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嘉靖一朝，文学思想的多元化已经展开。有一个时期文学复古思潮成为主流，影响着一个长时期的文风。但是，就在复古思潮高涨的时候，持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即使在复古文人内部，他们之间的主张与创作倾向，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到了嘉靖末，一批与复古思潮异趣的出色作者的出现，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想正在起变化，并且预示着一个新的以自我为核心、重在表现自我情性的新的文学思潮行将到来。起自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思想的变化，是政局、思潮、社会生活情趣变化的反映。
嘉靖末，朝政已经混乱不堪。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教修炼，在宫内举行斋醮，祈求长生，既不视朝政，又靡费无度。有名的奸人严嵩操纵朝政，官场腐败成风，上下贿赂公行，卖官鬻爵。王穉登在《黄翁传》中说，以前好古君子，对古器物图籍不过用以清赏，“以故虽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读邸中书，见朝廷迁官晋阶，其在齐鲁燕赵者，远不可数，若吾乡某人为御史，则曰以某器进；某人为监司，则曰以某图入。由是夏王之鼎，石鼓秦经，图史丹青、玉检金匮之书，棼然入市，而其价视昔不翅十倍。呜呼！是古钟鼎金石图书为金钱贿赂用矣”①。由是可见朝廷的腐败，朝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库无可用之钱粮，边境无可用之士兵。士人中之正气受到巨大的挫伤。到了万历初张居正进行改革的前夕，各级政府几已处于瘫痪状态。张居正改革十年，整顿吏治，雷厉风行，数十年疲沓腐败，得到整肃，政局有了生机。《明史》本传说他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他减缩开支，增加税收，国库日渐充盈，太仓之粟可支五六年。国防也加强了，南平倭，北稳定了俺答。万历的头十年，确实出现了正德之后从未有过的好局面。但是由于他性格方面的原因，“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深机，结怨于上下”②。有人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也由于少年万历皇帝受压抑心态的报复心理，更由于朝廷内部的斗争。张居正一死，对他的清算立刻开始。此次清算，不以事理之是非为准绳，而以是否为张居正所重用划线。凡张居正重用之人，无不遭弹劾处理。一切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思想潮流也发生变化，阳明心学的发展至此渐入空谈，讲学与谈禅，几无二致。沈懋学在给王畿的信中谈到这一点：
盖文成王夫子当训诂章句溺心之时，举致良知三字提醒人心，挽回世运。流传渐远，议论渐玄，造诣渐踈，宗旨渐失，以知识为真际而不察其所以为良；以本体即工夫而不思其所以为致。高者借锋于禅幻，卑者射影于利名。……假途托迹，妄拟清谈。甚有恣己猖狂，率人悖乱，机成当祻，大坏师门，不思易之，后将何极？③沈懋学严厉批评由心学入禅者。其实，阳明心学已有禅的成分。阳明后学有的由心学入禅，也就顺理成章。嘉靖末心学与禅修、与道教养生合一已成趋势，进入一部分士人的生活中。修心与养生，都是“为我”，与当时奢靡的社会生活风尚怪异的结合，一为生活的放荡满足，一为心灵的救赎，呈现出一幅士人心态的生动景观。r
社会生活风尚奢靡日甚，士风随之放荡不检，游、酒、禅、妓成了他们日常生活所追求的情趣。王穉登在《答朱十六》中说自己十二而游青楼，中间二十年，“未尝不与此曹燕昵”。他十二岁至三十二岁，是嘉靖二十五年至四十五年。孙七政不惟谈禅、游狭邪，时或将妓女带进禅院。嘉靖二十八年他在《春游篇》中就有带佳丽下榻禅房的记载。后来在《休上人房赠美人》中，写得更为露骨：“绣佛斋前香气微，可怜行雨亦霏霏。看来一片青莲色，疑是空花作舞衣。”④ 在禅房而咏行雨，可见其时放荡之风气。卓明卿在其《示儿子书》中，坦然说他年轻时纵欲之情形：
兼性好豪奢，不能检柙，狎悰逸兴，神往色飞。弱冠以来，词场酒家，罔不为政，曼睩娥眉，投簪堕履，鸡叫月落，脂遗馥剩，既趣尚之风流，或余心之有托。此政非若辈所知也。⑤王百谷、孙七政、王伯稠、莫是龙等人都有不少赠妓诗。他们也谈禅，也拥妓。我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中提到，“上自首辅，下至一般官吏，享乐成为一时之时尚。享乐与纵欲一体。妻妾成群为一时之风尚，为了纵欲而服春药。上自皇帝始，习此为乐。即使改革家如张居正，亦姬妾成群，为满足色欲，他也服春药。他之早逝，似与此有关。房中术与春药，为此时纵欲士人之一爱好。达官显宦、富商巨贾，以至下吏布衣，都有崇尚此道者。享乐生活之另一内容，是征歌度曲，燕饮时演出。许多著名人物，家中都有戏班或歌伎歌童，用以自娱或娱客。”⑥
要言之，自政局言，嘉靖末处于朝政混乱时期，于文学思潮的发展未加干预。万历头十年张居正改革，着眼点在政权运作、经济政策与用人上，他虽然曾毁书院、禁讲学、杀何心隐，那是因为反对言谈有碍他的改革的进行。张居正借《诗》以议朝政，在公开场合，他持有功利文学观。但是张居正自己的创作实践与他的理论言说并不相同，他诗文都写得辞采华丽⑦。而万历十年以后的政治环境，当政者忙于清算张居正与朝廷内部的争斗，无暇顾及文学思潮之变化，给文学思潮的发展留出了空间。
嘉靖末至万历前期，张扬自我的思潮在士人中影响巨大。这样一种思想潮流与追求自适生活情趣结合，反映到文学上来，就是回归自我，要求表现出人性的本然之真。士人们本能地反对复古。他们的审美趣味与其生活趣味一样，带着世俗的倾向。这种文学思想取向，王百谷、孙七政等人在嘉靖末已在诗文创作中表现出来；屠隆、冯梦祯、莫是龙等人在隆庆、万历前期表现得更为充分。
二
这些士人文学思想的共同倾向之一，是反对复古。王百谷、冯梦祯、屠隆、潘之恒、莫是龙等人，都与后七子王世贞辈有交往，也都承认王世贞、李攀龙、汪道昆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但是，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文学思想倾向，却与王世贞辈不同。嘉靖末，王百谷在《与方子服论诗书》中，对方子服崇尚复古予以批评：
吴人之诗，大率骄淫绮靡之思多，慷慨激烈之音少。足下毅然欲尽洗其陋，于乡国辞人及当代阐奇发藻之士，举莫当意；而独于关西李氏之作咨嗟击节，命为绝唱。此则鄙人所未喻也。⑧对方子服独尊李梦阳，他表示不解。王百谷从明代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认为李梦阳在扭转文风、恢复风雅上固有其成就，但是其缺点是意直、情疏、律庸，弊在矫枉过正，弊在“摹仿刻深，陶镕未暇”。由于摹仿太过，所以没有含蕴，没有深情。他批评方子服说；“足下贱家丘之易，而效邯郸之步，舍熊掌之珍，而甘嗜鱼之癖，不已谬乎？”他说应该融情义于两得，而后运之于心。
后来冯梦祯在《答冯文所》中说：
今之文人，自谓不作唐以下人语。而区区模拟，句擳字比，尚非叔敖之优孟？即唐以下文人如昌黎、河东、卢陵、临川、眉山父子兄弟诸君子，见之必然呕吐。顾嚣嚣然高自标榜以欺天下，将谁欺乎！⑨冯梦祯对于复古派的欺人之谈，真是批评得极其严厉。
屠隆对复古派的批评就更多。他认为以古文为榜样，并非不好；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的见解，“见非超妙，则傍古人之藩篱而已。壮夫者，禀灵异之气，挺秀拔之姿，竭生平才智以从事文章家，乃不能高足远览，洞幽极玄，以特立于千载之下，与古人并驱而前，分道而抗旌，而徒傍人藩篱，拾人咳唾以为生活，彼古人且奴视之曰：是为我负担而割裂我者。传之后世，以为如何？”⑩ 屠隆说得实在非常自信：要写文章，就要与古人并驾齐驱；若是只会拾人咳唾，连古人也看不起。他最早写给王世贞的一封信，居然敢于批评李攀龙的诗风太过单一，批评王世贞的诗文太滥，“无所不有，亦必有所无”，是说他涉猎太广，必有所失。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居然对两位文坛盟主提出批评，而且指出的正是他们的要害所在，这表现出屠隆的新的文学思想观念，与他的敏锐的思辨能力与独立意识。
屠隆指出复古者往往规模《列》、《左》，纵横诸子，古声古色，而索之无味。古人有其事而言之，今人无其事亦言之，“字模句仿，非不俨然似之，而形式虽具，神气都绝。……唐不拟六朝；六朝不拟魏、晋；魏、晋不拟周、汉；周、汉不拟《史》、《左》，不拟《骚》，而皆卓然为后世宗，则各极其至也。何物不传，而必曰吾为某体，过矣”(11)。各个朝代的诗各有其特点，谁也不可能像谁，也不必像谁。“各极其至”，是说各个朝代的诗文都有其最好的成就。他晚年说自己少年时也学古，但后来觉得那样做太难为情。“余少时亦尺寸《史》、《汉》，今每临文，欲用太史公字句，不胜羞缩”(12)。
邹迪光也厌弃模拟。在《王懋中先生诗集序》中他指出：“今上万历之初年，世人谭诗必曰李、何，又曰王、李。必李、何、王、李而后为诗，不李、何、王、李非诗也。又谓此四家者，其源出于青莲、少陵氏。则又曰李、杜。必李、杜而后为诗，不李、杜非诗也。自李、杜而上有沈有宋，有卢有骆，有王、杨；再上有阴、何，有江有鲍有颜，再上有曹、刘，有嵇、阮，有潘、陆，有左有韦，有苏有李，无暇数十百家，悉置不问，而仅津津于少陵、青莲、献吉、仲默、元美、于鳞六人，此何说也？”(13) 这是说，要师古就应该广师诸家，而不独偏一二家。这个时期的作者们反对复古，主要是主张从复古转而师心。
三
王穉登、屠隆等士人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求真。生活趣味追求任情适意，极重自我，当然也就看不惯随人脚跟的复古派的主张，而张扬个性。他们主张不加粉饰地表现自己的真感受真性情。这样一种文学思想倾向，首先在创作中反映出来。嘉靖末，王穉登的诗已表现出随性而发的趋向，《重阳前一日与方丈兄弟同集泉上》：
一笑柴门晚，元方复季方。清风吹短发，明日是重阳。野屋山橙落，新霜坂稻香。爱君泉上月，不肯负清光。“方丈”，指方子服、方子时；元方季方，犹言大方二方。重阳前一日与方氏兄弟同游，写来如同随口说出。这一时期他的七律也写得流畅自然，如《新秋感事》：
信有秋风不厌贫，吹帘入幌转相亲。红颜薄命空流水，绿酒多情似故人。服药难辞星入鬓，闭门长与竹为邻。黄金散尽真堪惜，前日亲知是陌尘。(14)山居而发一种世态炎凉之感慨，谓黄金未散尽时是亲知，黄金散尽之后前日之亲知已成路人。《壬戌除夜》：
忽忽流光岁屡移，烧灯对酒不胜悲。雨寒山县梅花寂，地僻柴门玉历迟。市上香醪杯上雪，旅中星鬓镜中丝。故人若问庭前竹，叶叶枝枝似旧时。(15)壬戌是嘉靖四十一年，这年王穉登二十八岁，他北游太学，本拟应试，却因父丧回乡守制，诗当是他回乡后所作。守制的悲思，未能应试的失落与无奈交错，“玉历迟”，时光过得慢，一切如故，应试的事又推迟了。把心事表现得很真诚。沈尧俞为百谷的《金昌集》作序，称：“今百谷之诗，读之固不俟艰齿涩舌、侧耳倾听瞬目覃思而后得也。”(16) 沈尧俞是说百谷的诗情思抒发明白晓畅，不像复古派那样艰涩深奥。《金昌集》初刻于嘉靖四十二年，从沈尧俞的《序》，可以看到嘉靖末士人中对字模句仿、艰齿涩舌复古派诗风的不满。
师心，写出真心，真性情，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屠隆。万历六年，屠隆在颍上县令任上，修筑堤坝，同情生民疾苦，受到爱戴。同时他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万历七年末，他调青浦县令。在青浦任上，与吴越间名士沈懋学、冯梦祯、莫是龙等交往，青帘白舫，泛舟置酒，诗歌酬答。沈懋学、冯梦祯与屠隆都是万历五年同榜进士。沈懋学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引疾归，放浪西湖苕霅间。冯梦祯也因“夺情”事件愤而病归，这时正在西湖一带。他们三人“以文章意气相豪，纵酒悲歌，跌宕俯仰，声华籍甚，亦以此负狂简声”(17)。这段时间，他们的诗文都纵情而发。屠隆无论是写民生疾苦的诗文（如《发颍阳记》），还是写日常生活，都十分真诚、亲切。《发颍阳记》写万历七年冬他从颍上县令移青浦县令路上所见：
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湿，床头积雪盈尺，朴被如冰。旦起上马，行数里，见山谷中群褴褛号哭而来。屠子停辔问之，皆答曰：吾侪小人，皆大梁民，
为官人拘于河工一岁，冬月暂放还，单衣敝尽，而橐中亡一钱，奈此寒天何！去其家尚千里，旦晓委于沟壑，故哀伤而哭尔。屠子泫然怜之，捐金钱而后行。其人成哭拜马首去，而风雪益厉。(18)没有像复古派那样从古人那里寻找词句，而是朴实地说出了深深的同情。屠隆在青浦，冯梦祯曾来看他。屠隆写了《吁嗟行为开之赋》：
吁嗟冯先生，汝为我饮，我为汝讴，仰天独啸销百忧。星辰北走，河汉西流。昨日北风叫枯桑，今朝芳树鸣鸤鸠。世事如此，今我何求！我欲努力取富贵，富贵难自适；我欲局促修空名，空名竟何益！丈夫低眉复苦心，笑杀金华紫烟客。夜来闻君浩荡言，使我酒量大如斗。尧舜桀纣总枯骨，不如月下一杯酒。红烛未残，歌声渐低，玉壶醉击，宝剑夜提。酒中累月堪沉迷，空林不问城乌啼。……君虽有官不妨晏眠，我为小吏多纠缠。今朝送君出门去，明朝世事还相煎。……(19)诗虽然技巧还较为粗糙，但是真诚、酣畅、毫无伪饰，是在用心灵抒说，把小县令的苦辛与人生感慨一一说出。屠隆是个坦荡的性情中人。他写友情，也真挚动人，《怀李生》：
去年山露叫钩辀，水满平芜共泛舟。又是一年春草绿，思君无日不登楼。(20)他的感事诗也写得很好，《孤愤篇》：
城南萧萧行人断，野风吹沙白草短。狐狸穿土鬼啸霜，天阴夜夜青磷满。义士一丘托山河，何人杀之鹰与犬。奸雄灰灭乃天亡，鹰邪犬邪投烟荒。(21)此诗为被冤杀的生员吴仕期而发。对吴仕期的慷慨节义深表同情；末句有些坐实，暗指杀害吴仕期的太平府同知龙宗武和操江都御史胡槚。万历十一年五月，终因冤杀吴仕期，胡槚和龙宗武被弹劾，胡槚永戍贵州，龙宗武永戍雷州。“鹰邪犬邪投烟荒”指此。万历十五年，屠隆过吴仕期墓，作诗祭之。屠隆的歌行写得好，如行云流水。清人陈田论屠隆诗，称：“长卿才气纵横，长篇尤极恣肆，惟任情倾泻，不自检束，未免瑜为瑕掩。”(22) 任情倾泻正是屠隆歌行的特点，其实也是他的优点，并非“瑕”之所在。
莫是龙的诗亦属直抒怀抱的那种，《别友》：
一江风雨片帆移，泛入中流信所之。幽咽歌声飘极浦，苍茫柳色暗长堤。天边碧草消魂处，醉里青山怅别时。自笑身如苏季子，貂裘空敝泣如丝。(23)莫是龙富才华，工诗，书画皆有名，而一生潦倒，终于贡生。此处以己比喻貂裘凋敝四处游说之苏秦，心境苍凉。《与同叔论心》诸诗皆如此。
还有一位潘之恒，他比屠隆小十三岁，万历前期与屠隆辈往来，有同样的创作倾向。万历后期与公安派来往，张扬自我的倾向更加发展。邹迪光为潘之恒的金昌诗作序，说之恒游金昌，淹留卒岁，“徘徊山水间，发为篇什，动盈箱簏矣。夫景升所为诗，出于曲房之下，酒炉之畔，男女嬲而杂坐之倾，击筑鼓缶呼卢博塞之隙耳。而类能吐肝哕胆，刳心剔肠，句啄字磨，穷致极变”(24)。这是说题材虽系风月，而抒发则纯为真情。潘之恒极富才华，汤宾尹为其《蒹葭馆诗集》作序，称之恒的诗“感事而发，触景成歌，慷慨淋漓，率皆情至之语”(25)。
这时创作倾向变化还有一可注意处，就是小品文的出现，如冯梦祯的《快雪堂漫录》。屠隆晚年的《娑罗馆清言》把小品发展得很精致。以极短小简洁的文字，传达一种清幽闲逸情趣，时含人生感悟与哲思。屠隆说他写《清言》的目的，是“能使愁人立喜，热夫就凉，若披蕙风，若饮甘露。”兹引数则以见其风貌之一般：
净几明窗，好香苦茗，有时与高衲谈禅；豆棚菜圃，暖日和风，无事听闲人说鬼。
水色澄鲜，鱼排荇而径度；林光淡荡，鸟拂阁而低飞。曲径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门通杨柳渔家。
持论绝无鬼神，见怪形而惊怖；平居力诋仙佛，遇疾病而修斋。儒者可笑如此。称柴数米，时翻名理于宾筵；媚灶乞墦，日挂山林于齿颊，高人其可信乎！(26)
常想病时，则尘心渐灭；常防死日，则道念日生。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乡，愈久转增意味。(27)屠隆清言，自内容言，一片禅心，悟人生之有无；数点感慨，看世态之变幻；半是逸兴，半是哲思；自文字言，则清新淡雅，容量甚大。这已经进入万历后期，与后期如陈继儒辈的清言相衔接，成一时风气，影响至于“五四”。
四
这些士人求真的文学思想，在理论上也有表述。创作倾向的表现在前，而理论表述在后。有的理论表述，甚至晚至万历后期。但是，他们求真情的文学思想，前后是一致的。
冯梦祯特别强调真实。他在万历十六年写的《题门人稿》，署名就是真实居士。在《序四子采真录》中，冯梦祯说：
夫垒石为山，以寄丘园之适，非不穷工极研，而终无真趣，为其非造物所成也。即造物所成矣，一树一石，姿态之巧，玩之可以解饥，劬畅心神，况大此者也。故余之论文，以真为宗，一语之真充之，启口皆真矣。一言之真充之，掇体皆真矣。所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直文也云乎哉！他崇尚自然，反对伪饰；主张反对伪饰，应该从为文开始：
故余谓反世之伪，必从文始。余归而逢里中诸生论文，大都提此一话柄。(28)在《跋尚友堂诗集》中，他说《尚友堂诗集》的诗：
盖超然一本于性情，而自得于规矩之外者也。夫强笑不乐，强哭不哀；饰妇人须髯则不韵，傅男子以粉黛则不庄。何也？性情不可假也。故田夫牧竖、妇人女子，何尝习声律、工文辞哉！而其率然自鸣之语，反见采于史氏，陈于先王，至于今尊之曰《经》。而后之文人才子，竭其精力求一言之似而不可得。
……夫诗而本之性情，近取诸身，远取之物，随感而动，天机自呈。譬如临镜自见其面，亦如水银撒地，大小皆圆，宁待安排布置耶？(29)得之天机，自然呈现，这说的也是表现真性情，反对伪饰。冯梦祯把提倡为文之真提到治国的高度。他说有时文章写得头头是道，满嘴经术，焉知不是伪君子；有时文章写得奇采美丽、为过增色，焉知不是谀佞之辈。“上以伪取之，则下以伪应之。上以真取之，则下饰其真以应之。真者十七，饰者十三，疑真于饰，疑饰于真，是非非是，毫厘千里。治乱因之，如淄渑之合”(30)。
王穉登也有类似言说。嘉靖末他在《与唐司马书》中就提到阐扬性灵的问题：
不肖无似，十岁为诗，十五攻文，才卑调下，不能与古人齐驱。然模写景物，阐扬性灵，雕香刻翠，于今代作者往往为侣。(31)“阐扬性灵”，亦抒发真情之意。集中论述求真文学思想的是屠隆。他由言情而言真，由言真而言性灵。在《与友人论诗文》中，他说，唐人之诗之所以写得好，因为他们重在兴趣，独抒性情。“诗者，非他人声韵而成诗，以吟咏写性情者也。固非搜隐博古、标异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诡者也。即欲搜隐博古、标异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诡，曷不为《汲冢竹书》、《广成》、《素问》、《山海经》、《尔雅》、《本草》、《水经》、《齐谐》、《淮南》、《吕览》诸书，何诗之为也？”这是说，诗如果不抒写性灵而炫耀学问，就成了子、史，何必写诗。在《范太仆集序》中屠隆指出诗本小道，何以还有那么多人写诗，而且有的还因诗而名传后世，就因为诗表现的是精神，是性灵：
诗者，伎也。其为道也小，其为象也假，而古今之人率驰焉，甚则毕一生之神力而为之。……顾万物之形容声响皆有销歇时，而惟精神不可磨灭。汉高帝、西楚霸王《大风》、《垓下》之歌，不过三言耳，而万古跌宕，千秋悲凉，则其雄豪沉鸷之气不灭也。又况至人高士，陶洗性灵而发之者邪！(32)他这里说的“为象也假”，指诗中之象非现实之象，而是作者构拟之形象。此种构拟之形象，皆源于作者之气、精神、性灵，都是作者本然性情之表现。在《高以达少参选唐诗序》中，有类似说法。屠隆说诗是小伎，于道不尊，命将帅与临战阵，诗无一用处；以诗换杯酒，屠沽唾之不顾。诗确实不如钱有用。但是，诗舒畅性灵，描写物象，感通神人，却是无用之大用。屠隆为朋友邹彦吉的《羼提垒集》作序，指出当时的文坛多伪：
今文人多赝，庸而赝奇，浅而赝深，枵而赝博，佻而赝庄，雅而赝苍，俚而赝雅，躁而赝冲，善自涂泽，达者一觑破之。(33)屠隆认为在这样以伪为真的风气里，邹彦吉能去伪存真，表现出他的真性情。
求真，是返归自然之性灵。在《文章》中屠隆说：
夫文者，华也。有根焉，则性灵是也。士务养性灵而为文，有不巨丽者，否也。是根固华茂者也。(34)这里不仅提出性灵问题，而且提出性灵须养。屠隆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谈性灵问题。在《论诗文》中，他列举历代诗人之诗加以评论：
冲玄清旷，爽气袭人，如寒泉漱齿，烦嚣顿除；神丹入口，凡骨立蜕。已上摘赏篇什，选波斯宝，析栴檀香，各极才品，各写性灵；意致虽殊，妙境则一。冥搜而妙悟之，诗家三昧，思过半矣。(35)好的诗都是各写性灵的诗。他还从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中看性灵。他在《诗文》中强调：
响随乎形，形出乎气，气有清浊而声因之，斯自然之籁，不可强也。麤器必无清声，秀形必无浊韵，寸管必无洪音，巨钟必无细响。其窍以天，其发以机也。万物一气，而气有清浊，声也有清浊，有什么样的器，就有什么样的声。他接着论述声以代变：“汉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质木，元文轻佻，斯声以代变者也。”声也因人而别：“孔、孟雅正，老氏深含，庄、列玄虚，佛氏闳奥，左氏庄严，屈、贾凄怨……斯声以人殊者也。”声既出于自然元气，既因代而变，因人而异，那就要顺其然，不要违背自然情性：
造物有元气，亦有元声，钟为性情，畅为音吐。苟不本之性情而欲强作假设，如楚学齐语，燕操南音，梵作华言，鸦为鹊鸣，其何能肖乎！故君子不务饰其声而务养其气，不务工其文字而务陶其性情。(36)屠隆认为，文之所以能留传后世，不是文传，而是性情传：“古之人之所以藏在京师，副在名山，金函玉箧，日月齐光者，匪其文传，其性情传也。”这是说，不论你是入世还是出世，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你的传世，不是因为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你的文章中传递了你的真性情。这就把表现真性情放到为文的首要地位。
屠隆所说的真性情，是指自然所赋予，未经闻见理道所遮蔽的本然的性情，浑沦纯净，未经情识欲望之污染。他所说的养性灵，就是要去除闻见理道的遮蔽，去除情识欲望的污染，回归本然之性，他在《人解》中说：
天地以太极之理，阴阳五形之气，妙合而生人。理者，性也；气者，命也。天地之所以成化工者，此性命也。圣贤之所以尽人道者，此性命也。众人之性命，其初本浑沦完足而无亏欠，惟此一点太极灵光，落在二五揉杂中，所以不无昏明纯驳，而欲根情识，得以覆盖本心……故必时时提醒，时时拂拭，沙去水清，莠尽苗长。(37)他认为，本然之性是灵明具足的，要守持住这灵明具足的性灵，就要时时拂拭，去除欲根情识的遮蔽，回归本然之灵性。这一认识显然受到心学的影响。他所说的性灵须养，道理在此。他所说的写性灵之天籁，即是写自然赋予的性灵。
屠隆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强调写性灵应该写自然赋予去除欲根情识的本然之性，而事实上他在创作实践中的表现，却是毫不掩饰地写欲根情识。他放纵情欲，任由欲根情识自由发泄。他的一些书信，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欲，为所欲言。屠隆生活本来放荡。他给冯梦祯、沈君典等人的信，谈的是性，流露的是欲望。在颍上，他给冯梦祯写信，对冯梦祯、沈君典的放纵生活深表羡慕；“沈郎挟吴娃泛五湖烟雨去，便谓足下买江阴棹矣。……沈郎买一丽姝，而足下挟龙阳，平分风月，大闹吴门。两太守亡赖。东南淫雨，疑二足下所为。”(38) 他也知自己情识欲望强烈，便开始禅修，也信净土的果报，禅净双修。万历八年，他拜昙阳为师。昙阳名焘真，为大学士王锡爵之女，未过门而夫死守节，自称修炼成仙，称昙鸾菩萨。当时许多有名士人，如王世贞兄弟、沈懋学、赵用贤等人，拜其门下为徒。
屠隆也真诚相信，还与王世贞交换修持心得。昙阳在给王世贞传示的“八戒”中，有色戒一项。此一项也为屠隆所遵守。但是他生活放荡难以克制，因此常常为此而苦恼。后来，他还从聂姓道士和金姓道士授真诀，大概学的是气功一类。他的修持，亦仙亦佛。他所说的性灵须养，大概也指此一种的修持，目的是去欲，特别是去除名欲与色欲。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及修持去欲的过程：
某观天下之物，一无所好。至于男女之欲，亦犹夫人耳。兼之名根为障，去道弥远。盖尝书绅以铭，要神以誓，苦形以自罚，虚心以自度，至于寒暑昼夜，展转反复，若制毒龙，若克大敌，为力甚勤，取效甚少；久而渐熟，差减于初。而明公辄许某为无欲，得无伤知人之明乎！公曰：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39)他始终难去色欲，最终只好为此寻找借口，说男女之事为天经地义。屠隆禅净双修是一片真心，但他未能克制欲望，依然纵欲也是事实。他在理论上主张修持，以回归没有情识欲念的天赋之本然性灵，而事实上他在创作中表现的却是强烈的含有情识欲念的性灵。
嘉靖末到万历前期，三教一源、三教一体的思想，禅净双修的思想都非常活跃；而任情纵欲的风气也同时存在。王穉登、冯梦祯、沈懋学、屠隆、莫是龙、潘之恒这些士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展开他们的内心世界，以真示人，毫无伪饰。然亦由重自我、求真，走向纵欲，发展至万历后期而此风愈炽，社会风气中似有一种世纪末之情态。
他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冯梦祯就说与屠隆是“石交”，屠隆与沈懋学还曾结儿女亲家。他们与前后文坛有广泛的交往。屠隆、冯梦祯都拜访过汤显祖，对汤显祖评价甚高。他们与公安派也有来往。他们求真、抒写性灵的文学观念，上承弘治到嘉靖前期江南文人如唐寅、祝允明、文征明辈之余绪，下与公安派的性灵说相接，是重自我、重真情、重创造的文学思潮发展的不同阶段。
注释：
①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金昌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② 于慎行语。谈迁：《国榷》（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476页。
③ 沈懋学：《上王龙溪先生》，《郊居遗稿》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④ 孙七政：《刻孙齐之先生松韵堂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⑤ 卓明卿：《卓光禄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⑥ 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页。
⑦ 参见拙作《隆庆、万历初当政者的文学观念》，《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⑧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晋陵集》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⑨ 冯梦祯：《快雪堂集》卷四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⑩ 屠隆：《由拳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1) 屠隆：《白榆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2) 屠隆：《论诗文》，《鸿苞》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3) 邹迪光：《调象庵稿》卷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4)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金昌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5)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金昌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6)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金昌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7) 钱谦益：《南京国子监祭酒冯公墓志铭》，《钱牧斋全集•初学集》卷五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0页。
(18) 屠隆：《由拳集》卷十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 屠隆：《由拳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0) 屠隆：《由拳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1) 屠隆：《栖真馆集》卷三，万历十八年刻本。
(22) 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0页。
(23) 莫是龙：《石秀斋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4) 邹迪光：《郁仪楼集》卷三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5) 汤宾尹：《蒹葭馆诗集序》，《睡庵稿》卷一，四库禁毁丛书。
(26) 屠隆：《娑罗馆清言》卷上，丛书集成初编。
(27) 屠隆：《娑罗馆清言》卷下，丛书集成初编。
(28) 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三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9) 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三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0) 冯梦祯：《拟山东乡试录序》，《快雪堂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1)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晋陵集》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2) 屠隆：《范太仆集序》，《白榆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3) 屠隆：《羼提垒稿叙》，《栖真馆集》卷十，万历十八年刻本。
(34) 屠隆：《鸿苞》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5) 屠隆：《鸿苞》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6) 屠隆：《鸿苞》卷十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7) 屠隆：《鸿苞》卷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8) 屠隆：《与冯开之》，《由拳集》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9) 屠隆：《与李观察》，《白榆集》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