史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及调整中弱势者在物质资源匮乏、精神无所依归境况下的撕裂与折断。由于各地在地历史（基体）的庞大差异，使得第三世界历经殖民地、脱殖民地与资本主义化所形成的社会与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式与风貌（如陈映真提及汉字书写提供了台湾脱殖民地主体重建的基础，而许多前殖民地依然要与殖民者的书写语言继续共存、搏斗）。因此，除了上述作为世界史范围中的亚、非、拉、欧、美以“洲”为地理实体之间关系性想像的这个层次之外，第三世界其实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块多元丰富的另类参照体系的构筑，不再像过去那样以欧美为唯一的参照点，透过彼此的对照能够在分析中把握、解释自身处境、存在逻辑，乃至于找到继续转化的可能性之所在。
除了作为实体想像与参照方法的第三世界外，我们当然不能抹去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历史过程来理解第三世界的精神，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语境中，它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的连带与结盟关系，弱势地区之间的团结，藉以消极防止帝国主义、积极促进世界和平，继续跟着强权走不过是在深化已经极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也因此，第三世界同时意味着打破以帝国之间霸权更替的旧世界，寻找新世界的运作方式，用好友白永瑞的语言来说，这会是“更民主、更人性、更具主体性的理论与实践方案”（白永瑞，2009：IV），这个方案同时在重新思索与超克作为三位一体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类所造成的压迫。在此意义下，本文所关切的第三世界的精神世界，是转化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要透过那只第三只眼才能勇敢透视问题，看到微薄光影的指向。
在这样的前提下，本文书写的动力很简单，是希望台湾批判的学术思想界能够认识自身的第三世界历史属性，期许中国大陆知识界不要丢弃第三世界的属性与思想资源，要保留第三世界想像的香火，扩大我们极为狭窄的知识对象，使得他者与自我能够更为开放、多元。更为迫切的是，在“亚洲的崛起”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氛围中，将第三世界的历史意识重新放入讨论的议程，正是要华文地区与亚洲思想界眼中不能只有强势者的存在，得承续第三世界主义的精神，让弱势民族与地区成为我们关注、参照、合作的焦点。
陈映真在1983年时曾说：“是我们有计画地去研究，译介第三世界文学的时候了。”坦白说，我很怀疑今天的中文思想界会积极回应老同志的呼吁，但是为了延续这条微弱的香火，还是得硬着头皮继续走，等真的到时候了，接棒跑马拉松的年轻同志不会是在一片荒芜中从零开始。
至于鼓起勇气追溯父母家族历史这件事，看来只能暂时搁在那儿，反正未了的心中大石迟早会回来敲门。
（2009年9月5日初稿，10月10日修订，2010年3月初定稿于新竹宝山）
注释：
本文于2009年11月在新竹交大举办的“陈映真：思想与文学学术会议”中发表。写作过程得到许多朋友们的支持。感谢郑鸿生、赵刚、苏淑芬、苏淑冠、宋玉雯、郑圣勋、丁乃非的阅读与修改建议，特别是贺照田一语点醒梦中人，调整了文章的气质，也得感谢施淑、孙歌、夏林清、瞿宛文、刘人鹏、黄文倩、黄琪椿、倪文尖、毛尖、罗岗的鼓励。文章的思考受惠于2007年与2008年分别在清华大学研究所与大学部开设的陈映真的思想与文学相关课程，与同学们的共同阅读与讨论，成为文章书写的物质基础，其中许多想法都是她们的，不过是借我的书写来表达吧，感谢她 们！这篇文章是国科计画“陈映真的第三世界”（NSC 96-2411-H-007-023-）的部分研究成果，于2009年秋天进驻交大人文社会研究中心时完成。最后，也得感谢两位匿名评审。
（注：本文原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第6期（总第78期）, 第215-268页。转载时有删减，全文阅读可下载附件，http://www.srcs.nctu.edu.tw/srcs/teachers/Chen/Chen%20Yingzhen.pdf。）
参考文献：
[1]参见吕正惠（1988b：209），詹宏志（1988：3），刘绍铭（1988：40），黎湘萍（2003：xxii）。
[2]过去50年台湾知识界没有对陈映真的批判提出回应，改变跟着美国走的路线，是思想界中人都该感到汗颜。
[3]例如，1978年《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88a：42），1979年《断交后的随想》（1988c：23）。在我个人的阅读中，这似乎是在文字书写上直接使用第三世界一词。
[4]《“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出版于1977年6月《台湾文艺》，该文并没有直接引用第三世界一词，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基调。读陈氏对叶石涛的这篇批评，可以闻到此时统独问题透过文学史的讨论正在酝酿，那时他还极力以同情与尊敬的方式在理解对手。
[5]参见陈映真（1988d：76-96）。
[6]在爱荷华访问期间，陈映真对菲律宾作家阿奎拉（Reuel Molina Aguilla）进行了访谈，访谈稿在1984年发表。陈氏后来的回忆，参见他的《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一文（陈映真，2005）。从今天来看，1982年那次访美，对陈个人而言是重要的转折，第三世界从精神上的向往，变成是实质的接触，碰到了第三世界的真实面，对于他日后的思想与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烙印。
[7]参见陈光兴（2009）。
[8]参见《人间》杂志44期《陈映真现地报告：激荡中地韩国民主化运动》专辑，45期《韩国锥子》专辑，1989。有关陈映真《人间》时期最为重要的讨论，参见王安忆（2009）。
[9]有关“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学术研讨会”，我个人的资料不足，期待其他朋友有深入讨论，这是陈映真深入参与的东亚连带运动。
[10]参见陈映真（2005），英文版出版于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2005。
[11]参见陈映真（2005），英文版出版于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2005。
[12]详见陈光兴（2008）。
[13]依据笔者长期与“精神病”周旋的经验来看陈氏深入疯狂主体的深厚能力，笔者猜测陈氏该有亲朋好友深受精神病痛之苦。
参考书目：
王安忆（2004），《英特纳雄耐尔》，《上海文学》，第315期，页75-77。
——（2009），《陈映真在<人间>》，《陈映真：思想与文学学术会议》，新竹：交通大学。
白永瑞（2009），《思想东亚：韩半岛的历史实践》，台北：台社。
吕正惠（1988a），《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大楼：论陈映真的历程及其矛盾》，《文学的思考者》，陈映真作品集15，页181-195，台北：人间。（原刊《文星》杂志，1987，106期）
——（1988b），《现代主义在台湾：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卷第4期，页181-209。
松永正义（1988），《透析未来中国文学的一个可能性--台湾文学的现在：以陈映真为例》，《爱情的故事》，郑庄译，陈映真作品集14，页228-239，台北：人间。（原刊《凯风》杂志，1984，7月号）
姚一苇（1988），《总序》，《文学的思考者》，陈映真作品集15，页11-17，台北：人间。
陈光兴（2009），《白乐晴的超克分断体制论：参照两韩思想两岸》，《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4期（6月号），页3-47。
陈映真（1988a），《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中国结》，陈映真作品集11，页39-54，台北：人间。（原刊于《仙人掌杂志》，1978，第2卷第6号）
——（1988b），《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陈映真作品集8，页1-8，台北：人间。（原刊于《中华杂志》，1979年1月）
——（1988c），《断交后的随想》，《山》，陈映真作品集8，页22-24，台北：人间。（原刊于《中华杂志》，1979年1月）
——（1988d），《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比较》，《山》，陈映真作品集8，页76-96，台北：人间。（原刊于《文季》，1983年1月，第1卷第5期）
——（1988e），《模仿的文学和心灵的革命：访问菲律宾左翼阿奎拉》，《石破天惊》，陈映真作品集7，页87-101，台北：人间。（原刊于《文季》，1984年1月第1卷第5期）
——（1988f），《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思想的贫困》，陈映真作品集6，页12-20，台北：人间。（原刊于《夏潮论坛》，1983年7月，第1卷第6期）
——（1988g），《论强权、人民和轻重》，《思想的贫困》，陈映真作品集6，页3-11，台北：人间。（原刊于《大地》，1982年8月，第10期）
——（1988h），《“石破天惊”自序》，《石破天惊》，陈映真作品集7，页 23-25，台北：人间。
——（2000），《陈映真自选集》，北京：三联书店。
——（2001a），《后街》，《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集1，页13-29，台北：洪范。
——（2001b），《猫它们的祖母》，《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集1，页85-94，台北：洪范。
——（2001c），《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集1，页105-133，台北：洪范。
——（2001d），《苹果树》，《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集1，页135-155，台北：洪范。
——（2001e），《文书》，《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集1，页157-179，台北：洪范。
——（2001f），《凄惨的无言的嘴》，《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集1，页203-221，台北：洪范。
——（2001g），《唐倩的喜剧》、《唐倩的喜剧》，陈映真小说集2，页121-157，台北：洪范。
——（2001h），《万商帝君》、《万商帝君》，陈映真小说集4，页125-252，台北：洪范。
——（2001i），《夜雾》、《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6，页69-124，台北：洪范。
——（2004a），《父亲》，陈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范。
——（2004b），《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上海文学》，第315期，页62-70。
——（2005），《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陈光兴编，《批判连带》，台北：台社，页3-10。
黄皙㪉（2002），《悠悠家园》，陈宁宁译，台北：印刻。
詹宏志（1988），《文学的思考者》，《陈映真作品集15》，页1-3，台北：人间出版社。
赵刚（2009），《青年陈映真》，《陈映真：思想与文学学术会议》，新竹：交通大学。
郑鸿生（2009），《陈映真与台湾的六十年代》，《陈映真：思想与文学学术会议》，新竹：交通大学。
鲁迅（2004），《伤逝》，《旁徨》，页133-168，台北：风云。
黎湘萍（2003），《台湾的忧郁》，台北：人间。
刘绍铭（1988），《陈映真的心路历程》，《文学的思考者》，陈映真作品集15，台北：人间，页34-40。（原出版于《九十年代月刊》，1984年7月）
苏淑冠（2009），《以“家”之名下的欲望、主体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以台湾战后成立之JT儿童之家为例》，2009年流离、家园与认同工作坊，新竹：交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