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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一位批评家在一篇关于茅盾的书评中曾不无感慨地说，“与鲁迅研究相比，茅盾研究的成熟期可能还未到来”①，如今十年过去了，也许目下的茅盾研究还不能说已从根本上扫除人们心头的这种遗憾，因为，究竟还没有出现如瞿秋白、茅盾、冯雪峰之于鲁迅那样的批评大家、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产生如别、车、杜那样一言九鼎的经典批评之作。但是，无可置疑的是，这十年间的茅盾研究确是有了长足进展，队伍扩大、成果纷涌，水准大增，在绚烂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有着十分显赫的位置，预示着一个成熟与辉煌时代的来临，假以时日，也许不会很长久，茅盾研究将会如鲁迅研究一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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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茅盾研究的崛起与活跃，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必讳言，像茅盾这样一位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在中国现代思想史革命史上留下深刻印痕的文化巨人，政评显然是拓展茅盾研究天地的第一通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981年茅盾逝世后，中共中央关于恢复茅盾党籍的决定和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恢复了茅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与伟大革命文学家的本来面目，同时为茅盾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廓清了茅盾研究道路上的迷雾，使研究者得以站在中国革命史思想史的高度重新审视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多方面的业绩和贡献，从更广阔的视野重新估价茅盾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成就，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准确理解茅盾的创作批评道路，而其意义绝不限于茅盾研究本身，无疑会在更大范围内有助于科学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及其内在的矛盾运动，这一态势在近年茅盾研究中已深刻显示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更加彰明昭著。
如果从学术发展的自身角度言，茅盾研究的拓展和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又是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的。茅盾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茅盾研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对于一个曾经活跃于中国文坛六十余年之久的伟大革命文学家，茅盾研究的活跃以至成熟不能不受着学科发展水平的制约，二者互为表里。稍事涉猎，就不难发现，这十年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研究观念、手法、模式的深刻变革，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渗透进茅盾研究中。
约略言之，这种制约，影响和推动可以从三个方面测度出来。第一，也是最根本的是对文学本性的反思，亦即文学本体观念的变革和更新。没有理论的深入就没有批评的深入，如韦勒克在谈到理论、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关系时所说的，“它们之间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很难想象，没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怎能有文学理论；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又怎能有文学批评；而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怎能有文学史”。②鉴于以往对文学本质功能的狭隘理解和对文学自身特性的漠视，近年来整个文学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开放姿态从哲学、美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种角度，对文学的本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既是在对十九、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思潮的全方位观照中进行的，又是在对中国传统的特别是近百年来文学观念的历时性回溯中进行的。也许对文学本性的探索永远不会有终极结论，然而这十年间的努力，使人们对文学本性的认识和理解，无论其内涵抑或外延又确确实实丰富深刻多了。虽然角度不一，认识各异，仍然可以寻绎出某些基本意向，即在肯定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对文学的审美特性和语言的中介功能的认识是大大深化了。文学本体观念的变革不能不影响到批评观念的变革和更新，因而不能不影响到对茅盾及其作品的研究，使之具有更为严格的“文学的眼光”，更其重视审美的形式的创造，具有更为丰厚的文化蕴涵，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包孕性。而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判断或内容阐释。
第二，对中国现代文学认识的不断深化，亦即“文学现代化”观念的提出，把对这一学科的认识和评价的标准从政治的层面转到历史的、美学的层面。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中曾精辟地分析了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标准到“拔乱反正”时期的“反帝反封建”标准，再到“现代化”标准的演变、深化过程及其文学史意义，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寡，还是以反帝反封建倾向的鲜明深刻程度作为衡人衡文的标准，着眼点都在政治，是一个非文学标准，而较少考虑文学自身特性及其发展规律。所谓“文学现代化”，包括文学观念、作家心态、感受、思维方式、艺术内容、形态、语言、手段等等的现代化，它要求从中外文化交流、撞击、渗透与融合中，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中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与发展。这一批评标准和研究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性转换不仅对于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拓展了茅盾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单一的政治视野或政治——艺术二元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了，孤立的文本批评或封闭式的发展道路研究已难以立足，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整体批评观，它要求从广泛的世界联系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理解茅盾、看待茅盾的文学道路与文学业绩。批评者们几乎很少有人否认这一点，即茅盾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和未来。这就为茅盾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参照系。
第三，是批评模式和研究方法的调整和更新。近十年来，新方法论热和科际整合热这两股强劲浪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界，同样深刻影响了茅盾研究。现实生活和对象主体的精神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僵化的单一社会学批评模式显然难以适应多样的批评对象，无法洞彻生命的底蕴，因而批评方法和模式的多样化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仿佛存在这样一对悖论，一面是大声疾呼回到文学本身，一面是人文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各种外于文学的各学科对文学的大举入侵，跨学科批评蔚然成为批评的主潮。文学的自律和他律是相辅相成的，文学的存在以它特定的对象人类生活为依据，这一特性本身就内在地决定着，文学批评有它自己的一套运作规律，同时，又成为各学科的交汇点，这已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批评所证明。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主张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也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批评，而五四后的三十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未尝定于一尊。在这两股强劲浪潮的推动下，茅盾研究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趋势，传记批评、比较批评、鉴赏批评、文化批评、社会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叙事学批评，等等，不一而足，在多样的把握中，日益深刻丰富地趋于对对象的本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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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面我们对近年迅速活跃起来的茅盾研究原因所作的分析，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透视，一种远距离观照，那么下面我们所要做的是沿着这一思路，走进茅盾研究内部，作一些近距离具象品评，并试图总结归纳为几种较为彰明的研究态势和基本走向。
首先，是研究视野继续拓展，其中有三个方面，值得突出注意。其一，茅盾社会政治思想研究。如前所述，中共中央恢复茅盾党籍的决定和胡耀邦所致的悼词，肯定了茅盾作为“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基者之一的历史地位，从而为茅盾研究开辟了广阔道路。革命家思想家的茅盾和文学家的茅盾的关系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话题。一九八六年纪念茅盾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张光年提出茅盾体现了“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③的观点，鲍昌在《期待茅盾研究的新突破》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这一观点，并指出“在中国现代史上，象他那样把两种素质集于一身的人，并不多见”，他还强调，“茅盾还是个思想家”，其内涵，不限于文艺思想，“还包括他在政治、伦理、文化、历史、教育乃至科学等领域的诸多思想侧面”，舍此，就不会有一个“主体的、完整的茅盾”，因此“必须加强对茅盾思想的研究”。而丁尔纲的《论茅盾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政治道路》和查国华的《论茅盾早期的妇女观及其他》分别就茅盾早期社会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及其与茅盾美学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关系展开了具体论述。其二，茅盾与中外文化交流。作为一代文化巨人，茅盾同鲁迅一样，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又为推进这一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广泛频繁的今天研究茅盾在这方面的理论实践及特点，其意义自不待言。这实际是个比较研究题目，由于近代中国文化的相对落后，因而就研究方式和性质而言属于“接受与影响研究”一派的居多。但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作为受体的茅盾的固有的文化品格及其立足的现实土壤，肯定茅盾所抱的“取精用宏”、“追本溯源”的科学标准和求实态度，并在大量现实材料基础上总结归纳出茅盾对世界文化的择取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系统性”、“广泛性”等特点，同时指出，茅盾不仅是“拿来”的典范，而且是“输出”的巨匠，以自己的辉煌创作参与了世界文化交流与创造、邵伯周的《茅盾与中外文化交流》、叶子铭的《茅盾：创造新时代的文学》、李岫的《茅盾——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等带有综评性质的文章可以为代表。它如王中枕、阙国虹、徐学、黎舟等的《论茅盾与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茅盾与“新浪漫主义”》、《茅盾早期创作观与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茅盾小说的心理描写及其与中外文学的关系》等文广泛涉及了茅盾与十九、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思潮及与左拉、托尔斯泰、司各特、大仲马等文学大家的文化渊源关系及创造性择取。黎舟、阙国虹还著有《茅盾与外国文学》一书。其三，茅盾的文艺批评。周扬早就指出过，作为作家的茅盾人们研究较多，“而作为编辑、评论家茅盾的贡献，研究得比较少、评价不够”，④这是很中肯的。虽然一般认为本体观、创作观、批评观是构成文艺家思想体系的基本骨架和核心内容，但在既往的茅盾文艺思想研究，往往偏重前二者，而对作为著名新文学批评家茅盾的批评理论和实践则较少注意，缺乏系统探讨，这与长期以来，文学界缺乏批评的自觉不无关系。而近年于这一方面则有较大突破。专著有罗宗义的《茅盾文艺批评》一书，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艺思潮探源》列有茅盾专章、专节，在宏观意义上正确指出了茅盾的批评理论与实践对促进传统的鉴赏、评点式的印象批评向现代、科学的文艺批评的转换途中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较为系统的阐述了茅盾批评观念、手法、模式及其内在矛盾性，论其得失。吴国群的《试论茅盾的现代作家作品论的宏观价值》则具体而微地指出丁茅盾文艺批评所具有的恢宏气度和深邃识见，认为比较微观方面的亲切、细腻来更是其批评价值所在。此外，邵伯周的《茅盾评传》也以较多笔墨缕述了茅盾文艺批评演进轨迹。
第二，宏观整体批评继续得到加强。在方法论意义上分析与综合并无轩轾，各有专擅，而在实际批评中又往往交互为用，宏观批评和微观批评关系在道理上与此是一样的。宏观综合批评要以科学分析为基础，否则可能流于凌虚蹈空、大而无当，反之，微观批评如离开宏观批评，则易导致见木不见林。因此，这里强调宏观批评的加强，只是突出指明目前存在的一种批评态势。这方面，邵伯周的《茅盾评传》是一个重要收获。作者曾著有《茅盾的文学道路》一书，《评传》显然要厚实多了。比起前此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叶子铭）、《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孙中田）、《茅盾的创作历程》（庄钟庆），《评传》也自有其特点。从“传”的角度看，《评传》真实完整地记述了传主一生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活动，而叶著、庄著、孙著一者由于写作、出版（再版）年限，二者由于侧重在作为文学家的茅盾的生平及创作活动，因而，从时限，从史料的发掘，事实的记述，形象的刻画等方面，《评传》都更完整、更富个性色彩、更富立体感。从“评”的角度看，作者立意要展示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思想的高度，写出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茅盾，这些在《评传》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其一，注意写出在社会转型期东西方文化撞击下“从平民社会中走来”的茅盾“这一个”；其二，注意写出在中国革命和历史大潮，为历史所规定同时又自觉参与历史创造的茅盾“这一个”；其三，注意写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追求奋斗一生的茅盾“这一个”。从具体把握看，对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的茅盾及其思想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吸收融汇近年新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进一步爬梳剔抉，作出新的审视和判断。如对建党初期作为中国现代文人中第一位共产党人的茅盾哲学政治思想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探索和评述，对五六十年代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长茅盾的矛盾处境和矛盾心境的剖析，都是简洁明快、事核理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同时又是有说服力的。在评述中还多用比较方法，联系同时代人之所作为，对传主作出恰切评价。如对茅盾“五四”时期哲学思想中所受尼采哲学思想影响分析，在和鲁迅、陈独秀、郭沫若比较后，指出，“茅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系统地，但是有批评地介绍尼采思想的第一人”，这是很有见地的。总之，作为第一部整体性批评著作，《评传》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没的。而叶子铭的《茅盾六十余年文学活动的基本特点》在细致考察茅盾文学创作、外国文学译介、文学评论三方面活动基础上，概括出茅盾文学活动时间长、方面广、贡献大，偏于智性分析的创作个性，色调繁复的创作风格等三方面特点，大气包举，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此外，扬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冯光廉、刘树人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有关茅盾章节以及一些专题史和大量关于茅盾创作特色的综合评价论文，都属于宏观研究范畴。宏观研究需要多方面积累、多学科综合把握和高层建瓴、洞彻底蕴的能力，因而宏观研究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茅盾研究所达到的新高度。
第三，开掘的深入。这种深入突出体现在对茅盾创作个性、批评个性和理论个性的探究和把握上。所谓研究就是要善于发现作家身上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声音、独创的精神、风格、信念、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等，缺乏对作家艺术个性、审美个性的深刻感悟、理解和把握，就不会有研究的真正成熟。近年茅盾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从文本分析向作家主体的转移，从自身的审美感受出发，直接诉诸作家主体，从艺术存在进入作家本体生命存在。王晓明的《一个引人深思的矛盾——论茅盾的小说创作》、徐循华的《诱惑和困境——重读〈子夜〉》、丁帆的《论茅盾早期创作的二元倾向》等文，借助精神分析批评，从作家对现实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构思、命意、传达等诸多层面，把握作家的审美特性和心理图式。对茅盾审美价值观中是否存在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利、情感与理智的失衡与对立，程度如何，怎样看待与估价，研究界认识显然并不一致。王晓明等的文章，以及蓝棣之的《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徐循华的《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考察——关于〈子夜〉模式》，是确认其有的，而且有的还看得较重。其中王晓明文写得尤有才气，精微深致，细腻深刻地剖析了三十年间茅盾从最初提倡“为人生”文学起，怎样怀抱强烈的功利欲求，到《幻灭》中被“逼”成一个小说家，其中潜伏着怎样的危机，那灵魂中悸动着的顽强政治热情，怎样重又萌动，以致到《子夜》阶段，对抽象政治命题和社会判断的政治热情，怎样重又掩抑了艺术质素的充分发挥。而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关于茅盾的立论显然与此不同，这里不去评判具体结论的是非，重要的是这一视角的选择确实为茅盾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如黑格尔所说，手段高于有限最高目的。
对茅盾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同样显示出重个性的强烈意向。扬扬的《陌生的同路人——论茅盾五四时期文艺观》，明确提出是用“移情”方法探求对象的“主观心态”，从对茅盾所处“外部环境”和“个人才情”的双向考察中，于中外文化渊源说之外，确认“实践性”才是茅盾文艺思想的基点，并进此形成个人独具的风貌。
第四，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更新。由于视角、模式、方法的更新，从而发现既往研究所阻断的思路，所屏蔽的某些层面，从而赋予对象以新的意义，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以上我们的评述中实际已触及到了这一点，比较批评、精神分析批评、传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都以其所专擅，从不同角度发掘出对象的内在价值。再如，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对“社会剖析派”的分析，从思潮流派史的角度肯定了茅盾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严密的分析”这一点本是朱自清在三十年代就已提出的，但只是就具体文本而言，还未来得及上升到文学史高度，作为一个流派的群体风格来考察。而严著论证更严密更系统，更富理论思辩色彩。在作者富有特色的分析中最富于现实启示意义的，莫过于精审地概括了这一流派所具的“小说家的艺术，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的创作风貌，从而肯定了科学世界观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这对有意无意淡化、贬低以至否定新文学这一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的倾向，无疑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又如不少研究者多从都市文学角度来立论，这实际是一种文化批评。“都市”和“乡土”的区分与对立，不仅仅在于“题材”、“地域”特征，而且含有深刻的文化意蕴方面的差异。对都市文学研究兴趣的增浓，其源盖由于伴随现代化、都市化的历史进程，人文生态、主体心态都发生了深刻剧烈的变化，引起了各社会阶层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进而影响和改变文学的质素与面貌。孙中田的《〈子夜〉与都市题材的小说》、谭桂林的《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子夜〉的贡献》都从文化生态角度对《子夜》进行了新的阐释。孙文不仅有文学史的比较考察，而且指出了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子夜》展示了现代都会特有的节奏、律动。谭文则把《子夜》置于“共时”的（北京－上海）、“历时”的（传统－现代）双重坐标中，剖析了小说所展示的三十年代上海多彩的人文风貌和深层文化结构，比较了“新感觉派”摹写的“酒吧文化”和《子夜》刻写的“客厅文化”的不同蕴涵，认为《子夜》是更为典型地凝汇与展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姜文的《〈子夜〉创作的多重动因》则从文艺发生学的角度，对作家的创作动因进行了深层心理剖析，在作者称作“动机模型假说”中，排列了三重心理层面：欲念的、意识的、潜意识的，或可称作“三重情结”：参与情结、丰碑情结、乡土情结和原型情结。作者可能有感于“重评文学史”中那种以“政治图式”说，“时事命题”说解释《子夜》创作动机的简单化倾向，突出强调动因的“多重性”，并认为在“文学——政治”层面中，“探求、参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建设的意愿”是主要的，而政治剌激是衍生的、从属的，该文或可称作是对或一倾向的反拨。
我无法体验别人在写这一类文字时的境况与心情，在我是局促而惶惑的，用一句老生常谈，常恐有遗珠之憾，然而既使是小心翼翼的多方搜求，这种遗憾也恐怕难以完全避免，更何论评论的失当，归属的失当。事实上一部著作，一篇论文常常可以从多种角度立论，其归属就难免有淆乱失当，本文就材料的使用也只是取其某一方面意义更明显而已，基于上述考虑，我把文章题目定为“漫评”，其实是一种退而求其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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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不揣冒昧，愿意对未来的茅盾研究作点管窥蠡测，虽然任何展望和预测都将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很可能是力不从心的。我以为要想使茅盾研究真正走向成熟，关健是提高学术品位，要有精品意识，一门学科的成熟程度是与学术品位的高低成正比的。要推动茅盾研究真正走向成熟，基本途径是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科际整合。具体说，
第一，继续扩大研究视野，尤应加强茅盾政治、社会思想研究，茅盾思想发展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茅盾更是一种文化存在、精神存在，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对对象主体作出更为深刻科学的解释，才能把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相对于鲁迅研究来讲，这方面研究的薄弱是十分显然的。关于鲁迅思想及其发展道路研究，如果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算起，也已经有了六十余年历史，各学科门类的多方面多层次开掘推进，各种观点的融汇辩难，至今已达到相当水准，而对于茅盾这一切似乎还未脱起步阶段，而脱离开对作为思想家的茅盾的整体深度把握，要真正理解茅盾、认识茅盾、学习茅盾，那将是难以想象的，包括对作为文学家的茅盾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达到高刘水准，也将是困难的，即如对茅盾创作中的所谓“二元倾向”，如果不结合茅盾的政治社会思想，从“纯文学”观点就很难说清楚，使人心悦诚服。虽然，目下已经提出了“文学家与革命家完美结合”的观点，但还要有更为切实的科学论证。
第二，进一步改善和丰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文化修养。黄源先生曾说，“我们的研究者面对这样一位文化巨人，如果自己没有相应的胸怀和学识，是很难出高水平的成果的”，⑤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们这一代学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先天失调，加之目前文化语境的窘迫，更如雪上加霜，但是如果因此放弃学术立场，认为诸事一无可为，显然于事无补，就个体而言，唯有不断地完善自我，担承起应尽的学术使命，这才是应有的现实主义态度。
第三，拓展学术视野，加强科际整合。这既是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主潮，也是茅盾研究应遵循的一条基本思路。目前茅盾研究视野狭窄，课题陈旧的缺陷仍然存在，学科间交叉渗透仍处在较低层次上，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开展跨学科批评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有效途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唯新是摹，传统的模式、方法经过嫁接改造，是仍然能够拓出新境界的。而且这种整合应该是自觉的有机的，切合对象特点的，方法、模式、手段应该适应对象特点，这是方法论的一条基本原则。
注释：
①吴福辉：《茅盾研究新起点的标识》，《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
②《批评的诸种概念》第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③《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茅盾九十诞辰纪念文集》。
④《学习茅盾，研究茅盾》，《茅盾九十诞辰纪念文集》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