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六年第七期发表了《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重见天日》一文，并影印了当年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的贺信全文。贺信落款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四月十七日刊出。贺信发现者于是查到《鲁迅日记》中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有关茅盾多次去鲁迅寓所的记载：二十日“明甫来。”二十三日“午后明甫来。”二十五日“明甫来。”二十七日“午后明甫来。”以此印证《斗争》报上的发现，说明两位文化巨人确曾商量起草并发出贺信。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些日子，茅盾造访鲁迅完全是为了商量安排另外一桩同样也很有意义的事情。二十三日“午后明甫来”，这天的日记如果引得较全一点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午后明甫来，萧军、悄吟来；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这么多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次事先已约定好了的聚会。这次聚会，连鲁迅在内一共六人，即：鲁迅、茅盾、萧军、萧红、史沫特莱以及一周前（3月15日）刚刚在上海创刊的英文半月刊“The Voice of China ”（《中国呼声》）的编辑M.格兰尼奇，他是一位国际共运远东支部的书记。我们再来参看一下鲁迅的书信就会明白这一天他们是为什么聚会了。《书信•360218 致沈雁冰》：“新八股已经做好，奉呈。……稿件已分别托出。但胡风问：这文章是写给什么人看的？——中国人呢，外国人？”“新八股”是指《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而“已分别托出”的“稿件”，一是请胡风为英文本《子夜》写的有关作者情况的介绍，一是请萧军为《中国呼声》撰写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胡风萧军的这两篇稿子都是受史沫特莱的委托而约写的。《书信•360223 致萧军》对约稿事就说得很明白了：“义军的事情，急于应用，等通信恐怕来不及，所以请你把过去二三年中的经过（用回忆记的形式就好），撮要述给他们，愈快愈好，可先写给一二千字，余续写。”“见胡风时，望转告：那一篇文章，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后一句让转告的话可以不去管它，这里所谓“义军的事情”就是约请萧军撰写的《东北义勇军》一文。史沫特莱不仅稿催得急，而且还希望与《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作者约谈一次，与格兰尼奇一起对这两位东北流亡来的作家进行采访；当然他们也要采访鲁迅，请他为《中国呼声》写文章，支持他们新创办的这份英文刊物。于是就请了茅盾与鲁迅具体商量安排。三月七日鲁迅给茅盾回信说：“礼拜一日，因为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不小心，中寒而大气喘，几乎卒倒，由注射治愈，至今还不能下楼梯。 ”“S那里现在不能去，因为不能走动。倘非谈不可，那么，她到寓里来，怎样？”（《书信•360307 致沈雁冰》）这样经过几次的面商和不断的书信联系，才促成了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在鲁迅寓所里的工作座谈。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这是《中国呼声》杂志在鲁迅寓所召开的一个小型采访组稿座谈会。《鲁迅日记》中还提到孙夫人的信和所送的糖食和茶叶等。这有可能是宋庆龄得知鲁迅大病初愈之后特意请史沫特莱搭去并代她致意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次聚会宋庆龄事先当然也就知道。座谈会是由茅盾先生担任的中英文翻译。
就是为了这次组稿和座谈，茅盾与鲁迅常常书信往还；三月中下旬茅盾更几次去鲁迅家，与他碰头商量。除了《中国呼声》的约稿，当然还有一些日常工作要谈，如复刊后的《译文》杂志，关于《海上述林》、《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诸书的出版，等等。
三月二十八日萧军终于把写好的稿子《东北义勇军》交给了鲁迅；当天晚上二萧还应邀陪同鲁迅、周建人全家人一起去看了电影《绝岛沈珠记》下集。第二天二十九日星期日，这一天恰没有客人去鲁迅家打扰，鲁迅必定乘空审读了萧军为《中国呼声》写的文章。三十日，《鲁迅日记》便记有：“下午以萧军稿寄明甫。”后来萧军的这一篇《东北义勇军》与鲁迅的著名文章《写于深夜里》（1936•4•7）同时发表在《中国呼声》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的第一卷第六期上。
事实就是这样的。
整个三月间鲁迅与史沫特莱仅仅集体会见过一次。茅盾则是他们之间沟通信息的桥梁。他们都在为别的事忙碌着，并没有商量拟电或起草贺信的事情。
现在除了鲁迅的第一手的原始记录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外，茅盾的回忆也是很有力的旁证。“关于贺长征电”的回忆茅盾写了不少，这里且举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他给孔罗荪的信里谈到的几点：
二、鲁迅把此事告诉我，但那时电文未拟就。……
三、此后，因为那时忙于别事，跟鲁迅相见时都谈这些事，（这些事有对付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有关左联内部纠纷的等等），就没有再问鲁迅电贺的事；鲁迅也未提。遇见史沫特莱时，也没有谈及此事。
四、进入一九三六年，当前要做的事更多了，我把电贺事完全忘了，鲁迅似乎也忘了，都没有再提（请注意，当时我虽然常到鲁迅家，但每次都有事而去，谈完了那件事就走了，根本不能长时间聊天。）
五、解放后，成立鲁迅博物馆，预展时我看到有一幅画是我与鲁迅在拟电文（贺长征胜利），大为惊异，当即告诉他们，事实不是两人合拟而是鲁迅一人拟的，且我那时未见电文原稿，也不知有那些人（除鲁迅外）在电尾署名。
……
七、史沫特莱如何转发此电，史沫特莱回忆录（早有英文版）未谈及，且根本未提及她建议鲁迅发电事。……
这些回忆都正好可以和笔者对鲁迅日记及书信的分析印证；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也证明了茅盾的回忆基本属实。这样也就可以知道：那种认为《鲁迅日记》中的多处“明甫来”是为了贺电的事，是与事实不符的。茅盾还特别提醒：他那时去鲁迅家不是为了商量起草贺电或贺信事；他甚至根本不知情，连电文的内容及用何人的名义发出他都一概不知道。虽然他并没有推翻鲁迅拟电稿之事，但他否认了与鲁迅共同署名。他表示当时自己只是听到了一个“建议”，一个并未具体化而只是表示意向的“建议”，随后也就忘了，如此而已。
这个回忆最后还谈到史沫特莱的回忆录只字未提“贺电”事。茅盾作为一个并不知情的“当事人”，自然是想知道另一位应当知情的“当事人”对于这一件事的意见和说法的，至少这可以作为自己回忆时的参考。然而他没有得到。他在回忆中把这一点提出来，也许可以视为他的一个质疑吧。
这里应当补充说明一下。茅盾历次关于“长征贺电”的回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即基本上是坚持自己是一个局外人的态度，表示自己既没有参加“贺电”或“贺信”的署名，更没有与闻电文或信函的起草事宜。实际上这就已经使这一件事失去了根据了。但是由于环境和形势的需要，茅盾偶尔也写出一些不实之词，如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他回答翟同泰信中提问时写道：“电报是祝贺长征胜利，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鲁迅和我有了发电报的意思，由鲁迅起草电文，几分钟就办完了。在鲁迅家中。电报后来交给斯沫特莱设法拍发。”茅盾的这封信后来发表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百花洲》上。毫无疑问，这个漏洞颇多的说法完全是违心编造的。它推翻不了茅盾这封信之前及之后从五十年代起直至晚年的一贯的回忆，更推翻不了鲁迅先生留下来的原始的资料——他的日记和书信。即以《斗争》报上的新发现也只能证明这一说法的失实。值得注意的是，“致红军贺信”的落款日期也即起草日期或定稿日期是三月二十九日，而茅盾自从萧军萧红二十八日去鲁迅家送稿那一天起，直到四月上旬，这一段日子里恰巧都没有去过鲁迅寓所，连鲁迅一些必须请茅盾转交给史沫特莱的稿件，包括萧军的《东北义勇军》和鲁迅自己的《写于深夜里》均是邮寄给茅盾的，而这两篇稿子都需要茅盾和史沫特莱翻译成英文后才能在《中国呼声》上发表。即使我们假定这一天（29日）是鲁迅单独起草了“贺信”，那么也应该会事先约好由茅盾上鲁迅家亲自去取这一封绝密的“贺信”以及其它稿件，而不会、也不大可能长时间压在鲁迅那里或竟从邮局寄出。
现在虽然“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重见天日”了，油印的《斗争》报原刊影印已赫然在目，但我以为仅仅根据报载的文字便确认是鲁迅茅盾的书信证据尚嫌不足。不过我觉得这份革命文献不论是否可以定为鲁迅先生佚文，它的发现的确是鲁迅研究的一大收获。首先它纠正了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集》卷首上将“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一句定为《致中共中央》一信的残篇的错误。经“贺信”发现者查证，这句话实出于《斗争》报上与“贺信”同时刊载的另一封贺信《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信》。此外，这份革命文献的价值还在于它为解决鲁研史上的一大悬疑终于提供了一个极有研究意义的物证。
茅盾先生生前曾不无遗憾的说：“最糟者，现在没有人曾见此电全文，只留下那一句而已。”（《致叶子铭》1977.6.12 ）现在这个最糟的局面已经打破。究竟新发现的这封“贺信”是否就能成为鲁迅先生的遗简而取代《鲁迅书信集》上的那一句话呢，相信研究者对这一物证进行认真的理证之后——包括对它的风格、内容、背景、来源以及“贺信”所反映出来的作者对当时中共斗争策略理解的程度及信息把握的情况等等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一定会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