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体现出纯译介性研究、中国女性主义文论建设、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研究中国女性文学作品等阶段性特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的独特关注也促进了中国女性写作的繁荣和发展。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国化结束了中国父权制美学关于审美价值的专制独白，对既存的审美批评标准进行了富有深度的女性主义反思。虽然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还存在历史观照和文化剖析等方面的某些片面和缺失，但毋庸置疑，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国化已经对中国的女性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女性视角;反思;当代文学批评
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的作用，男权意识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文化意识，女性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被忽略了。男人无端地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蔽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女性才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一一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地揭示出来。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权主义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重要一派，它的批评观念是对几十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及文学观念的反叛，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也是女性主义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女性阅读、女性形象和女性写作，要求以全新的女性视角来解读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对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文化传统进行声讨和批判，并提倡一种女权主义的写作方式。8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马上引起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化界，特别是女作家和女性文学批评者的极大关注，并且很快就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女性文化的建设特别是当代女性文学的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逐步形成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话语。研究和探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国化进程，考察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和进步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女性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连袂而行。“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女权主义文论最终诞生于为争夺自己的性别权利而向男权中心决裂的女权政治运动。”就像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娜·里奇所说：“没有日益发展的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女权主义(诗学)学术运动就不会迈出第一步。”女性主义作为女权政治运动的产物而蓬勃发展。首先是1929年英国批评家伍尔夫发表的《一间自己的屋子》(霍格斯出版社出版)，被称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奠基作，其基本观点是指责男性将女性作为次等公民，并控制着社会及文学，强调妇女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1949年，法国作家波伏娃发表《第二性》(伽里马尔出版社出版)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经典，该书认为法国乃至西方社会都是由男性控制的家庭社会，女性只是“第二性”，是“他者”，只有中止这种家庭统治，并将男性作为“他者”，女性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书中批评了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开创了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先例。她的论著《第二性》使人们尤其是妇女们开始真正认识到妇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处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文明发展的水平，从根本而言不在于物质发达的程度，而在于社会对人的本质实现所允许的限度和所提供的条件，因此，女性这占了世界人口一半的“一种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其为赢得真正作为人的权利而进行的努力，标志着人类文明的重大飞跃时期的开始。
从侧重点和方法的区别上看，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流派可分为英、法、美三大流派。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对这三大流派作如下评述：“英国女权主义批评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基本上是精神分析学的，它强调压抑;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基本上是文本分析的，它强调表达。它们都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批评。”
二、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特征
对比于传统的文学批评和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其他流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出极其鲜明的理论特征，这一理论特征集中表现在批评性质、批评内容、批评方法以及文本特征等几个方面。
(一)批评性质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女性主义批评源于反对男性中心、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权的政治斗争，作为政治运动产物的女权主义批评自然也会表达出这样的政治倾向，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正如女作家朱迪斯-菲特莉所说的：“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标不仅仅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且也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与他们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去改变这个世界。”在中国，女性主义可以理解为以一种鲜明的女性立场，强调两性平等，反对性别歧视，批判父权制和男性中心文化的一种文化思潮和社会实践;旨在改变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其批评的政治性十分鲜明。
(二)批评内容广博而深入。女性主义批评在女性视角下，几乎对所有男性长期控制的文学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和批评。她们深入探索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注重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关注女作家的创作情况，主张以女性特征、女性经验来构造一个文学分析体系，甚至提倡发展“性批评”。认为两性关系不仅仅是生理问题，也可以反映出人的各种行为态度和价值观念。指导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女性生活、女性生存处境、女性感情、女性命运，从而对女性、女性人生、女性生命、女性人性有更多的寻找和发现，可见女性主义的批评内容十分广博而深入。
(三)批评方式丰富而多元。在男权制社会形态中，文学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由男性发出的，而女性只能沉默，她们是不能有声音的。于是，女权主义发展之时，我们会发现女性主义批评很难说有自己固定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只能将男性话语中的各种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加以利用。如社会批评方式，道德批评方式，精神分析方式，解构主义批评方式等等。发展到后来，女性主义批评已经成功地吸收采用多种批评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性别批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科罗德尼将此称为“戏谑的多元主义”，提出“响应多样的批评流派和方法，但不做任何批评的俘虏”，“有必要吸收大量的分析方法，使之成为女性批评创造的方法的组成部分。”
(四)文本特征体现出强烈的女性自我认同意识。针对一些女性作家通过“描写躯体”来强调女性的自我关照，并希望在文本和肉体的生理愉悦之间建立起一种密切联系，试图以此来宣称女性的存在;还有一些女作家试图通过“镜像”世界来进行女性的自我观照和自我体认，反复使用镜子的意象来表达对自身的认同;一些女作家则试图在“同性恋”的高潮体验中“虚化”男人儿确证自己的写作现象，女性主义批评专门对躯体写作、镜子意象和同性恋写作等方面进行研究，揭示女性文本中的自我认同意识和自我关照趋向，并以此自我认同和自我关照来重新塑造自己。波伏娃曾这样阐述道：“人间的爱是冥思的，爱抚的目的不在于占有对方，而是逐渐透过她而重新塑造自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单纯的、感性的、经验的文本特征，从某种程度说，这是文学、文化批评摆脱庸俗社会学，向人的生命本体回归的一种女性主义表现。
三、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研究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人中国，给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旋风，使人们以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当然对女性写作的重视要早得多。从五四以来，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自觉进行女性写作的作家，并以其笔下女性形象独特的性别魅力深深打动了读者。例如20世纪初中期冰心、庐隐、凌叔华、谢冰莹、丁玲、张爱玲等女作家的写作已经为文学史留下了一系列清新动人与男性写作不同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几乎感动了整整一个世纪。然而众所周知的是，那个时代关注得更多的还是人的觉醒。因为那时被社会沉重压抑的人的觉醒问题还没解决，当然她们也不可能更多地关注到女性的觉醒。由此可见，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女性主义，只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部分，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也难免带有初醒者的朦胧迷惘和不成熟。建国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使得这一脉络被中断了。进入新时期后，意识形态领域从极左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潮和文学理论也随之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学科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性主义批评同样也由此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从80年代到现在，女性主义在中国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经历了一个逐渐被国人认知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同中国本土文化痛苦融和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理论译介到理论创建的实践过程。”由此可见，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国化进程已经显示出其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和作用。
(一)纯介绍性研究。80年代学界主要致力于翻译和介绍国外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女性主义作家的代表作品，为女性主义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其中代表译著主要有1986--，年由桑竹、南珊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波伏娃的《第二性》，1989年由王还翻译、三联书店出版的伍尔夫代表作《一间自己的屋子》，1989年由胡敏、林树明等人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玛丽·伊格尔顿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等。《第二性》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这本书为国内的创作和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女性视角，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它无疑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更有学者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正式出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一书使人们明白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意义，那就是以女性的眼光来看待文学，能够揭示出一些以往的文学理论未曾触及的深层问题。以至于有人称“或许它能成为中国读者了解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入门之作”。值得注意的还有1999年和2000年分别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米勒特进一步从意识形态、生物学、阶级、经济和教育、强权、神话和宗教等七个方面对父权社会进行了全面考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男女两性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属性。现在的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形成的真正标志是《性政治》的出版，在《性政治》里，凯特·米勒特认为要恰如其分地评价一部女性文学必须深入研究其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个观点摒弃了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新批评方法，成为以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共同观点。
(二)建设中国的女性主义文论。80年代已有部分女性主义批评者开始着手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实践，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两位女性主义批评者对于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贡献便在于，她们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自觉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经常使用的心理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等多种批评方法，对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女性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白此之后，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对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批评的成果不断涌现，孟悦、戴锦华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这一批评也因其轰击大男子主义传统并向男性文学传统提出责难以及探索女性文学的特殊性而成为国内女性独立话语意识成熟的标志。可以说，它既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著作中的佼佼者，也可视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基本上是以传统的社会历史的批评模式来分析女性文本，但又借鉴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娜拉言说》重点论述了从冯沅君到张爱玲等12位女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活动、创作特色以及从她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作家的心路历程，“一方面，作者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有所借鉴;另一方面，作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又有自己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就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实际。”林丹娅在她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则运用了原型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方法对自古至今的女性历史进行考察，
描述了女性从被书写到抵制书写到自我书写的清晰的脉络，显示出作者宽阔的文化视野和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在该书的第一章中，林丹娅通过女蜗补天和抟土造人的女性神话传说逐渐被盘古开天辟地、鲸禹父子相生的男性神话所取代的事实，指出从人类历史的发端处，男性就开始篡夺了本属于女性的权利，就开始了任意书写女性的历史。因而女性拿起笔来写作这种行为本身便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可以说是大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作者借鉴了西方女性主义按照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对女性文学史进行分期的方法，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从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现状，既反映出近百年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走向，又充分显示出不同阶段、不同类别、不同个体的独特风貌。作者对由于政治原因或性别歧视而长期被拒绝于视野之外的许多有创作实绩的女作家进行了重新评价，将她们置于本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考察，不再按照阶级的或政治的标准，而是按照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具体分析这些女作家的作品，从而给予她们以更恰当更公正的定位。乔以刚的《多彩的旋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五四”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整体考察与对个体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为我们勾勒出一条女性文学发展的轨迹。女性文学主题的演变轨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认识中国女性文学近百年发展历程的一个中心线索。作者指出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的思想内涵和主题创造与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密切相关。她
是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理解女性意识的两个层面的：“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在重视自觉运用女性视角来表现女性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和女性生命体验的女性创作的同时，对一些女作家超越女性主体性的揭示、主动面向社会现实的开放性创作同样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并表现出两大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主义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性别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女性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开始时还缺乏明晰的理论体系，可是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再加上大量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时特别注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1980年到1982年间，李子云以独具慧眼的文字写下了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一个个女作家的评论，揭示了她们独特的艺术创造和风格魅力，特别肯定了她们的作品在处理爱情、婚姻题材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弃的命运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这一批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里的突出贡献。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有时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即向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甚至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四)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独特之处。总览了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女性主义虽然是从译介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因为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导致它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与西方女权主义的不同点之处。这些不同之处表现在：首先，西方女权主义批评是伴随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产物兴起而产生的，因此它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以权利为中心话语，争取女性的就业权、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和选举权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男权文化进行抗争，分析男权社会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元素，解剖这一男权文化细腻的肌理构成，反思男权社会是怎样通过语言、符号乃至整个文化体系对女性进行塑造和规训，让女性信服于男权的权威和秩序，揭露、批判、解构这一盘踞在女性头上并内化到女，性心理的男权意识形态，使女性能够最大程度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并力图从中解放出来。其次，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男权主义的色彩比西方更加浓厚，妇女所受的精神奴役和肉体摧残更深，妇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受到的歧视和排挤更加严重。几千年文明史上，妇女完全被奴化、矮化、妖魔化，维护男权的传统也被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成为一种无形的枷锁，使女性放弃反抗，丧失觉悟。所谓“节义纲常”本来就是男权本位思想炮制的专为奴役女性而备下的精神枷锁，却变成了所谓“天理”存在了上千年，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渗透到我们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些都增加了女权主义在中国接受和传播的难度。也就是说比之西方，中国的妇女问题更加严重，妇女解放的艰巨性也更强烈。再者，在中国，“妇女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特点是以较大的社会革命、思想文化革命与历史际遇而悄然出现悄然运行的。西方妇女着眼的是生命个体价值的实现，妇女解放的目的并不在于救国救民，是为了女子自身利益;中国妇女解放思想运动则由于受到男性政治、民族、国家意识的驱动或激发，并不把实现女子个人的自由平等摆在首位，至上的目标是要做具有国家思想的女子国民。
但不管怎么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一是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二是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是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四、性别视角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意义
女性主义强调的正是性别视角，这是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女性主义动摇了几千年来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其震撼和冲击一直延续至今。女性主义批评使传统文化和文学批评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打破了男性独占文学批评中心的历史，将女性批评话语提升到与男性批评话语平等的位置上，为两性的话语和共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女性主义出现之前，文学完全控制在男性话语的手中，审美价值的专制独白严重地影响了文学审美的客观性，女性主义的出现结束了父权制美学关于审美价值的专制独白，让女性群体对传统中的女性神话保持警惕，这无疑是女性主义的一大贡献。另一方面，对文学的修正也是女性主义的业绩之一，由此促进了对女性传统的发现与再认识。肖沃尔特曾说过每一代女作家不得不重新发现过去，一次又一次地唤醒她们的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的出现使女性主义批评家用自己的女性视角来关注男性视角所关注不到的女性生活、女性生存处境、女性感情和女性命运，由此对女性自身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再者，否定既存的审美批评标准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三大贡献。比如之前，像“崇高”“伟大”这样的概念仿佛是专属于男性话语的，它们一直阻碍着妇女进入文学经典的道路。比如“在英雄主义的悲剧美/感伤主义的忧郁美和男性/女性之间，显然存在着_种相同的二元对峙结构，……也就是正/负、高/低、优/劣。”这是对女性文本的不公正待遇，女性主义正是在为打破这样的文学“歧视”而努力。再一方面，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成就还体现在对传统的批评方法和价值观念进行怀疑。这种怀疑表现为一种解构的策略，女性主义文学不仅要批判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男权文化，积极倡导参与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要求重新评价文学史，发掘被埋没或受冷落的女作家作品，清理与批判男性中心文化核心文本，重新解读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重构女性文化，填补女性文化的空白和沉默，探讨女性主义文学的美学追求与美学形态，关注女读者在评论界的寄寓，倡导一种具有女性自觉性的阅读。难怪席勒称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的影响，比任何一个批评流派更为深刻。”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所强调的性别视角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随之带来的一些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首先是女性主义批评也出现了某种将两性对立起来的极端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她们在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暴露出以女性为中心的偏见，由此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可以说，对男性存在意义的消解，是女性主义批评对长期压制与围困女性的男权文化的抗争与突围。但正如没有女性的社会是残缺的一样，没有男性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因此这种让男性缺席的理念，其实也是一种错位。而且女性的母性魅力，常常是在结婚与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得到充分表现的，因此也应该是在男女双性互动而又和谐的社会中才能愈显其生动与光彩。另一方面，完全以性别意识来评价文学现象，也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科学，尤其女性主义批评强调个性体验和主观感受的批评手段，更不可避免其片面性的存在。其次，中国的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上还缺少有力的中国话语，解构和建构的意识不够强烈。并且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不注重它与中国文化的衔接，导致理论批评与创作实际有所疏离的现象。再次，女性主义批评还缺乏更加深入的历史观照和文化剖析。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其生存的历史文化环境和国外差异很大，女性文学的文体特征、叙事方式、性别意识、情感世界等等都有自己的特质，但女性主义批评对此关注和发掘不够。往往拿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来套中国所有的女性文学，没有充分挖掘出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与西方女性的不同点。如果长此下去，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可能只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舶来品，而不是真正研究中国本土创作实际的女性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