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第一位女作家，《小雨点》是她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短篇小说集。这两个“第一”理应使《小雨点》受到足够的重视，但结果正好相反。原因当然很多，有一点必须提到，即《小雨点》迟至1928年才结集出版，其时风起云涌的新文学运动高潮已经过去，鲁迅、郁达夫等小说大家的代表作也均已相继问世并脍炙人口，《小雨点》受到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这部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尝试集”能提早到与胡适的新诗《尝试集》差不多同时或哪怕是稍晚问世，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小雨点》的版本较复杂，共有1928年4月新月书店初版本、1930年3月新月书店再版本、1936年1月商务印书馆改版初版本和1939年6月长沙商务印书馆再版本等版本。后两个版本内容一致，但新月的两个版本和商务的改版初版本却颇为不同。新月初版本书前有《胡(适)序》、《任(鸿隽)序》和作者《自序》，收入《小雨点》、《一日》、《巫峡里的一个女子》、《西风》、《洛绮思的问题》和《运河与扬子江》等十篇小说，扉页印有胡适题签“小雨点”，落款“适之题”，并钤有“胡适之章”名印。新月再版本删去《胡序》和《任序》，书末补入《再版后记》，交代抽出《胡序》和《任序》的理由。奇怪的是，这个再版本扉页虽然保留了胡适的书名题签，并套红印刷，却删去了“适之题”落款和“胡适之章”名印，以至未见初版本的读者不知这个题签出自何人手笔。商务改版初版本则删去作者《自序》，冠以《改版自序》，又抽出《巫峡里的一个女子》，以《老柏与野蔷薇》代之。至于装帧，也与新月初版和再版本完全不同，胡适的书名题签也不见了踪影。笔者所藏《小雨点》签名本为新月书店再版本，扉页左上角有作者钢笔题字，相隔七十多年，钢笔墨色已有点黯淡:送给慧殊表妹 衡哲二十一、一、十四。北平。当时陈衡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课余著书立说，四个月后又参与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编辑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了小说创作。这位“慧殊表妹”应该姓庄。陈衡哲写过一篇感人的《我幼年求学的经过——纪念我的舅父庄思缄先生》，文中谈到她十三岁那年冬天到广东随舅舅读书时，“舅舅的家庭中是有了三位我不曾见过的表妹表弟，故我便做了他们的大姊姊”。由于陈衡哲在家行二，舅舅家的大表妹又是“二小姐”(舅舅长子夭折，这位“二小姐”很可能就是庄慧殊)，所以被表弟妹们称为“大二姊”。少女陈衡哲在舅舅家中感受着深挚的“温情与安慰”，直到多年以后听到表弟妹仍叫她“大二姊”，“也总要立刻回想到幼年在舅舅家住着时，所得到的那一段温情与亲爱”(引自《衡哲散文集》下册，1938年12月开明书店初版)。她在1935年出版的英文自传(中译本2006年8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初版)中也专辟“在广东和舅舅在一起”一章，“怀着感激和快乐的心情回顾我在舅舅家的那一年生活”。由此可知陈衡哲与表弟妹们的关系之密切，把自己的小说集《小雨点》题赠“慧殊表妹”，正是这种亲情的自然流露。不必讳言，笔者对“慧殊表妹”的了解仅限于此，还是回到《小雨点》上来。如何评价书中所收的《一日》这篇小说，自从夏志清写了《小论陈衡哲》，提出“最早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一日》毫无疑义是响应胡适‘文学革命’最早的一篇小说”的观点(引自《新文学的传统》，1979年10月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初版)，三十年来争论一直不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折衷者也有之。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就一方面把《一日》列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年－1927年)小说年表的第一篇，另一方面又认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是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期的《狂人日记》”(引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近年来又有论者相继提出在《一日》之前，还有李劼人的《游园会》，还有刘韵琴的《大公子》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为谁”之争煞是热闹，尘埃至今未能落定。《一日》最初发表于1917年6月美国《留美学生季报》新4卷夏季2号，十一年后收入《小雨点》。从时间上看，谁都无法否认，《一日》的发表早于《狂人日记》几近一年。但从内容上呢，从影响上呢，分歧就产生了，而且是严重的分歧。这里，胡适1928年3月为《小雨点》新月初版本所作的序对评估《一日》的价值至关重要。1916年7、8月间，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朱经农等在美国“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此即著名的“白话文之争”。争辩的焦点就在“白话”能否取代文言写诗写文学。胡适尝试写作白话新诗，酝酿“文学革命”。据他回忆，莎菲也即陈衡哲“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这位“最早的同志”又以小说《一日》给了胡适实际的支持，胡适对此更是肯定有加: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注意胡适所认定的“《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和所设问的“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这两句话，他虽不直接明说，但他心目中那篇是新文学“最早的”小说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八年以后，陈衡哲在《小雨点》商务初版本《改版自序》中也对《一日》详加说明，她也许是有感而发:
《一日》是我最初的试作，是在一九一七年写的。那时在留美学生界中，正当白话与文言之争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我因为自己在幼时所受教育的经验，同情是趋向于白话的；不过因为两方面都有朋友，便不愿加入那个有声有色的战争了。这白话文的实际试用，乃是我用来表示我同情倾向的唯一风针。因此，假如承认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始作俑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起人，那么在他直接影响下诞生的《一日》，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因果关系上，都应该是新文学第一篇小说，尽管它远不及鲁迅《狂人日记》“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引自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其实是这个悬案的缺席者，他一直不在场。他的意见本应也是至关重要的。鲁迅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小雨点》新月初版和再版本早已梓行，但鲁迅没有入选陈衡哲的任何小说，却选了写作时间晚得多的凌叔华的《绣枕》。查现存鲁迅藏书，并无《小雨点》，《鲁迅全集》中也没有关于陈衡哲的一星半点的记载。大致可以断定，鲁迅没有读过《小雨点》，尤其不知道《一日》的存在。他在《〈小说二集〉导言》中把自己的《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作为《新青年》最初的一批“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作品，这当然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鲁迅读到了《小雨点》，知道了《一日》，他会作出怎样的判断，会不会也承认《一日》的“最早”呢？很有意思，却永远是个谜了。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