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忆录中的“叙事”与左联成立的“历史意义”
现在我们研究“左联成立”这一历史事件，可资参照的历史资料大概只有发表于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上的短讯《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3月10《拓荒者》及后来其它杂志上有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数则消息，以及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5889号公函。而这为数不多的史料也不完全可靠——五则消息均发表于左联成员自办的刊物，“事实真相”在编辑的手中就经掩饰和增补；而国民党当局也没有能够获取真实的情报，公函上的内容不少属于捕风捉影。
因而，研究者不得不借助于当事人在建国特别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回忆录。这些当事人在回忆/叙述几乎时隔半个世纪的“左联成立”这一历史事件时，都十分详尽地描述了“党的指示”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其中冯雪峰、阿英（即钱杏邨）、夏衍和阳翰笙等人以曾经担任左联筹备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在1980年前后，以不同的方式，叙述了这一事件。这些回忆录尽管在细节上互有出入，但几个重要方面却基本一致：
第一，各自提供的左联筹备委员会名单中有十人是相同的。即，鲁迅及其友人冯雪峰、柔石，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以及夏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左联的筹备委员会主要来自三个群体——鲁迅及其友人、创造社和太阳社。
第二，“党组织”发现了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三方构成统一文学团体的可能性。
第三，“党的指示”停止了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解散了这两个文学团体，并要求他们主动与鲁迅联系。
第四，“党”为“左联”命名。
第五，重要的讨论是在“党组织”与鲁迅之间进行，而且在诸多方面，党与鲁迅的意见令人惊奇地一致。
显而易见，“左联成立”正是“党”的政治智慧和策略的体现——这种从分裂的现在看到统一的未来，给模糊的面貌以鲜明的称谓的政治谋略，让思想杂乱的“革命文学者”和“进步”的文学家集合到的“左联”旗帜下，并走进了“历史”当中。
不过我们要引以警觉的是，这些回忆录大多是应“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这一历史活动而发表或出版的。当时，人们看取“左联”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meaning)，不可避免地为他们身处的社会历史语境所束缚。特别是当时的社会刚刚从一场动乱中走出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所具有的历史叙事功能又一次在广大社会中得到渲染。
事实上，就是从这些回忆录中我们也可以觉察到，寻找“左联成立”的政治意义是回忆者叙事话语的内在动力，他们努力以凸现“党的政治策略”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其中夏衍在回忆录中的一次呼吁就很有代表性，他说：
“我觉得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究竟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提出停止文艺界的‘内战’，联合起来建立‘左联’这一提案的。……我很希望这次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能使这个问题得到澄清。”
另外还有一些回忆录是出自“访问者”之手，寻找政治意义的思路同样左右着这些访问者的“提问方式”。“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对郑伯奇的一个访问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他们的提问，郑伯奇的回答显然并不令人满意：
“关于成立左联，当时在沪的党的领导同志有什么指示，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不是党的领导同志有一次作过什么具体指示，而是通过冯乃超与鲁迅见面商量后才决定成立左联的，至于是谁要冯乃超与鲁迅联系，我就不清楚了。李富春或党的其它领导同志找创造社成员谈话，指出攻击鲁迅是错误的，应该联合鲁迅共同战斗这件事我不知道，当时也没听说过。当时成仿吾已出国，李初梨与彭康也已不再从事文艺活动，他们搞党的地下活动去了。”
作为创造社“元老”和左联的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尽管郑伯奇当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与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负责人尚有往来，而且，他自称记得很清楚，李立三曾在左联成立前找他与田汉谈话，要求他们“继续同国民党斗争，并未提到攻击鲁迅的事。” 这一方面说明，“党的指示”在“左联成立”这一事件中并不象一些回忆录叙说的那样有着清晰而必然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位置”。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些的“访问者”和“回忆者”一样，其视野已被束缚在寻找“政治历史意义”这一个狭窄的方面。
如今，在文学史的撰写以及一般研究者眼中，对“左联成立”作为历史事件的描述仍旧没有跳出这一视野之外。如果把这个历史事件从上述“叙事传统”中解放出来，置之于一个更为开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上下文中，对其基本动作、符号以及编织其间的人物加以解剖，我们就可以窥见这一事件所蕴藏的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含义。
二 从另外的侧面看“左联成立”的基础
首先，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在左联成立的两年前就有过联合的计划。
1927年下半年，当创造社一干人马再一次聚集上海时，他们首先想到了联合鲁迅。而且很快与鲁迅、蒋光慈等就恢复创造社早已停办的《创造周报》达成了一致。 1927年底这个计划便演化成了两则公之于众的广告：首先是在12月3日《时事新报》上的《〈创造周报〉优待定户》，其公布的特约撰述员名单上赫然印着鲁迅、麦克昂、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人的名字，并预告周报将在新年的第一天恢复与读者见面。另一则广告刊登在1928年元旦出版的《创造月刊》，声明周报的复活日期改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天，同时附上了一个多达30人的特约撰述员名单，鲁迅、蒋光慈、张资平作为三方代表人物仍旧列在名单最前面。仅从这两则广告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创造社当时就看到了与鲁迅合作的可能性，并且着手利用这一计划中的合作为其出版业制造商业上的声势。
这一计划很快就失败了，因为来自日本的“新进作家”不同意与“老作家”鲁迅合作，相反他们一开始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这意味着他们的合作计划是自觉行为并不为某种政治力量所推动。而且，在制定这联合计划之前，鲁迅已经遭到创造社的抨击。成仿吾的《<呐喊>评论》发表于《创造季刊》1924年2月；1927年1月16日成仿吾在《洪水》上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列出了一大批“趣味”作家，其中就有鲁迅。1927年底创造社仍旧考虑鲁迅作为合作对象以及鲁迅对这一合作的赞成显然根源于某种共享的基础，而这基础并没有因为相互之间的笔战而破坏。
其次，1929年10月筹备左联之前，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论争早已偃旗息鼓。
发起革命文学论争之初，创造社并没有专门针对鲁迅的批评。成仿吾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以及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批评的对象是整个“五四新文学”，鲁迅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只是鲁迅于1928年3月12日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以响应之后，才有4月1日刊载于《战线》周刊创刊号弱水（潘梓年）的《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专门对鲁迅施以人身攻击。再有4月15日出版的《文化批判》上的三篇专门针对《“醉眼”中的朦胧》的文章——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除掉”鲁迅的“除掉”！》。
鲁迅回避了这三篇文章所提出的理论问题，5月7日他写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只是回击“弱水”《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一文对他的人身诬蔑。接下来就是1928年8月10日“杜荃”发表的《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这篇文章鲁迅在当时并未理会，从此创造社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茅盾，两者之间的激烈论争在没有外人干预的情况下就基本结束了。而据冯雪峰回忆，1929年下半年，彭康、冯乃超、朱镜我对鲁迅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之间还有了往来。而这往来并不是缘于筹备左联，冯乃超第一次去见鲁迅，主要是谈翻译方面的事情。
在鲁迅与创造社论争期间，太阳社的钱杏邨也写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死去了的鲁迅》和《‘朦胧’以后——三论鲁迅》等文章批评鲁迅，鲁迅当时也没有做出响应。
然而，1930年初，左联成立的前夕，在鲁迅与创造社、太阳成员之间已经有了接触并表示支持成立左联之后，鲁迅与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又发生了零星的笔战。钱杏邨写于1930年2月4日，发表于2月10日《拓荒者》上的《鲁迅——〈现代中国文学论〉第二章》一文，仍旧一如既往地批评“鲁迅的反封建的精神，是完全出发于人道主义的立场”。由此可见，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与鲁迅发生论争并没有动摇他们联合的基础；之间的笔战也并不是来自思想深层的决裂，也没有造成私人感情上的严重伤害。
第三在左联开始筹备之前，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出版部或书店相继被国民党政府关闭，主要刊物也遭查禁，创造社和太阳社已经名存实亡。
1929年1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要求国民政府即行查封上海北四川路创造社，并声称《喇叭》、《未明》、《创造月刊》、《思想》、《流荧》、《湖波》、《白华》均为共产党反动刊物，系创造社印发。到1929年2月7日，创造社即被查封，创造社维持最久的刊物《创造月刊》也在1929年1月10日出版最后一期之后停刊。此前的《文化批判》出至第四期，在1928年4月被禁止，第五期封面改为《文化》，但发行仍有困难，只好暂停。八月份改为《思想》发行了五期，到1929年1月，最终停刊。1928年底创刊的《日出旬刊》和《文艺生活》周刊，均只出几期即遭禁止，新出的单行本或遭禁止或被没收。只有改由江南书店刊行的《新思潮》维持到了1930年7月，但已是介绍社会科学的专门刊物。
而种种迹象表明，创造社在其主要刊物遭禁止和出版部被查封之前，尽管经营管理上存在漏洞，经济状况还足以支持创造社的运转。而且，创造社两次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搜查，都分别在报上刊登启示，宣称自己经营纯文艺书籍的出版发行，与任何政党无关；且特别声明中共党员郭沫若早已与创造社脱去干系。其中1927年11月19日是由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在《申报》上登“重要启事”，1928年6月则规格更高，委托了律师代表。就是继创造社出版部之后的江南书店，也聘请了律师，于1929年8月6日在《申报》上声明“嗣后如有人侵害该书店信誉及一切应享法益者本律师当依法尽保障之责” 。创造社同人试图在合法的框架下维护经营权的努力可见一斑。
创造社本来就不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组织，它的存在完全以出版部的经营和创造社刊物丛书的编辑出版为基础。创造社出版部是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经营权属于创造社“元老”级成员。1927年在郁达夫脱离创造社，郭沫若去国到日本，成仿吾成为创造社出版部的经理肩负一切责任。在成仿吾出国之后，则是三人常务理事管理出版部，即张资平管经济，王独清负责编辑，郑伯奇管总务。从日本辍学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李铁声虽名为创造社成员，事实上只不过创造社的高级雇员而已，他们通过创造社写文章编杂志，创造社在他们，既是一个精神依托，同时也算得上一个赖以谋生的依靠。后来经济情况不断变坏，在张资平离开创造社而王独清也“被弃”以后，创造社的精英全部走失，最后只剩下老实厚道的郑伯奇与“新近作家”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共同惨淡经营创造社及其出版部。
至于太阳社，其主打杂志《太阳月刊》到第六期便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第七月号不得不发表停刊宣言。而他们经营的春野书店，尽管是越办越兴旺，也在1929年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太阳社从此成了一个空壳。太阳社与创造社的和解则早在1928年双方进行笔战之时。据杨邨人回忆，开始是双方举行了一次联席会，会上尽管各不相让，面对面口辞交锋十分激烈，最后却决定，以后每星期开一次联席会。成仿吾还在会上承认，《创造月刊》炮轰太阳社的文章，其措辞是为便利发行而不得已为之。1929年前后，在他们的言论阵地和经营场所纷纷被破坏之后，特别是共同的压迫者已经逼到了眼前，走向更紧密的联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如1933年鲁迅致姚克信中所说，“1930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折作家，组织左联”。
三 重塑“左联成立”时“党组织”形象
毋庸置疑，左联的成立仰仗且受制于当时中共地下组织业已形成的人事网络。
左联成立前夕，革命文学团体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创造社。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期间，
创造社在上海的成员只有潘汉年、李一氓、阳翰笙三人是党员，而这三人在创造社的地位显然不及郑、冯、李、彭、朱等人，因而对创造社运作的影响十分有限。在重要阵地《文化批判》月刊被查禁之后，后期创造社的理论写作的主将悉数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李初梨、彭康两人在1928年底因参加党组织的地下政治活动甚至离开了文化界）。而太阳社的成员在1927年底来到上海之前就已经是中共党员，后来不断加入的成员也大多已具备党员身份。在上海鼓吹“革命文学”的年青文化人1928年底基本上都拥有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身份。
根据四位当事人的回忆，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中共党员当时同属中共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后改为文化支部，直属江苏省委，潘汉年做书记。筹备左联时，就是这一中共“党组织”（以潘汉年为代表）在三方面之间进行穿针引线的工作。也有说法认为，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潘汉年任书记，杜国痒、李一氓、彭康、朱镜我、冯乃超、孟超等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担任了委员的职务，这一组织成立后就接手了左联筹备的事宜。
然而，当时的中共“党组织”并不像当事人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对在上海活动的文化人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先说发生在左联成立前的一件事。据钱杏邨回忆，1928年10月，他与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干事的潘汉年以及冯乃超，受党中央之命，打着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旗帜，联系了原文学研究会和语丝社的不少人，发起成立了“中国著作者协会”。有关的报导和宣言都已经公开发表，在宣言上签名的作家、文化人达42人。但是，由于成立大会上，太阳社和中华艺大的青年学生发表了一些激烈的意见，引起了一些人的疑虑，因而协会成立不久就流产了。 这一事件说明，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作为文化人尚有一定的影响力，一旦暴露出他们的政治意图，在文化圈内的号召力就十分有限。
另外当时所谓的“党的领导”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帮年青人在出谋划策。夏衍说，当时左翼人士，除了鲁迅、郑伯奇、杜国痒等极少数人年长外，其它都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冯雪峰的描述更是生动：
“实际上，那时候在上海的我们的党中央，也只是通过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来执行党的领导的，而我们却都是一些不仅很少政治斗争的经验，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关于文学艺术的知识也都非常薄弱和幼稚的人。那时候，大概说来，我们这些人唯一可取的，只是都还比较地纯洁，相当勇猛，很有些所谓‘乳犊不畏虎’的气概；我相信，鲁迅先生喜爱我们的，也就是这一层。”
可以说，当时这些年青人既不可能以“党组织”的身份与鲁迅谈判，就是“党组织”与鲁迅之间的双峰并峙的局面根本上也难以形成。据冯雪峰回忆，当时潘汉年只不过是在创造社、太阳社以及鲁迅三方面之间周旋。为了征求鲁迅的意见，他先是与冯雪峰商量；而创造社方面则找了冯乃超，太阳社则是阿英（蒋光慈去国到日本）。这一三方鼎立的局面在筹备委员会名单上也看得出来。事实上就是一些拥中共党员身份的文化人当时对于“党组织”也不一定言听计从。蒋光慈就是一个例子，他借口写作忙经常不参加左联筹备会。
四 左联《理论纲领》和“左翼身份(identity)”的建构
既然如此，我们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包括郁达夫）之间的合作基础到底是什么？
一般来说，组建一个文学团体，最基本的意义上莫过于要展示一种身份的认同(identification)。这认同的基础，很多时候来自创作上的相互承认和欣赏——相近的写作旨趣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来自内心的默契。对外他们并不需要公之于众的宣言，创作本身已足够宣示他们的共通之处。而左联的基础显然不在创作。鲁迅的作品早已经被创造社、太阳社贴上“落伍”的标签。而后者的文字也从来没有获得鲁迅的好评。创造社、太阳社相互之间的贬抑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因此，我们只有求助于他们向外公布的“宣言”“纲领”之类的文字。事实上，尚在筹备阶段，他们就迫不及待的要以各种方式向外界声明他们走向合作的事实，以及暗示这合作背后的“身份认同”。
1930年3月1日的《萌芽月刊》上有一则消息，报导是年2月16日上海文艺界的一个讨论会，题为《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
消息第一句话看上去只是说明了讨论会的缘由，——“中国新兴阶级文艺运动，在过去都是由小集团或个人的散漫活动，且犯各种错误。同时，过去的文学运动和社会运动不能同步调。”而事实上，其关键的意义在于“新兴阶级文艺运动”对标题中所谓的“新文学运动”的限定功能。“新文学运动者”一词的所指较“新兴阶级文艺”显然要模糊的多——后者作为过去两年“革命文学”论争的一个关键词，直接把读者带到创造社、太阳社等革命文学团体及其文学主张的符指系统当中。
接下来这则新闻披露与会者包括“沈端先、鲁迅”等十二人。这里专门列出鲁迅的名字，一方面上点出了一个新闻事实——即曾经参加革命文学论战的诸方已经走向联合，同时“鲁迅”这个名字/符号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也进一步修正“新文学运动者”这一称谓给人的想象空间。
消息还说，讨论的结果认为“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底严厉的破坏，（二）新社会底理想底宣传及促进新社会底产生，（三）新文艺理论底的建立。”——改造社会的历史道德承担是这一“新文学”/文化活动的根基所在。
消息的结尾，“新文学运动者”被“左翼作家”所置换——“但作为讨论会底结果，还有更重要的一事，即全场认为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的必要。在讨论会上已成立了这较广大的团体组织的筹备委员会，也许不日就有左翼作家的组织出现吧。” 这一在公开出版物上突然出现的“左翼作家”的名称，显然只是一个镂空的身份标志——这之前并没有中国作家或组织被赋予这一命名。但是读者显然会把它与“新兴阶级文艺的创造者”、“鲁迅”、“促进新社会的产生”等符号和叙事联系起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拥有如此丰富的符指功能的“左翼作家”，其强大召唤力就可以想象了。而左联人士之期望“左翼身份”露出历史地表的迫切心情也在此表露无遗。
专门用来界定“左翼作家身份”的文字在左联宣告成立时出台，它就是左联的《理论纲领》。
据冯雪峰回忆，1930年2月16日，鲁迅、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蒋光慈等人在公菲咖啡馆开座谈会时，就确定由冯乃超起草左联的《理论纲领》。这份纲领拟好之后，筹备委员会成员包括鲁迅都有过目，并提出意见。而在冯乃超的记忆中，这份“宣言”（即理论纲领）是由他和雪峰等人共同起草，参考了苏联几个文学团体的宣言，如“拉普”、“十月”、“列夫”等。2月24日他把宣言给鲁迅看时，鲁迅说了“这个文章我写不出来，就这样吧”之类的话。征求鲁迅对于纲领的意见一事，夏衍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还说，当时“筹备工作的难点是起草‘左联’纲领。因为筹备会的成员，多半只懂日文而不懂其它外文，参考的主要是日本‘纳普’的纲领。蒋光慈是懂俄文的，但他不经常参加会，说他写作忙，不过他也谈过苏联‘拉普’纲领和组织情况。”
可见，起草《理论纲领》是左联筹备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是慎重考虑和集体讨论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左联筹备委员会中除鲁迅外的三方面的成员都参与了纲领的写作。其结果是，鲁迅、创造社、太阳社之间第一次有了各方基本上认可的文字。
《纲领》首次公开在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的一则关于左联成立的“报导”。已故旅美学者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一书中指出，这一纲领表达的是政治内容而非文学主张。香港学者王宏志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纲领》主要声张了左翼作家在文学方面的态度。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纲领中出现的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术语，我们会发现其重要文化功能在于“左翼身份”的建构。
纲领主要从二个方面对这一身份进行了表述。
其一，皈依社会历史变革的主体(subject)——“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纲领》的关键词，它首先被塑造成一个既把握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又承担了“解放全人类”之历史使命的社会主体（social subject）形象：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负起其历史使命，在这‘必然的王国’中作人类最后的同胞战争——阶级斗争，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
“我们”/“左翼作家”，只有投奔、归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历史主人”：“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而归附于“无产阶级”正是“左翼身份”的基石。二十年代认同和使用 “无产阶级”这一“词语”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加入左联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他们一如既往地寄托自己的历史道德之理想于“无产阶级”这一群体意象之上。
其二，（文学创作）关注和面向社会下层。纲领的第二部分转而谈“艺术”：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中‘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在这里“无产阶级”一词的所指（signified）已经滑向“社会下层”。如果说在前一部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变革的主体，“我们”需仰视才能见，此处“无产阶级”则变成了社会下层/受压迫者的代名词，属于“我们”关注和同情的对象。诸如“黑暗的阶级社会”的描述以及“中世纪”的比拟正暗示了“无产阶级”所受苦难之深重以及反抗现实愿望之强烈。
罗列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等社会阶层，其目的在于构筑一个“无产阶级”之“反抗”对象的全集。其微妙之处在于“小资产阶级”之前的限定语——“稳定社会地位”。在四月一日出版的《萌芽月刊》上一则同样关于左联成立的消息里面，“小资产阶级”前面的限定语换成了“失掉社会地位”。这一不同正透露出左联同仁对“小资产阶级”或者自我身份的界定仍旧犹豫不决，充满疑虑。
事实上，二十年代末期，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郁达夫、茅盾进行批判的主要语言手段就是指认后者为“落后”的“小资产阶级”。而后者则全力揭露前者自身尚为“小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的事实。这不同限定词的遣用，说明左联作家已经注意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中的工农大众/“无产阶级”的距离。
用语言把“左翼”身份明确地勾勒出来显然不可能。三十年代伊始，当这群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一词对他们的历史道德理想进行集体书写时，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其“作品”在几十年之后将会怎样地被阐释（interpret）。这一身份在当时就建立在“无产阶级”一词摇摆不定的所指之上——一方面“无产阶级”被描绘成社会历史的主体，一个完美无缺的道德符号，属于知识分子仰望的对象，在这一符号的逼视之下，左翼知识分子立即失声，失语，哑口无言；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又对应社会现实中默默无声的一群，他们在社会文化的暗处，远离语言文字，承受着知识分子对苦难和压迫的想象，依赖于知识分子去表达、描述并建构出历史意义。这个闪烁不定的词语也许正孕育了左翼知识分子在往后的文学和文化事业中的艰难处境。左联解散时，鲁迅、胡风等人执意不放弃其“左翼身份”，不愿意归附到准政治旗号的“国防文学”之下而推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其主要原因正在于他们的身份定位中不可割舍的“大众”情怀。
五 两份“与会者”名单与“左翼身份”的两种功能
1930年3月10日的《拓荒者》报导，3月2日下午2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报导除了公布《理论纲领》，还刊载了一份 “与会者”名单 。名单由以下团体和个人组成 ：
鲁迅及其友人画室（冯雪峰）、柔石
郁达夫；
南国社：田汉、黄素；
创造社：郑伯奇、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华汉（阳翰笙）、龚冰庐、邱韵铎、潘汉年、周全平、陶晶孙；
太阳社：蒋光慈、钱杏邨、孟超、徐殷夫、冯宪章；
我们社：洪灵菲、林伯修（杜国庠）、戴平万；
艺术剧社：沈端先、王一榴、沈叶沉、许幸之、莞尔（俞怀）。
名单共三十人。而报导声称有五十余人与会，这份名单显然经过筛选。据钱杏邨回忆，当时他接受了文委交给的任务撰写这则“报导”，
潘汉年（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等人看过且有修改。发表的刊物《拓荒者》当时主要由太阳社成员负责编辑。潘汉年写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一文也发表在这一期的《拓荒者》上。钱杏邨还说，一些参加会议者如潘漠华、李伟森考虑到他们地下身份当时没有在名单上公开；而为了壮大影响，一些未参加会议者却出现在名单上，像彭康当时离开了文艺界，没有参加会议。另据后来研究者考证，当天蒋光慈生病，郁达夫居家，两人均未出席大会，他们应该属于有影响而被添上去的一类人物。
这样一份经过编辑和处理的名单，事实上只不过左联筹备委员会成员名单的扩大，名单中的“与会者”除了鲁迅、郁达夫等少数几人外，其它基本上都来自中共党组织活动范围所及甚至控制之下的团体。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5889号公函（签发日期1930年9月10日）附有一份“参加第一次成立大会的左翼联盟员”的名单，共四十九人。其中除了包括《拓荒者》上报导的三十人外，另外多出的十九个名单是：
创造社：郭沫若、姚蓬子、王任叔、叶灵凤；
太阳社：徐迅雷；
南国社：王洁予
艺术剧社：鲁史、冯润璋；
上海艺大学生：程少怀；
杜衡、戴望舒；
许峨、冯铿；
侍桁、吴贯中、刘锡五、沈起予、陈正道、顾凤城。
这份名单出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由秘书长陈立夫亲自签署，可见其重要程度。其中也有不实之处，最为明显的是名单中的郭沫若远在日本的根本没有与会。作为反共情报，这份名单经受的审查机制与《拓荒者》完全不同。从这两份名单的参差错落中，我们可以看到“左翼身份”在左联成立之初就表现出文化和政治的两种功能。
第一， “左翼身份”对文化人的号召力。
首先是郁达夫成为“与会者”。据夏衍回忆，左联筹备时草写了两个重要文件，除《理论纲领》外，还有一份发起人名单，当时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南国社、艺术剧社的主要成员都被邀请列为发起人。当他和冯乃超等人拿着草拟的名单征求鲁迅意见时，鲁迅便提出郁达夫是一位很好的作家，应当参加。夏衍、冯乃超等人当即同意了鲁迅的建议，并提出先征求郁达夫个人的意见。
后来郁达夫的名字出现在3月10日《拓荒者》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外的公函上。尽管郁达夫1930年3月2日的日记只记载“他看了一天家”，没有提到出席左联成立大会。但是可以肯定地是，郁达夫在左联成立之前已经同意列入发起人名单——接受“左翼作家”之身份。他之所以上了“与会者”名单应该与他发起人的资格有关。而且如果我们回到郁达夫在左联成立之前有关“无产阶级”或“社会大众”的讨论，特别是他对创办《大众文艺》宗旨的解释，也可以找到这位风流名士接受“左翼身份”的原因。
再看第二份名单中的杜衡、戴望舒。施蛰存在八十年代初的一篇回忆录中说：
“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雪峰很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他把我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开成立大会，前一天，雪峰特地来通知我们，邀我们去参加。那时我恰巧回松江了，没有知道，所以第二天只有望舒和杜衡去参加。”
这一方面印证了国民党15889号公函名单关于杜、戴二人的记载，另一方面也说明像郁达夫一样，这几位回避中共政治活动的文化人，对“左翼作家身份”也表现出某一程度的认同。另外，1978年“一丁”在香港发表的一篇回忆冯雪峰的文章说：
“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我和蒋衡宋易李白英四人不请自来地去参加，雪峰一见立刻跑过来，我要求旁听，他和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准许我们坐在后边，鲁迅的演说，令人难忘，潘汉年的演说则使我心里好笑，他模仿列宁的姿势，另有所指的一手向前伸出，说，‘谁说中国革命失败了，红军不是天天在发展吗？’这个不久之前还是浅薄轻佻的小名士，现在居然代表共产党发言了！”
据一丁自己记述，当时他已经是托派，好朋友冯雪峰在路上与之相见时，只是擦肩而过微笑示之而不再交谈，可见他们政治上的分歧已经十分严重，但是“左翼”的旗号，鲁迅的形象仍旧把他们吸引到了一起。“左翼身份”在当时上海文化界之影响并非中共党组织所能完全控制。事实上，在左联六年余的历史中，大多知名作家正因为左翼文化身份的号召力的而聚集到左联的大旗之下，他们对左联组织及其政治活动沒有大的兴趣。
第二，“左翼身份”的政治用途。
左联成立大会的地点——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二楼——当时没有在《拓荒者》上报露，原因显然出于对党组织活动的保密考虑。正如左联的筹备工作是在地下党组织的人事网络中进行，左联成立大会一方面承担着“左翼身份”之确立的仪式功能，一方面也是中共党组织把“左翼作家身份”纳入政治活动的开始。
曾经是上海艺大学生的杨纤如在回忆当年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情形时说：
“我还记得我在思想中并不存在我是以左翼作家身份出席，而是以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参与盛会。会上除了著名左翼作家外，还照顾到几个学校的学生出席。我记得中华艺大就有好几个同学到会。上海艺大除我以处还有谁，我已经记不起了，不过也不止我一个人。”
另一个上海艺大学生“程少怀”就出现在国民党15889号公函的名单上。而陈沂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参加左联成立大会就只有十八岁，身份是“青年反帝大同盟”盟员。杨纤如在参加成立大会以后，就成了左联的盟员。还被指定组织上海艺大左联小组。当时同学中没有作家，只好找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来开张，而且最初又多半是几个党团员。左联这一通过“左翼身份”以吸引文学爱好者甚至一般积极分子加入联盟以扩大中共政治组织的做法贯穿了左联的始终。
鲁迅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但是在筹备左联期间，有人提议他担任左联“委员长”或“主席”之类的职务，鲁迅则坚决不同意；甚至他没有答应做左联的领导人。只是在成立大会上，鲁迅被“推定”为三人主席团之一，并且被安排发表演说，才有了我们所熟悉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
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鲁迅现场演说的实录，而是冯雪峰过了三四天凭回忆写下来的。其中有些话鲁迅并未在大会上说过，只是在冯雪峰记忆中，鲁迅与他交谈过而已。结果，这篇由冯雪峰“编辑”，经鲁迅过目的《意见》，以最快的速度于四月一日在鲁迅自己参与主编的《萌芽月刊》上发表出来。鲁迅无意于去领导左联，甚至他一开始就对这一组织心存疑虑，然而，面对这帮充满理想、情绪高涨的年青人，他并没有放弃引导他们的努力。
鲁迅所忧虑的正是“左翼身份”。《意见》第一句话就指出了这一语义明确而又语调坚定的“左翼身份”其急躁不安、飘忽不定的特性——“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意见》大致上从两上方面试图去匡正对左翼身份的建构与想象：
其一，“左翼”身份根源于追求“革命”/“历史进步”的道德热情，但是仅有热情不是左翼，左翼者必须对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及社会变革/革命的实际情形有深刻的了解，特别是要保持对“旧社会和旧势力”——历史之巨大惰性——的清醒认识，并且拥有与之长久抗争的韧性。鲁迅眼中的“左翼身份”建构在一个历史面目模糊的“旧社会/旧势力”之上，这显然难以为追求清晰、明确之历史意义的左联年青人所理解和接受。
其二，“左翼”之身份以“大众”/“无产阶级”为依归。但是不要以“工农大众”的救世主自居，不要把“大众”/无产阶级当作一个自己晋升的话语工具。
据冯雪峰回忆，成立大会之后，他听到好几个人抱怨——“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 ，而在1930年下半年，鲁迅就不再担任常委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