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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废名:《桃园》再版本

   《桃园》,短篇小说集,废名著,13.2×18.6cm开本,平装,1928年10月开明书店再版本,书品完好。此书封面由钱君匋设计,他刚在上一年担任开明书店“音乐艺术编辑,并负责全店书籍装帧”(引自钱君匋自撰年表,载2007年4月中国福利会出版社初版《钱君匋纪念集》)。《桃园》再版本不仅封面设计简洁淡雅,弥漫宁静之美,而且书内版式“亦疏朗开阔,形式殊美”(引自姜德明《书衣百影续编》,2001年7月三联书店初版)。

   现代文学研究界和藏书界越来越注重初版本,《桃园》初版本却扑朔迷离。《桃园》再版本版权页上印得很清楚:“民国十七年二月初版民国十七年十月再版”,以至《民国时期总书目》(1992年11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初版)和《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1993年12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初版)等都把《桃园》误作1928年2月开明书店初版。然而,废名本人在《关于校对》(载1928年12月17日《语丝》第4卷第49期)中说得更清楚:“我的一本小书《桃园》初由古城书社出版,现在开明书店再版亦已出版了,昨日才见到。”换言之,《桃园》由北京“古城书社编译所”初版,开明书店再版本应是相对于1928年2月“古城书社编译所”初版本而言的。

   但是,再版本往往不容忽视。《桃园》再版本书末增添了一篇初版本所没有的“周作人先生”《跋》,共四页,系手迹制版。周作人的字,古拙明快,这篇跋文一气呵成,仅二、三处略有修改,笔墨中渗出一种闲雅的洒落,实在漂亮。当时梓行著述将序作者手迹制版刊出,虽非时尚,并不少见。如1929年2月北新书局出版散文家川岛校勘标点的《游仙窟》,鲁迅的序就是手迹制版冠于卷首。徐志摩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也是如此。但跋文手迹制版却极为少见,《桃园》再版本很可能是第一种,也很可能是周作人手稿第一次全文面世。这既表明了废名对老师墨迹的喜爱和重视,也证明《桃园》再版本的意义非同一般,从“文本考证学”的角度视之,其研究价值已经超过了初版本。

   废名是“苦雨斋四大弟子”之一,周作人也是废名作品的真正知音。他为废名1949年前出版的几乎所有著作作序或跋,对废名的“文章之美”推崇备至。后来刘半农还为此抱怨过:“废名即冯文炳,……而此人为知堂所赏识,殊不可解”(引自刘半农1934年1月1日日记,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桃园》是废名继《竹林的故事》之后的第二部小说集,他自己认为在艺术技巧上“写得熟些了”(引自《废名小说选序》)。周作人则指出当时“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称赞废名的小说写法“很特别的,简洁而有力的”,而且“小说里的人物也是颇可爱的”(引自《桃园跋》)。沈从文把废名引为“最相称的”同道时,也曾以《桃园》小说集为例(参见《论冯文炳》,载1934年4月上海大东书局初版《沫沫集》)。不过,也有不同的意见值得注意。废名学生、曾为整理出版废名遗著大声疾呼的吴小如,年轻时对《桃园》就有所批评:“所有废名的书,我最不喜欢《桃园》”,“《桃园》里的词藻也罢,故事也罢,有的似乎是没有把道载好”,只有“《桃园》一篇,技巧灵活得很,文字当然亦来得生动,是六朝人一脉”(引自《废名的文章》,原载1947年10月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见仁见智,自会启发论者进一步思考。

   笔者所藏《桃园》再版本是作者签名本,扉页左面有毛笔题字:

   赠嗣群先生 著者二十一年

   十二月十日

   废名的字散淡清逸,与周作人的字颇有几分气息相通。“著者”两字之下又钤有废名朱文名印一方,这方刀法精妙的名印可有点来历。1929年6月17日周作人日记云:下午“四时后至孔德,隅卿招饮,共来尹默、凤举、耀辰、幼渔、叔平、玄同、建功等十二人。叔平赠石经三帧,又所刻废名印一方。”次日周作人日记“像记”栏内又钤有这方印鉴,与《桃园》再版本使用的一模一样!原来正是马幼渔之弟马叔平也即文物鉴赏家、篆刻家马衡应周作人之请为废名篆刻了这方名印,可算是周作人、废名和马衡之间一段小小的金石缘。

   “嗣群”即康嗣群。曾与康嗣群合作编辑《文饭小品》的施蛰存1997年10月7日致读者蒋颖馨的信中,对他的生平行状作了较具体的介绍:

   康嗣群乃四川财阀康心如的儿子。北大学生,常去周作人家,毕业后来上海,任四川美丰银行经理,这个银行的大股东是康心如,因此,康嗣群是小老板兼经理。

   我自不编《现代》杂志后,康嗣群即劝我自己办一个小刊物。他愿出钱助我,因而办了一个《文饭小品》,但他不愿作为发行人,于是来一个“反串”,我做发行人,他做主编,出了六期,停刊了。(引自《施蛰存先生的一封回信》,载2004年3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

   施蛰存的记忆力真好,说康嗣群是“北大学生,常去周作人家”,一点不错。康嗣群出身金融世家,但他与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钟情新文学,喜欢周作人。在《文饭小品》之前,康嗣群已是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的作者,他应施蛰存之约写了《周作人先生》,发表于1933年11月《现代》第4卷第1期。这篇周作人印象记也写得真好,是三十年代评论周作人的佳作之一,且看他怎样描写“苦雨斋”:苦雨斋在古都的西北,是一个低洼所在,一进门便下台阶,其低洼已可想见,对着门便是一棵很大的白杨,随时都哗哗的在响,好像在调剂这古城的寂寞似的,院子里老觉得是秋天,在被称作侧座的房里,悬着平伯君所写的“锻药庐”,很娟秀的一笔字,正如其人。……左边屋里挂着那幅满幅雨气的“苦雨斋”横幅,是沈尹默先生写的。屋子里很寂静,夏天老是那样绿荫荫的,再加上户外的白杨响,便使你老觉得是在下雨一般。这便是翁读书写作并且会客的地方……

   这是我们所能读到的对“苦雨斋”最真切最富于诗意的描写之一。文中说到“苦雨斋”横幅出自沈尹默之手,据康嗣群回忆,他最初拜访周作人,就是由沈尹默引荐的。查周作人日记,康嗣群1930年6月26日首次拜访周作人,当天日记云:“下午康嗣群君来访。”从此以后,“苦雨斋”来访者中就多了这位文学青年。周作人经常与康嗣群聊天,通信并赠书,日记中相关记载还真不少。

   废名当然更是“苦雨斋”的常客。他与康嗣群订交的日期虽不可考,但两人认识与周作人有关是可以肯定的。周作人日记中不止一次地记载了两人的会面,1932年4月3日日记云:“下午嗣群来访,废名来”。5月5日日记又云:下午“嗣群来,废名来,晚九时半去”。这足以证明康嗣群当时与废名的接触是较为频繁的。到了1932年12月,康嗣群已去了上海,周作人12月4日收到康嗣群航空信,三天后寄赠康嗣群刚刚出版的翻译集《儿童剧》。大概康嗣群也向废名索书,所以废名把旧著《桃园》(很可能还有别的著作)寄赠康嗣群,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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