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携全家登上“胡佛总统号”邮轮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这标志着林语堂大陆文学活动的结束和旅美创作生涯的开始。林语堂藏书颇丰，临行前加以整理，除了随身带走各类必备书，还留下十大箱书刊寄存在商务印书馆(参见施建伟《林语堂在大陆》)。这十箱书此后的命运我们一直不得而知。到了二十多年后的1957年，大陆新政权早已建立，这批林语堂旧藏第一次神秘地出现，而且经“上海市公证处”公证(当时大陆还有“公证”也出人意外)，其所有权发生变更，归属新的主人。又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它们竟得以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批林语堂旧藏终于散出。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一册林语堂1929年至1931年间的日记，为一位因爱子喜读林语堂小说而参拍的实业家所得，现在还静静地躺在他的保险柜里，等待着有朝一日走出深闺与广大读者和林语堂研究者见面。
除了这部珍贵的日记，林语堂留在大陆的旧藏中还有不少同样值得宝爱的名家签名本，其中周作人的《陀螺》是笔者特别喜欢的。林语堂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极为密切，也极富喜剧性。他与鲁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而与周作人则一直颇为相得，他编《论语》、《宇宙风》、《人间世》三大杂志时，周作人始终是不遗余力的支持者。他肯定“周作人闲逸清顺，是散文应有的正宗，白话文应有的语调”。当然，林语堂对周氏兄弟也有批评，认为鲁迅太热，周作人太冷，“热可怕，冷也可怕”。这些都是很可注意的意见。林语堂与周作人的交谊可追溯到《语丝》时期。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1924年11月17日创刊时，时在北大英文系执教的林语堂就与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顾颉刚、江绍原、章衣萍等一起列名为“长期撰稿人”，后来也一直是语丝社的中坚分子。林语堂的赫赫文名正是从“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引自周作人《〈语丝〉发刊词》)的《语丝》开始的。周作人题赠林语堂的这部《陀螺》是1925年9月北京新潮社初版本，正值这一时期。该书为12.7×18.6cm开本，平装。封面设计别致，在白底上配以浅绿色书名、译者名、出版社名、出版年份和图案，简洁淡雅。前环衬有周作人的毛笔题字:
赠
语堂兄 作人十月一日
字迹端正，时隔八十多年，墨色仍浓黑如新。更令人惊喜的是，全书书品完好，除了纸张略有泛黄，几乎像新书一样。笔者翻阅摩挲，忽发奇想，对这部签名本的来龙去脉，有没有可能作一番并不复杂的查考呢？
幸好周作人1925年的日记已经公开(见1996年12月大象出版社初版《周作人日记》中册)。当年6月23日周作人日记云:“晚伏园来，与川岛□共宴玉堂、绍原。”玉堂，林语堂另一大名也。这是林语堂在周作人日记中首次正式出现，比最初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还早半年(1925年12月5日鲁迅日记云:“寄林语堂信”，系鲁迅为新创办的《莽原》向林语堂约稿)。次日周作人日记又云:下午“凤举来，赠书一本。六时同往公园长美轩，周钱孙章李五人为主，来客为玉堂夫妇、绍原、申府、平伯、颉刚、凤举，共十一人。”此后还有与林语堂通信的记载。到了10月1日，周作人日记果真有了与这部《陀螺》签名本直接有关的记载:
上午在家。下午往太和春赴“语丝”之会，《陀螺》出版，先取五册，赠玉堂、绍原、平伯、衣萍各一册，十时返。
这则日记确切无误地告诉我们，周作人是在1925年10月1日得到刚刚印出的《陀螺》样书的，当即分送四位《语丝》同人，自留一册。林语堂是获得赠书的第一位。江绍原、俞平伯是周作人“四大弟子”中的二位，章衣萍当时也常在八道湾走动，他们均名列林语堂之后。这部《陀螺》签名本由此“验明正身”，也就这样见证了林语堂与周作人之间非同一般的友情。
周作人是在“语丝”之会上赠予林语堂《陀螺》的，对“语丝”之会，也即有名的“语丝”聚餐会，林语堂后来有生动的回忆，虽然细节与史实不无出入:“我们是每两周聚会一次，通常在星期六下午(1925年10月1日是星期四，而且据周作人日记可知，聚会一般是每月一次——作者注)，地点是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的茂密的松林之下。周作人总是经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学笔调儿一样，声音迂缓，从容不迫，激动之下，也不会把声音提高。”(引自林语堂《八十自述》)。
《陀螺》扉页注明此书是“诗歌小品集”，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之一”是冰心的《春水》，“之三”是鲁迅的《呐喊》，“之八”是李金发的《微雨》，“之九”是冯文炳(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等，都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呐喊》更是划时代的。《陀螺》同样如此，不但在周作人翻译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也值得一说。
周作人在《陀螺》中以分行散文的形式翻译了古希腊、日本、法兰西等国的诗歌小品，尤其开首的“希腊小篇”收录了从希腊文直接译出的古希腊牧歌、拟曲、对话、小说和古诗共三十四篇，是周作人译介他所认为具有“一阵清风似的祛除力”的古希腊文学的首次集中展示。他在序中解释为什么采用本不相干的“陀螺”作为书名:“我用陀螺作这本小书的名字，并不因为这是中国固有的旧物，我只觉得陀螺是一件很有趣的玩具。”这本小书“实在是我的一种玩意，所以这名字很是适合。我本来不是诗人，亦非文士，文字涂写，全是游戏，——或者更好说是玩耍。”周作人“玩”出的这本《陀螺》，可称作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沉闷又沉重的中国文坛上少见的轻快明亮的音符。她的问世说明周作人开始将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古代文学试探性地介绍到中国，也说明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由此开始注意域外古老的看似已经“死亡”的文学，更说明像周作人这样卓有远见的译家有意识的、主动的从中心走向边缘，而对新文学的理解也从片面走向广大，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可惜至今未受到周作人研究者和翻译文学研究者应有的关注。
《陀螺》初版即绝版，至今没有重印过。《陀螺》译者亲笔签名本目前所知也仅存二册，另一系周作人1925年10月26日赠“斐君川岛二君”即“语丝”另一同人、散文家章川岛夫妇者，但是钢笔题字。因此，笔者拥有周作人题赠林语堂的《陀螺》毛笔签名本，赠书者和受赠者都是新文坛大家，怎不令笔者心满意足？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