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益多师
杜甫的诗歌主张,相对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戏为六绝句》之中,这是最早出现的论诗绝句,它既开拓了文学批评的一种新形式,同时又拓展了绝句这一诗体的表现领域,创始之功甚巨。其第六首谓:
未及前贤更无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他指出,如果一味地摹拟因袭,则无疑不能跨越前人。因此,应该善于鉴别并剔除那些摹拟因袭而缺乏创新的伪作,多方学习,取诸家之长以成一家之风格,最终上追风雅,是为学诗之正道。
杜甫自己正是这样做的。首先,他虚心向所有前代诗人学习。学习宋玉则谓“风流儒雅亦吾师”[1];学习苏、李则谓“李陵苏武是吾师”[2];学习曹植、刘桢则谓“赋诗时或如曹刘”[3];学习陶潜、鲍照、二谢之诗,则谓“焉得思如陶谢手”[4],“熟知二谢将能事”[5],以至“往往凌鲍谢”[6];学习阴铿、何逊则更是“颇学阴何苦用心”[7]。其次,对于同一时代的诗人之作,他也时有称颂并虚心学习,如孟浩然诗篇之“清”(“清诗句句尽堪传”[8]),王维诗篇之“秀”(“最传秀句寰区满”[9]),还有元结诗篇之“词气纵横”(“词气浩纵横”[10])等等。只要他人有一可取之处,他都不会轻易放过,都一一加以学习并颂扬之。
然而,从杜甫创作情况来看,所谓“转益多师”,并非仅限于前代及同时代诗人的创作,他是无所不师而无定师的。因此,其用以指导创作实践的理论,范畴当更为阔大,起码还应包括如下数端:
(一)既“亲风雅”又“攀屈宋”,自觉向辞赋作家学习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使杜甫在成就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同时,又不乏浪漫主义的特色。他曾说:“不簿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追攀屈宋,自创伟词,与之并驾齐驱,这既是杜甫的主观追求,也是他成就了的事业。他既与屈宋的创作精神遥遥相接,又富于独创性而非摹拟因袭。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这首杜诗的代表作,其开头一大段反复叙述自己那种出处进退的无可奈何的思想情感,与《离骚》开头一大段的生平自叙就很相类似。《离骚》在生平自叙后,紧接着就以深沉的笔调,借助丰富的想像,参之以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写出了自己的政治际遇和“上下求索”的苦闷心情,形成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最高典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则在自叙之后,紧接着就把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及其种种感慨,如实在描述了出来,以生活内容与思想内容的有机结合,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峰,两者的表现手法虽然截然不同,但作品的内涵意义与艺术形象,以及构思过程中情感的发展,则显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即使在抒情言志的表现手法上,杜甫也多有学习屈原之处。如《佳人》诗,在以第一人称对佳人命运作了率直酣畅的倾诉之后,又以第三人称写道:“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中所写这位在战乱中被遗弃的女子的形象,显然是诗人对整个社会现实作了高度概括,并融进了自己深沉而委曲的精神世界所形成的一个艺术典型。这位女子的不幸遭遇、清苦生活以及坚贞不移的情操,则正是诗人自己特立独行的性格象征。由此,我们不禁会想起《九歌》中“山鬼”所歌的“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3]“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等句,其间借形象以作抒情,引草木以作象征的表现手法又是何其一致!另外,《古柏行》之于《桔颂》也自可看出借咏物以抒情言志的手法之继承性。
窃以为以上几方面对辞赋的继承发展,比起那种摘寻《文选》词句以证杜的继承性来,当更为重要。
(二)向人民大众学习语言,大胆地“直道当时语”,使诗歌语言更趋于清新自然,更能逼真地反映社会生活。这也是杜诗之所以能成为“诗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前人对此亦不乏评价较高者。如比杜甫稍后的元稹就曾说:“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11]。然而,历代说杜诗者,大都宁可相信黄庭坚所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之说,且又不肯承认人民大众口头俗语为一个重要的“来处”,反而掉转头去,到经史典籍里面去寻根探源。每每务博矜奇,繁征远引,以至“天棘”、“乌鬼”,聚讼纷纭,月露风云,俱烦疏解。一些本来无注而自明者,亦因牵强附会而反晦。如杜诗《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之三有“野桥分子细”之句、竟至也须注出“子细”二字《北史·源思礼传》:“为政当举大纲,何必太子细”,杜诗本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真正看到了杜诗学习大众俗语者,则又大不以为然,如宋代西昆派领袖杨亿竟讥杜甫为“村夫子”,一副不屑的神态。即使有不服此论而欲仗义为杜甫辩解者,如戴昺也不过说:“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万丈长”[12]。所谓“不害”,言下之意亦即无益,其对学习方俗言语以入诗的立场态度还是一致的。都远不如元稹说得真诚而又切至,真正找到了文学语言的源头活水。
(三)广泛吸取多方的艺术修养,以成就杜诗之千汇万状,丰富多彩。杜甫生当大唐帝国全盛之时,各类艺术均已相当发达,客观上为他吸收各种艺术修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主观上“转益多师”的思想指导,则更使他能得到全面的艺术熏陶。其《壮游》诗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正因为他在诗、书两方面的早慧,在他少年时期就受到久负盛名的书法大家李邕赏识。[13]如今,我们虽然已无法见到他的书法真迹,但毕竟还可读到他对书法艺术发表真知灼见的诗篇。如《李潮八分小篆歌》、《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观薛稷少保书画壁》等诗篇中,既有对书法史的详尽叙述,又有对书法作品的精妙批评,其间书识之高超直与诗境诗风相通。如《李潮八分小篆歌》谓:“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以刚健之美作为书法批评之标准,正与反糜丽、倡风骨的诗文革新理论互为补假。又如《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所谓“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准确地道出了张旭草书中所谓“一笔书”的精神、气魄、笔力、形相。一旦施之于诗,则为诗中飞动流转之美与笔力遒劲之美的结合。朱熹所谓“杜诗晚年横逸不可当”,盖指此类作品吧。
题画诗虽非杜甫之创举,但从中亦足可看出他对绘画艺术的精研之功。杜集中有题画诗凡十八首,无论是题写画鹰、画马、画松、画山水,皆能“搜奇抉奥,笔补造化”,从绘画作吕中引发诗情诗兴,便将画境作为题咏的对象,而又能补绘画“无声”之不足。苏东坡《韩干画马诗》所谓“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正说明了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互相生发、互相补充的关系。杜甫从他所交游的韦偃、王宰、曹霸等著名画家的作品中,既开拓了诗歌题材的领域,同时又成就了他对自然万物体察入微、刻划入神的艺术表现力。而对绘画作品深刻而精微的认同,则又对驰骋艺术想象有着神助的作用。如《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所谓“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这种由绘画作品“经营位置”的妙处而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诗人在同一诗篇中就以“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等句加以表现。洞庭湖与日本海之间不下万里,而竟缩于咫尺之中,且能尽仿佛震荡之致,这就是所谓“尤工远势”。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的话说,就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金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又如其《上兜率寺》诗,其中有句云:“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叶梦得评此诗谓:“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个字间,而吞吐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14]正是这种神思飞扬的艺术想象力的表现。
因此,笔者以为杜甫的“转益多师”,除了虚心向前代及同时代诗人学习以外,还能向不同文体的屈赋学习,以成就其风格之多样化;能向人民大众的方俗语言学习,以成就其大众化;能向不同门类的艺术学习,以成就其诗之千汇万状,丰富多彩。这正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所以伟大的地方。
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有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此诗作于他早年旅食京华时期,[15]是他向当时的尚书左丞韦济一吐心曲、请求荐引的陈情之作。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原其本义,亦莫非自述读书创作为功之勤,才情独具。但客观上却又可以看作少陵诗歌创作经验的夫子自道。历代说杜者对此多有发挥阐释,而大都仅引韦编三绝故事推衍其本义。以为书读多遍而卷易磨。唯清初学者张远(字迩可)在其所著《杜诗会粹》[16]中解此句为“识破万卷之理”,似更切至。
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引张氏之说以为确解,并为之发挥说:“惟其识破万卷之理,故能无一字无来处,而又能陶冶点化也。”潘氏推服黄庭坚“点铁成金”之说,故欲引此以证成之,意谓“用古而不露筋骨”[17],这正是杜诗善用古人语之处。王世懋说得更为彻底,至谓“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牛溲马勃咸成郁致。子美之后,欲令人毁靓妆张空弮,必不能也。然病不在用事,顾所以用之何如耳”[18]。袁枚对此则又别有解悟,盖谓“破其卷,取其神,非圄囵用其糟粕也”[19]。此则非仅“识破万卷之理”而已,且欲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亦即少陵所谓“别裁伪体”之意。至此,对杜甫这两句经验之谈可谓发挥尽致矣。
然而,即以此句为杜甫苦学之证,认为杜甫“无一字无来处”,以至竭力搜求经史百家著述以注杜,得出所谓“不读万卷书,不能解读杜诗”[20]的结论,则又无异于置少陵于饾饤獭祭之列矣。名为尊杜实则贬杜!若诚如升庵所言,至如“江上徒逢袁绍杯”之句,刘辰翁批注为“眯目不晓”;王洙之注又“尤无干涉”,只有升庵出,引郑玄与袁绍宴,“依方辩对,咸出问表”,这才算找到了的解,那么,专门注家尚且难为解人,何况一般后学呢?然则,一部杜诗又何以能够传诵千载而不衰呢?
平心而论,杜集中确实不乏使用僻典之作,所以,才会引起所谓千家注杜的局面,纷纷为杜诗探源。其实,杜集中类似作品主要集中在“甫昔少年日”“为人性僻耽佳句”的时期,而作为杜诗精华所在的安史乱中及入蜀以后的作品,何其平实,何其流转!南宋陈善《扪虱新语》就曾指出:“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21]
对这一问题,笔者以为黄生《杜诗说》之言庶几近于客观公允,他说:“杜公近体分二种,有极意经营者,有不烦绳削者。极意经营,则自破万卷中来;不烦绳削,斯真下笔有神助矣。”
综观杜甫“有神”说,“读书破万卷”只是他所强调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从古人作品中得到借鉴。同时,他又十分强调生活基础、社会环境对诗歌创作的感兴神助作用。他曾说:“曾为椽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正是“三辅”、“潼关”一带烽烟弥漫、战火连天的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使杜甫写出了《三吏》、《三别》等现实主义杰作。这里所谓“诗兴”,亦即诗人在现实生活刺激下所产生的创作灵感与冲动。他又曾说“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上韦左相二十韵》)“诗兴不无神”。(《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他似乎总是要把“诗兴”与“有神”相联系,这是很有见地的。在古代诗学理论中,有关“兴”的理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它与后来钟嵘《诗品》所谓“直寻”,严羽《沧浪诗话》所谓“妙悟”,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谓“即景会心”,都是对艺术直觉活动的一种深刻揭示。而作为艺术直觉的基本特征是直观与思维在瞬间的统一,“是在把握直观对象的形态的同时又领悟到它的深层的意蕴”[22]。正如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二谈到贾岛“推敲”故事时说: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
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其中“妄想揣摩”与“即景会心”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心理活动。前者依靠的是逻辑推理,直观与思维互相分离,情与景各自独立。这景中之情乃是由诗人之“揣摩”而外加上去的情,这就难以达到情景浑融。后者则是诗人对事物外在形态的直接观照,同时又心领神会到事物内在的深层意蕴。景生情,情寓景,实现形态与意味,形与神、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源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23]而皆能自然灵妙。
因此;杜甫再三强调的“诗兴”与“有神”的密切关联,正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是由于生活现实、社会环境所激发兴起之创作,即景以会心,而不是纯以经史典故相“补假”,则其所作自然灵妙,若有神助。当然,敏锐的艺术直觉之获得,又需有“读书破万卷”的较高文化素养作基础,否则,即有会心,亦难形诸吟咏。要之,须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敏锐的艺术直觉,再辅之以“读破万卷书”的文化素养,才能“下笔如有神”。如此,则庶几较为全面地理解了少陵论诗之旨。
三、“耽佳句”与“浑漫与”
杜甫在“有神”说里提出了一个创作源泉的问题,一方面他着重强调了学养功力对文学创作的作用,以及继承借鉴前人成果与创新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更多地强调了社会生活对文学创作的感兴刺激作用。而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一诗中,则又讨论了“耽佳句”与“浑漫与”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动机问题。对此诗的理解历来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人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杜甫“故抑其少作而发此微言”,认为“老去诗篇浑漫与”才是他“老而学力大醇”,不复有只耽佳句的偏僻之兴,“而物情自然由中”的反应。[24]又有人则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杜甫苦学、苦吟、勤于炼字、炼意的经验之谈,甚而至于说成是“不同时代的诗人都望凤来仪的一面艺术旗帜”[25]。仅此两端即可看出历代对此诗理解上分歧之大。窃以为潘氏之说为较确。且看原诗: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
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作为一首七言律诗,其间的起结承转应该说得比较分明的。首联言诗人早年创作刻意求工务奇,耽于佳句,以惊人之语为能事,盖学六朝而未脱其窠臼之谓。颔联承上,言如今到了晚年,则舍此僻性,“浑灏优游,殊不存一惊人之志”[26]。取兴于自然心会,不再以“春来花鸟”之刻画为愁事了。颈联转而写眼前之景,切入题意,即所谓“江上值水如海势”者。尾联点明题面“聊短述”三字,自谦未及陶、谢自然横逸之诗才,因而面对如此奇景,不能长吟,聊作短述而已。观此则可知少陵乃“以老去之漫与,为欲追陶、谢也”[27]。朱熹所谓“杜诗晚年横逸不可当”[28],正说明了“浑漫与”的真正含义。潘德舆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议论,他说:“若以‘老去漫与’者为不精,则其结句云‘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语意已不贯注。何者?谢公险句固多,要以天然为拔萃,‘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人人脍炙,杜岂不知。陶公一生,本天为诗,曷尝有惊人之意挂其胸次哉?杜公他日又云:‘晚节渐于诗律细。’‘细’与‘漫与’是二是一,‘漫与’乃所以为‘细’也。必求惊人者,粗中之徒任气陵蔑焉耳。”[29]
在这一问题的分析理解上,至今仍然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如有学者谓“杜甫的诗篇很多是准确、深刻、细致地描写外物、反映外物,做到维妙维肖的。可是他曾谦虚而又幽默地说过:‘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这是说他老来做诗马虎了,叫花鸟不要怕他刻划。事实上,杜甫笔下的外物,都是具体、生动、形象鲜明的。杜甫做诗也从不马虎,就在前面的同一篇诗里,一开头他就说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哪里是马虎呢?”[30]在这里显然是误将“耽佳句”与“浑漫与”所指看作是同一时期的创作情况了,抑或是将整部杜诗作了静态的观照,因而也就很难自圆其说。而且若把“浑漫与”解释为“做诗马虎”,亦于理难通,全诗“语意已不贯注”,所以,只好作一反问,以不解解之了。如上所述,笔者以为,所谓“浑漫与”并非什么“谦虚又幽默”之辞,而是诗人在诗艺圆熟之后,浑灏优游,取兴自然,不刻意求工而能自然工妙的一种境界,正是追思陶谢的一种反映。
对此诗理解上的另一种偏差则是寻章摘句而不及其余,只取其一联一句,即妄下断语,以至对诗人的创作动机作出错误判断。如明人江盈科谓“子美作诗之时,即有意于传世。其诗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31]潘德舆力驳此说,他说:“诗之为道,非惊人事也。必以惊人为事,李贺之奇、卢仝之僻,将为正宗,而温柔敦厚之教晦矣。且传与不传,非己之分内事。方作诗时,即有意于传世,是诗为务外徇名之物,非言志之用也。……然则,杜公有此二语,何也?曰:杜公自逊其初年学术之未成耳。言‘性僻’,则非中正之道甚明,故紧接二语曰:‘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则知老而学力大醇,不复有此偏僻之兴,所以,春来花鸟,无事雕肝鉥肾之深愁,而物情自然由中也”[32]。所驳甚是。抓住“性僻”二字及一二两联之间的语意承转关系加以阐明,可谓知言。
若更以杜集中的其他诗句验之,则问题将更能得到顺利解决。我们只消取杜诗稍作翻检,便可以看到,杜甫曾再三关照友人“见酒须相忆,将诗莫浪传”。(《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念我能书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又说:“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二阁老》)可见,他对自己的诗,并不希望人家广为传播,不希求时誉,不希望庸俗的奉承来为自己扬名。当然,也有仇注所谓“甫诗多伤时之语,故嘱其不必浪传”的因素。他虽然也有过“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的苦闷,但他自知甚明,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他的求人知,也仅限于知己者,所谓“感彼危苦言,庶几知者听。”(《同元使君舂陵行》)虽是对元结作品所发的感慨,但亦不妨作夫子自道观之。
综上所述,杜甫早年或曾有过“惊人”之志,传世之想,因而耽于一字一句之佳,从所谓“意匠惨淡经营中”得之,终失高古浑融之气象。这一点明人江盈科可以说是看到了,只是他以偏概全,失之于臆测,故其立论亦自有偏,就杜甫而言,正因他早年有过只耽佳句的偏僻之兴,故而在他晚年,才会有深刻的反思之语。而“老去诗篇浑漫与”,则取兴自然心会之间,思追陶、谢之天然横逸,这才是杜甫的艺术追求。对此一问题的误解甚多,且由来已久,故不能不深辩之,非敢妄议学界前辈之高论也。
注释:
[1]《咏怀古迹五首》
[2][5][7][8][9][10]《解闷十二首》
[3]《秋述》
[4]《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6]《遣兴五首》
[11]无稹:《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
[12]《杜诗详注·附录》
[13]杜甫:《奉赠韦左丞丈》句“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
[14]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
[15]萧涤非先生《杜甫研究》定此诗作于天宝七载韦济任尚书左丞之时
[16]《杜诗详注》卷一注引
[17]《杜诗详注》引程棨《三柳轩杂识》语
[18]王说见其所撰《艺圃撷余》
[19]《随园诗话》卷十三
[20]杨慎:《升庵诗话》卷八
[21]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引
[22]童庆柄:《刹那间的直接把握》一文,载于《文史知识》1990年10期
[23]钟嵘:《诗品》
[24]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
[25]李元洛:《语不惊人死不休——炼字与炼意》,《文史知识》1984年4期
[26][27][29][32]《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
[28]《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30]金启华:《杜甫诗论丛》第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1]语出《雪涛诗评》,转引自《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