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不仅是30年代颇有影响的现代派作家，而且是卓有成就的编辑。在1926至1936年的 十年间，施蛰存同朋友一起，创办了三个书店，即“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东华 书店”；主编了多种文学刊物，如《璎珞》、《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新文艺》、 《现代》、《文艺风景》、《文饭小品》、《现代诗风》等等。作为编辑，施蛰存继承“五 四”传统，以开阔的视野，广泛引进世界文学和现代精神，为外国文学进入中国，中国文学 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作出了贡献；施蛰存以其特殊身份在他创办的书店和杂志上传播马克思 主义思想、出版革命书籍、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客观上为革命文学的发展尽了力量；他在 办刊物的过程中，扶植和培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特别是施蛰存主编 的大型文艺综合性刊物《现代》，以其打破门户之见、兼收并蓄的办刊方针，形成自己的特 色，使其“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1]。这些，必然使施蛰存在现代编辑史上占有一 席之地。
一、对外国文学的广泛引进
20世纪，世界各民族文学在逐渐交流和融合中，外部交流取代了内部交流，世界文学意识 日益觉醒。而此时的中国文学，则开始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五四新 文学运动，最集中，最充分，最深刻地体现了东西方文学交流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规律。”[2 ]中国现代文学正是通过对外国文学的引进而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是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学 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进程中走向现代化的。
施蛰存在他30年代的编辑活动中，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精神，继续做着引进外国文学 的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施蛰存引进外国文学，其特点之一是计划周密。他在与朋友一起开办书店和刊物时，出版 了 大量的外国文学著作，刊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坛信息。他们这一时期的引进与 “五四”时期相比，已有很大区别，这方面主要的是他们对引进外国文学有一个庞大的计划 。他们试图系统地、有步骤地将外国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分别介绍进来，使国人不但对外国 古典 文学，而且对近、现代文学，尤其是对刚刚出现的现代派文学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
“水沫书店”专门制定外国文学的出版计划，其中有日本、奥地利、美国、苏联、德国、 英国等国有影响作家的著作，这在当时也是较大规模的。他们所办刊物，外国文学作品和外 国文坛信息的比例占了刊物的二分之一。这其中大型文艺综合性刊物《现代》可以作为一个 例证来说明这个状况。
《现代》是施蛰存独立主编的最大的文艺刊物，最能体现施蛰存的办刊思想和艺术特色。 当现代书局的张静庐请他出任《现代》主编时，他便有意将《现代》办成“万花镜”，做好 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
上海当时的情形正如张静庐所说：“淞沪协定成立后，第一位大书店商务印书馆，因闸北 总厂被敌机炸毁，东方图书馆也遭了殃，……整个的事业，都停顿下来了。”[3]在这样的 情形下主编《现代》，施蛰存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他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现代》杂志 的发展两个方面考虑，认为引进外国文学是至关重要的。
《现代》每期所刊翻译文学作品和外国作家作品介绍，以及国外文坛信息，占刊物篇幅近 二分之一。其中《文艺画报》有四分之三是外国图画，《杂碎》栏目百分之九十是介绍外国 作家作品，《文艺情报》是百分之百的国外信息。
为了让读者更深入、全面、迅速地了解世界文坛动态，施蛰存不遗余力。《现代》几乎与 世界同步地反映了世界文坛信息。在一卷四期的《编辑座谈》中说：“我又想在本志上每期 加一点关于外国文坛的通信。需要居留在外国，了解现代文学，而又能写简洁明净的中文的 同志来帮忙。现在拟定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日本六国。”
“外国通信”专栏开辟后，施蛰存又设计出版外国文学专号。他说：“我原先计划从第五 卷起，每卷第六期编一个外国文学专号。第五卷第六期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预备为第 六卷第六期的《苏联文学专号》打掩护的。”[4]第五卷第六期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 中国现代期刊史上最大的文学专号，全书四百多页。为了编辑这个专号，施蛰存组织翻译人 员三十多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多月。专号内容涉及到美国现代文学的小说、戏剧、诗歌、文艺 批评、作家介绍及文坛动态等许多领域。施蛰存为这个专号撰写了三千多字的导言，通过导 言，我们可以看出施蛰存对外国文学介绍的重视。他说：“在这里，我们似乎无庸再多说外 国文学的介绍，对于本国新文学的建设，是有怎样大的帮助。但是，知道了这种重要性的我 们，在过去的成绩却是非常可怜，长篇名著翻译过来的数量是极少；有系统的介绍工作，不 用说，是更付阙如。往时，在几近十年以前的《小说月报》曾出了《俄国文学专号》和《法 国文学研究》，而替19世纪以前的两个最丰富的文学，整个儿的作了最有益的启蒙性的说明 ，那种功绩，是我们至今都感谢着的。不幸的是，许多年的时间过去，便简直不看见有继起 的，令人满意的尝试；即使有，也似乎没有超越了当时《小说月报》的那个阶段。……这一 种对国外文学的认识的永久的停顿，实际上是每一个自信还能负起一点文化工作的使命来的 人，都应该觉得惭汗无地的。于是，我们觉得各国现代文学专号的出刊，决不是我们的‘兴 之所至’，而是成为我们的责任。”由此可看出施蛰存世界性的文化视野和精神。由于施蛰 存的努力，受益的不仅仅是30年代的读者和作家，这个行为有着跨时代意义，新时期以来对 外国文学的引进和各文学流派的突起，不能说与施蛰存当时的努力没有关系。
施蛰存引进外国文学的特点之二是兼收并蓄。在施蛰存开办的书店里，既出版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著作，也出版外国各流派作家的著作，水沫书店一边出版包括列宁在内的苏联和日本 革命家批评家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一边出版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新 郎 的感想》、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二青鸟》、美国作家约翰•李德的《革命底女儿》、辛克莱 的《钱魔》、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等等。期刊也是广泛延揽诸家作品， 如《现代》上既有法国作家伐扬•古久列小说《下宿处》、英国作家萧伯纳的《安娜珍丝加 》、匈牙利作家莫尔那的《钥匙》，也有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池谷信三郎的《亲事》；既有法 国写实主义作家茹连•格林的《克丽丝汀》，也有法国现代派作家柱第该的《陶尔逸伯爵的 舞会》等等。文坛信息，既有《高尔基在苏伦多》，有《萧伯纳在莫斯科》，也有《十一谷 义三郎》、《池谷信三郎自叙传》；既有《巴黎艺文逸话》，也有《最近的意大利文学》。 在施蛰存编辑的丛书和刊物中，东欧等弱小民族的现实主义作品与西欧、英美的现代主义作 品杂揉并存，使中国的读者和作家开阔了视野，了解到世界文学的千奇百怪和异彩纷呈。
施蛰存引进外国文学的特色之三是现代意识。他说：“我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和吸收基本 上是和他们文学发展保持同步的。”[4]施蛰存搞出版办刊物选择取向是“现代”，他说： “我们办《现代》杂志，所以我们要选择美国刚刚流行的作家。海明威、福克纳当时刚起来 ，在美国是新兴的刚刚出名的作家。所以我们办的《现代》杂志，大学里读外国文学的学生 很欢迎。这些作家，他们大学里没有读到。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是很传统，很旧的。读了四年 英国文学，读来读去还是迭更斯，莎士比亚。”[4]《无轨列车》上刊有戴望舒译的保尔• 莫郎的作品，施蛰存说：“保尔•莫郎是当时法国时髦的作家，那时到中国来，所以形成一 点风气。他是法国第二流的作家，但东西写得很好，很漂亮，手法很新。”[4]
德国雷马克的《西部前线平静无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部描写这场战争的小说，1 929年1月在德国出版五个月内，发售了60万册，英译本出版后，在四个月内发售92000册， 法译本在十一天内发售72000册。这是一部轰动全世界的书，施蛰存以其敏锐的触角决定尽 快出版汉译本。他请了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林语堂的侄子林疑今翻译此书，并与戴望舒一起 带了五听白锡包纸烟到华文印刷所找经理和排字房头，使书稿不到十天就排印出来，五个月 内再版四次，共12000册，是1930年的中国出版界销售外国文学译本的最高纪录。
由于施蛰存在《现代》的努力，30年代在我国文坛再次形成外国文学引进的高潮，这对中 国 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对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培植和推介
施蛰存做编辑期间，促成并培植了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现代主义流派。他所办的书店和期 刊成为中国现代派文学家的摇篮。
中国最早的现代派诗歌的勃起与施蛰存的推介密不可分。戴望舒是施蛰存最好的朋友，他 们曾在一起翻译外国现代派诗歌并且写现代诗。戴望舒最初的现代诗在上海的一些杂志上零 星发表，并没有引起读者注意。施蛰存就在自办的水沫书店出版了戴望舒的第一个诗集《我 的记忆》。因为《我的记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施蛰存说：“第一是因 为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的书店，印出自己的作品， 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舒的《我的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书虽印出，还能说是有了客 观的需要。”[5]硬挤上诗坛的《我的记忆》引起读者的注意，“《我的记忆》出版之后， 在爱好诗歌的青年读者群中，开始感觉到中国新诗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望舒的诗，过去分 散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读者未必能全都见到，现在结集在一本诗集中，它们的风格呈露了 ，在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之外，青年诗人忽然发现了一种新风格的诗。从此《我的记忆》获 得 新诗读者的认可，标志着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5]
为了使戴望舒的诗产生更大的影响，施蛰存在他主编的《现代》上，从创刊号开始就连续 刊出戴望舒的新诗十五首和其他现代派诗多首，还及时登出《望舒诗论》。这是戴望舒去法 国留学动身的前夜，施蛰存从他的随记手册中抄取的，施蛰存希望注意戴诗的读者，能从这 初次发表的诗论中感受作者的诗情。戴望舒的诗和他的诗论，与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完全相 反，很有些标新立异，在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都有读者向书店访求《我的记忆》。 这时，《现代》第三卷第四期又刊登杜衡的《望舒草序》。对戴望舒的诗作了客观、中肯的 评价。同一期，施蛰存为《望舒草》拟了一个广告，这份广告其实是一篇短小精悍的诗评。 广告词高度评价了戴望舒的诗；“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的诗 的人，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 ”
这之后，施蛰存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这表明《现代》的诗已在诗坛引起注意，产生影响。 同时，有人认为《现代》的诗看不懂，是“谜诗”，且没有诗的形式。对于这些问题，施蛰 存在《现代》第三卷第五期的《社中谈座》中作了解答，他说：“诗从韵律中解放出来，并 不是不注意诗的形式，这是从一个旧的形式转换到一个新的形式。所以，《现代》中的诗， 读者觉得不懂，至多是作者的技巧不够，以至晦涩难解，决不是什么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但 读者如果一定要一读即意尽的诗，或是可以像旧诗那样按照调子高唱的诗，那就非所以语于 新诗了。”施蛰存的解答，引来了更多的读者来信，仍有“不懂”、“不理解”之类。于是 ，施蛰存又在第四卷第一期的《文艺独白》栏内发表了一篇《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 》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 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这实际上是一篇关于现代派诗歌的宣言书。施蛰存在这里将现代生活与过去的生活区别开 来，
告诉人们，我们所处的是都市现代风景，所以，感受的也是都市的现代感情，诗的形成 就必须是现代的诗形。施蛰存的这段话其实是对诗坛的一种挑战，因此掀起了30年代的一场 诗歌革命。于是，有很多人模仿戴望舒的诗，形成蔚为壮观的现代主义潮流。施蛰存把当时 的情形写信告诉戴望舒，“有一个南京的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诗，现 在 所有的大杂志，其中的大都是你的徒党，了不得呀！”[5]同时，施蛰存也加紧对戴望舒的鞭 策和鼓励：“我想你不该自弃，徐志摩而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大诗人的。”[2]施蛰存 的培植和推崇，对现代派诗歌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其次是对现代派小说的推崇。施蛰存不仅在他开办的书店和主办的刊物上出版和发表了大 量的外国现代派小说，而且发表了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很多作品，并对其新 的技巧大加赞赏。在《现代》二卷一期的《社中日记》中说：“我觉得，在目下的文艺界中 ，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以圆熟的技巧给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可贵的。”“《上海的狐步舞 》 一篇，是他从去年起就计划着的一篇长篇中的一个断片，所以是没有故事的。但是，据我个 人的私见看来，就是论技巧，论语法，也已是一篇很可看的东西了。”中国现代派小说因为 施蛰存的极力推崇和身体力行的创作而初具规模。
三、对左翼文学的认同和支持
施蛰存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1]。虽然他在艺术上钟情于现代主义， 积极培植中国现代派文学，但因为他思想政治上是同情革命的，所以对左翼文学他实际上一 直是支持的。
早在1928年他就与冯雪峰、戴望舒等人一起创办了一个“很有革命的味儿的刊物《文学工 场》。刊登的文章是左倾的，后因‘太左倾’而夭折”。之后，他又与刘呐鸥等人办第一线 书店，办半月刊《无轨列车》，继续刊登革命进步的文章，冯雪峰的《论革命和知识阶段》 就是其中之一。《无轨列车》也因“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禁止，书店也被警告停止”[2 ]。第一线书店停业后，他们就搬家重新挂牌“水沫书店”，继续出版左翼作家的著作，如 胡也频的《往何处去？》，柔石的《三姐妹》。1929年春，在冯雪峰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 套鲁迅参与拟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计十二种，鲁迅担任四种，冯雪峰担任四种。 施蛰存说，“我们考虑了一下，认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 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从理论打好基础。”[4]
施蛰存虽然没有参加左联，但他在思想上是同情革命倾向左翼的，与左翼作家相知相通。 早在1928年，北京形势紧张，他不仅将避难的冯雪峰接到松江家中，而且给冯雪峰筹钱帮助 在京革命青年离京，给予左翼作家很多帮助。施蛰存说：“雪峰很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他 把我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4]
1932年，施蛰存出任《现代》杂志主编，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选中他也因为他不是左翼 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并且对无论那一方面都没有仇隙。这就决定了《现代》必须采 取中间路线的先天性。虽然施蛰存鉴于现代书局办刊宗旨和以往文艺刊物的出版情况，决定 不偏不颇，不欲取咎于左右，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但在实际运作中，《 现代》是倾向左的，因为他不拒绝左翼作家的作品，而绝不接受国民党作家。
《现代》发表了很多左翼作家的重要作品，30年代有影响的左翼作家几乎都在《现代》发 表过作品。如茅盾的《春蚕》、郭沫若的《离沪之前》、洪深的《香稻米》、张天翼的《洋 泾浜奇侠》等等。特别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是在很不寻常的情形下刊登的。1933 年2月7日，是柔石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牺牲两周年的日子，鲁迅写《为了忘却的纪念》。在 这篇文章里，鲁迅说出了五位被害青年的姓名、被害的地点和时间及被迫害的情形。这是以 前从来没有公开透露的。鲁迅这篇文章曾在另外两个杂志搁了好几天不敢用，最后才转给施 蛰存。虽然当时形势很紧，但施蛰存“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不但立即 刊出，还向鲁迅要来柔石的照片和手迹，刊在同一期《文艺画报》中，画报上还配了一幅珂 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另附鲁迅的照片，题曰：“最近之鲁迅”。
《现代》还及时地刊发左翼文坛信息，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珍贵的资料。如1932年11月13 日至28日，鲁迅返北平省亲，在北京五所大学进行演讲，也就是所谓“北平五讲”。施蛰存 托北京的朋友帮他弄到演讲的照片和剪报，在《现代》杂志的《文艺画报》中开辟了一个专 栏《鲁迅在北平》，及时地让上海读者了解鲁迅的情况和当时的文艺动态。
1933年5月14日，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寓所被国务党特务逮捕。在各报刊都保持沉默的情况 下，施蛰存率先在《现代》三卷二期的《编者缀语》中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且“指桑骂槐” 地斥责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三卷三期《现代》，施蛰存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 丁玲女士》。并告诉读者丁玲仍然“存亡未卜”。
美国进步作家萧伯纳来到上海，《现代》迅速作出反应，在《现代》二卷五期刊发萧伯纳 在上海活动的图片，三卷六期又发表鲁迅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等文章予以宣传。
施蛰存在《现代》的成功运作，使之成为左翼作家的大本营，这在当时绝大多数刊物停刊 的情况下，为左翼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白色恐怖形势下，施蛰存客观上为左翼 文学的出版和发表，提供了一个公开的阵地，《现代》因而被国民党称为“半普罗”。
由于施蛰存的努力，使《现代》的发行量创下了当时期刊之最。张静庐说：“《现代》— —纯文艺月刊出版后，销数竟达一万四五千份，现代书局的声誉也联带提高了。……第一年 度的营业总额从六万五千元到十三万元……现代的信誉与营业日益隆盛，民国廿一二三年间 ，已是全中国唯一的文艺书店了。”[3]
施蛰存兼容并蓄的办刊宗旨，是他成功的基本条件。“五四”以后，新文化阵营中的刊物 ，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组织一个学会， 或社，办一个杂志。每一个杂志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大概都是一致的。当这一群 人的思想观点发生了分歧之后，这个杂志就办不下去。《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 》，都可为例子。”[4]施蛰存的《现代》则不同，它召引各方文人，是一个综合性的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万花镜，是许多现代文学名著的摇篮。不同倾向的作家，不同倾向的理 论，不同倾向的作品，在同一刊物上并存，这是中国现代办刊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正如施蛰存的诗中所吟：“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行。螬衔红蕊蜂衔粉，来助青 春一日忙。”“殊途未必不同行”，《现代》表现出了一种现代期刊中少有的开放的胸襟。 施蛰存还有诗云：“十里洋场聚九流，文坛新旧各千秋。”这一办刊字旨，使30年代的上 海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施蛰存及其在《现代》的努力，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 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使中国30年代的文学继承五四优良传统，在国内，彻底打败了旧文学 的反扑，使新文学成为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形式；在国外，不但广泛介绍吸纳外国文学 的精华，而且使年轻的中国新文学开始走向世界，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正是施蛰存及其《 现代》的努力，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才迅速崛起，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 受 得到这种影响。
【参考文献】
[2] 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学：导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3]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M].上海：上海书店，1938.
[4] 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5] 施蛰存.施蛰存七十年文选[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