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思考男性婚姻问题时，老舍在理性层面上认可无知无识的传统女性；但在深层爱情体验层面上他又深入抒写男性在传统婚姻中的无爱的痛苦。在思考男性如何对待女性世界的问题时，老舍一方面同情女性受男权伤害的生命苦难，并从善意的男性立场出发，充分抒写男性庇护美好女性的深情厚意；但另一方面，他又从男性自我防御的立场出发，表达对女性主体性的恐惧与厌憎。老舍的性别意识，呈现出现代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相交织、男权立场与合理的男性立场相渗透的复杂局面。
主题词：老舍 小说 性别意识 主体性
至今为止，老舍小说的女性形象分析，老舍创作中的家庭婚恋观探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骆驼祥子》、《月牙儿》的女性形象分析是其中的热点。陈留生、张丽丽的文章着重批评了作者在虎妞形象塑造上所体现的男权意识。凯茜的文章则指出了老舍笔下女性形象塑造与传统文学泼妇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郝长海、王桂妹、石兴泽的文章则指出了老舍女性观、婚恋观偏于传统的思想特质。这些论者都从自己敏锐感受到的一个侧面深刻地把握住了老舍性别观念的某些特质，推动了研究的发展。本文希望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立体地考察老舍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的性别意识状况。
由于文化心理固有的复杂性，一个作家的深层性别意识，往往与他表层的性别宣言、性别观念不甚一致。老舍的小说创作，便充分体现了其性别意识复杂多面的特点。在思考男性婚姻问题时，老舍在理性层面上，往往从男性中心的家庭观念出发认可无知无识的传统女性；但在深层爱情体验层面上，老舍又深切领会男性在传统婚姻中的无爱的痛苦，抒写男性渴望得到女性精神共鸣的心灵需求，从而在男性立场上张扬了现代个性主义观念。在思考男性如何对待女性世界的问题时，老舍一方面秉承“五四”人道传统，在现代平等的人的立场上批判奴役女性的封建文化，同情女性受男权伤害的生命苦难；他还从善意的男性立场出发，充分抒写男性庇护美好女性的深情厚意，塑造了一批纯洁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另一方面，他又从男性自我防御的立场出发，对女性主体性心存恐惧与厌憎，塑造了一批压抑男性主体性的泼妇形象。这样，老舍的性别意识，就呈现出现代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相交织、男权立场与合理的男性立场及平等的人的立场相渗透的复杂局面。本文将努力通过对文本的综合分析，探究老舍多方面的性别心理，把握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作出相应的价值评价，从而在价值取向上实现性别文化既批判男性霸权又关怀男性合理的生命需求这一目的。
一、男性立场上的个性主义追求
老舍尽管经常批评只会享乐的摩登女性，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因此就真正从男性的婚姻爱情立场上简单地回归于对传统女性的绝对肯定上。老舍一方面在《二马》中借李子荣之口表白过“……我宁可娶个会做饭，洗衣裳的乡下老，也不去和那位‘有一点知识’，念过几年小说的姑娘去套交情”，但另一方面，除《骆驼祥子》之外，他一般又很少在小说中铺写男主人公爱上传统女性的爱情心理。在他的小说中，与作家自我比较贴近的知识男性（或有一定知识的男性），一旦在婚姻中选择传统型的女性，叙事一般转为外视点，而且特别理念化、特别简略，似乎男主人公、叙述者、作家面对这一类选择的时候，都难以进入爱情应该有的丰富细腻的感性体验中。《二马》中，李子荣对乡下姑娘的选择是如此。《四世同堂》中，祁瑞全对高第的选择也是如此。瑞全选择高第的理由，一在于高第的抗日立场，二在于高第在抗战中由小姐成长为韵梅式的能伺候老人的好主妇。文本中，瑞全面对高第时的仅有的爱情心理描写是：
“这个新高第有一种美，不是肉体的，而是一些由心中，由灵魂，放射出来的什么崇高与力量。这点美恰好是和他心中那点劲儿一样，使他仿佛要忘记她的五官四肢，而单独的把那点劲儿抓住，和她心心相印。”（《四世同堂》）
祁瑞全对高第灵魂美的肯定，只是使得瑞全“忘记她的五官四肢”，而没有使得“她的五官四肢”在瑞全眼中因为烙上灵魂的印迹而升华出美感，也就是说两性灵魂中的心心相印，并没有造成男性对女性感性上的认同。这表明作家对于传统家庭型女性（哪怕是已经具备抗日觉悟者）的肯定，主要在表层理念上，并没有深入到他的深层潜意识中，并没有征服他作为男性的感性体验。这种表层理念层面上对传统家庭型女性的肯定，主要是从男性中心意识出发维护女性传统美德给男性家庭生活带来的实际便利，1而不是从男性的爱情体验出发。
相反，一旦涉及深层爱情心理，与作家自我比较贴近的知识男性面对传统家庭型女性时的无爱的感性痛苦，却是作家长于铺写，因而也是长于体验的。《离婚》、《四世同堂》等小说中，李太太、韵梅这一类传统家庭型的女性因为无知无识，难以与男主人公形成精神共鸣，使得男主人公在无法摆脱的婚姻羁绊中倍感压抑。
“她不是个十分糊涂的妇人；反之，她确是要老大姐似的保护着他，监督着他，象孤儿院里的老婆婆。他不能受。她的心中蓄满了问题，都是实际的，实际得使人恶心要吐。……她的一切都是具体的。老李偏爱作梦。……”（《离婚》）
李太太缺少形而上的超越性思维，缺少生命诗意。这使得“偏爱作梦”的老李痛苦不堪。这种精神痛苦甚至扭曲了夫妻在生存层面上相濡以沫的情意、扭曲了人性。老李病重，得到太太的深情照料，结果他清醒过来后反而觉得自己“在生死之际被她战败”，并为自己“欠着她一条性命的人情”而懊恼。作家通过铺写男性在无爱的婚姻中因精神压抑而趋于变态扭曲的深层心理，触目惊心地揭示了缺少心灵共鸣的夫妻关系对人的精神戕害有多么深。《四世同堂》中，韵梅尽管具有传统型女性的一切美德，但是祁瑞宣长时间内却不得不忍受着心灵隔膜的孤独。
在深层爱情体验中充分表现知识型男性面对传统家庭型女性时的精神孤独，老舍从现代男性立场上建立起了以心灵共鸣为尺度的爱情意识，树立起了反对家长包办的婚姻观念，从而从男性立场上坚持了“五四”的个性主义观念，在性爱意识方面取得了现代性的文化向度。
二、男性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体性
然而，这里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追问。一是这种男性立场上的个性主义观念是否能够在平等的人的立场上尊重女性；二是这种男性立场上的个性主义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能否坚持到底。实际上，老舍在小说中，时而能够把受旧式婚姻制度之害的男女放在平等的人的立场上给与同情；时而却不免滑入男性中心立场，在悲悯男性精神痛苦的同时，否定女性合理的生存需求；时而又受到整合民族意识需求的影响，在盲目赞美女性传统品格的同时放弃了对男女深层爱情体验的观照、放弃了对男女个体主体性立场的坚守。
老舍同情觉醒了的男性在传统婚姻中的爱情痛苦，同时他也在多篇小说中深刻揭示女性在传统婚姻制度中所遭受的精神压抑和生命戕害，从而体现了他在平等的人的立场上关心妇女命运的现代人道精神，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的清醒意识”2。这不仅表现在他激烈批判把女性当作性消费品的男权传统观念上，还表现在他对一些具有国民性弱点的传统型女性生存境遇的悲悯中。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猫城记》、《牺牲》、《四世同堂》中，老舍都以强烈的义愤，批判娶妾的男权陋习，批判男性把女性看作色消费品的非人观念。老张、欧阳天风玩弄妇女、买卖妇女，蓝小山认为“女子就是擦红抹粉引诱男性的一种好看而毫无实在的东西”3(P142)，蓝东阳、李空山纯粹把女性当作欲望对象物，这些人在老舍笔下都是极端丑恶的反面人物。消费女性成为老舍笔下各类恶人的共性特征，这就充分体现了老舍对消费女性、物化女性的非人观念的强烈厌憎，也体现了老舍偏重于性别伦理批判的思想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以国民性批判立场观照传统女性精神弱点的时候，往往能够把对女性的人性批判与对传统女性生存境遇的悲悯结合起来。《邻居们》中的明太太对邻居特别刁蛮跋扈、凶悍无礼。这与她在父子相承的男权家庭中的卑怯心态密切相关。
“她一切听从丈夫，其次就是听从儿女，此外，她比一切人都高明。对邻居，对仆人，她时时刻刻表示出她的尊严。……她是明太太，她的霸道反射出丈夫的威严，像月亮那样的使人想起太阳的光荣。”（《邻居们》）
明太太的人性恶是女奴之恶，既可鄙又可怜。作家既批判她的愚蠢、刁蛮，也对她在家庭中唯恐做不成女奴的生存境遇有所悲悯。
《新时代的旧悲剧》中，陈廉伯太太不善于陪人打牌，不善于应酬，但是不敢躲开，
“她知道她的责任是什么，一种极难堪，极不自然，而且不被人钦佩与感激的责任。……她觉得她什么也不是，只是廉伯太太，这四个字把她捆在那里。” （《新时代的旧悲剧》）
细腻而深入的心理描写，深刻地揭示出了传统女性在夫权家庭中只有角色义务而没有主体价值的痛苦境遇。在平等的人的立场上悲悯女性命运、关怀女性生命的主体价值，显然是老舍基本的文化立场。
然而，作为一个男性作家，老舍把目光放在知识型男性与传统女性的关系上时，有时却陷入男性中心立场，在张扬男性个性精神时却不免又以男性主体霸权压制女性生存权、女性主体性。
《离婚》中，老李对太太任何谮越夫权权威、舒展自我的行为都心怀恨意并予以坚决压制。李太太从乡间到都市，在与丈夫的实际相处中，有逐渐摆脱传统媳妇以丈夫为天的趋向，懂得主动向丈夫要家用的钱，开始自主妆扮自己，开始自主与其他太太交朋友，懂得在丈夫深夜迟归时与他耍一点小脾气，也就是说李太太开始逐渐摆脱家庭女奴意识而逐渐向与丈夫平等的人的观念靠近时，便被丈夫视为大逆不道，并立即予以压制。
“前几天的要钱，剪发，看朋友去，都是她试验丈夫呢；丈夫没有什么表示，好，叫她抓住门道。今个晚上不等门，是更进一步的攻击，再不反攻，她还不定怎么成精作怪呢！”（《离婚》）
“老李不言语，一口吹灭了灯，专等她放声大哭：她要是敢放声的嚎哭，明天起来就把她送回乡下去！”（《离婚》）
这里，老李观念中的夫妻关系、男女关系，显然仍滞留在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的传统主奴对峙模式上，在此基础上他必然要严密防范妻子谮越女奴地位而谨防自己失去家庭主人的权力优势。这种对妻子人的意识的压制，显然已经完全溢出了老李把家庭生活当作缺少诗意的人生桎梏、追求生命超越意识的思想框架，而透露出男性对女性的强烈的霸权意识。作家尽管并没有把老李看作一个完美的人物，在许多方面对他也有审视与批评，从而实现着作家的男性自审，但在老李这一压制太太女性主体意识的思想、行为上对他并没有什么否定，倒是隐含作者在老李敌视、惩治妻子女性觉醒行为的描述中也恣肆地宣泄着男性把女性重新逼回精神劣势时所产生的快感。这种由奴役另一性别、另一个体而得来的快感显然属于人性恶的范畴，违背了男女平等的现代文化理念。
一个作家，写了大量关怀女性主体价值的作品，却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些创作中陷入压制女性主体性的价值泥潭中，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作家的男性自省意识不够。当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距离作家自我比较远的时候，作家往往能够清醒地洞悉他们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价值缺陷，能够以平等的态度悲悯另一性别的生命苦难；当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距离作家自我比较近甚至成为作家自我人格的替身时，作家就很容易陷入心理上的自我保护状态，而放弃对自我的深层人性拷问，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膨胀男性的主体霸权、压制女性主体性。
其实，不仅作家纵容老李这一类男性对女性进行精神施虐的行为，是对女性主体性的压制；而且，作家歌颂某些传统女性美德的行为，也同样包含着盲视女性主体性的价值误区。
《四世同堂》中，传统型女性韵梅与知识型男性祁瑞宣是一对父母包办的夫妻，作家在小说的开头既理解祁瑞宣在婚姻中的精神孤独，也同情旧式女性韵梅唯恐做不成祁家媳妇、“只能用‘尽责’去保障她的身分与地位”4 (p256)的生存压力。这体现了作家超越男性视阈局限、理解异性生命逻辑的精神宽度，也使得作品在这里因为男女人物心理的对话性而取得了复调性。但是，小说的后半部，随着日寇铁蹄下人民苦难的日益严峻，韵梅任劳任怨而成为四世同堂大家庭在苦难中的重要支撑力量；同时，韵梅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又能生发出对日本侵略者的直觉式的朴素批判。这样，她的形象在祁瑞宣和作者心目中都渐趋高大，成为作品歌颂的人物。这一形象的高大性却遮蔽了韵梅在大家庭生活中、在夫妻关系中的精神压抑之痛。“辛劳一世的劳苦妇女被人记起母亲式的形象特点，因而成了慷慨、博大、宽厚、能承受命运给与的一切的大地之母。哑的女性获得了远远超出自身性别个体之外的价值，她代表着社会革命的新兴的意识形态极要寻找的精神及物质之根――理想中给人安全感和希望的下层劳动大众。”5(P43)女性因为成为“新兴的意识形态极要寻找的精神及物质之根”而在男性作家的观念形态中浮出历史地表，与民族、国家、社会、历史接上轨。然而这一接轨却仅仅是在男性视阈与抽象的观念形态范围内的接轨。它体现的只是男性作家“一种心理上的甚至本能地对于‘母性’（‘女性’）的依恋、归依。”6(P254)其抽象的观念形态特点与男性寻找精神支撑的立场出发点，都先在地界定了女性在面对民族、意识形态敌人时既承受苦难又具备批判意识；而在面对女性自我主体性被为妻、为母、为媳的角色意识所消蚀的精神痛楚时，只能微笑地承受，不能审视、不能反叛。“真实的‘生存痛苦’在‘想象’（‘幻觉’）中转换成了虚幻的‘精神崇高’”7(P257)。在崇高的名义下把女性钉在“尽责”的角色中，使得女性应该有的超越于角色意识之上的自我主体意识，都不仅仅是被压抑在文本的叙事层之外，而且还被排除在作家的价值立场之外了。这样，作品也就背离了最初探究女性内在生命逻辑的轨道，而仅仅把女性当作整合民族国家意识、为男性寻找精神支撑的工具，小说的复调性也受到了伤害。
其实，作家在这里放弃观照的又岂止是女性独有的生命苦难、女性的主体意识，作家从整合民族国家意识的立场发出，实际上也放弃了对男性深层情爱意识的探寻、放弃了对男性个性主义立场的坚守。由于把传统型女性神圣化为支撑民族苦难的精神支柱之一，作家逐渐地不再去体会祁瑞宣这样的知识男性与无知识的传统女性之间的精神距离，而是臆想他们的传统婚姻在没有什么言语交流中却能够仅仅因为抗日立场的一致、因为各自对大家庭尽责而趋于和谐，那么，作品实际上也就从男性立场逐步放弃了男女之间必须有更为丰富全面的精神共鸣这一婚姻爱情尺度，因而也就从男女关系的角度上让个性主义观念消解于民族国家观念之中、消解于传统家庭观念之中。
三、无边的父性之爱
老舍作品中，真正打动男性情怀的女性，往往是一些气质纯真秀美且富有灵性的女性。四十年代小说《火葬》中的梦莲、《鼓书艺人》中的方秀莲便是其典型代表。故事开始的时候，她们总是分外纯洁美好，在朴素中透出秀美、娇艳；而且她们对周围世界的庸俗污浊乃至一般的世态人情均一无所知；同时她们又都有一种天真的任性，不愿意被外部力量所操纵，而想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纯真与傲气，在长于以自然物比拟人格性情的文化传统中，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出污泥而不染、有着亭亭傲骨的莲花。实际上，作家以“莲”为两位女性取名大约本来就隐含着这一寓意。8
事实上，以莲花为隐喻的思路，在这两部作品中，不仅体现为女性形象的描写，还展开而渗透在女性命运的故事编织中、渗透到作品的叙述视角上。
恰如纯洁的莲花总是面临被淤泥玷污的危险一样，老舍笔下的这两位女主人公也面临着外部世界伤害的危险。这种伤害力量主要是外部男性世界中以女性为玩物的性消费欲望。这类消费女性的恶男人总是以某种历史反面力量为依仗，他们或是日本鬼子的走狗，如《火葬》中的刘二狗；或是到了新时代就会消失的黑暗力量，如《鼓书艺人》中的张文。这样，女性命运也就与历史理性挂上了钩，成为民族斗争或时代进步的见证。尽管在《鼓书艺人》中，这种挂钩相当勉强，因为作品仅仅从议论层而不能从叙事层说明为什么张文这样的人一定是旧时代的产物，拯救秀莲的决定性力量方宝庆也看不出与新时代有什么必然联系。
以莲花隐喻女性，老舍摒弃了传统文化“残花败柳”意识中的男性性霸权意识。《鼓书艺人》中，秀莲深受张文的性伤害，但是在养父方宝庆的眼里乃至在作家的眼里，“她是个年青纯洁的妈妈，肚子里怀着无罪的孩子”，依然美好如莲花。小说结尾，作家让秀莲自己相信“幸福还是会有的”，让方宝庆、孟良决心一定要“引她走上幸福的道路”，这样，作品实际上也就超越了传统节烈观中以贞节程度衡量女性生命价值的男性性消费尺度，而能从女性本位立场来理解女性生命苦难、超越女性苦难，进而重新确认女性生命价值。
有趣的是，在这两位美好女性的成长史中，都各有一位怀着深厚父爱的长辈男性宛若护花使者似地给与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庇护。这位长辈男性，在《火葬》中是佃户松叔叔，在《鼓书艺人》中是养父方宝庆。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细节上给与梦莲、秀莲以细致痴迷的疼爱，而且还在关键时刻充当拯救的力量。《火葬》中，帮助梦莲克服恋爱困难、帮助梦莲与抗日力量接上关系的是松叔叔，为秀莲分担失去爱人痛苦的人也是松叔叔。《鼓书艺人》中，养育秀莲、保护秀莲免受好色之徒伤害的人是方宝庆，送秀莲去读书的人是方宝庆，把秀莲从爱情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人仍是方宝庆。这些长辈男性对父爱的承当都远远超过亲生的父亲。与这种丰盈无边的父爱相比，这些像莲花一般美好的女性总是处在母爱匮乏、姊妹情谊困乏的困境中――尽管她们都是那样地渴望母爱，因而，这些长辈男性之爱，不仅填补着她们理想父爱的空缺，甚至也填补了她们母爱的空缺、姊妹情谊的空缺。另外，这些莲花一般美好的女性尽管都有热烈的爱情追求，但实际上她们的异性之爱也是匮乏的。梦莲的理想爱人丁一山，在小说一开头就已经死在刘二狗、田麻子手下；秀莲尽管先与李渊、后与张文恋爱，而且曾经一度随张文“走出父亲的家门”，但是这场爱情劫难中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异性之爱，而是深受伤害。这样，无边的父爱甚至还填补了女性异性之爱的空缺。作家深入男性心理以人物温厚真挚的性格为依据大量铺写这种无边的父爱，同时，叙述者还经常取方宝庆、松叔叔那无限疼爱的视角来审视美好的女性世界，这样，可以说，长辈男性那无边的父性之爱，也是作家这一时期对待美好女性世界情意的直接体现。这一种情意，以父性之爱为核心，尽管包含明显的异性视角，但却升华了异性情欲，而滋养着女性心灵中方方面面的爱的渴求。这种对莲花一般美好女性的庇护意识，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不求回报，尽管与古代男性的护“花”意识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显然已经完全摒弃了传统男性赏玩名花美女的男权立场，而以尊重女性追求幸福的权益为基本内涵，所以尽管具有明显的男性视阈特征，但并无男权的霸性特质，是男性对美好女性世界的一种宽厚真挚的情意。
女性享受这种无边父爱的唯一前提是自身的秀美灵动、纯真不染――这种不染是不受世俗功利人生态度的污染，而不是出于传统节烈观对女性贞节的强调。这种男性视阈中理想女性特质的界定，既是作家对女性世界的形象期待与精神期待，也是作家自我渴望摆脱世俗羁绊、保持生命本真状态这一面人格的对象性显现。
这种对美好女性的父性之爱，主要出现在作家生命趋于成熟的40年代，但女性秀美灵动的男性审美标准与男性宽容深情的心怀特征，已经存在于作家早期的创作中。30年代前期创作的《微神》中，那个永存于“我”心中的“她”，
“小圆脸，眉眼清秀中带着一点媚意。身量不高！处处都那么柔软，走路非常的轻巧。那一条长黑的发辫，造成最动心的一个背影。”
其美感特征与梦莲、秀莲一脉相承。秀美、小巧、灵动，几乎成为老舍关于女性的固定审美模式。《微神》、《骆驼祥子》、《月牙儿》等前期创作中，作家对这一类美好女性的挚爱，都完全超越了传统道德观中的贞节观念。他不仅在《骆驼祥子》、《月牙儿》中理解了女性因为生存困窘而堕入风尘的生命不幸，而且在《微神》中宽容了女性因为“肉体往往比爱少些忍耐力”而逐渐走上堕落之路的人性脆弱。但在前期创作中，作家的男性自我尽管深情宽容，深切理解女性苦难，但尚没有成熟到可以超越男性情爱立场去庇护女性生命脆弱的程度，所以，这些作品中深怀爱情的男性人物尚不具备忘我的父性之爱，有时作品还需用大量篇幅去抚慰男性自我的爱情之痛。《微神》后半部想像堕落了的女性其实一直对“我”心怀真爱，不过是作家以心造的幻影慰藉痴情的男性自我。
早期创作中，男性爱恋的美好女性，如《微神》中的“她”、《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都堕入风尘。这既体现了作家自我对生命的苦难意识、悲剧感受，同时也一贯地体现了作家关于美好女性总是面临被玷污、被伤害险境的忧患意识。正是基于这一忧患意识，作家才必然地会在男性自我生命成熟之后的40年代创作中，把庇护纯真美好女性的使命放在男性肩头。
四、对泼妇的厌憎
与对纯真秀美女性的无边的父爱相对，老舍意识中还一直存在着对泼妇型恶女人9的恐惧与厌憎。这些恶女人有《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柳屯的》中的“柳屯的”，《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胖菊子，《鼓书艺人》中的琴珠、唐四奶奶等。尽管这些恶女人有时与各种不同的反面意识形态相关联，如虎妞属于剥削阶级阶层，大赤包、胖菊子是缺少民族气节的汉奸，但是气势强盛、泼辣凶悍，对他人尤其是男性的主体性造成压抑，才是她们基本的性格特征。
老舍笔下的恶女人一般都外表高大粗胖，性格泼辣鄙俗，对他人形成心理威压。虎妞 “象个大黑塔”，胖菊子像“啤酒桶”。“地方越是小，就越是显得唐四奶奶和琴珠的‘伟大’。四奶奶有三个唐四爷那么宽，琴珠至少要比她爹高上两寸。”女人高大的身材，在老舍小说中总是引向无比丑陋的感受。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老舍对女性强盛气势的反感。其次，这些恶女人都长于骂街、言语极端粗俗下流。“柳屯的”骂起夏老者，语言“流畅而又雄厚”，内容“老与生殖器有密切的关系”。虎妞“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叙述者以揶揄嘲笑的口气向读者交代恶女人这些形象气质上的特点，体现了老舍对女性男性化倾向、粗鄙化倾向的厌憎。
老舍小说中，气势强盛的恶女人对男性主体性的伤害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性关系中的伤害尤为典型。恶女人们往往放荡不贞、欲望旺盛，使得男性沦为被动的性客体。这既伤害男性的尊严，又损害男性的健康。《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鼓书艺人》中的小刘，便是落入彀中而深受其害的男性。作家站在受害男性立场上向气势强盛的放荡女人表示了强烈的厌憎。10然而，老舍关于强势女性对男性造成性伤害的“事实”举证却有许多值得质疑之处。
《骆驼祥子》中，祥子第一次与虎妞偷情后，自以为洁身自好的祥子非常恨虎妞，因为他觉得
“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骆驼祥子》）
然而，到底是祥子自己的欲望毁了他的“清凉劲儿”，还是满足了祥子欲望的女人毁了他的“清凉劲儿”呢？这里的关键是，性关系中，祥子到底是欲望的主体，
还是仅仅被女性当作欲望的客体。事实上，那晚喝了酒之后，祥子对虎妞的绿袄红唇感到“一种新的刺激”，
“渐渐的她变成一个抽象的什么东西。……他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的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平日，他有点怕她；现在，她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他自己反倒变成了有威严与力气的，似乎能把她当作个猫似的，拿到手中。”（《骆驼祥子》）
这里，祥子显然也是充满欲望的性主体，而同样充满欲望的虎妞同时也是祥子欲望的客体。两人在性关系中是互为主客体的，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一个没有责任能力的、被动的受诱惑者。祥子自己“情欲的力量终于击垮了他的由道德观念支撑的对于生活绝不迁就的意志”，11而事后祥子把自我欲望对自我人生观念的背叛归罪于虎妞，是对自己欲望的不能担当。作家认可祥子对虎妞的迁怒，显然是继承了男权文化观念中男性既沉溺于性又恐惧性、把性归罪于女人的思路，不公平地把同等性关系中的女人归入淫荡祸害之列、让她为欲望承受道德鄙视；而满足了欲望的男性却被装扮成被动的受诱惑者，成为道德要保护的受害者。
虎妞在性关系中使得男性失去主体性、成为纯粹客体的言说，看来并不成立；那么，虎妞应对男性在婚姻之中因为性而造成的身体损耗负责的指控，能否成立呢？祥子在婚姻中的体验是，
“这个走兽，穿着红袄，已经捉到他，还预备着细细地收拾他。谁都能收拾他，这个走兽特别的厉害，要一刻不离地守着他，向他瞪眼，向他发笑，而且能紧紧地抱住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尽。”（《骆驼祥子》）
“他第一得先伺候老婆，那个红袄虎牙的东西；吸人精血的东西；他已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骆驼祥子》）
这里，性变成了女人来“吸”男人“精血”的事，女人也变成了“红袄虎牙”、“吸人精血”的妖怪了。然而，如果不是祥子自己也有欲望，虎妞又如何能来“吸”他的“精血”，文本却交代不出来。现代医学早就证明了女人“吸人精血”说法的荒谬性。这里，事实的真相应是，祥子仍然不爱虎妞，但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所以，只好一方面沉溺于夫妻间的性关系，另一方面又暗暗咬牙切齿地痛恨虎妞。祥子自己对性的沉溺愈深，对性对象虎妞的仇恨就愈切，以致于在感觉中把虎妞妖魔化、非人化了。作家在叙述中认可了祥子在反思的时候隐匿男性欲望、把性归罪于女性、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的思路，是作家对祥子的纵容、对虎妞的不公平。
那么，虎妞的不贞伤害了祥子的这一指控又是否能够成立呢？首先，从文本上看，虎妞与祥子有性关系之后并没有不贞的表现；此前她与其他男性的性关系，是出于爱情还是纯粹的肉欲不得而知。如果出于爱情，并无不道德之处；如果纯粹出于肉欲，其实她的道德水准，也不过与不爱虎妞而又与虎妞发生关系的祥子在同一个档次上而已，所以，无论怎么说，虎妞的性道德并不比祥子糟多少。事实上，即便是有放纵之嫌的虎妞，在她爱祥子、而祥子并不爱她、但又是双方自愿的性关系中，她显然比祥子奉献出了更多的情和爱。
这样，祥子“经妇女引诱”的性经历，除了虎妞伪装怀孕、胁迫祥子成婚这一段确实是女性主体性无限扩张而压制了祥子的主体性、使他成为受害者之外，实际上是祥子受自己的性欲望摆布不能自拔而又在反思、判断上嫁祸于女性的经历。遗憾的是作品并没有在这一点开掘下去，并没有对男性欲望与女性欲望取平等对待的尺度，叙事者、隐含作者都一古脑儿地认同祥子把对自我男性欲望的恐惧替换为对女性的憎恨这一思路，轻易地放弃了对祥子、虎妞性心理的多方位审视，简单地借助于贴阶级标签、性别标签的办法，把祥子与虎妞错综复杂的性爱、婚姻关系武断地判定为剥削阶级女性对贫民男性的压制、剥夺，从而在对祥子温情脉脉的袒护中失去了小说的人性探索力度，在合理地批判虎妞追求婚姻过程中用欺骗、威胁、强迫手段的同时，又在对虎妞合理欲望的不公平诅咒中回归男权文化把性归罪于女性的仇女立场，12使得有着品格缺陷、但也真挚爱祥子、主动追求幸福的女性虎妞最终仅仅被简单化为伤害祥子的社会恶势力之一，成为作品完成既定社会控诉主题的一个简单代码，再难与男性主人公、隐含作者构成对话关系。小说的复调性由此也遭扼杀。
作家何以对祥子没有爱的欲望、对祥子与理智相分离的欲望那么宽容，而对虎妞的欲望那么苛刻呢？归根结底还是男性作家老舍的心理中，始终存在着对女性主体性的厌憎与恐惧。这一点厌憎、恐惧，与老舍在另一些场合下对女性的宽容、挚爱并存，而构成一个十分复杂多层的心理空间。
也正是出于对女性主体性的恐惧，除了在《骆驼祥子》一篇对小福子的描述外，老舍对女性庇护男性的母性情怀，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女性对男性的庇护，尽管是女性对男性世界的美好情意，但是它是以女性处于精神优势、男性处于精神劣势为前提的，因而就足以引起作家防范男性主体性受压抑的危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因而，在老舍的小说中，对男性怀着母性情怀的都是一些受否定的恶女人。
虎妞对祥子，
“像老嫂子疼小叔那样。”（《骆驼祥子》）
琴珠与小刘，
“她待他像个慈母，喜欢哄着他玩，在一些小事儿上照顾他，让他舒舒服服。”（《鼓书艺人》第161页）
大赤包对待冠晓荷，
“在他老老实实的随在她身后的时候，她知道怎样怜爱他，打扮他，服侍他，好像一个老姐姐心疼小弟弟那样。赶到她看出来，或是猜想到，他有冲出天罗地网的企图，她会毫不留情地管教他，像继母打儿子那么下狠手。”（《四世同堂》）
作家写出恶女人对男性的母性情怀，体现出作家对人性复杂性的把握；同时，常常把母性情怀归于恶女人，也体现了作家对男女精神谁更占强势问题的过敏。其实，作家的深层心理中，是只要男性去庇护女性的，而并不要求女性来庇护男性的。女性，而不是男性，处于精神强势的恐惧，一直是作家深层性别心理中的一个难以超越的情结。同时，各篇小说中，叙述者时时都以喜剧的态度居高临下地调侃这些气势压人的恶女人，并且让这些强悍的女人们均无善终，故事的结局总是被恶女人颠覆的“传统的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都得到“恢复”13，又表现出男性作家对女性气势的轻蔑、对男性精神强势的自信。这种对女性精神优势的恐惧、厌憎、鄙夷，体现了作家尚不能完全超越两性对峙的性别心理特点。
老舍既受到现代个性主义思潮、人道主义思潮的启蒙，自觉从男性立场上追求爱情幸福、抒写男性无爱的婚姻痛苦；并在平等的人的立场上批判男权文化对女性人格的践踏，同情女性在男权专制下的非人处境；同时，在对传统性女性的歌颂与批评中，老舍又不时陷入男性中心立场而压抑女性主体性。另外，在老舍的深层性别意识中，还存在着对纯真美好女性的无边的父性之爱，与对气势压人的恶女人的强烈厌憎并存的心理格局。无边的父性之爱，是男性在尊重女性主体性前提下庇护女性的一种美好情意；而对泼妇型恶女人的否定中，老舍既在一定程度上合理批判人性之恶，同时又不公平地诅咒女性谮越女奴文化界定的主体觉醒意识。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男性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复杂性别心理，充分展示了一个现代男性作家在固守男权立场与坚持平等的人立场、在理解女性世界与维护男性主体霸权之间徘徊的矛盾心态。
李玲（1965-），女，福建周宁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注释】
1石兴泽在论文《从女性形像塑造看老舍文化心理的传统走向（节选）》中曾指出老舍把女性定位在家庭实际问题上是从“男性中心出发”，《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2王桂妹、郝长海：《传统品格的坚守与重塑――论老舍小说中的女性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2）
3《老舍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老舍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
6钱理群：《“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侧面》(A)，《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C)，王晓明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7 同上
8方秀莲在《鼓书艺人》英译本中译为Lotus Charm，Lotus意即莲花。
9 〔德〕凯茜认为“通过泼妇使父权制度短时间地削弱是清代描写两性关系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这样的一个母题，在老舍的某些作品中也可看到……”。见《试论老舍作品中的女性描写》，《老舍与二十世纪》，曾广灿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10陈留生认为：“然而平心而论，在男女角色问题上，作者并不比祥子站得更高，也就是说，祥子对虎妞的感情也即是他对虎妞这类女性的评判。”见《“性别――文化”视阈里的虎妞命运》，《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这个看法有道理，因为《骆驼祥子》多聚焦于祥子的内心，却极少聚焦于虎妞的内心。在祥子的心理独白中，隐含作者也没有让虎妞的立场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隐含作者显然只把话语权交给祥子，并没有交给虎妞。这说明隐含作者是单一地认同祥子的性别立场的。
11张丽丽：《从虎妞形象塑造看老舍创作的男权意识》(J)，《齐鲁学刊》2000，(4)
12陈留生认为“虎妞性格溢出了其性别模式而趋于‘男性化’，进而遭到男权主义文化的鄙弃，这是不公允的。”见《“性别――文化”视阈里的虎妞命运》。张丽丽也认为“虎妞形象塑造分明笼罩着来自作者创作主体的男权意识。”见《从虎妞形象塑造看老舍创作的男权意识》，《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