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
上面的这段话引自张爱玲写的、关于香港的一个故事。这是她投给《紫罗兰》，一个鸳蝴派杂志的第一篇小说，那是在一九四三年，震惊了她的编辑。小说面世后，这个故事及其续篇(《第二炉香》)席卷了上海文坛。为什么鸳蝴派杂志的编辑和读者，这些习惯于浸淫在一个更传统的中国文化世界里的人，会对一个年轻女人在香港变成妓女的故事感兴趣？香港的什么吸引着上海人？如果这块英属殖民地在西方人眼里代表着中国——荒诞、精巧、滑稽——那么，通商口岸上海是不是也如此？
在故事的开头，张爱玲描绘了山腰上的一座“白房子”——“流线形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以及室内装饰中“东方色彩”与“西洋布置”的古怪混合：这是女主人公的姑姑操纵的一座高等妓院。天真的沦丧似乎是故事的最初主题，但我们立刻意识到年轻的女主人公葛薇龙，仿佛是缘于某种致命的诱惑，自愿地加入到了这个“荒诞、精巧、滑稽”的世界中去，而且她相当清楚“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和她姑妈形形色色的客人交际，常常还要与她姑妈争宠。“她看她姑妈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而张爱玲是这样描述“白房子”里的一个铺张的园会的：“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然而总喜欢画蛇添足，弄得全失本来面目。梁太太这园会，便渲染着浓厚的地方色彩。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就是在这样荒诞的气氛中，葛薇龙和一个混血女子——“她的宗谱极为复杂，至少可以查出阿拉伯、尼格罗、印度、英吉利、葡萄牙等七八种血液”——交了朋友，而且很快便爱上了她哥哥——另一个英俊的混血儿，他不是说英语，就是讲葡语，引诱她但不承诺婚约。不过，最终他俩却结了婚，而且似乎在一切的无常中找到了幸福。
我们从来没有邂逅过这样荒诞的角色和这样古怪的场景——一个殖民岛和一段(在中国人看来)屈辱历史的产物。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香港承受着双重注视：来自英国殖民者的和来自中国上海人的。在她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张说她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说“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她虽这样说，但还是给后来的读者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张爱玲小说中对于香港的东方色彩的铺张罗列是对一个殖民社会的讽刺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描述？什么是上海人的观点？它与英国殖民者的观点有何不同？这两个城市，都是英国在亚洲殖民入侵的历史产物，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能说出什么来？张爱玲以她非凡的洞见也看出了这两个城市之间不寻常的关系，那么，什么是值得继续追问的，并以此使我的论述关乎今天？
从上面引用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几段话看来，香港首先是作为电影的象征呈现的，某种方式上形同《倾城之恋》。葛薇龙，像白流苏一样，也从上海来，被迫去扮演一个与她原先(学生)身份不符的角色，如同被突兀地塞入一出好莱坞的东方电影。这种“现代电影院”的自我指涉和《多少恨》开头的写法一样：故事在舞台似的白房子里开始，然后它本身又变成一个尚待制片的电影故事。简言之，对当时上海的普通读者来说，也许他们最初的反应就像看某些好莱坞电影，故事对他们有吸引力只是因为它们不可思议地荒诞，但荒诞本身是张爱玲写作技巧的一部分，以此帮助她的文本达到“陌生化”效果。至于现实主义则很自然不是张爱玲最喜欢的文学信条。《沉香屑——第一炉香》就像张爱玲的其他一些小说，更体现着它们的寓意：它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是她的“家城”上海的“她者”。如果说我们需要“他者”来理解自己，那么，香港对于我们理解上海也就非常关键。这也许也暗示了为什么张爱玲把她的故事背景放在殖民岛。
我们能期望像香港这样的城市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上投射什么样的光呢？这个问题可以被换成另一个更具后殖民眼光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把上海看成一个像香港一样的殖民城市？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区别难道仅有西方殖民化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从张爱玲的散文与小说看来，她的感受相当复杂，好像她在时的香港(大约一九四○年)是寡廉鲜耻地殖民化，而同时期的上海却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因为香港没有上海的“涵养”——这个词最初是用来指一种受过教育的世故，它使人能够自我克制并保持温文尔雅的外表。从张对梁太太园会的描写看来，香港在模仿西方时，终究是太喧哗太粗俗太夸张了，造就的也就止于文化上的哗众取宠。因此张爱玲会把香港描写成一个急于去魅惑她的殖民主子的“妓女”，而这个城市显然是很有目的地把自身置于西方殖民者的注视之下，并仅仅按殖民者的想像来物化自己。然而，东方式的荒诞场景，诚如张的小说技法所示，不断受到一个局外叙述者的评议，而这个局外人属于上海不属于香港。换言之，香港这个殖民世界是被一个有点困惑的中国人从远处来观望的。
在这个异地他乡，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心理创伤：一对年轻英国夫妻的维多利亚式的性压抑和新娘在新婚之夜的精神崩溃(《沉香屑——第二炉香》)；一个年轻学生对他母亲的旧情人、他的老师的不正常幻想，以致他对他老师的女儿感到一种“乱伦”的爱(《茉莉香片》)；一个下层中国女人与一系列男人的情事：一个买了她的印度商人，一个中国店员，一个英国军官(《连环套》)。只有当女主人公有一个彻底的上海背景，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那样在环境迫使下“渡到”香港，我们才会看到一段人性得多的经历，虽然仍然是在一个异地。在小说中，流苏发现她不得不与一个“殖民”对手，一个印度公主去竞争，并设法赢得她的男人。很显然，对张爱玲来说，当香港在令人无望地全盘殖民化的同时，上海带着她所有的异域气息却依然是中国的。这两个城市的历史中发生了什么使得张爱玲作如是想？
当张爱玲于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作为学生去香港时，这个岛已是一个世纪的英属殖民地，而且其殖民地风貌历乱不变。所有的市政建筑都是依官邸的“帕拉的奥”(Paladin)风格，即源于“格林威治皇后别墅(建于一六三五年)”的原型进行全盘复制而建成的。尽管十二层高的汇丰银行大厦(一九三五年)耸立着作为亚洲最先进的商业大楼，港岛并没有像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样经历建筑上的移植。因此，也就不奇怪张爱玲在为香港画像时有点屈尊的意味。作为学生，她住在一个旧式的古堡式大楼里，该楼是殖民风格的变调，所谓的哥德复兴式的“古典复兴”之折中。只是在日本于一九四五年把这个岛让给英国时，香港才开始慢慢发展成一个文化与商业的大都会。
中日战争的爆发对香港的文化发展有直接的冲击。一九三八年，日本占领上海，迫使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成群南下。在大多数人向大后方重庆和延安撤时，不少人绕路香港而往，有些人则滞留下来。一九三八年茅盾在香港，主要担任《立报》的文副编辑，该报由成舍我一九三五年创办，销量很大，一九三八年移至香港。穆时英亦于一九三八年抵港制片，并且向他在上海遇见的一个舞女求婚然后结婚。据说他欠下太多赌债，只好应他的朋友刘呐鸥之邀回上海，而刘呐鸥其时已成为傀儡政权的要员。一九四○年，继刘呐鸥被暗杀后，很快穆时英遭遇同样命运。一家日本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组纪念文章，包括日本“新感觉派”领袖横光利一的一篇文章。
虽然穆时英对香港文坛无甚贡献，他的老朋友兼妹夫戴望舒却不同。一九三六年，戴抵港，并且前后呆过十三年。他编辑过一系列的杂志和当地报纸的“文副”，最有名的是《星座》，系《星岛日报》的文副。他为该文副招揽了大量作家撰稿，包括他的朋友施蜇存、穆时英、徐迟和叶灵凤。他亦大量地创作诗歌，进行翻译，还就古典中国白话小说进行学术研究。他被日本人关过一阵，其余时间则相当舒服地住在薄扶林道的一个有海景的山腰别墅里。但是他的婚姻却破裂了。一九四九年，他被左翼作家邀回国，第二年便过世了。戴的年轻朋友诗人徐迟(戴婚礼上的男傧相)一九三八年来港，他经常来拜访戴。在香港，徐也见过穆时英，穆告诉徐一些文化事件的余波笑话及制片的原始状态。后来徐在香港与重庆之间数度往返，交了很多作家艺术家朋友，包括左翼分子夏衍和乔冠华，并慢慢改信了马克思主义。也许上海作家中(除了张爱玲)最认同香港的是叶灵凤。叶一九三八年离沪，一半也是出于耻辱(被左翼作家联盟除名)，在香港度过了他二十七年的余生。他在港先是自茅盾走后，接手编辑《立报》的文副，然后又接替戴望舒编《星座》，在这个著名的《星岛日报》文副上，他连载了大量的散文小品，直至他七十多岁退休，七十五岁病逝。不过，他的小说创作是早就停止了，相反倒是浸淫在他一生的书籍嗜好中，成为一代藏书家。
上述的和另外一些作家在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年间的抵港标志着第一个“南来潮”，这些人后来在香港成立了两个组织——全国抵抗组织香港分部(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年)和中国文化协会(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以此来推动文学活动和散发抗日传单。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占领香港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到上海或去了大后方。一九四七年内战爆发促使大批作家再次南下香港，其时，香港不再是中国的“文化沙漠”或荒诞的殖民地。大量内陆移民的涌入使得香港人口激增：从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万到一九五○年的两百多万。他们也带来了上海的资金。但多数难民住在城郊，生活在极度贫困中，而香港的商界与文化精英则经历了一个可被称为“上海化”的过程：香港不再是一个人们去参观或度假的城市，它成为一个值得留驻的地方。因此到五十年代初，香港成了上海的后方与避难地。上海电影界的大亨重新在香港办起他们的公司，新的公司像邵氏兄弟、国泰和电懋(该公司曾向作为剧作家的张爱玲提供必要的收入)也加入进来；而像永安和先施这样的百货公司则早已建立了他们的香港分部。中国或西洋的饭店则声称他们“出身”上海、北京或天津。随着上海资本的兴盛，纺织业应运而起，而真真假假的“上海裁缝”也纷纷开业。
但尽管五十年代的香港经历着这明显的“上海化”，它依然是上海这个传奇大都会的可怜的镜像。当香港在战火的炮灰中慢慢恢复元气时，它根本无力应付突然涌人的大陆难民。香港政府的早期房屋建设措施令人遗憾地不力，且欠缺通盘规划。六十年代的几乎所有主要建筑计划都是在私家或商业区；到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新盖的二十层摩天大楼和在海港一带填海而建的多层宾馆。继镇压由左翼发起的一九六七年暴动后，麦理浩总督在一九七二年颁布了一个公房建设的十年规划，并发动了一系列的公共建筑计划，这样便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把当地收入交归伦敦的殖民政策。当一九七二年第一条海底隧道建成，把九龙与港岛连起来时，香港最终开始走上超越上海并成为一个大都会的道路。
七十年代香港开始经济起飞，而同时期的上海却因文革而瘫痪了，从而导致了一场非法的难民潮再次涌人香港。到八十年代早期，香港已成了英国的“皇冠”殖民地，代替印度成了东方的“宝石”。一系列主要的工程在开工：一九七二年的第一条海底隧道，一九七四年的五十二层康乐大厦，一九七七年的新火车站(它把哥德折中风格的旧火车站大楼留为当地的历史遗迹)，八十年代早期亦完成了一条现代地铁线，通过电火车连接起九龙——广东的铁轨。随着公交和住房问题的基本解决，八十年代这十年还经历了文化活动的兴盛——电影、电视、实验剧场、音乐会和印刷新闻业——这使得香港有必要在港岛建立一个演艺中心，在九龙建一个大的艺术中心。至此，香港不仅代替了上海而且超越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