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流子的出现是一个现代性事件，赢利型经纪的出现，使得传统乡村社会解体。本文通过分析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改造的叙事，考察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乡村社会改造的经验，以及在改造过程中产生的新劳动形式和劳动观念的变化。本文还以赵树理为个案，分析赵树理在治理者的位置中，在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中，试图调解现实与政治的冲突，并解析赵树理方向的危机。
一、赢利型经纪与阿Q 的出现
1930年1月，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鲁迅考察了中国古代的侠客到了近代，怎么一步步变成盗匪，又如何逐渐被招安，变成了奴才，最终变成“流氓”：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
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是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鲁迅这里具体讽刺的是一些所谓的“革命文学家”，但用来解释“流氓”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也不无道理，或许也正是出于对中国现代社会中新出现的这类“国民”的敏感，鲁迅创作了《阿Q 正传》，真正让流氓出现在了文艺书中。
虽然说游民历代都有，但是到了现代，游民的形象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鲁迅在解释为什么创作《阿Q 正传》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中国若不革命，便不会有阿Q ，意思是作为现代国民性的鬼魂，阿Q 这样的游民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革命”的产物，他在20年代中国乡村的出现，至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到了民国时期，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小康人家跌入困顿后，鲁迅看清了族人的面目，对于鲁迅来说，既是父亲死后的童年记忆，也是关于现代中国宗法社会破产的寓言。如果中国传统社会如费孝通所言，存在一个差序格局和独特的礼治秩序，正是这一套乡土伦理和道德规则支撑着乡村共同体；那么到了晚清以后，这个传统的乡村社会已经开始逐渐解体并在民国时期暴露出危机。其原因正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对乡村的渗透，同时伴随着民国时期乡村的现代官僚化治理方式，于是中国的乡村社会出现了如杜赞奇所言的掠夺型经纪人，这类乡村“恶人”比地主还可怕，其典型形式就是劣绅和恶霸。不论是在《阿Q 正传》、《祥林嫂》、《离婚》中，还是在赵树理的《邪不压正》，《催粮差》中，我们都看到了，劣绅和恶霸的出现，如何让一个无思无虑的江南小镇变得风波叠起，诉讼不断，乃至民不聊生，于是有人铤而走险，乃至逃离家乡。
阿Q 上城是必然的，再次回来也是必然的，小说写出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年轻农民逐步被剥夺和排斥的过程。他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排除在宗族、乡情等各种关系圈子之外，因此无法命名，他没有家，没有一个有意义的事可干，他没有土地，并因无聊不断“犯罪”，连身上最后一件破衣也被剥夺去，还立下了欠债的字据，最后被迫干起赌博和盗窃的勾当。传统乡村的伦理秩序在礼崩乐坏的同时，诞生了一套“新”的生活法则。正是这些残酷的生活法则，让阿Q 注定成为“流氓无产者”。即便不是阿Q ，在“官、匪、兵、绅”和苛捐杂税的盘剥下，那个身材矫健，机灵善良，代表着乡村“下一代”新人希望的闰土也终将逃不出历史的循环，再次成为一个愚昧和麻木的农民。即便阿Q 手脚干净，不偷不摸，或者他像骆驼祥子一样，不怕辛苦，到城里打拼，一心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似乎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祥子最后再次流落街头，拖着烂鞋拣烟头的“二流子”形象说明了这点。对于阿Q 和祥子来说，他们并不天生厌恶劳动，并不害怕劳动本身的辛苦。历史的循环源于传统恶的生产关系宰制了乡村，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农民看不到“未来”，勤劳未必致富，因此必然懒散，得过且过，最终和恶人一样，也变成被社会唾弃的“恶人”。
因此，以阿Q 为代表的二流子在中国农村的出现，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它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侵入中国和乡村，晚清后农村税收增加，催生了金融高利贷，这种赢利型经纪管理模式，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造成放高利贷比做地主更有利可图的赚钱模式。
赵树理的小说《福贵》形象地说清楚了这个故事。财主王老万常教训他自己的孩子说：“光生意一年能见几个钱？全要靠放债，钱赚钱比人赚钱快得多”。福贵打小是个好孩子，精干漂亮，和祥子一样，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说到庄稼活，福贵也是各路精通，一个人能抵一个半”，同样是因为父亲的病而家道中落，最后借了王老万驴打滚高利贷治病买棺材，从此翻不起身，每天给王老万打长工，却还利息都还不够，于是账越欠越多。福贵后来赌博，离家出走，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都是因为日子没了奔头，干不干一个样，“反正是个光！”，他给自己算过一笔帐：给债主王老万做长工，“一月赚人家一块半，咱欠人家九十块，人家一月赚咱三块六，除给人家受了苦，见一月还贴两块多，几时能贴到头？”在这样的生存法则和文化逻辑中，老百姓不但个个成为杨白劳，而且同样摆脱不了卖儿卖女的命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延安时期，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改造二流子运动，成为延安的十大事件之一，政府关注二流子，也是几百年来的头一遭的新鲜事。并因此出现了许多有关改造二流子的报道和文学叙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与叙事，民国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延安文艺和五四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
二、组织起来：新的劳动共同体的创造
正如作家韩丁在《翻身》中所言，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新词汇。作为新现象和新名词的“二流子”，曾被当作“新知识”，收入上世纪50年代的各种《新名词词典》中，特指旧社会中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失去土地和职业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常常以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恐吓等）谋生。在乡村特指‘脱离生产’、‘游手好闲’、‘好吃不做的懒汉’”。有关二流子的知识所以重要，是因为关系到土改工作组进入农村后对政策的掌握，关系到对阶级成分的认定。在一份《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的文件中，二流子也是指好吃懒做和不务正业：“在解放前，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被反动政府及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压迫剥削而失去土地及其他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游民（习惯上叫流氓）”，词典中对“所谓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还特别加以解释，即指“依靠偷盗，抢劫，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项不正当收入为生而言”。在此之前，这个词较早出现在1925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和西欧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只有二百万，而且多集中在沿海城市的航海和铁路、纺织和矿山业，而农业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却分别是它的数十倍，成为大多数。在该文的最后，他指出：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后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乡村中的游民生活，尤其“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和马克思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一样，毛泽东也看出了近代中国已经存在大批游民无产者，这些人懒散怠惰，好勇斗狠，成为中国革命遭遇的难题，但不同的是，马克思对城市流氓无产者持悲观态度，因为这群流浪汉最缺乏协作精神，由他们转化成的产业工人也因此天然地从娘胎里带来了先天不足的不革命性，其异化的命运不可避免。如果说流浪汉是被动地卷入革命，并且对革命具有更多的负面作用，毛泽东则立足中国现实，看出中国的乡村游民的革命性力量和教育改造的可能。在中国，大批的游民不是因圈地运动被赶走的，不是失去工作的手工业工人，也不是西方都市里出身贵族的游手好闲者，而是因受剥削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手工业小生产者，他们因失去土地而沦为赤贫者，但其流氓习气和“城市流氓无产者”有所不同，在中国，他们具备下文要论述的合作的愿望和协作的传统。因此他们虽然也有马克思所观察到的破坏性，但“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关键在于教育和引导得法，因此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产生了许多关于改造农村二流子的大众曲艺和民间新故事，由此诞生了中国社会主义独特的文化实践和政治实践。
在《翻身》中，韩丁用文学的笔调，给我们讲述了张庄人民土改时期对于“穷人、乞丐、小偷”的阶级评议：
有些农民把少数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的为非作歹认为是第三种剥削形式。正像西方的大城市里都有堕落的人，职业性的乞丐、强盗和流浪汉，在中国的所有乡村里，也同样地曾经有过“游民”和丧失合法生活依靠的男男女女，有过赌棍、妓女、毒品贩子和流浪汉。这些人在一般政治性的书刊和鼓动性的演说中虽然偶尔被提到，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在每个村中都司空见惯的。（《翻身》第322页）
这次评议共评议出张庄存在的三种独特的剥削形式：受人雇佣的铁匠竟然也在剥削雇佣他们的村里人，原因是他缺乏工匠精神，用的铁以次充好；其次是一个寡妇剥削他的相好，利用别人对自己的感情索要财物；最恶劣的剥削就是“香烟不离口，手电不离手”的游民王桃园，靠贩卖别人的老婆获利，甚至最后卖掉了自己的老婆。土改后分得了土地，但仍不愿干重活，雇人拉煤贩卖。
工作队的梁同志因此拒绝村里人给王桃园说情。他指出了这类人的投机行为在农村的危害：
你们当中那么多老实庄稼人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翻身？再把你们的光景和他比一比。过去有些人（王桃园）总是高出贫农一头，可是解放后，他们还是比人强，这些人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都吃香？（《翻身》323页）
戏剧性的结果是，为了惩罚这个贫穷的二流子，大伙把他的成分评成了中农。创造性在于，成分评定主要不是根据财产的多少，而是根据你获取财富的方式，这里也不仅仅是为了批判二流子只消费不劳动，而是为了批判一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在农村，如果仍由这种投机性的商业发展下去，合作社办不下去，农民仍将组织不起来。所以，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塑造范登高，李？？在《不能走那一条路》塑造宋老定，都看出了解放后农民的出路问题：富裕了的农民如不及时教育，只想走资本主义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而不安分的农民总是嫌种田致富来得慢，李？？对张栓形象的塑造就说明了这个现象。张栓喜欢翻拙弄巧，总想投机捞一笔，结果倒腾耕牛亏了本，不得不出卖刚刚分到手的土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必然是砸锅卖铁，重新变成游民。不论张栓想钱生钱，还是宋老定想买别人的地，他们走的其实是同一条路：在同一个共同体内，个人的富裕，建立在对他人的剥夺之上，这样的掠夺型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若不改变，农村没有出路。
其实，“二流子”一词最早出现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
二流子在陕北多，客观上与陕北人源于游牧民族的习性相关。在陕北农村，二流子是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生计的统称，女二流子的出现则与这一地带多数女子不下田劳动的传统习俗有关。据1943年的统计，边区属下10个县约150万人口中，有二流子9500人，占总人口的150分之一。当时有歌谣：
“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这些二流子萎靡不振，一眼就可辨认出，“穿的都是破破烂烂，脸孔看起来像是发了霉的谷子”，不仅自己不生产，逃避公税，而且说怪话，破坏别人的生产情绪，不利于调动其他人的生产热情。这些人由于长期养成了懒散、抽洋烟等恶习，即便分得了地，也会卖地卖耕牛，继续玩乐，因此不利于巩固土改，不积累财富，不利于农村工商业业经济，也影响政府税收。更严重的是，如果不充分动员更多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缺乏，雇工的工资就会迅速上升，有些人就会觉得打短工比种地强。在劳力缺乏的情况下，又不怕没人雇佣，赵树理发现，这样一来，农村的土地就没有人要，而由于农业工资多，影响到手工业工资也不得不高，这样一来农村的经济平衡就被打破，这些都是二流子的危害。
还有一类爱串门和爱搬弄是非的二流子，他们搬弄是非，
败坏社会风气。1942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叫《农村里的耗子》，询问农村目前有几种“有害的人，该怎么办？”主要有“吹手剥削人”：“阴阳剥削人”，“神官巫神剥削人”，这些人专门靠跳大神、看风水为生，“专吃农民的血，农民很抱怨他，而又不能不让他吃，还得‘恭而敬之’，请他来吃”。这些老鼠静静地吃，从没想到过劳动，也不愿意劳动；待到别人把收获物放进仓库屯里，他们就偷偷地攫取一部分。这些媒婆，巫神和阴阳先生，实则是变相的不劳而获。我们在三仙姑、二诸葛等人物形象上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因此改造二流子其实是改造社会风气与生活方式，移风易俗。二流子改造调动了全村的生产情绪，又因为过去政府不管这类人，其成功改造，使新政权的形象获得了认可。当然对二流子的重视，与中共1943年为克服封锁，改善物质生活，与大生产运动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有关系。这一年延安的口号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教育和改造人是最终的主题。“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主张打倒穷困，努力生产。“不要那种阿Q 式的叫花子的骄矜”。一方面打倒寄生虫，摧毁不合理制度，一方面努力生产，改变靠天吃饭的思想。
我们发现，二流子改造首先是在“家庭”内部进行，因此也成为解放区改造家庭运动的一部分。这一年，家庭改造的成果是家庭内部公私两利的“滕杨方案”的出现，和李来成新式家庭模式的建立，这些家庭打破了原来封建大家庭中人心涣散，劳动热情调动不起来的局面，在新型的家庭中，我们看到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被组织到新的社会关系中去。同时培养一种社会风气：不顾家庭，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首先是劝二流子关心家庭，积累家庭财富，因为最原始的力量就是家的力量。在王式廓、古元的版画以及当时的有关二流子改造的新年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画片中的家庭叙事，妻子趴在磨盘上痛哭，小孩在地下打闹，手拿烟斗的长老对二流子语重心长地规劝，穿着破烂的二流子低着头双手掩面。可以看到，长老社会的乡村文化传统在改造中也被征用。同样，在当时的大众文艺中，出现了诸如《锺万财起家》、《刘二起家》、《刘生海起家》等许多“起家”式的讲述二流子转变的故事文本。大家熟悉的《兄妹开荒》既是一个家庭叙事模式，又通过哥哥对二流子的戏仿和妹妹开玩笑，来歌颂开荒劳动，达到动员生产的目的。
在《刘巧团圆》这样歌颂爱情的叙事框架中，不仅有一个批评二流子的“书帽”，而且剧中也直接批评了农村中靠三寸不烂之舌吃饭的二流子媒婆，和三仙姑不爱劳动爱老来俏，装神弄鬼，爱勾搭年轻人一样，这些媒婆也多是戏剧中的涂脂抹粉的丑角形象。出乎我们意料，陕北当时多数二流子并非是我们想像中的不良少年，而大多是30至50岁左右的已婚男女，这与此地千百年来沿袭的地域生活习性和耕作方式也不无关系。这些二流子在村子里爱惹事生非，影响团结，秦腔《二流子搬是非》中，我们可以看到好端端的大家庭如何在一个二流子挑唆下，兄弟反目成仇，最终分了家。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很多都采用传统的“劝夫”模式，包括树立吴满友这样的正面劳动者形象和刘生海这样的由二流子改变过来的劳动英雄，并以这样的模范去帮助别的二流子改过自新。
在改造二流子的文艺作品中，多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新的农民主体取代了帝王将相。正是在这些文艺形象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农村青年新人的成长，也看到了老辈的改造。如《钟万财起家》，本身就是秧歌剧本。
甚至就是二流子演二流子自己，这些戏剧多采用喜剧的戏谑形式，包括笑话二流子的快板《笑话二流子》、《二流子骂庄稼》。在人们的哄笑声中，二流子愉快地得到改造。不论是英雄还是丑角，重要的是，他们在戏剧中感到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他们在这些新文艺中看到了自己：
群众欢迎新的秧歌，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些秧歌演的都是他们切身的和他们关心的事情，剧中很多人物就是他们自己。钟万财看了《钟万财起家》一剧完全的材料，他看了这个剧的预演，而且当这个剧来他的乡里演出的时候，他几乎是每场必到的观客，其余群众都以羡妒的眼光看着他，他们都愿在剧中看到自己，实际上他们是已经看到了，不过姓名不同罢了。
当演到钟万财从二流子转变的过程的时候，观众中的二流子就被人用指头刺着背说：“看人家，你怎办？”
像这样观众与剧中人物浑然融合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的。
……一队队的组织好的佃户、妇女、儿童提前入场，地主、二流子也被请来，干部组织观众，解释剧情，民兵维持秩序。
家庭组织的改造只是当时建立社会组织、改造社会的第一步。中国革命之所以和农民造反或王朝更迭不同，就是因为革命必然需要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根本结构的改造。正如毛泽东所言：“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对小生产者的组织呈现了新的形式，也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中国农村的生产力落后，牲畜稀缺，主要依靠人口劳力，而常识告诉农民，分工协作比单干的效率要高得多，扎工比单干更有效率。农民说，如果没有送饭，回去吃顿早饭，再回来就已经是中午了。通过换工，发挥各家的劳动力优势，弥补不足，几百年前的农民就已经知道这个朴素的道理。所以可以说，在延安乃至解放后社会主义新的劳动组织的创造，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立足乡村的现实条件和基础，从传统的劳动形式中创生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创造。
比如在中国传统乡村，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资源的匮乏，长期的战争使得壮劳力和牲畜稀缺，这就使得换工（变工）成为必需。因此乡村有村社传统，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这一点俄罗斯也是如此，农村公社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变工一直就存在，因为缺乏牲口犁田（牲口是人力的5倍），若以人代牲畜，必须一起劳动；同时，实行有效分工，会节约劳力，增加效率，所以成立变工队就是情理之中。在中国农村一直就有着劳动协作的传统，所以在土改前，农村并不缺乏各种劳动组织，有唐将班子到变工队和扎工队。但是延安劳动组织的意义在于，这个时期的乡村劳动组织出现了新因素。比如此前的唐将班子有专职的班主，班主不干活拿工资，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是剥削他人，因此穷人从来是做不了班主的；在变工队里，有钱买性口的富人就不需要劳动，可以拿牲口换劳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牲口买卖在此时的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其次，旧时的变工，一般都是龙找龙，凤找凤，如果这样，没有壮劳力，又没有钱买劳动工具的鳏寡孤独和穷弱人家，或者解放后的军烈属，就没有人愿意和他家搭伙。
按财产走到一起，势必造成社会分层，二流子就更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了。这样下去，劳动组织不可能逐渐扩大。
因此《李家庄的变迁》中，小常就说：
至于大家出力，要组织起来才有力量。这个‘组织起来’很不容易。要听空名吧，山西早就组织起来了：总动员委员会、自卫队、运输队、救护队、妇女缝纫队、少年除奸队团、老人祈祷会，村村有，名册能装几汽车，可是我问大家，这些组织究竟干过一点实事没有？
从晚清到民国，仁人志士都试图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新农村，梁漱溟也深有感慨，此前民间组织还少吗？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成功地通过重组社会将农民动员起来。在这种新型的劳动组织中，集体劳动取代个人劳动，不仅增加了效率，而且通过劳动建立了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只有在这样的劳动共同体中，劳动观念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资本让劳动者变成了雇佣，让劳动和劳动者分离，在这样的新型的劳动形式中，二流子对劳动有了兴趣，他们从劳动中看到了成果，看到了未来，劳动者与劳动重新化成肉身，结合到了一起。也只有这个时代，劳动者有了尊严，成为歌颂的对象，劳动者成为了英雄。在这样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劳动形式中，劳动者仍然摆脱不了劳动的辛苦，但是在这个时代，通过劳动却能摆脱福贵和祥子那样的命苦。正如《李家庄的变迁》铁锁由衷喊出的，“这就又像个世界了！”在这个世界里，“讹人讹不了，哄人哄不了，打人打不了，放债没人使，卖土没人吸，放赌没人赌，串门没人要，说话没人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力的特点，正如日本学者杉原薰在总结中国劳动力的优势时所言：“这种劳动力优势，又绝不是简单地指人口众多，而是指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最广大的小农，他们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协作劳动的技巧和精明强干的计算能力”，据此，他提出了东亚的“勤劳革命”模式对抗欧美“工业革命”模式。以小农为主体的劳动力，之所以有着世界公认的劳动力素质，不仅仅因为它在传统的劳动组织中养成的协作传统，更重要的是与社会主义革命中对劳动力的教育改造和组织相关。因为只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才真正从农民的主体出发，将农民成功地组织起来了。“任何个人，只有通过参与共同的斗争，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通向一个人的翻身道路，存在于通向所有人翻身的道路中”。韩丁通过一个美国人的眼睛，看到了和土地密不可分的农民，如何逐渐学会用合作代替竞争，寄信心于群体的行动。“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了”。
三、讲现实与讲政治：赵树理方向的危机
文艺座谈会后，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开始产生，通过对传统故事的改造，新故事写作开始出现，在改造二流子运动中，新故事也担当了重要的宣传功能。如《温家庄》（亚马编剧）、《三女拜寿》（王炎编剧）、《刘二起家》、《李爱仙》（郝力尼）、《王德锁减租》、《卖包袱》《赵贵英自新》、《二流子转变》，等等，这些新故事有沿用传统的民间故事形式，加入新的历史内容；也有满足传统农民对英雄崇拜的欣赏趣味如《毛主席改造二流子》、《朱德的扁担》等利用领袖故事来歌颂劳动，歌颂农村新人的出现。因此林默涵说，从阿Q 到福贵的转变，表现了农村的两个时代。周扬说，农村二流子必须得到改造，阿Q 要么改造成劳动者，要么改造成对立的阶级。文艺到了一个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但是赵树理的新故事中却因塑造了一系列乡村二流子人物如三仙姑、小腿疼等所谓的“中间人物”饱受争议。
整体来讨论赵树理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性，需要更大的篇幅，这里就和本文相关的二流子叙事简略讨论赵树理的当代意义及其危机。建国后，赵树理曾回忆说自己有一个本家的三哥，遭遇和鲁迅先生的阿Q 有点相像，有意给他写个正传，尽管后来没有写成，但是在主编《说说唱唱》时，发了一篇描写农村二流子的小说《金锁》，并引起风波，后来不得不在50年代文艺界的最高刊物《文艺报》上作两次检讨。《金锁》受到的批评是，模仿鲁迅《阿Q 正传》，解放后的尾巴是加上去的，如果删去了尾巴，主题只在于暴露恶霸的罪恶，而未给被压迫者指明出路。在趣味主义的支配下，用了些不必要的人物，强调了些不必要的段落。
丑化已经解放了的农民。编辑会议不同意发表，但是作为主编的赵树理坚持要发表。他认为：
事实上破过产的农民，于扫地出门之后，其谋生之道普通有五种：赚、乞、偷、抢、诈，金锁不过是开始选择了乞，然后转到赚。“有骨头”这话是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才讲得起的，凡是靠叩头叫大爷吃饭的人都讲不起，但不能就说他们都不是劳动人民。……
在解放区的农村，这种人虽不占多数，可也不是个别的，只是容易被一般人（连贫农内）忽略。
赵树理坚持发表《金锁》，有他的针对性：主要针对当时有些写农村的人，因主观上热爱人民，有时候就把一切农民理想化了。从对人物形象的观念差异中，我们看到了主流文艺和赵树理之间，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乃至延安文艺内部的冲突和差异。
如果从形式上来看，赵树理作品中大多看不到新人和新人的成长，这和中国传统小说对他的影响有关。赵树理推崇《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作品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因为这些小说和传统戏剧一样，人物首先就得出场“亮相”，性格虽固定化，但深受老百姓喜爱，因此他在创作中也有意运用了传统绣像小说中的白描手法。
白描手法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历史变化，人物一上场其性格或卤莽或勇敢就已经固定了，在形象刻画上简单明了，不需要背景，如鲁迅说的“有真意，
去粉饰”。《李家庄的变迁》的初版本中，就直接插入多幅和民间绣像类似的人物画像。
在叙事手法上，赵树理说中国传统小说重叙述，少描写。
不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因此不注重写人的成长，这一点和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中的理论颇有暗合之处。所以竹内好看出了赵树理小说的新颖在于没有西洋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按写新人的要求来看，最成功的人物小二黑也是不合规范的，赵树理本来的用意就不在人的身上，只不过用一个恋爱的框架来讲述农村故事。周扬也是在乡村出现了新恶人这个主题上肯定这部作品。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作品“对事不对人”。
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赵树理写作的立场是什么？赵树理说他的作品是写给两类人看的，向下是写给农村识几个字的人看的，甚至是写给农村识字的说书人看的大纲，因此叫板话，意思是说书人可以根据这个大纲因地制宜，随意发挥，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乡村政治生活。这是启蒙和宣传的工作。他从来没有讳言自己写作的党的政策宣传员和地方翻译员的功能；同时在深入基层发现农村问题时，这样的作品的隐含读者就是政府的官员。因此赵树理不是在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进行写作，而毋宁说是以一个乡村治理者的身份坚持写作并参与到实际斗争去的。因此他说自己是文摊作家，而非高高在上的文坛作家，文摊的一个意思就是拒绝作家的专业性，坚持参与农村实际工作。文摊的另一意思就是这个写作位置的中介性和连接地带，连接“两下接不上头，互相结合不起来”的断裂：
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作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流社会那一层人的的问题。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的，例如遇了红白大事，村里人都还以跟他们坐在一块吃饭为羞。
我写《福贵》那时候，就是专为解决这个问题。
当普遍认为通过土改和合作化道路，农民已经成功地动员起来，并清醒地有着阶级意识的时候，赵树理看到了中国乡村社会里小农意识的特殊性。他站在国家治理的立场，他看到了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冲突，就二流子这个现象来说，这个冲突表现在：一方面，由于农民阶级意识培养的艰难，农村中解放了的二流子福贵，仍将面临着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不执行国家政策，由于地方行政大量存在为自身牟利的“吃烙饼干部”，党的政策并不能被地方有效地上传下达，原因是“土改中最不容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进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后一点也得到了周扬的认可，当然，在现代性的治理框架下，国家和地方利益的冲突不可能简单归结为个别坏人作祟。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区与乡干部对立的叙事模式。小二黑们和小芹们的婚姻问题要通过上访让区长来解决，所以这个模式被有的学者看出了这类小说和传统的“清官断冤案”模式类似，但重要的是赵树理提出的是一个更为现代的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以前是天高皇帝远，“如今是山高政府远”，在赵树理看来，如果存在这个对立，必然会有新的“吃烙饼干部”：这个村跟别处不同，谁有个事到公所说说，先得十几斤面、五斤猪肉，在场的人每人一斤面烙饼，一大碗菜，先吃了再说理。也同样会出现依附权贵的打手，那么农村赢利性的经纪会重新抬头，敢于说话的李有才仍将被赶出村子，在《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就很奇怪为什么李如珍这个遥控着村政权的恶绅怎么能永远不倒？三爷那样胡行怎么不办罪还能作官？小春喜这些流氓怎么永远吃得开？“难道上边人也不说理吗？”铁锁问小常，“世界要就是这样，像我们这些正经老受苦人活着还有什么盼头”？
革命后的村子换汤不换药，和民国革命有什么两样？
而乡村如果有恶霸、劣绅和二流子这些人在，乡村自然一盘散沙，很难组织起来，国家行政触角看似伸向了村落，但其实际治理能力已如杜赞奇所言的内卷化。乡村仍存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势必生产出更多的二流子。
但是，主流文艺在新的时代对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主流文艺不仅要求大众化的现实主义，而且要求浪漫主义的史诗作品和现实主义的远景的时候；当国家要求在更大视野下来理解乡村问题，社会主义需要政策和策略的政治的时候，赵树理的治理者的位置和实践哲学就体现了他和主流思想的冲突，并暴露出危机。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注释：
鲁迅：《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赵树理《福贵》，《赵树理全集》第1卷，第38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韩丁《关于“翻身”一词的说明》，韩丁《翻身》第1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参见《新名词辞典》，春明出版社1949年初版、1950年版，《新订新名词词典》，春明出版社1952年版。
《新知识辞典》，春明出版社1951年版。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翻身》，第323页。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的历史》第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改造二流子》，1943年2月14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边区二流子的改造》，山东新华书店1952年版。
《农村里的“耗子”》，1942年5月16日《解放日报》。
《延安举行生产总动员，建立革命家务》，1943年3月6日《解放日报》。
默涵《打倒穷困》，1943年2月1日《解放日报》。
参见王式廓版画《改造二流子》（1943年，1947年）。
王槐蔚《二流子搬是非》，长安书店1949年出版发行。
文蔚《忆晋绥七月剧社》，载王一民等《山西革命根据地革命运动回忆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28—93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全集》第1卷第302页，第36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转引自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第166页，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讲话。
林默涵《从阿Q 到福贵》，《小说》1948年1卷第5期。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关于赢利型经纪和内卷化概念，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利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