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八日、九日的《自由時報》副刊，連續兩天刊出了王德威的訪談記錄，提問的台灣文學年輕學者簡義明，在訪問的最後向王德威提出了知識份子介入現實的問題，問者或許無心，但由王德威聯想到近來因為《東方主義》一書在島內聲名大噪的薩伊德，其實並不僅僅因為他們是哥大的同事，薩伊德反東方主義論述與重實踐的知識立場可以說提供了一面鏡子，照映出王德威的台灣文學論述的東方主義色彩及其政治位置的保守性。
不論是在學術專著《東方主義》，專論性的《知識份子論》，抑或其自傳《鄉關何處》，作為當代最有影響力之一的後殖民理論家，薩伊德一貫認為學術工作並非中性的，主張知識份子應介入現實，為社會的變革盡一己之力。薩伊德的這種知識立場，根源於左派的知識傳統，他在《知識份子論》一書中，主張知識份子在面對班雅明、葛蘭西所謂「本身被劃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社會現實時，應該有所選擇，他說：「我認為，知識份子面對的主要的選擇是：要和勝利者與統治者的穩定結合在一起，還是選擇更艱難的途徑－－認為那種穩定是一種危急狀態，威脅著較不幸的人使其面臨完全滅絕的危險，並考慮到屈從的經驗以及被遺忘的聲音和人們的記憶。」。其次，薩伊德之所以如此主張，與他出身迄今國際主體身份仍未受到承認的巴勒斯坦也有大有關係，由這種左派知識份子的世界觀來看，他的祖國與美國之間當然也存在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因此，他虽身在美国学界，却对美国干涉巴勒斯坦建国运动的帝国主义行径不时提出批判。
王德威之所以與薩伊德形成對比，正因為他出身與巴勒斯坦一樣國際身份不明的台灣，在美國學術界同樣也佔有一席之地，然而面對剝奪台灣主體性的國際霸權的態度，卻與薩伊德南轅北轍。回答簡義明的提問時他說：「『介入』的方式應該有很多種，我認為以我的個性與願意著力的地方來說，做好研究的『專業性』是比較能夠勝任的一種『介入』方式。並不是說示威或者是偶而寫一篇感時憂國的政論就叫『介入』，對我而言，保持一種清醒而警覺的研究視角，釐清學術與外部的安全距離，生產好的學術作品，凡此種種，如果我能扮演好這個角色，依舊能夠對文化產生正面的影響。」王德威所謂：「保持一種清醒而警覺的研究視角，釐清學術與外部的安全距離」的說法，其實正是薩伊德在《知識份子論》一書中與左派知識份子對舉的「和勝利者與統治者的穩定結合在一起」的體制內知識份子，面對學術、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時的標準答案。因此，對於島內，國民黨政權以戒嚴體制維護其勝利者、統治者位置的問題，我們未曾看過他批評的隻字片語；至於面對島外現正極盡剝奪台灣主體性之能事的中國霸權，他也視若無睹，從訪談中他所做出：在廣大的華人文學市場中我們不該缺席的呼聲中，我們只看到對經濟統治者的利益的覬覦。
熟悉戰後台灣文學論戰史的，對王德威的講法必定不陌生，在打壓台灣文學的本土化、自由化的歷史過程中，舊統治體制的文藝黨工最愛唱的，就是「文學的歸文學、政治的歸政治」這種論調。所以究其實，所謂釐清學術、文化與政治的安全距離的說法，只是要求論敵用的，最大好處就是在訴之道德正當性的咄咄逼人當中，讓論敵氣餒而忘了相對丈量這種要求文學、學術純化的論調，到底與政治保持了多少安全距離？事實上王德威的台灣文學論述，所肯定、讚揚的多是舊國民黨體制中國正統歷史視野所肯定的，所否定、貶抑的多是被舊國民黨體制排除在歷史視野之外的中國左翼、台灣本土作家的作品，可以說是標準的、薩伊德所謂二元對立的東方主義論述。
由此來看，王德威他的政治位置，幾乎可以毫釐不差地對焦在舊國民黨的中國正統意識形態。因此，相對他對「考慮到屈從的經驗以及被遺忘的聲音和人們的記憶」的台灣鄉土文學的價值貶抑來看，不經論證，因為朱西寧、司馬中原寫的是中國鄉土就任意讚揚的論述，正彰顯出他「和勝利者與統治者的穩定結合在一起」的學術、文化政治位置，和「選擇更艱難的途徑」的薩伊德，真的形成強烈的對比。
（2001.09.27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