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为影响茅盾的重要古典名著，原因大略有这样二点：其一，中国古典小说发展至《红楼梦》，不仅大量描写了女性的形象，而且代表了最富于同情心的妇女观，林黛玉的出现，高奏了一曲中国传统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悲壮的颂歌。所以，从五四开始，新文化的领袖们在批判中国传统时，其否定往往过多，但很少有人不把《红楼梦》看作超越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伟大作品。《红楼梦》的精神，正是现代的精神，它引起现代文人的共鸣，正是内在一致的必然反映。其二，现代的作家的描写社会生活创造艺术形象时，不能不面对现实，这就使他们既产生了区别于传统的一方面，也产生了与传统相近似的一方面。臂如他们要描写现代的工业题材，商业题材，政治题材，那就非得另辟新途径不可，但是，当他们面对的是家庭，是婚姻，是女性的时候，那就很难不与传统相关联，因为这类生活中的传统因素，并未完全消失，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依然十分强烈。因此，当茅盾坚信妇女解放的思想，并把中国女性的命运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表现时，他与《红楼梦》之间的亲密性，决不下于他与外来文学的关系。《红楼梦》给予茅盾的是理解生命的智慧。我们认为，茅盾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系列，正是在《红楼梦》的不可估量的影响之下诞生的。
这一影响的第一点是女性观相近。在《红楼梦》中，“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虽只出自贾宝玉之口，但却是整个《红楼梦》的重要思想之所在。受这种想想的支配，《红楼梦》在描写男人与女人时，虽然没有一概地按照这一观点去做，但在整体上，显然是偏向于展示一个个清爽美丽之女儿的内心世界的。一般认为，王熙凤是泼辣歹毒的，薛宝钗是世俗现实的，花袭人是愚昧无识的，但作为各自的生存，她们又是多么地具有复杂性与丰富性啊！而将她们与一个个道貌岸然的男人相比，她们的美丽终究是她们的基本品性。茅盾尽管没有走到接受贾宝玉观点的地步，但他在创作中给予女性之一往情深的描绘，却说明他在《红楼梦》的女性观面前，不是无动于衷的。所以，描写女性的茅盾，不仅对女性之美十分敏感，而且十分赞赏。一个最显明的事例就是《腐蚀》。按照阶级的观点来看，作品的主人公赵惠明是一个蒋记特务。但作家的一枝生花之笔，不仅把这位女性的弱点给揭示出来了，同时，站在读者面前的赵惠明，还以其不可否认的女性美与性格美打动了人心。赵惠明虽然走向了堕落，但促使她堕落的主要原因是环绕她的恶劣社会。在她的内心，良知虽不清纯，却也没有完全泯灭。作者能给这样的政治敌人以一条自新之路，不无瓦解敌人之考虑，但同时，却也十分明白地昭示出作者的潜在意识层面，确实有着更为倾心于女性之美的思维特性。作品结束在这一情节之中，实在令人回味：为了搭救一个已陷魔掌的青年，赵惠明甘冒危险作好了长期苦斗的准备。这一具有真正的战士品格的行为，只能出自潜在地具有战士品格的人的身上，才有在必要时得以展现的可能性。赵惠明最终表示她要象一个男人那样去生存，去奋斗，不是她的自我吹嘘，而是很实在地符合她的性格实际的。这时候，赵惠明不是以其性格的坚强与泼辣赢得了人们的深深同情吗？我们认为，赵惠明类似于王熙凤。她们都是走向了“泥淖”的女人，但她们同时仍然没有完全失去某些性格的优越之处，那种超出女人的坚定、果断、敢作敢为，是令真正的男人也为之倾倒的。
如果把茅盾小说中的女性与男性加以比较的话，我们认为，茅盾在其大多数作品中，实际上描写了一种相当独特的文化现象，女强男弱。这是对《红楼梦》中女儿之美远胜于男儿的另一种诠释。赵惠明所面对的各色男人（不包括小昭），除了用人渣这样的词语形容他们，似乎没有再确切的用语了。他们卑鄙，胆小，唯利是图，没有良知，没有是非，没有明确的爱憎，只是一帮行尸走肉。这些人物可以不说，因为他们大都已是自甘堕落的人，要在他们中间找出具有亮色的人来本就十分不易。即使从茅盾更早一些的作品如《蚀》、《虹》等来看，茅盾等下的女强男弱之表现由来已久。在《蚀》中，章秋柳是一位十分亢奋的女性，你可以批评她的某些性感的行为，不够检点，但你无法否认她生命力的旺盛。她想用自己的性爱去挽救一个绝望男人的自杀，本是近于荒唐的行为，然而荒唐却又体现了章秋柳的侠骨义肠，而把男人缺乏生命力的那种无力无能暴露无遗。我们固然不便说章秋柳对史循的拯救，就是天下女人对男人的拯救，而男人依靠女人去拯救，必然更加增添了女人的魅力。《虹》以描写梅行素走向革命的艰难路途为主线，梅女士虽历经坎坷，却百折不挠。与她的美丽与纯真相比，围绕他的那群男人，不是孱弱就是卑劣。得到她的柳如春太世俗，想得到她的李无忌和徐自强，一个不无反动，一个不无浅薄。而韦玉对她，虽然充分显示了一个好男人的品性，但由于性格的软弱，疾病的摧残，已使这棵男人之树凋谢了它的繁华与热烈，只有哀叹与祝愿，没有决心与行动。尽管后来，梅女士遇到了梁刚夫这样的革命者，这与其说梅女士遇到的是一位真正的男人，无宁说她遇到了一个社会理想。梁刚夫是梅女士的灵魂之火，梅女士只是梁刚夫的一个随从。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只是个人与革命之关系的象征。所以，通观《虹》，能够与梅女士相处日久的男人，没有一个足以称作“男子汉”的。男人在此，再次成为卑劣、庸俗与无能的精神写照。当我们伴着梅女士跋涉而过她的人生之路时，除了强烈的地感受到她的孤独的力量外，很难感受到来自男人的力量。描写这一对立而达到了鲜明程度的应算《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婉小组与黄和光的创造，这里的婉小姐的美丽，干练，温贤，已成为茅盾小说中最理想的女性，而她的丈夫的不能生育，不能理家，则更加突出了她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高度统一。女性在此变得越加崇高，男性在此变得越加卑琐。女强男弱这一对立模式，没有随着茅盾小说创造的发展而消失，相反，它以最鲜明也是最平和的方式结束在没有冲突的和谐之中了。此后的茅盾没有再写更为重要的小说，因此，女强男弱也就成了茅盾现有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了。明白这一点，我们会豁然开朗，在茅盾的小说世界中，何以没有生气灌注，顶天立地的男性形象。颇有力量的吴荪甫，不是同样地迷惘与苦闷吗？从表面看来，是作家对一个性格所作的多方面的揭示，从本质上看，这不正是男人缺少真正的男性魅力的一个事实吗？茅盾在《一个女性》中，借人物之口说“男子教坏了女子，原来女子是天真纯洁的：”在《色盲》中又说：“男子都靠不住”，不能仅仅看作是人物的语言，这同样暗示了茅盾对女性的赞美。不这样看，我们就难以说清茅盾何以在其人物形象的创造中，一旦涉笔于女性，语言的活泼与畅达，形象的生动与鲜亮，远非写男性之可比。茅盾这一女性观的形成，可能具有多方面的成因，其中近代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他早年即投身妇女运动的影响，以及他自己对于母亲的崇拜，都是不可忽略之因素。但与《红楼梦》给他以形象化的影响这一点，必然密切相关。不看到形成茅盾女性观有多方面的原因，会把问题单一化；不看到茅盾对《红楼梦》的女性观的深刻继承，更会说不清何以这样一位革命的战士，一位胶着于社会政治运动的作家，会把女性形象的创造，置诸他创作的中心。
第二点是女性性格创造上的借鉴。《红楼梦》的女性性格创造，原本是多姿多彩的。林黛玉不同于薛宝钗，花袭人不同于晴雯，王夫人不同于王熙凤。但从分类学的角度来看，把握动与静的对照以塑造女性形象，是《红楼梦》之不可忽略的形象营构原则之一。这与中国传统的以动静对立来观察天下事物的宇宙观相一致。只是这一哲学意义上的宇宙观反映在审美领域时，具有了新的性质，那就是丰富了人物创造的方式与方法。林黛玉与薛宝钗可谓这两种类型的代表。如果说林黛玉是柔弱与静美的化身，那么，薛宝钗则是坚执与动美的象征。蒋和森先生就有相近似的概括：
一个重理智，内心是冷静的，一个重感情，内心是热烈的；一个随分从时，崇尚实际，一个孤高自许，赞美性灵；一个是深含的，但容易流于做作，一个是率真的，但容易失之任性。（《薛宝钗论》，《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第二版。）
因此，当我们不考虑这两种性格的各自社会历史含量的时候，宝黛性格的反差，确实抓住了生活本身的两种存在方式。应当承认，在《红楼梦》之前的中国叙事作品中就已经具有了这一创造模式的最初尝试，比如《西厢记》中莺莺与红娘的对照，即属一例。但不可否认，运用这一创造模式而最为成功的当数《红楼梦》。与《红楼梦》女性观相近的茅盾，在这一方面，同样接受影响，应当说，是十分自然的。
我们认为，茅盾的第一部创作《蚀》提供了这方面的最恰切的例证。也许正是因为这是第一部创作，所以更多地保留了作家对于传统的借用。茅盾笔下的最初两个十分动人的女性形象——静女士与慧女士的创造，就是沿着宝黛的模式而运思构造的。作品在这方面为读者提供的直接说明就不少：
五月末的天气已经很暖，慧穿了件紫色绸的单旗袍，这软绸紧裹着她的身体十二分合式，把全身的圆凸部分暴露得淋漓尽致；一双清澈流动的眼睛，伏在弯弯的眉毛下面，和微黑面庞对照，越显得晶莹；小嘴唇包在匀整的细白牙齿外面，像一朵盛开的花。慧小姐委实是迷人的呵！但是你也不能说静女士不美。慧的美丽是可以描写的，静的美丽是不能描写的；你不能指出静女士面庞上身体上的哪一部分是如何的合于希腊的美的金律，你也不能指出她的全身有什么特点，肉感的特点；你竟可能说静女士的眼，鼻，口，都是平平常常的眼，鼻，口，但是一切平凡的，凑合为“静女士”，就立刻变面为神奇了，似乎有一样不可得见不可思议的东西，联系了她的肢胲，布满在她的面窍，而结果便是不可分析的整个的美。慧使你兴奋，她有一种摄人的魔力，使你身不由己地只往她身边挨；然而紧跟着兴奋而来的却是疲劳麻木，那时你渴念逃避慧的女性的刺激，而如果有一千个美人在这里任你挑选时，你一定会奔静女士那样的女子，那时，她的幽怨能熨贴你的紧张的神经，她使你陶醉，似乎从她身上有一种幽香发泄出来，有一种电波放射出来，愈久愈有力，你终于受了包围，只好缴械静候处分了：。（《茅盾全集》第一卷，p•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这一描写告诉我们，慧与静的美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美的表面，一种美的内里；美在表面，使人眩惑，美在内里，使人温馨。而具体分析她们的言行，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慧女士性格活泼，讲究实际，试图早结秦晋，正与宝姐姐相似，因此她对婚姻的爱情基础并不看重。静女士的爱回忆，有头痛，常流泪，活脱脱地是一个现代的林妹妹。所以，她在婚姻问题上是严肃的认真的，有没有爱情对她很重要。还有一个突出事例更把她们具有不同的气质表现得一清二楚，那就是同看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面对谋杀老妪的少年杀人犯，慧与静的观照角度很不相同。慧认为杀人拿钱的动机是正当的，故对杀人而不拿钱不能理解，这是世俗主义的解释。静则深入一层，不再追问拿钱或不拿钱的这一实际问题，却在思考这位杀人犯是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是个人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她所考虑的是个体的生理存在的问题，静是一个具有哲人风范的玄想主义者，她所考虑的是个体的精神价值的问题。至此，我们可以说，黛玉与宝钗在外在美、精神气质上的两层区别，在慧与静的描写上都得到了恰当的刻划，因此，静与慧的区别描写，正是宝黛区别描写的现代承继与转化。
当然，由于茅盾所处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时代，动与静的绝对界限已被打破，动更加成为时代的特征，所以，茅盾又描写了动与静的转换，确切地说，由静向动的转换。人生的这样两种生存方式，最终被人生的一种方式所统一，这就是被动态的存在所统一。因此，我们看到，所谓慧与静的对比描写是在《蚀》的第一部曲中出现的，随着二人生活与性格的发展，这种对比越来越具有趋一的特点，静不仅投入了社会活动，还嫁给了一个军人，这预示着静在时代生活的激荡之下，由静而动了，产生她的静的外在条件不复存在了，好么，她的静态的心理，也就必然不能存在了。由这一描写深深地反映出茅盾创作的特点；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在时代的急剧变化中塑造人物形象。
虽然在《蚀》的第二部曲中，还有孙舞阳与方太太（陆梅丽）的对照描写，但她们二人反差的强烈度，远远不及慧与静的鲜明了。通观茅盾的女性形象塑造，在创造出慧与静的对照以后，再也没有创造出具有同样力度的对照形象，实际上，正是时代消解了这种对照，静美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性，时代选择了动美。
有必要指出，茅盾对这一动静对立模式的运用，在其一定的内在茅盾；从倾向的角度来看，他对静美更为倾心，但从描写来，他流露的是对动美的爱慕。理智与情感在这里是对立而不统一的。缘何如此呢？这还得从时代上找原因。曹雪芹的时代出现了新的思想的动荡，但他的时代毕竟还是以静态为特征的。茅盾则不然。他所处时代是一个极度动荡极度迷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继续地保持对静美的欣赏是可能的，而完整地认同静美则不可能，时代没有给作家提供这份闲心，而作家不可能不沾惹上的时代迷乱，却使作家倾心于动美之情绪。这是茅盾与曹雪芹不同的地方，曹雪芹在传统之中，他能倾心于静美之回味，茅盾在现代社会，他能回首静美，但静美只是他的理想而不是他所需要的现实（参见对梅行素，吴荪甫夫人的描写，她们都有东方女人的特有气质，或幽怨，或沉静，但作家都没有充分描写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说，茅盾在这一个问题上，既有传统对她的潜在吸引，又有现代对他的迷惑，对传统的迷恋，使其创造出来的女性人物不时充满着热烈，亢奋，悲壮，迷惘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与传统的女性人物创造的方式没有完全割断，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
就小说的结构来看，《红楼梦》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我以为茅盾小说中唯一一部最为接近《红楼梦》的作品是《霜叶红似二月花》。显而易见的是，茅盾把笔触伸向了他一向并不重视的大家庭的内部，来揭示大家庭的内在困窘。这里有贾母式的人物，有无爱的苦闷，有大家庭难以为继的衰落感。特别显示出茅盾对《红楼梦》之化用的，是其运用闲笔，描写了庭院的设置，家宴的欢盛，这在茅盾过去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从结构上看，它不同于《蚀》，《蚀》在结构上，人物匆匆，故事匆匆，结构具有变动性；《霜叶红似二月花》的人物稳定，故事稳定，在稳定中展开不同人物不同故事之间的冲突，结构具有静态性。就其总体构思来看，这是茅盾创作中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他说过：“本来打算写从五四到一九二七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想在总的方面指出这时期革命虽遭挫折，反革命虽暂时占了上风，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茅盾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但这一百科全书式的内容，确实有以《红楼梦》之结构为结构的特点，那就是把社会矛盾，时代矛盾融入家族的结构基元之中去进行展示。《霜叶红似二月花》所写四大家族包括张府，黄府，王府，赵府。张府与黄府存在着姻亲关系，它们都是昔日的显贵，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但如今已经尽显末世之象。张府的第二代张恂如恋着表妹静英，可家庭的压力终于使他失去了她，他在妻子的唠叨声中过着无爱的生活，不仅失去了对于家庭的责任，也看不到他对社会的理想。他正在无聊中度着他的余生。充满温馨的黄府其实也不温馨，只能靠领养别人的孩子来创造家庭的幸福。婉小姐对丈夫黄和光抽吸鸦片的认可，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正是内在痛苦的深潜。王府与赵府都是现今的暴发户，一个开着轮船公司，一个是地主兼管地方善堂。他们的矛盾集中在到底由谁来承担修浚河道的费用以及由谁来管理善堂这一点上，这不仅揭示了他们的反动性与剥削性，也同时说明农民与轮船公司的矛盾，正是他们的矛盾所产生的一种社会激变。而与张府黄府同样有着姻亲关系的钱良材既反对王府的不顾农民利益，也反对赵府的煽惑农民暴动，虽是他改良主义思想的体现，同时，也间接说明了张府与黄府对这种社会矛盾的观点。这样作品就把四大家族联系起来了，也把四大家族的矛盾公开化了，并通过这种公开化的矛盾，揭示了社会矛盾之产生的根源。《霜叶红似二月花》不同于《蚀》的地方在于：《蚀》以动去写动，结果它令人眼花瞭乱。《霜叶红似二月花》以四大家族之静态结构基元去写社会矛盾之动，结果让人感到它在静中蓄动，以静观动，从容不迫。所以看《蚀》似看河流，河流以其动令人观止：看《霜叶红似二月花》似看湖泊，湖泊以其静令人鉴览。动固然有静所不及处，静亦有动所不及处。动与静是结构中的两种型态，只要运用得当，都能达到艺术所需要的佳境。《水浒》和《红楼梦》曾经达到过，茅盾在《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中也曾努力实践过。
总之，在考察茅盾的小说创作时，人们曾经十分用力地证明了他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把我们领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之境界。但决不能由此而断定他的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没有内在承断关系，也不能说，中国古代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中，就失去了它的影响。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现代化同样是在继承传统小说的基础上实现的，只是过去的研究忽略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应当正视它。本文就是为此而作的一个具体实例的分析。但愿它能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