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罗联添先生是耕耘极为辛勤，因而收获也极为丰硕的一位学者。特别是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我以为罗先生是年资较深一辈学者的代表，他的治学思路的平实通达，他所追求的谨严的学风，都与大陆年龄相若的学人有极为相似之处，而同时罗先生又有着自己的特点。
我也是搞唐代文学研究的，与罗先生算是同行，而在一段时期内又着力于资料考证，因而对罗先生的不少考证文章感兴趣。但在80年代前期，限于条件，所看到的台湾书刊毕竟不多，对台湾学者作出的成绩只能有一鳞半爪的认识。近数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大陆的学者不但能及时看到台湾地区的不少学术专著，而且与台湾的学者通过学术会议有共同切磋学问的机缘。因此，我现在算是有条件来介绍罗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成就，我想，这对于海峡两岸的学术界促进了解和增进友谊都会是有益的。
罗先生生于1927年，福建永安人。1948年8月至1952年6月就读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随后即在台大中文系执教，现为台大中文系与台大中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他曾任台湾学生书局刊行的《书目季刊》的主编（8卷4期至15卷4期，1975．9一1982．3），又曾被推选为台湾的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会长，现在仍任台湾的唐代研究学会常务监事。从这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经历介绍中，可以看出，他完全是一位所涉不出学界的读书人，他的志趣爱好，似乎完全在于学问的探讨上。
关于唐代文学，罗先生研究的重点在中唐，特别是韩愈与古文运动，更是其着力所在，这方面创获尤多。因古文运动，遂旁及中唐时的几个重要作家，如白居易、柳宗元、张籍、刘禹锡、李翱、独孤及等，他都有专文、专著问世。因古文运动而又涉及隋唐五代的文学理论，他遂又从材料的辑集与理论的阐发着手，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作全面的考索。另外，又从文史结合的路子，对唐代科举制以及与中唐作家关系密切的牛李党争等若干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另外，对唐宋时期若干著名笔记和诗文集，又作了校勘、整理和介绍，显示其古典文献学的扎实的功底。可以看出，罗先生在治学布局上，是很讲究点和面的结合的，是很讲究层次和条理的，是作了精心的、科学的构想的。
1958年，他发表了《柳子厚年谱》（《学术季刊》6卷4期）和《刘梦得年谱》（《文史哲学报》8期）两文，可以算是研治中唐时期作家的开端。
60年代，他全面铺开对中唐几位大家的研究，兼及文献整理，显示其文史结合，从史传入手研究作家事迹，进而研究其作品的治学道路。其中有：①对张籍生平的考察，如《张籍年谱》（《大陆杂志》25卷4一6）期，1962．8一9），《张籍之交游及其作品系年--张籍年谱附录之一、二、三》（《大陆杂志》26卷12期，1963．6），《张籍轶事及诗话--张籍年谱附录之四、五》（《大陆杂志》27卷10期，1963．11）。②继50年代刘禹锡事迹之研究，有《刘宾客嘉话录校补及考证》（《幼狮学志》2卷1一2期，1963·1一4）。③白居易研究，有《白香山年谱考辨》（《大陆杂志》31卷3期，1965．8），《白居易中书制诸年月考》（《大陆杂志》32卷2一3期，1966．1一2），《读白居易的秦中吟》（《思与言》5卷4期，1967．11），《白居易作品系年》（《大陆杂志》38卷3期，1959·2），《白居易散文校记）（《文史哲学报）19期，1970．6）。白居易生平及作品的系年考证，似乎是他在60年代最为用力之处。④韦应物与司空图，他们一个是上接盛唐而为中唐的开端，一个则已进入晚唐，似乎是就现有材料进行整理，作为面上的拓展的：《韦应物事迹系年，（《幼狮学志》8卷1期，1969．3），《唐司空图事迹系年》（《大陆杂志》39卷11期。1969．12）。研究文献的整理汇辑。在台湾的条件下，罗先生很注意海内外研究动态的掌握，并及时汇编成书目文献材料，显示当代文学研究富于实用性的特色，在此时期他编有《近六十年来日韩欧美唐代文学论著集目》（《书目季刊》3卷3期，1969．3）。
70年代，他集中研究韩愈，并兼及前后的古文大家，卓有成果。这10年问也是他的学问臻于成熟的时期，奠定了他作本台湾唐代文学研究界代表的地位。70年代前期，仍承继前10隼对中唐时期古文家的研究，似乎有意打外围战，把与韩愈有关的作家先搞清楚，然后集中攻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如关于李翱的二篇：《李翱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2卷3期，1973．12），《李文公集源流、佚文及伪文》（《书目季刊》8卷3期，1974·12）；关于独孤及的二篇：《独孤及考证》（《大陆杂志》48卷3期，1974．3），《昆陵集及其伪文》（《书目季刊》7卷4期，1974·3）。韩愈研究。除《韩愈家庭环境及其交游》（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3卷2期，1974．12），《韩愈事迹考述》（同上，4卷1期）1975．6），《韩文渊源与传承》（《书目季刊》10卷1期，1976．6），《韩文辞句来源与改创》（同上，10卷3期，1976．12）几篇文章外，还出版了专著《韩愈传》（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40面。1977）；及更具规模的《韩愈研究》（台北学生书局，409面，1977）。这些论文与两本专著使台湾关于韩愈研究的层次有了明显的提高。
关于隋唐五代文学理论：这似乎是在韩愈研究稍告一段落后，作为古文理论的前后串联而作的一种纵向探索。他发表了专论《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6卷2期，1977．12），随即出版了专题资料集《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289面，1978）。④唐代诗人事迹及文献资料的考证与比勘，这方面有《唐代文学史两个问题的探讨》（《书目季刊》11卷3期，1977．12），《唐诗人轶事考辨》（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8卷、期，1979．6），《唐宋三十四种杂史笔记题解》（《书目季刊》12卷1、2期合刊，1978．9），《唐代三条文学资料的考辨》（《书目季刊》13卷、期，1979．6）。继前10年所编文献研究书目，这10年间又编印《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台北学生书局，4册1758面，1978一1979），是一种较大规模的学术成果的汇辑。此外还有两篇关于柳宗元山水游记与议论文的评析，是作为普及古典文学知识向广大读者推广的。
80年代，罗联添先生进一步深入研究了韩愈与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思想及其作品的评析，同时又对与文学的发展有较密切关系的唐代科举制、中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等若干问题作了考查，又将文学的审美趣味与校勘结合起来，对唐代诗文集中某些有争议之点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韩愈与古文运动，除了对已出版的《韩愈研究》加以增订并于1988年11月再版（457面）外，还写有专文：《张籍上韩昌黎书的几个问题》（《台静农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1981．11），《唐宋古文的发展与演变》（《中华文化丛书·中国文学的发展概述》，1982．9），《韩愈原道篇写作的年代与地点、（《毛子水先生九五寿庆论文集》，1987．4），《宋儒对韩愈原道篇批评及其回响）（《书目季刊》22卷3期，1988·12），《论韩愈古文几个问题，（南京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11）。
白居易研究：出版了《白乐天年谱）专著（《中华丛书1989．7），以及《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结构问题及其主题探讨》（《傅乐成先生纪念论文集，1985．8），《白居易与佛道关系重探》（《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89．2），《白居易诗评论的分析》（《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6）。有关唐代科举与文学的，有《杜甫“忤下考功第”的年岁与地点》（《书目季刊》17卷3期，1983．12），《论唐人上书与行卷》（《郑因百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1985．6），《唐代进士科试诗赋的开始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7期，1985·5）。有关牛李党争的，为《唐代牛李党争始因问题再探讨）（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14卷2期，1985．12）。有关诗文校勘的，有《唐代诗文集校勘问题）（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12卷2期，1983．12）。另外，还有对唐宋文化、李白事迹的考述，，如《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的差异》（《唐宋史研究--中古史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1987），《李白事迹三个问题探讨》（《台大中文学报》第3期，1989·12）。
我在上面之所以不惮其烦地按时间顺序，开列罗联添先生的论著目录，一是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多么勤奋而又能注意有效地组织课题而作出成果的学者。差不多从50年代起，中间没有任何大的停顿，他总是把他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学术上，心不旁骛）连续地作出成绩，这是令人钦佩，也令人欲羡的。二是由于人为的阻隔，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长期未能畅通，我们对台湾学者的成果未能有具体的了解，现在从罗联添先生的论著目录中，我们就可以之与大陆学者的成果，作一番参照和比较。
就参照和比较而言，我们当会惊奇地发现，罗先生所研究的课题，大陆学者几乎也都研究过，有不少的结论是彼此相同的。但我觉得，罗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上的起步比较早，而且没有中辍，他的研究计划有层次的展开，连贯性极强，也便于研究课题的逐步拓展，而大陆则因某些客观的社会因素，其间有较长时期的学术停顿，这样就显得在不少课题上由罗先生先占了一步。但我们毕竟是一个国家、台湾学者在学术上所作出的贡献，在整体上也是我们海峡两岸学术界共同的成果。而且无可讳言，大陆关于古典文史研究毕竟有较雄厚的力量与基础，70年代未、80年代初以来，大陆的文史学界，无论老年前辈，或中青年学者，都有一批突过前人的、极富创见的著作问世，这在唐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近10年来大陆学者在罗先生涉猎过的领域，多有新的补充和发展。而且，我们当会注意到，海峡两岸的学术交往是逐步打开的，1987年前只有零星的讯息交流，两地的学者，虽然在研究同一课题，但在工作进行中，彼此竟全然未能得知任何音讯。我个人觉得，学术信息之能得到交流总比阻隔为好，由于特殊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一定时期学术隔膜的状态，当然有其缺陷，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未始没有好的一面，这就是，无论彼此的结论有同有异，学术见解有是有非，但由于在互不得知的情况下进行同样的工作，在学术思路上倒可以不受彼此的影响，而表现在最终成果上，有时倒可以起互相补益的作用。
罗联添先生在他的研究进程中，在其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总是尽量吸收大陆学者的新见。如1977年12月刊出的《唐代文学史两个问题的探讨》；论及唐人传奇与温卷的关系，曾以肯定的态度引及大陆学者吴庚舜于60年代所发表的《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一文（《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在70年代所写的其他一些文章中，引及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证》。不过那时所引还较零星，且都为五六十年代印行的。80年代所写，则多引及时间较近的论著，如《唐代诗人集校勘问题》引及万曼《唐集叙录》，卞孝萱《李益年谱稿》；《论唐人上书与行卷》、《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的差异》引及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白居易与佛道关系重探》引及朱金城《白居易年谱》；《李白事迹三个问题的探讨》引及王瑶《诗人李白》、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以及1982年出版的《唐代文学论丛》刊物的文章；《论韩愈古文几个问题》引及程千帆、《以文为诗说》、阎琦《韩诗论稿》。但尽管如此，两地的学者在过去相当一个时期中，彼此阻隔，交流极少，他们是独立地进行各自的研究工作的，这就不免有所重复，但同时又各有所们侧重，共同在学术上作出贡献。
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刘宾客嘉话录校补及考证》刊于《幼狮学志》2卷1、2期，1963年1、4月，其写成则在1962年1月。
稍后，北京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第4期（1965．6）刊出了唐兰先生的《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这是唐兰1950年的旧作，1963年应《文史》之约而修订成稿。这两篇都是用力甚深的古文献整理的佳作。两位作者在彼此消息隔绝的情况下进行同样的工作，所用的方法也大致相同，即对以顾氏文房小说为底本的《刘宾客嘉话录》加以校勘、辨伪和辑补，所得的结论又大都相同。罗文的发表早于唐文三年，而作为前辈学者，唐兰于1950年即已写有初稿。现在看来，罗先生对《刘宾客嘉活录》的整理，条理较清楚，所用的方法也较科学。《刘宾客嘉话录》是唐人的一部笔记，史料价值很高，但此书错字、脱句、误倒、窜入的情况相当严重，总计全书记叙人事113条，误窜的竟有60多条，占全书二分之一强。自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指出一部分冒入的以来，迄无人作过系统的整理。罗先生的工作分为三部分：
（一）校补：以顾氏本为主，以说郛本、学海类编本为辅，参校《太平广记》、《唐语林》、《唐诗纪事》等书所引，校其讹误，补其脱编。（二）辑佚：凡《太平广记》、《唐语林》等书所引而为今本《嘉话录》所无者，均录出，并校其讹误。（三）考证：考辨其伪，并考辨其所记人事是否真实可信。这是近数十年来对《嘉活录》所作的最有条理也最系统的清理。唐兰先生所作大致相同，但对正文的校证，未及罗文清晰。不过唐文也有为罗文所未及的，如罗文正文中第53节“金凤皇”、第54节“蒋潜”，唐文考出出自《续齐谐记》，罗文则未指出为他书冒入。《嘉话录》中有不少夹入唐刘谏《隋唐嘉话》条文，罗、唐两位均尽可能加以辨析，其中“东方虬”、“洛阳僧”两条，罗文注意到《太平广记》引录，系出自《国史纂异》，唐文则进一步考定此《国史纂异》即《隋唐嘉活》之异名（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程毅中点校本《隋唐嘉话》进一步考定此点）。唐文又有专节考证今本《嘉话录》致误的原因与时间，引宋人《道山清话》及《玉海》艺文类所录《宋两朝艺文志》，谓韦绚原书宋初尚有完整；日抄本，故王说作《唐语林》尚能引及，后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三馆被火，书残，借太清楼所藏抄补，而太清楼所藏又为残书，校辑者遂杂取他书以补之，遂致谬滥。这一点也为罗文所未及。我们今天如整理此书，则罗、唐两位先生的成果都应珍视和汲取，他们都是独立研究所得，各有特色，这也是弥足珍贵的。
又譬如，关于唐代举子行卷与传奇的关系，南宋《云麓漫钞》谓：“唐之举人，先藉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之于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近现代学者多据这一记载来说明唐代进士行卷之风促进传奇的繁荣。罗联添先生对这一相沿已久的说法提出质疑，他的《唐代文学史两个问题探讨》一文参照大陆学者吴庚舜的文章（见前），再增举例证，得出明确的结论，认为裴铡《传奇》、牛僧孺《幽怪录》并非投献的温卷，其他流传的传奇作品绝大部分是作者撰于把进士或进入仕途以后，也不是温卷。传奇和温卷实在牵不上关系。罗文刊于1977年12月。1980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唐代进士行卷作了系统的论述。我曾于此前数年见到过程先生的原稿，程先生写作此文约在六七十年代，当然还未能见到罗先生的文章。程先生是看到过吴庚舜的文章的，但他不同意吴文的看法，举出《国史补》及《南部新书》所载元和十年裴度为藩镇派遣的刺客击伤，其仆人王义为保护裴度而以身殉职，这一年，多数进士撰写《王义传》作为行卷。后来我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也引及此事。我现在细审二者的关系，认为罗先生的考述较为合理，唐人举子以传奇行卷，并无直接证明的材料，元和十年举子们所作的《王义传》，也没有一篇传下来，《王义传》是否属于传奇，也还有待于证明。因此，以写作《王义传》来说明传奇行卷，不仅是单文孤证，而且其本身也是难以成立的。
从《唐代牛李党争始因问题再探讨》一文（1985．12），我们得知台湾文史学界于六七十年代曾对牛李党争的起因与发展有过讨论，也产生过一些论文和专著。大陆方面关于牛李党争的探讨约始于80年代初，起步较晚，且大多集中于理论上的阐发，具体问题的考辨不是大多。我曾在牛李党争方面下过一些工夫，并集中力量对一些具体史实进行考析，于1982年写成《李德裕年谱》一书（齐鲁书社出版，1984．10，712面）。限于条件，我当时还不可能见到台湾学术界的有关论著。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我同意岑仲勉先生的主张，认为不始于元和三年的制科对策之争。我们用的方法与罗先生上述的文章是相同的，即认为，“欲知此次对策究竟是攻击李吉甫还是攻击宦官，最确切的方法是研究策文的内容”。此次对策，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三人，只有皇甫湜文流传下来；因此我与罗先生同样，集中分析了皇甫湜的对策，但所得的结论却有不同。我认为，皇甫湜对策中提至“陛下寝寐思理，宰相忧勤奉国”，并建议皇帝应“日延宰相与论文理”，是肯定宰相，而将批判的的锋芒集中于宦官。罗先生逐项节录了皇甫湜对策的要点，认为策文指斥宦官，措辞最为激烈，但并非集集矢宦官，也讽刺了皇帝、宰相反藩臣将。我的上述观点曾得到大陆一些同行的赞同，我现在还是认为基本论点仍可成立，但觉得罗先生的说法更为全面，可以补充我的不足、至于罗先生从杜牧所作墓志与李珏作神道碑，论证牛僧孺元和三年策文集中指斥李吉甫，我则认为尚可商榷，因二人作碑志时，李德裕已被贬，牛党正得势，时势造成曲文，不足为据。不过，从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我觉得，在互不了解信息、各自独立研究的情况下，倒可以促使研究者发挥各自的特点，使不同的意见给学术界以有益的思考。
我曾经想过，罗先生论述过的不少问题，后来大陆学者从不同的方面也多作过探索，其间有相同的结论，也可能有分歧的意见，但罗先生的论著仍能给人以有意义的启示，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读他的《论韩愈古文几个问题》一文，得到了启发。他说他论这些问题，主要目的是期望对问题能“澄其源而清其流”，我觉得这句话颇能道出他的治学的特色，也是他的著作能给人以启示的原因所在。澄其源，就是探寻问题的原始材料究竟如何，应当对原始材料作准确的搜讨与把握，而不应该以后起的或已起过变化的材料当作原始材料。清其流，就是从最初的起因出发，不带任何个人爱好与偏见，把由原始材料生发的种种解释、议论、记载，按照事物的本身发展加以清理，唯有这样，才能对课题的纵向发展与横向联系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概括，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才会有充实的材料基础，罗先生的文章，大多能追讨问题的起因，从材料的源头加以澄清，由此加以科学的推理，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于平实中创新。
譬如在《论韩愈古文几个问题》一文中，讨论苏轼提出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列举例证，说明自苏辙开始，宋人有张耒、魏了翁、王柏，元代有吴徽，明代有胡应鳞、方以智、归庄，清代有王鸣盛、章学诚、方东树，直至曾国藩，都无不这样说。那末苏轼的“起衰”之说是否有当呢？文章汇辑了李翱《祭史部韩侍郎文》、李汉《昌黎先生文集序》，以及韩愈卒后朝廷诏书中所说“承八代百家之微”，由此得出结论：“此可证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说法，原其根本，乃出于韩门弟子”，“又见载于唐代官方文书”，则苏轼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实有其根据。应当说，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实在是一个习焉不察的说法，但经他作此“澄源清流”的考查，人们前后的认识就有了深浅的不同，从而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又如作于1985年的《论唐代古文运动》，从澄其源出发，举出例证，说明唐人运用“古文”一词实不甚普遍，遍检柳宗元全部诗文，也未见“古文”一词；“古文”一词至韩愈始用，但也不多，至于“古文运动”一词，清代以前未曾有过，这一名词是1928年胡适《白话文学史》始用，30年代以后几部文学史著作也就相沿用了起来。由此出发，罗先生对中唐时期韩愈等几个人提倡写作古文，能否称得上是“运动”，甚表怀疑。我认为这是代表罗先生研究韩愈的新见，是很值得继续探讨的。他的这一新见解，正是由于他运用澄源清流方法之所得。
罗先生著作甚丰，方面又广，我只不过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同行，尝试着作一粗浅的介绍，希望大陆的学者能从他的成就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也希望大陆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也能为台湾学者所认识，促进彼此的交流，为更好地研讨中华文化作出共同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