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编年史的设想
前些年，关于文学史研究的讨论正成为热点的时候，我与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教授在一次会议上碰见，谈起此事。他说了一句很有风趣的话：“文学史应当怎么写，这何必要讨论呢？你认为应当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我与宗强先生是学术上的挚友，于学问之事，是无所不谈的。当时他说了这几句话后，我们彼此都呵呵大笑，也未再细谈。此后我却时常回味这话，觉得很有意思。今天应《江海学刊》之约，谈谈对文学史研究的展望，我觉得宗强先生这番话是很值得再提的。
本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且不说外国人，仅仅本国学者，就不止写了几十部。建国以后，前30年间似乎少了一些，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七、八年间，突然多了起来。这其间，有通史的，有断代史的，有分体史的，有断代兼分体的（如《魏晋南北朝赋史》、《唐诗史》等）。通史也有各色各样的，有以平实见长的，有的材料繁富而擅场的，也有因观点新颖而称誉的。这些都是好现象。学术上的事，是靠自身而存在的。三国时曹丕早就说过：“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论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个人写了一部书，不必追求广告效应，不必依靠行政手段，你的书如果真正有水平，自然能在时间上站得住脚。我觉得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也应当作如是观。
现在，我想趁讨论这一问题的时机，介绍我目前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即关于文学编年史的构思与撰写。
1978年冬，我在完成《唐代诗人丛考》一书时，曾写过一篇自序，我这里想引用其中的一段话：“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对于叙述复杂情况的文学发展，似乎也有很大的局限。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我当时写这几句话，是曾想到做文学编年的工作的。我觉得研究文学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而文学编年史则可能会较好地解决整体研究的问题。如以唐代文学为例，我们如果分段进行唐代文学的编年，把唐代朝廷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材料，一年一年编排，就会看到文学上“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而且也可能会引出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前几年，我曾邀约几位学友尝试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首先你得把唐代上百位的作家行踪搞清楚，把他们创作的诗文时间作确切的系年，把作家间的交往作对应的考察，这无异于先要替一个个作家编写出个人年谱，再把这众多的个人年谱汇总成作家群的活动记录，更不要说有些作品的真伪、有些作家生平记载的不确，需要重新予以辨析。这之中，我们当然可以吸取已有的成果，但不少是要从头做起的。所幸的是，经过几年沉潜的努力，唐五代将近三百五十年的编年史初稿已接近完成了，总字数将在二百万字以上。
这里，我谨向读者介绍其中的两段，看看这样来做编年史，对于我们整个文学史研究，是否能增加些什么。
晚唐的部分是我与厦门大学中文系吴在庆同志合作撰写的。前些时候他应约把文宗大和七年编年单独拿出来发表于《艺文述林》（福建师大中文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11月）。大和七年(833)是十分平常的一年，在唐代文学史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既然刊登出来了，也不妨以此为例，看看中晚唐文学中平淡的一年是什么样的情景。
这一年，白居易62岁，在洛阳，春天先是任河南尹，四月间以病免，授太子宾客分司，更为闲职。刘禹锡也62岁，在苏州刺史任。一北一南，经常作诗唱和。二人有时还与时任河东节度使、年已68岁的令狐楚唱酬，成为当时年老一辈文坛耆宿活动的特点：“章句新添塞下曲，风流旧占洛阳城。昨来亦有吴趋咏，惟寄东都与北京。”（刘禹锡《和乐天洛下醉吟得太原令狐相公兼见怀长句》）这年春，僧人宗密自苏州返洛阳，临行前刘禹锡有诗送之；宗密到洛阳，白居易也有诗赠之，称“柴袍朝士白髯翁，与俗乖疏与道通。官秩三回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僧人似乎已成为这两位诗家情思沟通的信使了。宗密，见《宋高僧传》卷六，事迹又见裴休《圭峰禅师碑铭》，本年54岁。是年秋，刘禹锡又有诗寄白居易，诗中感伤元稹、崔群等人之久已丧逝，白即有诗答之。此年，刘禹锡将他与令狐楚唱和诗编为《彭阳唱和集》，与李德裕唱和之作编为《吴蜀集》，又自编《刘氏集略》，并辑李绛遗集为二十卷。这种种，都足以见老一代诗人的情态，以及在交往中所寄寓的落寞心境。
这时，年辈比他们稍晚的李德裕，年47岁，此年二月以兵部尚书守本官同中书平章事；七月，拜中书侍郎，正式执政。李德裕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是有见解的文学批评家。本年他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在科举制上主张进士试应通经术，试议论，停试诗赋，并由朝廷下令，批评“近日苟尚浮华，莫修经义”（《府元龟》卷九○《帝王部?赦宥》）。李绅本年正月，本已由寿州刺史授太子宾客分司，无实权，当经李德裕推荐，七月，改为浙东观察使。这样，就使得张祜、崔涯等较年轻的诗人前往越州（绍兴），共相唱和。
本年姚合在金州刺史任，六月间，诗僧无可在金州与姚合游，有《陪姚合游金州南池》、《金州别姚合》等诗。贾岛也自长安往金州谒姚合，行前喻凫有《送贾岛往金州谒姚员外》诗。不久贾岛又返长安。这时马戴也在长安。而本年二月，李余等登进士第。赵嘏年28，应试落第。
从以上所述，我们已可大致看到当时诗人在南北空间的行踪点，那就是，年岁较长的如白居易、刘禹锡、令狐楚分别在洛阳、苏州、太原，中年的如贾岛、姚合、喻凫、马戴等，诗风大致相近，居住并往来于长安、金州（汉水流域）一带。而李德裕正想有所作为于朝廷，李绅则又约集一些诗人于浙东。这样，大和七年的文坛就一目了然了。第二年，即大和八年，这幅诗人行踪图又会因行迹的变化而有所改观，我们将可翻开新的一页。
以上是中晚唐时极为平常的一年，让我们现在来看看开元盛世。著名的唐人选唐诗、编于天宝年间的殷璠《河岳英灵集》，在其叙述中曾谈及初盛唐的诗歌发展概略：“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现在不少研究者即据此把开元十五年定为盛唐诗兴起的标志，“开元十五年”，在唐诗史上已成为一个典型的年代了。那末我们来看看开元十四、十五两年的情况（按初盛唐文学编年是我与湘潭师院中文系陶敏同志合撰的）。
开元十四年(726)，正月，张嘉贞自工部尚书出为定州刺史，玄宗亲自赋诗送之，诏百官祖饯，作诗，张说为作序（《张燕公集》卷一六《送工部尚书弟赴定州诗序》），说是“春带余寒，野衔残雪”，“倾城出饯，会文章以宠行”，可以见出开元时期君臣赋诗、以文会友的情景。
是年三月，进士考试，一下子录取了好几个有发展前景的诗人：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等。綦毋潜登第后即授校书郎，留长安。而王维这年春也自济州归。李白则由金陵赴扬州，夏又由扬州游越中：“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别储邕之剡中》）秋日，王昌龄自塞外归，经萧关、泾州返扶风，有著名长篇《代扶风主人答》。
是年冬，赵颐真赴安西副大都督任，张说、张九龄、孙逖、卢象都有诗相送。从这些诗中，可以见出身居长安之众人对西域的向往。
以上可以看到，这一年一下子就有那么多诗坛名人在南北各地跃动。接下去看开元十五年。三月，王昌龄、常建等登进士第，王昌龄授校书郎，留长安。张九龄除洪州刺史，自北往南。储光羲在洛阳。綦毋潜虽居长安，但思游越中，作诗寄储光羲，储以“春看湖水漫，夜入回塘深”之句答之（《酬綦毋校书梦耶溪见赠之作》）。此年春，孟浩然也至洛阳，与綦毋潜交往。而夏日孟又返襄阳，与襄州刺史独孤册唱和。
五月，徐坚等撰《初学记》三十卷成，上之朝廷。本年，张怀瓘所作《书断》成，其书三卷。这两种，一是类书专著，一是书法名作，由此也可从一个侧面见出开元文风之盛。
本年，李白始居安陆，娶故相许圉师孙女，并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以言志。
本年有两位文人大家过世。一是与张说齐名的苏颐，年58。张说为作挽歌。有集四十卷，韩休为之序，张九龄称其为文阵之雄（参《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一为比部郎中郑绩，年56。郑绩是一位学问家兼藏书家，藏书一万卷，曾编纂《新文类聚》一百五十卷，《古今集》二百卷，《甲子纪》七十篇。贺知章为撰墓志（墓志于1988年在西安灞桥区出土）。
我想，从开元十四年、十五年的文学大事记，已足可见出开元时期文坛的盛况了。这还只是两年，如果我们从开元十五年一直追踪到开元末（开元二十九年），就不啻身历盛唐诗坛之胜景了。这种逐年的编排，比一般性的论述，给人的感受当具体和生动得多。
当然，编年史只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它并不能代替其他体裁、其他方式的研究，只是因为目前古典文学界对此还未予重视，因此我借此向学界提出。我已约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曹道衡同志着手搞自秦统一起到魏晋南北朝隋的编年史，请重庆师院中文系熊笃同志搞元代编年史。如果我们能落实这一计划，即从秦统一全国开始，一直到公元1911年（即清王朝结束），有一个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学编年通史，人们可以一年一年地看到古代文学发展的具体历程，这将是我们文学史研究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我愿这一工程能在这世纪之交启动，并在不远的将来胜利完成。
1997年1月8日，北京
经过一个世纪的辛勤耕耘，中国文学史这块园地，已是硕果累累。虽然“文学史”这个名目最初是由外国传来，但在有着丰厚的文学和史学传统的中国，它已生根成长，并且已经很大程度地中国化了。中国文学史，已是中国人文科学大家庭、特别是文学研究这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员。如果我们不是把文学史仅仅限制在古代，而是让它一直通到最近的当代，而又突破以往文学史忽略各少数民族的局限，努力把中华56个民族的文学作尽可能的涵盖，那么，各种类型的文学史研究，几乎撑住了文学研究的大半个天穹。
文学史作为一种著述样式，它本身的类型就很丰富。这里，最为显赫的当然是文学通史，其次有以朝代划分的断代史，有以文体发展为纲的文体史（既可以是通代，也可以是断代的），还有各种形式的通代或断代的专题史，
像思潮史、批评史、流派史乃至妇女文学史、儿童文学史之类。从史体来说，既有融合中国传统纪传体和西方章节体的一般形式，也有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或者纲鉴体等形式。还有一些著作，虽不以“文学史”名，但却有文学史的性质，如苏雪林的《唐诗概论》、钱基博的《明代文学》之类。
虽然百年来已出现了多种文学通史著作，但在今后的几年里，新的中国文学通史还将继续涌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纂的通史系列，已出了南北朝、唐代、元代诸卷，其他各卷也在紧张撰写之中。该所联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合著的《中华文学通史》将于今年夏秋出版。这是一部通述中华数千年文学，下限直抵九十年代，而又包含了汉、蒙、满、藏、回及南方诸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编史书。它凝聚着文学研究所几代人和所外许多专家的心血，无论就规模（古代四卷、近现代三卷、当代三卷，全书超过五百万字），还是就构架而言，都具有不少特色，因为它首创并实践了纵贯中华历史、横赅全国各族的编写原则，这是多少文学史工作者向往而没能做到的。尽管它还有种种不足之处，但毕竟是百年来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通史。另据知，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受国家教委委托，目前正主持编写一部可用作大学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参加工作的均为教学经验丰富而且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可以预期，这也将是一部高水平的、饶有新意的文学史著作。
由于中国文学史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内容极为丰富，任何一个学者，即使穷尽毕生精力，也很难（甚至不可能）做到全部精通，因此，编写文学通史，一般都要动员集体的力量，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建国以来的实际情形正是如此。上述《中华文学通史》，若非充分利用借鉴前人成果并组织大兵团集中拚搏，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然而，集体创作固然有其优势，但亦有某些难以克服的弊病，最突出的，便是其最后成果容易因出于众手而风格不协，甚至不免扞格矛盾；要不就是走向另一极端，由于经过多人修润，变得稳妥有余，却少了些“棱角”和色彩，不具备个人著作那样鲜明的学术个性，让人读起来不免减少了兴味。而且，通史这种样式，以“通”为根本特点，由于要照顾的面广，篇幅也不能无限拖长，因此在每个细部上便不能花费过多笔墨，也就难免其粗。这又是通史由体裁所决定的局限。所以，集体编著文学通史，是既不可没有，亦不可多有，应当适可而止。
但断代史、分体史和各种专题史就不同了，可以在某些方面挖掘得很深、很细，大大弥补通史之不足。还可以用较少的人力甚至个人的力量来进行，因而得以充分发挥小型、多样的特色，充分体现个人的钻研所得、展示个人的学术风格，自然也更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繁荣我们的学术。从文学史研究的动向来看，我认为，在今后几年甚至更长时间里，这几种文学史，将会有、也应该有更大的发展。其实，从前几年已可看出苗头。8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断代史、诗史、词史、小说史、戏曲史，便层出不穷，其中像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以及收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分体断代文学史”丛书中的多种专书，都给人印象很深。将这类著作汇合起来作一综观，当今的学术态势和动向就很清楚了。
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它与文论史、批评史的交叉，也带来了新的著作类型，如诗史、词史、小说史的研究与批评史研究交叉，便出现了诗学批评史、词学批评史和小说批评史，等等。这方面近年收获颇丰，出现了一些力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但因这种研究起步较晚，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文学史研究，并不仅仅限于编写题名为“某某史”的著作。我觉得，凡是以一定的历史意识为指导、能够在具体问题（哪怕是一位作家、一篇作品，更不必说是一个流派、一种思潮）的论述中前溯后探，即使其成果形式并未冠以文学史之名，也应该算在文学史研究的范围之中。而且，正是这一类研究成果，如考订清楚了某件史实，辨明了某种思潮的来龙去脉，甚或仅仅是弄清了某作家生平经历中的一个问题，某作品的写作时地和背景等等，对于编写文学史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文学史著作的基础。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就是我们无论研究什么文学问题，即使是一个很具体、很细小的问题，最好都能够“思前想后”，调动我们的历史意识，加强研究的历史感，有可能的话更不妨“上联下挂”，从而使研究具有“史”的意味。一方面使自己的研究努力上升为“史”，一方面是加强理论分析的深度，这是提高我们文学研究水平的两条途径，也是研究水平提高的标志。
在今后的几年中，文学史研究的又一个新动向，是对于本学科一个世纪以来发展变化、经验教训的总结回顾，这就是近来日益成为热点的学术史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我们要梳理存在于传统中的文学史观念的演变轨迹，要分阶段地论述来自外国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我国文学史教学和著述的影响，对我国文学史著作范式形成演进的影响，对此作出我们的分析和评价。
在此基础上，以文学史为专门对象，研究其性质、要素、体式、类型、价值、与史科学及其他文学学科的关系乃至文学史家的职责、地位、应具备条件等问题的一门学问——文学史学将应运而生。这是一门建筑在文学史研究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学科。它对从事者的理论素质和思辨能力，有更高的要求，但也会给他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创造乐趣，所以一定能够吸引很多优秀的研究者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而下个世纪新的更高水平的各类文学史的产生，则有赖于这门学问的长足发展。
文学史通史的编写在达到高潮后将渐趋冷静，文学史研究向分科愈细、向学科交叉、向理论层次深入，其成果形式将日趋多样，理论形态的文学史学形成并迅速成长，这就是我对今后数年学术前景的估计。我觉得，文学史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旧学与新知的融会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子赠陆象山的这一联名句，在当时虽是有感于陆氏过于追求“简易工夫”的治学风格而发，但他确实道出了学术和思想发展的一个公理，故而论学者每喜传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这一门学问，我觉得借用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揭示它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发展的历史事实。从20世纪初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教学制度至今，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现代学术格局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这一学科，终于逐步地确立起来了。可见我们的研究对象虽是古代的文学，但研究本身却无疑是现代的学术，也应该具有现代学术的性质。所以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需要新知，而它本身也是几代人用新知培育出来的，这一点同样是无疑的。但是，这一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文学史科学，不仅其研究对象具有“旧学”的性质，而且除了借引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之外，事实上与我们古代的文学鉴赏、批评、研究有着可以说是嫡系的关系。打个不确切的比方，就像旧家子弟留洋归来。从史书的“文学传”、“文苑传”到《诗品》、《文心雕龙》等文学研究专著及大量的诗话、词话、序跋，无论在微观方面还是在宏观方面，古人为我们描述出大量的文学史现象，也提供给我们许多重要的文学观念。没有古人揭示的赋、比、兴现象，我们的《诗经》研究无法想象。没有刘勰、钟嵘对汉魏以降复杂的文学现象的描述，我们今人的许多研究将失去立论的基础。没有初、盛、中、晚四期的划分，许多唐诗研究著作考察唐诗发展的立足点将在何处？当然，我们不是说，古人的认识和结论是无法超越的，更不是说在一些古人未曾触及的地方，我们就无法起步，而只是要强调，现代的文学史研究从古人那里继承了大量的成果，这一新的学术与旧学的传统具有割不断、也根本不应割断的联系。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虽为治学之通则，然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人来说，尤觉真切亲近。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等几位学者所撰著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从先秦诸子时代到清代的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的学术史。对促使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者更自学地接受本学科的学术传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尽管我们这个学科事实上是新知与旧学相融会的产物，但能够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而假如进一步依照新知与旧学相融会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界，我们不得不承认，对旧学的发掘和对新知的汲取两方面都是十分不够的。这样说不是责备于前贤，而是为了求全于现在正在发展之中的一代学者和今后将要走上文学史研究道路的学子们。前贤尤其是我们现在常常称之为第一代学者的那些大师和名家们，虽然因为各自渊源的不同，在治文学史时或偏重于旧学，或多倚于新知，但都有追求融会的自觉意识。且新知一派，往往兼精旧学，如闻一多、朱自清、鲁迅、郑振铎诸家。同样，旧学一派，不仅其旧学造诣，诗古文词的创作毫不逊色于古人，对于新知，也不乏敏感、尽力汲取，如稍早一点的王国维及后来的刘永济、夏承焘、缪钺诸先生。笔者近读夏承寿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两册，觉得他在词创作方面的成就堪称现代一大家，且可入于整个词史的名家之列，其旧学功底之深，自不待言。但夏氏深受近代以来各种学术思想的熏陶，对西方的文学和学术十分感兴趣。虽限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只能间接地接受，但热情并不亚于新学巨子们。对冯友兰、朱光潜诸家融会新旧的著作，尤感兴趣，且不掩企羡之情。这些在他的日记中都明白地记载着。夏氏作《唐宋词人年谱》考证白石词的曲谱，这些工作看初起来好像只是乾嘉一派的余衍，仿王半塘、朱彊村诸老校词度曲之遗风，但实质上是渗透着近现代新学术的精神的。从他的日记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学术设想很多很多，且都很新颖，纯为近现代学者思想活泼、善于创意之气象，而非固守旧学一隅、抱残守阙者可比。笔者在这里举夏氏一家言，是因为像王国维、刘永济等先生旧学而融新知的作风已为学界所熟知，唯夏氏则习惯上被看成纯以旧学方法治学。所以，举他为例，证明新知与旧学融会，正是第一代学者普遍都具有的自觉的追求。
很快就要来临的新世纪里，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将会怎样的发展，将形成怎样的新面貌，这是我们希望知道但又无法逆料的，因为学术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其盛衰起伏也常由外界条件所决定。与各种教育和研究制度密切结合，寄身于其中，也被规范于其中，正是现代学术的一大特点，而这些制度的变革又常常是学术外的因素决定的。学者当然要具有学术独立发展的精神，但这只限于学理本身，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活动之依附于整个外界，是一个不能不认识到的事实。当然，学者应该尽力将教育与研究的制度朝真正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方向改进。
我们这个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前景虽然无法预测，但理想的发展道路还是可以展望的。那就是更加自觉地追求新知与旧学的融会。在新知方面，文学史研究者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向现代的学术思潮。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者应有自己的品格，既要对现代学术意识的发展比较敏感，又不应以入时趋新为务。无论是流行的理论或者已不流行的理论，只要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并且也符合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性质的，都可以汲取到我们的认识体系中。但关键的问题仍在于提高文学史研究者群体的理论思辨能力。中国古代几次学术思想的大繁荣，不仅是发展出新思想、建构新学术，更是从根本上提高了学者群体思考问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提高，并不一定需要一大堆的、各种各样的理论。理论本身是具有各种限制的，只有理论素质才是研究者的利器。新知也应该是指这样一种新的素质。在旧学方面，我们觉得最关键的是提高对古典作品文本的解读能力。这种能力究竟应该怎样培养，除了广泛阅读、仔细比较之外，是否还可以提倡在专业学生中进行一些诗古文词方面的练习呢？老一辈学者常常提倡这样做，现在这样说是否有些过时？也许人们不禁会这样想，这是不是等于人为地延长已经结束了的（姑且这样说）古典文学的生命，制造一些“假古董”（按照某种激进的看法）来呢？并且古典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学术，难道我们也要求洋人学会写作诗古文词吗？重则责难，轻则疑惑，肯定会随之而来。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古体诗词曲的创作，事实上还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它是不是真的成了“假古董”，恐怕暂时还不能下结论。至于中国学者研究古典文学，本来就应该充分发挥母语文学研究上的优势，更是天经地义的。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也一直不放弃他们写作汉诗的传统，我们难道应该过早放弃本属于我们的传统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学习一些古典文学的基本技能，发扬旧学之精粹，恐怕不会做得很理想。当然，研究还有认知的一面，研究与创作是有区别的，所以不必要每一位研究者都有这方面的实践，但让青年学子作些这方面练习，甚至在大学里增设一两门练习古体的课程，恐怕不应该被认为食古不化、逆潮流而动吧？
新知与旧学一融会，则旧学亦成新知，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将愈趋完整，这是我们希望在新世纪里得到的成果。
寻找新的起点
早些时候，笔者曾在《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一书中写道：“对典范的尊崇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色，也许还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国提倡某种文学主张，不就是往往要靠创作本身——如各式各样的选本——的示范吗？明显如陈子昂，虽无多少理论，却能以其成功的创作影响于一代文风。”我因此而疑心，中国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典范的演变史。前不久，读到王兆鹏《走向规范与科学》（《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1期），这才知道西方现代已有“范式批评”。于是一面惭愧于自己的孤陋寡闻，也一面窃喜自己的想法并不孤僻。当然，库恩所谓“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成员所信守的一整套规定、原则，与我说的“示范”到底不是一回事，但其间毕竟有某种内在沟通也是明摆着的。中国人需要“样板”，倡导者也往往用这种“以实涵虚”的手段有效地推行其主张。无论律诗、词牌到戏剧程式，乃至乾嘉朴学的某些约定规则的形成过程，都表明范式或典范在中国文化传播中不容忽视的地位。
据某位出版界朋友说，在当前蜂起的新编文学史丛中，由章培恒、骆玉明主编那套价钱不菲的《中国文学史》最畅销。拿来看一下编撰人名单，大都是些有新思想的同仁。然而翻阅各章节，却不无惊讶所用的仍然大体是“文革”前流行的以王朝分期的背景、作家、作品串讲的模式。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文革”前这一流行模式的生命力，它在文化传播中仍然易为作者、读者所接受，而要采用全新模式又谈何容易！事实也是这样，一切不必从零开始，对20世纪以来文学史做些认真的研究，是可以综合出几种较为成功的模式的。这使我想起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在总结前清一代学风时，他不仅指陈其间种种得失，尤善归纳其中某些带规范性的东西。如其概括正统派学风之特色曰：“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云云，计十条。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节中，又总结清人辑佚的四条标准，大致为：一，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二，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云云。梁氏对“范式”的总结，有助于人们对清代学术的认识，并易于寻求新的起点，推进新模式的建立。眼下正是20世纪末，学界正热衷于对20世纪做总结，我想文学史研究也该做一点类似于梁氏的归纳工作。让我们回到王兆鹏《走向规范与科学》中去。王作对本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已有个简要的总结。他指出：中国文学史研究“由于受着本民族数千年的史学传统、叙述方式、思维方法的陶冶，形成了一种定型的研究模式，或可称为‘诗——史范式’。”它的原则、方法归纳起来有：一，侧重考察创作主体外在的行为生活史，较少注意内在的心灵史；二，注重作品内容与历史——社会的外部联系，而略于对作品本体内部的艺术结构、存在方式的探求。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这一归纳应当说是比较中肯的。但是由于该文所论重点不在此，所以只是粗线条勾勒一下而已。如做为一个专题来搞，还可以同中见异，找出一些不同的趋向。就以闻一多对文学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大略说来也还是“以史证诗”的类型，但他所重在文化，而且似乎也并不忽视心灵史。闻一多研究中国文学史是将其放在世界文明史中来考察的，所以有一个庞大的规划，可惜过早地被夺去生命，我们只看到这一规划的初级阶段。但仅从这露出地面的基础工程，便可窥见一些超越传统的倾向。比如在《匡斋尺牍》中提醒我们要“去悟入那完全和你生疏的‘诗人’的心理”，恢复文学环境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古今那差异极大的审美心理结构。所以在具体研究中，如释《芣苜》则揭示远古妇人急切求子的心理：释《野有死麕》则揭示古人对性欲蔽之即所以彰之的心理；释《硕人》、《都人士》则揭示“领如蝤蛴”、“卷发如虿”所表现的古人与今人大异其趣的审美观等等。这种倾向在作家评论中有更进一步的体现。如《唐诗杂论》探索了孟浩然向往家乡先贤的心理，将其隐居提升到规律性的层面来认识，指出士大夫“几千年来一起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而在评述贾岛时，则深刻地指出贾岛形貌上是儒生，骨子里却还是个释子，他有一个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审美趣味，他爱瘦、爱冷、爱冬过于秋，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贾岛诗风与此特殊的审美心理结构有关，而这一结构又与时代、个人的生活内容有关。也因此，闻一多敏锐地察觉到“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地接受贾岛”，“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文学史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已呼之欲出。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这些不同于传统方法的倾向在林庚、李泽厚诸人手中得到强化或深化，笔者拟另文详述，此不赘。
即使是非常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也是个变量，它不断地在充实、丰富，起着质的变化。就以“知人论世”这一古老模式而言，到鲁迅手中就有了新的内容。且不必说像《中国小说史略》这样开创性的专著，即使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样的演讲稿，也充满新鲜的内容。其中对曹操的看法，对“五石散”与世风的关系的揭示，以及分析了“竹林七贤”饮酒与反旧礼教、写文章之内在联系等等，都使“知人论世”的模式获得了新生命而超越“以史证诗”和偏重外在联系的范式。建国后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循此方向发展的，并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风气中，由注重社会风气（社会状态）的研究走向阶级分析为主导的研究，出现一批新型的文学史。笔者曾在一篇学习萧涤非先生《杜甫研究》的读书札记中说到一点体会：“如果说，顾及全篇、全人是近现代优秀学者的共识，那末，作为萧先生体悟最深，最有个人心得的，当是将‘社会状态’聚焦于‘人民生活’这一新视角的采用。我认为这是对知人论世内涵的又一拓展。”（《文史哲》1992年第2期）对历来被忽视的生活实践，特别是历史上某些作家与人民之间在生活中的联系这一中介环节郑重地提出来，并加以研究，我至今仍然认为是文学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不可违言，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产生了以偏概全的偏差，也是事实。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有了蓬勃的多元的发展，特别是回到鲁迅那对社会风气、社会状态与作者内心世界及作品风格间联系的研究的路子上去，而且视野更宽，发掘更深，考察更细。由此而延伸到对整个大文化与文学之间的考察，必然出现许多新情况。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新起点。
孵出的小鸡毕竟要破壳，长大的蛇终究得蜕皮，任何旧范式的利用都是有限的。就以上举两种模式而言，现在的研究者往往交互用之，而且仍感到不足以纳入涌现的新问题、新视角、新手段，也许我们需要不止一种新范式。唯有新范式的建立，才能保住文学史研究领域的革命成果，使之以新的形式凝定下来，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突破，从无序走向有序。我们期待新世纪有自己的新范式。而这一切必须从旧范式的清理，总结出一整套有关的规则，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形成共识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