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晚清现代白话的酝酿期，北京小报以“口语白话”、上海小报以“松动文言”作为各自的语言基础，参与其间。后虽受到“五四”欧化白话的影响，却始终沿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轨道”前行。两地小报逐渐减弱或变化口语和文言的成分，至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完全融入现代白话之中，上海小报则形成文言、白话、上海方言混合的局面。究其原因，与两地小报的历史渊源，市民读者和小报文人的文化水准、文化立场，及所处语言环境的制约性有关。小报语言与北京市民的“吟味”品位，和上海市民的摩登时尚精神正相联系，对营造两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氛围都已尽历史责任。证明了“口语白话”、“松动文言”与“欧化白话”三者长期共存，互相参照，才是现代汉语实际的生成状态。
[关键词] 北京小报 上海小报 口语白话 松动文言 市民文化
阅读北京小报和阅读上海小报的感觉，是有很大不同的。从版面上观察，上海小报“好看”，它能在有限的空间填入无限的内容，而丝毫不显臃肿。上海小报虽数量惊人、品种繁多，但每种似乎都在突出个性上下工夫，不愿重复他人。不同历史时段的报纸面貌，更是迥异。带着这种先入为主的“期待”转而接触北京小报，无论如何也难以找回阅读上海小报时的那份松快和兴奋。比起上海小报的多姿多彩，北京小报的版面不仅呆板、单调，而且千人一面，多年一贯制，凝滞少变化。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小报在语言层面上的变迁史，却又呈现出另外的景象：北京小报的意义便浮出表面了。单看两地小报的现代白话进程，看它们和“五四”欧化白话不同的路数以及最终的殊途同归，不禁令人再次体悟到回归历史现场的重要。
一
北京小报出现的时间稍晚于上海。第一张上海小报，现公认为是创刊于1897年5月的李伯元(李宝嘉、南亭亭长)《游戏报》。那么第一张北京小报呢？按照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的说法，认为是1901年当年创办的《白话学报》：
北京有新闻纸、始自庚子年后、当兹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两宫仓促西狩、迨和议告成、土地割让、主权丧失、国民为之震惊、智者为之愤慨、人人发愤求强、深识者咸以振兴教育、启发民智为转弱图强之根本、于是私立中小学校竞相设立、时有崇文门内方巾巷崇实中学校长文实权、集合诸教员、发行白话学报、篇首贯以浅简白话论说、其次以京话讲解各门科学、如地理、历史、理化、算学等科、每星期出一册、每册仅收铜钱五百文[1—p282]。
有的文献资料还提出别的报纸为“第一张”，其创刊时间均迟于1901年，可不论。不过这《白话学报》并未保存下来，只是一个留在报刊史上的历史记录而已。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北京小报是《京34话报》，创刊时间是1901年8月，创办人为黄秀伯[2]。晚清时期的北京小报极少，除《京话报》之外，尚存的仅有《京话日报》和《正宗爱国报》。以上今天能读到的三种早期北京小报都使用“口语白话”。所谓“口语白话”并不等同于古代白话小说(经过文人修饰)的说书人腔调。它只是把清代的官话口语当成书面语写在了报纸上，如《京话报》便自称“是全用北京的官话”的[3]。表述出来的形态就像这篇“演说”文字：
咱们从前跟洋人打仗打的不是一回都可以说是洋人的不好来欺负咱们惟独这回事的错却是都在这边了我们现在将中外的时事用咱们京话编成一本一本的书每月刻出几本给大家伙看这书的名儿就叫作京话报[4]
用词、用句和语气，纯是白话口语。据报刊史记载，自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北京地区国人所办的报纸只有《刍言报》属例外，既是小开张，又是文言的，其余都遵循凡大报者皆文言、凡小报者皆白话的规则。文言大报面向官僚知识阶层，白话小报专供下层市民阅读。报人们多半手执两套语言：为了让普通民众看懂而写白话，对于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则使用文言；白话小报意在“开通民智”，文言大报意在“开通官智”。比如彭翼仲在办白话小报《京话日报》的同时，又办了姊妹报———文言的《中华报》。文实权先后创办白话小报《白话学报》、《公益报》、《京师公报》，以及文言大报《国民公报》。他同时还接受汪康年的邀请，出任文言大报《京报》的名誉社长兼采访主任。总之，北京地区的大报和小报从语言上已将不同层次的读者接受群体和报纸的功用区别开来，朗朗分明。
北京小报一直以“口语白话”作为它的根基。它并非一成不变，进入民国以后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其口语显示出与书面语结合的倾向。且看这篇1920年的《忠告旗人宜速务农》的片断：
再说旗人向来拿著钱粮米儿尚用作一生的恒产娶媳妇儿嫁女先要问问是否得了大钱粮(所谓大钱粮者三两甲也)这也是历来的习惯这件事要在前几十年还不觉著怎样出奇现在五族共和正是各国争强图胜的时代人家把我们当作一块肥肉看旗人要还是死守旧习人人就知道倚赖不求自立恐怕有点儿对付不下去罢将来立法必要破除尔我的界限更不能偏循私情贻误国家大局这是明摆著的道理趁著这个当儿再要不打正经主意等到逼得无路可走临上轿子现扎耳朵眼儿可就怕是来不及[5]
从这篇并非孤证的“演说”中，我们可看到晚清北京小报中久违的文言词汇。但少量文言词汇的使用，不仅没有丧失这类报纸白话的基质，反因减弱了口语的粗率、随意，使得白话更加简练了。
时空流转至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的语言已进化为现代白话，逗号句号
等新式标点得到普遍使用。除了偶尔出现一篇两篇半文半白的短文外，大部分的文字是口语基础深厚扎实的白话，与新文艺的老舍文字相当，如这样：
皇宫，是多么尊严，多么华贵的所在。每年修缮整理的费用，不知耗去若干国币。残缺的地方，登时给修复了。颜色毁败了，登时油漆好了。成年成月，长期有人工，管理修饰。金碧辉煌，黄瓦灿烂。一点尘埃草芥，也不能容留。一国的宫禁，诚然是特别尊严，特别华贵。人们对它，简直不敢正眼相看[6]。
不难看出，当北京小报语言接近成熟的现代白话时，它始终未脱去口语白话的底子。这是它的长处。当然，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到了后期40年代小报文学包括散文、诗歌、时评小品、长篇连载小说等的逐渐发达，在个别属于新文学作家的客串笔墨之下，或出自无名作者之手的北京小报文学，接近欧化白话风格的情况也就时常发生了。像长篇连载小说《若林绫子》这样的文学作品，按过去的界定一定属于通俗小说，但是，其语言之纯正，描写之细腻，又非传统意义上的“通俗”所能概括。我们举小说开头大段描写中的这一部分，来体味北京小报文学语言其时的风味：“骄烈的阳光悄然投落到遥远的山峰后去了，终于微弱地反射在这边丛林高耸的枝丫上，显出叶簇异样绿油油似的；这时候，随风微颤的杨树上空正浮堆着浓重的彩霞，把大半个天空都照的通红，又让洋房顶上淡红色的斜面夹在绿荫间平添了几许绮丽的幽姿。……夕阳残照着这条破街，纵然黯淡，依稀还见人影的移动，这影子突然停下来，四面张望了一下，似乎发觉走错了方向，急步而至丛林西边的尽头，停在第一幢洋房的白栅前仔细一看，跟着就进去了”[7]。这样的小报文学语言，融和了口语、文言词汇、句子和修辞突破传统而大量采纳外国式，与我们熟悉的新文学欧化白话已相差无几。不过小报的语言立场究竟是与纯文艺不同，类似于下面这样使用着现代白话却又嘲弄现代白话新文艺腔的文章，便是一例。它是讽刺性的：“中国佛教会江苏省某县支会，最近发出一再告全县僧尼书，胡适博士也许会赞成，因为文告用的是新式标点白话文，其中颇多佳句，如‘醒吧，醒吧，快醒吧!’及‘奋起，奋起，快奋起吧!’等语。”[8]可见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北京小报，仍然不是新文学同人“自己的园地”。当然，小报不会处于真空地带，它有意无意地接受着“五四”的影响，改变着传统的思维方式而浑然不觉。“‘五四’带给我们的不是一种单纯的白话文，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丰富和补充”，也正是因为这“新的语言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美学感受”[9]，原本属于通俗范畴的北京小报文学，也会渐渐获得新的质素，发生着新的位移。综上所述，北京小报的语言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完成了晚清白话运动到现代白话的文化转型，而“口语白话”的深刻作用始终是它的一条基本线索。
与北京小报的白话语言相比，上海小报语言的情状显得多元而复杂。最奇特的现象是，在一个现代的大都会，在一个中下层市民的读物里，文言虽不能说就是主导，却从来不曾中断过。“松动文言”，是贯穿上海小报整个生命过程的最主要的语言形式。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代白话文学的普及，松动文言的使用较前有所减少，但其显要地位还是没有动摇。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小报，真正是文言、白话、方言的大融合。每份小报都是这几种语言同时并置在一个版面上，形成众声喧哗的语言格局。以1948年12月22日《铁报》第三版的内容为例，即可领略到当时上海小报的语言风貌。这个版面上计有：松动文言长篇连载小说《徐雪月寡居遭病困》(书僮)、《一生孤掷温柔》(羌公)；松动文言散文《徐篆与杨笔》(啼红)；旧体诗词《云深处近旬———题危楼读史团》(白蕉)；长篇连载白话小说《龙三妹》(武定一)、《身份证成了“洞府”》(文工)；白话小品文《使人头痛的爱情》(柳絮)、《记事珠》(小记者)、《花市》(高唐)；方言(上海白)长篇连载小说《乱世双雏》(王小逸)。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容纳了四种语言体式，并不是小报文学故意哗众取宠，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上海市民读者的需要。由此可以想见，即便20世纪40年代新文学的正宗地位业已牢不可破，而上海的普通市民读者却仍然沉浸在新旧杂糅的文字阅读汪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小报从来没有出现过晚清白话报中普遍存在的“口语白话”。虽然晚清白话报的大本营就在上海。上海小报的语言变化过程主要表现在文言的不断松动上面。晚清上海小报中所谓的松动文言毫不艰涩，只因缺少新式标点符号，今天我们读起来才会有些障碍。类似下面这篇短文的语言模式，差不多占据着晚清上海小报的大部分空间：
吾国嫖界小说之发起首为青楼梦用笔平平无可褒贬然并非劝惩讽世之作海上花列传以才子之笔而列写海上诸名妓情形有色有声如荼如火其妙处在于皮里阳秋不下断语而其中之黑白自见用笔亦倜傥非常嫖界小说叹观止矣惟全书统用苏白解者无几即苏府以外之人不通吴语者亦十之八九为恨事耳[10]
如果在这段话里加入标点符号，与白话书面语的距离也就不太遥远了。看来，为使上海小报中的文言发生松动，标点符号的运用举足轻重。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小报开始使用不规范的标点符号，全篇用逗号或顿号断句，即如这样的新闻语：“大舞台之邀程艳秋、轰传己久、兹闻程已有来电、谓于二日自津乘太古之通州轮南下、约四日晨间可抵沪埠、预定寄寓梵皇宫中。”[11]到了20世纪40年代，新式标点全面进入上海小报，松动文言便向现代白话更靠近一步，如下所示：“前日泪史记《鸳鸯蝴蝶派》，谓有菲薄鸳鸯蝴蝶之人，而用鸳鸯蝴蝶派笔调，作《××鸳鸯》章回体小说，向《小说月报》求售，被主编先生婉词拒退，其人以新作家自命，倘亦所谓‘重革’之流欤云云。”[12]从通36俗易懂上来说，理解这种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小报书面语已不太困难。但终究因为文言的基本构架没有解体，充其量还是松动的文言而不是欧式白话。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次次行政手段干预下的语言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运动的冲击下，上海晚报类现代白话中的文言气息才荡然无存。于是，此类改良过的松动文言流落海外，渐渐固定为港台、海外华人华文的主要语言模式。
至于白话进入上海小报的时间本不算太迟，现有资料表明大约在1919年左右。那时，上海小报文人为反对“五四”新诗，而将白话引入小报，旨在以新文学之矛攻新文学之盾。《晶报》主笔张丹斧为批评新诗《看灯》所写的这段白话，便很典型：
看灯一首。说无知的人。乱下评论。正月本是看灯的好辰光。灯自然是明亮好看的。挂灯的地方。断然热闹。路那有不平的道理。锣儿鼓儿。鼓着兴儿。自然是正月的常例。偏偏三个残废。要下这一种不问是非的武断。不过欺那灯儿。路儿。锣儿。鼓儿。不会说话罢了。那知道灯儿。路儿。锣儿。鼓儿。在现在做新诗的时代。都会说话。你们这些残废。可就不能再来欺他[13]。
这样的白话文是上海小报中最早的文人白话，尽管幼稚，但比起北京小报的口语白话，起点仍要高出一截。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
上海小报的白话语言渐渐靠近现代白话，所不同的只是往往不使用新式标点。下面摘取鸳鸯蝴蝶派作家陆澹安文章中的一段，以窥当时白话的风貌：“近来申报自由谈的编者、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忽然在报上登个启事、劝各位投稿家只谈风月、莫发牢骚、标着个‘自由谈’的招牌、文字上却原来如此的自由、叫人阅了之后、真觉得有些感慨系之”[14]。这是1933年的文字，居然仍采用句读!由以上列举的诸多事例来看，上海小报接近现代白话的步伐并不缓慢，只是由于上海小报的文言气息过浓，使它们始终遮蔽在文言的氛围之下，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到了20世纪40年代，新文学作家光临上海小报，带来了接续着“五四”血脉的现代欧化白话，这才与上海小报原有的松动文言平分天下。
总之，上海小报始终以松动文言一以贯之，这是区别于北京小报的显著标志。而两地小报的白话文字变迁过程，也不完全同步。晚清时期，上海小报被文言、松动文言控制着，而北京小报则充满着口语白话。这种情况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稍有变化，但基本延续。20世纪30年代后，北京小报与上海小报的白话水准渐相一致，北京小报带着京味，上海小报拖了文言腔。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白话小报，而上海小报则成为文言、白话、方言各显其能的舞台。
二
北京和上海处在中国的同一时空，为何两地小报的语言风格有如此的差别呢？我认为，首先是起因于两者的发生背景，其历史渊源相异。其次，还受到两地市民文化水准和语言环境的制约。
中国近代最早的白话报诞生在上海，但上海小报不是晚清白话报的后裔。北京虽不是白话报
的发源地，但北京小报却是晚清白话报忠实的坚守者。据资料表明，中国的第一份白话报是上海《申报》馆发行的《民报》，创刊于1876年3月30日，每周三份。据云“此报专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寻常说话”。这份报纸文字浅近，售价很低，“只消读过两年书的华人，便能阅读此报。而其定价仅取铜五文，当能深入《申报》所不能达到的阶层和店员劳工之类”[15]。《申报》经营者显然是出于报纸的长远目的而办白话报的，即使暂不赢利，也求扩大《申报》在民众中的影响。商业运作下的白话报终因没有得到上海市民的积极回应，迅速式微。事隔一年之后，乘着维新立宪运动卷土重来的白话报竞相问世。耐人寻味的是，其他地区的白话报轰轰烈烈一阵子之后，旋即烟消云散，只有北京把白话报保留、延续下来，并构成了北京小报的雏形。1901年8月15日问世的《京话报》第一回，可以考证出是模仿6月20日刚发刊不久的《杭州白话报》的。该期创刊号刊载的“论说”有：《论创办这京话报的缘故》、《论看这京话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论看报的好处》；“中外新闻”有：《八股文
永远废了》、《武科废了》、《要办发财票》、《醇亲王见德国皇帝并没有叩头》；其他有《波兰的故事》、《地学问答》、《海国妙喻》、《创办京话报章程》等。其中，栏目分设是晚清白话报的，都包括有“论说”(或“演说”)、“紧要新闻”、“本省新闻”、“文学”和“地学问答”各项；而《杭州白话报论看报的好处》、《波兰的故事》、《地学问答》、《海国妙喻》更直接转抄自《杭州白话报》。晚清白话报这五个要目后来作为北京小报的基本内容，保留并延续至其生命的尽头。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添加了其它成分，设置了副刊，甚至变换了专栏名目，但万变不离其宗。“紧要新闻”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改为“国内新闻”、“各地新闻”、“要闻”或“时事新闻”。“本省新闻”变成了“本京新闻”、“本市新闻”或“社会新闻”。“论说”或“演说”在《实报》(1928年创刊)出世之后，成了“谈话”或“谈天”，20世纪40年代又变成“社论”。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北京小报，有的将“论说”、“文学”、“问答”等纳入副刊。
《实报》的著名副刊“小实报”的主要专栏“谈话”和“答问”，就是由晚清白话报的“演说”和“地学问答”演变而来。娱乐和文艺副刊是对晚清白话报“文学”栏目的继承。而“文学”在晚清白话报里，通常只是一篇小说。晚清白话报的所谓“地学问答”并非全是地理知识，更多的是域外信息。这就是以后北京小报中知识专栏的前身。由此可见，北京小报不仅起源于晚清白话报，而且一直沿袭着它的风格甚至内容。不同时期或同时期的每种北京小报都是如此，表现出稳定的、统一的面目格局。
因此，北京小报的历史渊源不同于上海小报，它是晚清白话运动的直接产物，与白话的关系自然非上海小报可比。晚清白话报滥觞于白话运动，是应维新变法的要求而发生。1895年“公车上书”的失败足以刺激维新派人士将目光投向民间，投向普通民众。严复在《原强》一文中，首先提出“开民智”口号，得到维新派人士的认同和响应。从西方的经验中，维新派人士又发现报刊是最有效的“开民智”的工具和手段。梁启超说：“阅报者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16—p101]于是，以人数更多的工、农、商、兵为启蒙对象，肩负着“开民智”历史重任的晚清白话报就诞生了。早期北京小报与晚清白话报同质同构，从出世之日起，就被派定了启蒙者的角色。《京话报》在《创办京话报章程》里明确表示：“京话报宗旨专为开民智消隐患起见故只用京中寻常白话将紧要时事确实新闻择其于国计民生有所关系者著为论说演得明白晓畅务使稍能识字之人皆不难到口成诵且极有趣味以期引人入胜而劝化感格于无形之中应于世道人心不无小有裨益。”[17]北京小报把接收启蒙的对象锁定在下层社会，因此，选择口语白话作为报纸的书面语言自然合乎现实的需要。
上海小报虽然诞生于1897年维新报刊风起云涌的高潮之中，但它不是维新派人士的启蒙工具，没有北京小报的宣教作用，更没有北京小报文人高于市民的启蒙者立场。晚清上海小报是洋场名士、谴责小说作家和狭邪小说作家们所开创的属于自己的娱乐和话语空间。之后，上海小报文人逐渐放弃顾影自怜的高蹈姿态，向市民文化投诚，将目光转向市民的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小报与老《申报》一脉相承。著名老报人徐铸成在《谈老〈申报〉》一文中说：《申报》问世，才以一般群众为读者对象，开始注意市井琐闻和社会变化。而后《申报》的演变、分化，受到不同政治、文化势力的侵蚀，便“严肃”起来了。上海小报继承的是老《申报》最初的作风：休闲、市井化，并一直延续下去[18—p8~15]。比如老《申报》首论的主题，不一定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但都是市民所关心的日常命题。它用社会新闻替代政治时事，并做绘声绘色的细致描述。对此，鲁迅深有体会：
“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情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19—p203]《申报》创刊时所发布的条例中，第二条是“如有骚士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2—p59~60]。这“概不取值”四个字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文人作品从此可以告别自己掏钱雕版付梓或用手抄传播的时代，而拥有了足以尽力挥洒才情的大的媒体空间。除此之外，老《申报》的广告也开始由过去的洋行和轮船公司的商业行情，转向戏馆、书寓、菜馆和游戏场。以上列举的老《申报》的这些特点，都被上海小报照单接收，它就不像北京小报那样要拘泥于晚清白话报的形式和内容，却是在日后的发展中将老《申报》的休闲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老《申报》的主笔何桂笙、蔡尔康、高太痴等先后办过上海小报，这也可作为上海小报与老《申报》天然联系的又一实证。《申报》发刊一年以后，有人就《申报》所刊载过的内容，仿《阿房宫赋》撰写了一篇《申报赋》。这篇《申报赋》后来被许多上海小报屡屡转录，甚至改头换面充作发刊词。其它仿《阿房宫赋》的各种“赋”不断出现在小报报端。《笑林报》的《租界马路赋仿阿房宫赋》是其中最流行的一篇，说的是：
商约立租界设蓬藁辟马路出人烟十余万户别有天日商贾南来而北至争解行囊履道坦坦乐此康庄五步一馆十步一肆酒肉杂陈粉黛咸萃各随所欲斗奇争异挨挨焉挤挤焉啸侣命俦纷不知其几千万类扬鞭追踪有马如龙披襟当空行气如虹角逐流连不期而然欢场选胜笑语嚣嚣茶楼诱客顾影翩翩一街之上一日之间而气象万千[21]
这绝不是通俗的语言文字，却深受当时上海小报读者的青睐，被各家上海小报互相转抄，奉为经典。可见文言在这种小报上的势头有多烈!而此时的北京小报为了让许许多多不识字的北京市民能够民智大开，除了使用口语白话，还要进行讲报活动。《京话日报》在北京城内设有二十多家讲报处，为市民义务讲报。所谓“醉郭”者便是在市民中涌现的最早义务讲报人之一，后因自愿陪伴《京话日报》的主编彭翼仲流放边地，留下一段感天动地的佳话。由此见出两地市民读者文化水准的差别。
此外，小报编者的文化立场也决定着小报语言风格的形成。北京小报文人始终以启蒙者、老百姓的代言人或官方的“帮闲”自居，自诞生之日起就开辟“演说”栏目，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始终如一地为开发民智做出努力。而上海小报文人则把小报当成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无论是嘲讽当局，还是捧优唱妓；无论是诗词唱和，还是笔战游戏，都是性情所致，不受约束。投稿人多半是上海小报文人的志同道合者。北京小报文人把为下层市民排忧解难看作天职，因此为了展示市民的疾苦而鼓励普通市民投稿。从投稿人的职业上看，除了小官吏和蒙师、书办、学生外，还有识字不多的小业主、小商贩、小店员、手工业工人、仆佣、杂役、士兵、家庭妇女、优伶和一部分堕落风尘的妓女。白话本来就是以北方官话为基质改造而成的，北京市民接受白话自是轻车熟路。所以北京小报既然是为下层市民所办，自然就使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形式。而对那些出于自娱自乐宗旨的上海小报编者和投稿人而言，写起松动的文言来方显才情，才是得心应手的。还有，从读者角度考虑，地处江南的上海市民要想使用京腔京韵的口语白话也并非易事。这样，读者的阅读能力和投稿人文化层次的高下之别，便成为京沪两地小报语言风格分野的又一决定因素。
三
这是一道奇特的具有反差效果的语言风景：在古老历史名城中传播的小报的主体语言是口语白话，而身处于现代大都会的小报则是长久使用松动文言的后院。小报既以市民读者为主体，所以，它的语言风格自然能透出市民文化的某种真实状况。只需注意到两地小报使用怎样不同的现代语言，一叶知秋，也就能悟到它们各自营造出多么不同的都市文化气氛。上海小报的文言尽力描摹光怪陆离、喧嚣摇荡的浮世风情，构筑一个充斥着物质琐屑、名人流言、摩登流行和欲望涌动的令人目眩的都市景象。而北京小报虽然是用平实的白话写来，则弥漫着缕缕绵长的思古幽情，让人始终感觉到一种怀旧情绪的笼罩。
北京小报除了启蒙者的演说腔调之外就是比较重视掌故。掌故所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清代居多，兼及明、元和其它朝代。内容十分宽泛，既有皇室贵胄、社会名人的逸闻轶事，也有平民百姓往日的生态和老字号沧桑历史等的都市回忆。尽管其中掺杂不少流言传说，但毕竟为市民开拓出历史的想象空间，提供了新的审视历史的角度。北京小报中的许多文章似乎都与掌故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或是透露着史的信息，或是用掌故的笔法写出。像“时人轶事”、“时事打油诗”、“北平歌谣”等著名的北京小报专栏，分明是记录当下的现实，读起来却更像是掌故。除此之外，借古喻今、让历史说话是北京小报常用的一种编辑策略。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小报为提醒市民莫忘国仇，它并不振臂高呼，却39是将此深意隐含于史实的叙述之中。影响最大的是《实报》，自1933年7月30日始，它在小说版中增加的副刊“民族精神”，连载诸如岳飞、文天祥、苏武、蔺相如、公输盘、诸葛亮、弦高、缇崇、齐太史等历史人物的系列故事，以唤起国人的民族责任感。在《改版声明》里《实报》将编辑意图明确告白：“本报鉴于国难当前，民族精神实在应当从卧薪尝胆中拼教奋起，所以小说版决定刷新。从明天起增刊‘民族精神’，完全用艺术化的切实真材反映人生写照。内容有插图、有说明、有歌谣、有记事，并且特请上海美术家席舆承先生担任插图，海内闻人等担任说明和记事。虽然不敢说把古今中外的兴亡历史全部搜集来做刺激精神，但至少绘画能使你感到心中的兴奋和战栗。在我们的意思，国家到了这步时光了，那容你有闲心去迫寻粉红色的梦，只要对于社会有一点裨益，就算我们把心思尽到，还希望爱读本报的诸位先生对于增刊的‘民族精神’千万不要轻忽，
才得明白时代的趋向呢。”[22]可见，不仅是小报作者，编辑也同样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八百年帝都世事沧桑，培养了北京市民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凡事都要追本溯源，打“根”儿上说起。北京小报富有历史关怀的文化姿态，内含有迎合市民趣味的成分，但如仅仅将此理解为讨好读者，那就过于武断了。因为小报的文化指向不在于“考古”和“勘测”，而是经由市民现实生活的图景，传达出北京市民精神世界中那份对历史与传统的眷念和回味。
如果必须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吟味”[23—p91]。北京小报用口语白话来表达对过往的欣赏和体味，并没有损伤它的韵味。这是由于白话本就不是人为的一时制造，是经年累月的积攒，约定俗成，是当城与人的精神契合时自然达到的话语。老北京(平)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24]，城中布满湖泊与园林，空疏寥落，建筑并不密集。从自然景观上看，北京俨然是乡村的延伸。至于它的城市气质，更是保留着乡土社会深入骨髓的精神遗传。比较上海的繁华和喧嚣，北京显得没落而萧条，但对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北京儿女来说，却蕴藉着无穷的魅力。因为，北京为他们提供了亲近、体贴的乡土感，使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由于乡土感的认同，北京市民与城的文化意识同构为一体，进而对皇城曾经的辉煌和中国传统文明发生深切的情感和特殊的经验感受。语言的长河也是如此流淌下来的。
北京小报的“吟味”品位，因为是用白话表达，于是就有了出入自如和融而不化的意味，不会使人彻底地“沉湎”其中以至无法自拔。《实报》“谈话”专栏里的时评短论是北京小报的亮点之一，历经多年而不衰。其特点是，寓丰富的历史知识于时事评说中，既富时代生机，又不乏历史的含量。
例如，《模仿与抵制》论证如何吸纳西方文明时，不露痕迹地加入慈禧嗜戏、谈戏、指点太监演戏以及谭派与清廷的关系等历史细节[25]。《王老爷闹病》是一篇记述太庙掌门人王老爷誓死捍卫老佛爷的文章。作者在历史的回眸中，出其不意地与当下的思考联结起来，借盛赞王老爷的“固执”，讽喻国人的趋炎附势。可贵的是，于盛赞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对“愚忠”的批判[26]。读之，使人既能感受到传统道德的分量，又不至于迷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这或许也有现实性白话所能起到的提醒作用。
许多新文学家陶醉于北京的古都魅力，尤其是在离开之后，常常害起强烈的思乡病来。郁达夫、师陀视北京为“故乡”。刘半农写北京如写恋人。周作人看老店铺的招牌油然而生“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27]。林海音写梦里京华，对走街串巷“换绿盆儿”的小贩记忆犹新。他们用拗口的欧式白话书写着对北京的怀恋，一样的深情和悠长。写古都不一定非要用古语。
同样，上海小报的文言也能表达都市的摩登时尚。晚清时期的“书寓”是大众明星，引领着时尚潮流，她们的衣饰是市民模仿的对象，小报就敏感地捕捉到她们身上所传达出的时尚信息，并反馈给读者：“春风扇暖天气绝佳北里诸校书中已有不戴帽而换着银鼠袄者如杜采秋洪莲荪陆瑞卿辈早将前刘海剪得若排鬓一般所着衣服窄袖细腰瘦如竹管在己犹顾影自怜其实沾染恶习毫无好看之处前日偶遇杜采秋于席上见其衣之薄而头之秃也问之曰得无冷乎采秋曰倪里是春景打扮呀”[28]。声色笑貌，如在面前。同时上海小报用文言写出都市的光怪陆离，奇形怪状，也够生动。这是写捧角：
“角之善者、我悦而捧之、可也、扬此而抑彼、因捧一角而尽斥他角之不善、甚或入于意气、流为谩骂、则适足为被捧者树敌而结怨、其非所以爱护此角之道也、我捧甲而骂乙、捧乙者亦必反唇以骂甲、准40是以言、是不自骂其所捧之人也、捧一角而为之惹骂、可乎不可、近有寒云林屋诸君、以捧白牡丹故、犬骂程艳秋、其且牵涉王瑶卿绿牡丹赵君余辈、树敌众而结怨深、我窃为白牡丹危之”[29]。市民的衣食住行是上海小报时时关注的，上海小报用松动文言写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社会因人口膨胀而引起房荒的紧张现实：“上海以五十方里之地、容居民达三百万之众、宜屋少人众、供求悬殊、容膝之居、动辄数金矣、考房屋之昂贵、固在大房东之以奇货白居、而二房东之辗转图利、亦一大因也”[30]。20世纪40年代，许多小报开设舞厅、舞女专栏，有名的小报文人都写舞稿，如冯蘅、柳絮、张青子、韦陀等都是写舞稿的能手。他们有时用文言，有时用白话，读起来都是同样的“现代”和鲜活，没有因文言的关系令人生别扭之感。小报界名人云裳(唐大郎)的专栏“刘郎杂写”是专用文言写舞厅和舞女的，如下面这个现代故事：“某舞人告愚，谓有舞客招其坐柜。坐定之后，客即告之曰：我母仅生我，父死久矣!惟我母热望有一女，因命我在外觅一妹，我好游舞场，见汝佳丽，颇愿缔为一家，使汝来妹我，不知芳意亦能同我否？舞人以其客面目可憎，而语言无味，辄拒之曰：我哥哥甚多，不想再做人家妹子。请再唤一人来，问问她们吧!客不悦，自是二人遂相对坐，良久不言。予曰：卿之言，犹婉转者。若以我而易卿者，则我请其母夫人在外面再寻一丈夫，然后育一女，则此雏方为骨血，岂不较儿子寻妹子为优邪？”[31]插写文言对话不忘让“舞人”说出大白话，人物性格煞是生动。再如唐大郎的旧体诗词，至今仍为人称道。他用连载旧体诗词的形式，书写现代都市的风貌和市井风情，真正别具风格。其一：“采芝室与采芝斋，糖食文章一样佳。士子本非市侩比，乌龟不用认招牌。”每诗后必附有解说词，也是文言，为读者们看好。这首诗后便写道：“采芝室主为法家蔡君之别署，以羊毛而谈戏，为读者欣赏其文章者也。其名字与糖果肆之市招同，宛如文魁斋之闹双包案焉。”[32]上海小报文言成分虽浓，但其满溢着的现代气息一点也不淡薄，使读者透过文言照样看到了上海由洋化的物质轮廓所装饰成的都市天际线。
语言和都市，文字与市民，在小报上就是这样地纠结在一起。小报营造的城市氛围之所以不会根据语言的文白而定优劣，是因作为常态的两地市民生活方式是一种长久的历史积淀，怎会轻易地跟随语言的表达方式而改变？它的包容性是巨大的，并不一定与某种语言发生“对号入座”的关系。
北京的市民日常生活的常态是平民化的，市民休闲方式，不以纯粹的娱乐为主，可以在谈论历史掌故、评析时事政治的中间寻找到乐趣。所以游戏的笔墨如《实报》“醉丐打油诗”《中华阔人生成奴性》、《黑面包与高粱米》、《贩土案乃川战导火线》、《北平的八多》、《北平下级人写真》等等，看似油腔滑调，其实表达出国计民生的严肃主题。北京小报的语言就这样在平民外表之下，饱尝了文人的忧国忧民之心以及皇城子民独有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优越感。上海小报的语言另有一番天地，它用庄重的文字谈论风月，以多样的文字风格来表达变动不居的都市。归根到底，还是生活在选择语言，在规定语言的品貌。我们可以看到，两地市民生活的表述语言，长期都呈现出明显的独特性。
从以上对京沪两地小报语言的梳理和考证来看，既见出现代语言生成、传播与两地民众和城市境况的密切关联，又能够看到语言营造都市文化时，它所能产生的作用和局限。语言是工具和文化现象，但对于更为稳固的市民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来讲，它是反映者而不是决定者。但是这个“反映”也大有讲究。中国100多年来现代白话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在《新青年》和“五四”的一声号令之下，在一个早晨便转变成功的。欧化的白话成了现代文学的主要语言之后，其他语言也不是就都销声匿迹了。本文提出的京沪两地小报的实际情况，就指出“口语白话”、“松动文言”长期存在，成为“欧化白话”的重要参照，是组成现代语的两脉支流。三者都在不断增进着语言的“现代性”，并与历史语言保持了民间的、上层的、世界的割不断的渠道，互相激荡，才是今日现代汉语取得如此质地的根源。松动文言和口语白话在表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上，都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欧化白话与它们的相异之点，可能不在于此(虽然欧化白话照样可以表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而是表现在对于现代纯文学的革命性产生的价值方面。这是我研究了小报语言文化现象后的一点“多余的话”，已经跑到论题外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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