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衡派”的后起之秀
1927年7月19日，吴宓在清华学校主持庚款留学美国的学生考试，西洋文学门类考生中入选的两人是郭斌龢和范存忠。后来，两人一起去了美国，回国后曾一起在中央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又一起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又同在1987年去世(郭9月14日，范12月21日)①。
当然，历史环境下的机会也制约和捉弄某些具体的人，有如郭斌龢。
提起朱光潜，当下学界中人，恐怕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但说到郭斌龢，知道的人绝对是寥寥无几。事实上，朱光潜和郭斌龢在1949年前是并驾齐驱的著名学者。两人是香港大学的同学，郭斌龢毕业于1922年夏，朱光潜毕业于1923年夏。两人都是毕业后先在中学教书(郭在南京一中，朱先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一年英文，后到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随后，朱光潜于1925年秋到英国留学，郭斌龢于1927年秋到美国留学。又一度在欧洲相会。抗战期间，朱光潜历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郭斌龢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代校长。1945年以后，两人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1949年以后为南京大学)。学术的路向不同，在学界的影响力也不一样。朱光潜研究欧洲文学、哲学、心理学，尤长近代美学，同时关注时下中国现代文学(如主编《文学杂志》)。郭斌龢研究欧洲古典哲学、历史，尤长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之学，同时跻身于“学衡派”，反对新文学运动。在学术上都长中西比较，但有今古、俗雅之分，有和众、和寡之别。
郭斌龢，字洽周，1900年5月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的杨舍镇(今张家港市)。其家为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他的养父郭镇藩为清末贡生，力主变法维新，废科举兴学校，先后任由梁丰学堂改制的梁丰小学、梁丰中学校长②。得天独厚的教育条件，使得郭斌龢受到了良好的国学基础教育。17岁那年，他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两年后考入香港大学。1927年9月入美国哈佛大学，得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的思想、学问亲传，1930年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又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深造。完善的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和融合新旧的学识，使得他和《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精神一拍即合，并成为“学衡派”的主要力量。
1922年7月，郭斌龢自香港大学毕业。由于受沃姆副校长告诫的启发：“中国白话文源于古文，西方文化也由希腊、罗马文化而来。学会英语并非难事，但要精通西学，则必须学习拉丁、希腊语文，才能寻根溯源、融会贯通。”③ 郭斌龢特向沃姆提出留港随他学习一年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要求。于是，沃姆介绍郭斌龢到香港育才中学任教。这样郭斌龢半天向学生授课，半天随沃姆学习希腊文、拉丁文。1923年6月，郭斌龢回到南京第一中学任教。7月底，副校长沃姆访问南京东南大学时与主编《学衡》的吴宓相识。9月，沃姆致函吴宓，将其高足郭斌龢介绍给他。从此郭斌龢与吴宓成为朋友，并加盟《学衡》。当然，吴宓也为有郭斌龢这样一位盟友而高兴。
郭斌龢在香港大学时已有希腊文、拉丁文的良好基础，回到南京后,又同吴宓一起，到金陵神学院听马伯熙牧师的希腊文课。留学美国、英国后，他又继续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学衡》杂志上刊登的关于希腊的历史和柏拉图的著作，便出自郭斌龢的译笔。郭斌龢精通中西学术之源，泽惠学界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理想国》(与张竹明合作)即是他的译本。在美国读书时，他向留学生明确表示自己反对胡适倡导的白话新文学。也就是说，他是公开站在“学衡派”的立场上说话的。他的这一行为被江泽涵在致胡适的信中还特别提及。
郭斌龢在英国时，曾持白璧德的介绍信去拜访过著名诗人T.S.艾略特。吴宓游学英国时，郭斌龢相伴左右，并一同访问莎士比亚故居。在吴宓婚变时，郭斌龢是最激烈的反对者，认为吴宓的离婚，有悖他自己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主张，也有碍新人文主义运动在中国推行。他说吴宓浪漫地追逐新女性的行为，正是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所反对的东西。郭斌龢明确地指出了吴宓言行的矛盾冲突，以及这种矛盾冲突对他自己志业的不良影响。
郭斌龢曾有英文稿《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人文主义》载美国Bookman杂志(1931年3月号)后经改译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刊《国风》杂志第3号(1932年9月28日纪念孔子的“圣诞专号”)。他说本文主旨是谈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的重要相似点。其学说的相似实由于其人生观的相似。盖皆能以稳健平实之态度，观察人生的全体。孔子与亚氏对于人性有共同的见解——性相近而习相远，即重视后天的教育与修养，注重意志自由。而道德选择的自由表现，就是在中庸之道上。中庸的标准，亚氏曰理，孔子曰道。具体表示为：亚氏曰“庄严之人”、“心胸伟大之人”；孔子曰“君子”。而君子之德为仁。孔子与亚氏在重视个人修养的同时，更强调人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社会。
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在1931年11月2日第199期，以《新孔学运动》为题目报道了“学衡派”成员郭斌龢在北平华文学校的英文演讲《孔学》。演讲的大意是说中国一向以孔学立国，孔学为中国之国魂。近30年来，孔学遭重创，一蹶不振。结果是国人失去根本信仰，思想成了无政府主义状态，外患也就日重。郭斌龢认为“孔学非宗教，而为一种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不含神学与超自然之理论”。孔学为知识阶级的普遍信仰，为广义的宗教。中国今日所需者，为一新孔学运动。此种新孔学，应视为中国一切改革的原动力。新孔学是中国将死之国心的复活的良方。他主张：第一，应发扬光大孔学中有永久与普遍性的部分；第二，应保存有道德意志的天的观念；第三，应积极实行知、仁、勇三位一体的道德；第四，应使孔学想象化、具体化。文章最后还提到郭斌龢从事中西文化之源的比较研究，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人文主义》、《浪漫派之庄子》。
郭斌龢随后为《大公报·文学副刊》写有《曾文正与中国文化》(第253期)、《读梁漱溟近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257期)。前者指出：“一文化之能存在与否，当视此文化之有无价值而定。而此文化之有无价值，当视此文化所产生之人物有无价值而定。中国数千年来，旧有文化所产生之贤人君子，豪杰志士，史不绝书。最近复能产生曾文正公，道德文章事功，三者皆可不朽。文公之荣，亦中国文化之荣也”，“孔子以匹夫而为百世师，自然贵族也”，“自然贵族，昔日尊称之曰读书人，曰士大夫，其责任在为吾民族之领导人，为吾民族文化之继承者”。他认为今日中国不能产生伟大之领袖，其原因是一般人太缺乏宗教性——纯洁之动机，坚强之意志与强烈之情感。他把这种情况进一步归因于教育。郭斌龢指出中国的旧式教育的目的不在培养狭隘的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的品格，多方面发展之完人。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以提倡西方科学方法自命者，视旧文化为大敌，极力摧毁。他说曾文正是典型的新文化人物，理由是曾公最早主张向外派留学生，又在江南制造局组织翻译西书，曾文正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调和中西，取长补短。
后者是一篇读后感，他由梁漱溟的文章而发出相应的感慨：自新文化以来，一种暴民精神弥漫全国，一知半解之徒，起而执思想界之牛耳；所谓名流先进，思想见识十分幼稚，却居于指导、影响青年学生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利用欺骗青年学生，青年人不读古文，也就无法了解民族精神，现代大学教育，不列中国经史，也就与民族生命不发生关系。客观地看，这实际上还是《学衡》初期反新文化—新文学的基本思路，试图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主流话语进行再消解。
二、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大学理念
郭斌龢1937年8月应聘到浙江大学，由于抗战爆发，浙江大学几经跋涉，迁至贵州遵义的湄潭。郭斌龢出任文理学院(两年后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理学院)中文系主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后来，又一度任外文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此时，在浙江大学的梅光迪、张其昀、王焕镳、郭斌龢、张荫麟、缪钺都是“学衡派”的成员。两系开办伊始，郭斌龢特向师生们作了《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的报告，系统阐述办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针。而这又和他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所体现出来的大学理念是一致的。
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他说大学应是“百川汇海”，“兼收并蓄,包罗万有”。大学的最高目的乃是“求是”、“求真”，“惟其求真，故能日新”，“大学教育当自始至终，以学术文化为依归，力求学生思想之深刻，识解之明通。本校有文理工农师范五学院，非文即质，质即理也。大学中虽设五院，而为一整体，彼此息息相关，实不易自分畛域。大学与专科不同之处，即在每一学生，有自动之能力，系统之知识，融会贯通，知所先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资质本美，复经数载陶冶，如玉之受琢，如金之在熔焉。同人于野亨，言大学教育，应养成一种宽大之胸襟，廓然无垠，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自生町畦，本校所负之使命，即我国文化对于世界所当负之使命也”④。他说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和哈佛大学的校训“真”是不谋而合的。
郭斌龢在《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中明确指出：“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据)，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一偏之弊，殆弗能免。昔姚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必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所附，词章有所归。世以为通论。而学问之要，尤在致用。本学术发为事功，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旷观史册，凡足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人物者，莫不修养深厚，华实兼茂；而非畸形之成就。故中国文学系课程，不可偏重一端，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考据之功，足以助其研讨；词章之美，可以发其情思；又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之哲学。文艺，为他山攻错之助。庶几识见闳通，志节高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祈向已。”⑤
同时，郭斌龢又对这一课程宗旨加以具体的解释：“为学之功，必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此即考据之功也。考证有得，须卓识以贯之。因小见大，观其会通，此即义理之用也。而发之于外，又必清畅达意，委析入情，此即词章之美也。考据赖乎学，义理存乎识，而词章本乎才。孔子之修《春秋》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事则考据也，其文则词章也，其义则义理也，非三者相辅，不足以成学。明乎此意，庶可免拘牵之见，偏曲之争矣。”⑥ 郭斌龢当时把这一草案印发宣读，并作讲解，他的学生刘操南(后来为浙江大学教授)作了详细的笔记，保存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这对我们认识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课程及郭斌龢的办学理念，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凡画⊙者为必修课)：
第一学年
⊙国文兼习作
选授历代名篇，讲明中国文章之体裁及流变，庚续高中文未竟之功，增进学生发表之能力
⊙语言文字学概要
讲明中国语言文字之形义、声韵、文法，使学生得语言文字学之基本知识
⊙论语孟子
论语孟子为儒家要籍。二千年来，浸渍深厚，本课讲明两书精义要旨，使学生深解熟读，期能涵养德行，开启神智
外国文学、中国通史、数学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为本学年必修课
第二学年
⊙国文习作
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注意修辞之训练
⊙诗经
⊙唐宋文
⊙唐宋诗
尚书
音韵学
就第一学年语言文字学之基础，而益求深研，充分利用西方语言学之知识，以治中国声韵，考古审音，祈其精密
小说研究
英文名著选读、西洋通史、哲学概论皆为本学年必修课
第三学年
⊙史汉研究
⊙宋明理学
义理之学，至宋明而精，本课选授两代名家学案，尤致意于其由学术，发为事功，以期养成学生体用兼备之用
⊙楚辞汉赋
⊙六朝文
仪礼礼记
古文字学
就第一学年语言文字学之基础，进而研治金文甲骨，以撢文字之原
训诂学
翻译(与外文系合开)
讲明翻译之原理与方法，教学生练习译西文为中文，求其能忠实畅达，文字优美，而蔚为译界之人次
第二外国语
本学年学生必须选修外文系文学批评
第四学年
⊙诸子研究
指导学生研读诸子之方法，于老庄墨韩非诸子中选一种或两种
⊙中国文学史
⊙词选
周易、春秋三传、专集研究、曲选、校勘学、目录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政制(史与史地系合开)
本学年学生必须在外文系选修一科，或诗，或戏曲，或小说
为实现这一办系的理念，他在中文系、国文系开设“文学批评”课时，便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圣伯甫的文论比较起来通讲⑦。在外文系则开希腊文和拉丁文课，让外文系学生知西洋文学与文化之根本所在。同时，学校为了响应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的主要功能在于研究的办学理念，在迁徙遵义和抗战的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文学院和师范学院还创办了两个学术刊物《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郭斌龢是前者的主编，后者的编委⑧。
在浙江大学期间，郭斌龢为《思想与时代》写了《现代生活与希腊理想》》(第1期)。《人治与法治》(第35期)。他重在讨论西方文化的发源以及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同时又对其作相应的解释。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文艺复兴所重振的古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希腊人认为科学研究是人类极高尚的活动，不为实际利益而趋。人的发展在于完成道德的理想。有此理想者，求精善而不问善之结果，但问精善的本身。文学家与艺术家观察人生，也是不激不随，不偏不倚，不受自我表现与功利观念之毒。19世纪的感伤的浪漫主义和最近盛行的宣传文艺，皆非希腊人之所尚。希腊人对于政治和经济的态度也是人文主义的。他们以为政治问题乃人的问题。柏拉图视政治原理为道德原理的扩大化。希腊思想视政治一事，不仅应有人的目的，而且应有人的方法，以达到人的目的。柏拉图的理想政治为贤人政治。柏拉图的经济思想并不排除工商，可责者只是以工商为业为唯一目的之人。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实为一种牺牲主义和禁欲主义，其范围仅限于统治者。其目的是为全社会而非推行于全社会。
郭斌龢认为如今提倡科学，追求现代文明，首先要复兴中国文化，完成建国大业。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希腊文化，以补偏、救弊、增益。我国和平中正之国民性，重人伦近人情之传统文化，与希腊文化不甚相同。“而希腊文化，尊重逻辑，服从理性，以增进知识，探求真理，为人类至高尚之活动，反足以药我国人思想笼统，认识模糊，急功近利，愚而自用诸病”。通过对中西政治学的考察，郭斌龢发现人治与法治之争，中西自古即有。中国政治思想，以儒家的人治为主。西洋在希腊时期即行民主政治，有法治观念。人治者大都偏于道德理想，而非科学的人治，是对执政者的理想化，同时这也是个人独裁、极权的基础。中国人过去有将法律与道德对立的普遍观念，而西方人则不同。郭斌龢指出，若要在现代中国实行民主和法治，最初的步骤，仍须有赖于人治。要想达到民主政治中的人民公意既不被个人野心家利用，又不流于暴民政治，就需要国民全体程度的提高，和领导人才的培植。因此，他特别强调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法治。
三、一段曲折的经历与学有传人
“学衡派”成员中，张其昀和郭斌龢是抗战时期介入国民党政治的两位人物，并有相互的关联。1949年以后，郭斌龢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特别是“文革”中受到专案审查。
“文革”期间专案组审查他的国民党党员、浙江大学区三青团指导员、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问题，其基本事实如下：
1939年夏，郭斌龢由陈布雷介绍入国民党，为特别党员。他自己写的交代材料说：“1939年8月(当时我随浙江大学迁至广西宜山)，我正式加入国民党为特别党员，介绍人为陈布雷，入党手续是张其昀在重庆代我办理的。”⑨ 1940年7月任浙江大学区三青团指导员，1942年8月17日任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候补监察委员，1943年—1944年任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党部执行委员，1943年9月—1946年7月任浙江大学训导长，1943年10月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28期受训6周，并任训育干事，和他同时受训并任干事的还有华罗庚，1945年3—4月，因校长竺可桢赴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郭斌龢代理浙江大学校长。
1946年8月，郭斌龢又回到中央大学，执教于外文系。中央大学改制为南京大学后，他一度出任外文系主任，当年在浙江大学，他是最忙的教授，因为在两系主任之外，他一度曾代理文学院院长，回到中央大学后，他辞去一切职务，专心翻译柏拉图的著作。1947年，他根据希腊文原版，用白话文译出柏拉图《理想国》。
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1949年以前所谓旧时代大学的教授在新的历史时段的自然身份和政治文化认同问题。1949年以前，蒋介石对教育界关照最多的两所大学是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郭斌龢是这两所大学的名教授。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南京大学，他基本上是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旧大学的名教授，自然是有“历史问题”的，何况他和国民党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许多老师和学生对他是敬而远之，当然也有主动向他这位中国著名的希腊文、拉丁文专家请教的，这位南大外文系的学生就是张竹明。张竹明在中学就开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大学时，他一方面自学(那时学习俄语是许多学生的选择)希腊文，同时主动接近本系处在十分边缘的郭斌龢教授。这样一来，郭斌龢也就有了自己真正的学生。张竹明留校工作后，与郭斌龢成了同事。师徒二人有了更多的切磋、交流的机会。当郭斌龢看到张竹明据希腊文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后，高兴地对自己的学生说：“你已经超过我了!”
隐居西南重庆的吴宓，在1961年8月有一次南下广州看望老友陈寅恪的非常行为。在郭斌龢被批斗的时候，吴宓自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寄来一封长长的信，说自己在重庆被折磨得好苦啊！他关心老友郭斌龢的处境，在信中还详细绘制了自己如何被批斗的图形。郭斌龢的儿子郭喜孙说他也看过吴宓的信，父亲那时处境十分艰难，收到吴宓的信后，感念和自己同样受难的老友，但不敢回信。吴宓的这封信后来也散失了。
1976年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张竹明被学校派为郭斌龢的助手。当商务印书馆约请郭斌龢再译柏拉图的《理想国》时，张竹明自然成了这项工作的主力。同时,为使希腊文、拉丁文的学术传统在南京大学不绝，张竹明接替老师郭斌龢在南大开设希腊文、拉丁文课。
注释：
① 范存忠(1903—1987)，1924年9月入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此时梅光迪到美国教书，吴宓离开南京到沈阳的东北大学任教，从哈佛大学白璧德那里学成回来的张歆海在东南大学任教，是他的老师。范存忠1927年9月入美国伊利诺大学，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1931年5月，范存忠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任教(1945—1946年间到英国牛津大学讲学、访学一年)。有关郭斌龢更详细的个人材料见沈卫威《中西融通的郭斌龢》，《人物》2002年第7期。
②③ 徐祖白：《学贯中西的爱国教授郭斌龢》，江苏省政协张家港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港人物选录》，《江苏文史资料》第39辑，1991年。
④ 郭斌龢：《浙江大学校歌释义》，浙江大学校庆文集编辑组《浙江大学校庆文集——建校八十五周年》，内部印刷，1982年版，第222-223页。
⑤⑥ 刘操南：《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8、152页。
⑦ 皇甫煃：《郭洽周教授事略》，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⑧ 具体情况，见楼子芳：《抗战时期浙江大学文学院社会科学期刊介绍》，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3-77页。
⑨《郭斌龢案》，南京大学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