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引 最近国内新兴的“科研平台”、“创新基地”的一项任务， 是推动跨学科超领域的科研工作。这是先师钱穆生平治学的旨愿，也是我自己数十年来治学的途径。关于这方面的学理，我发表过一些文章，如：《漫谈历史研究：汉学、史学、社会科学》（《思与言》，第5卷第2期，1967年）；《历史与文化、思想与哲学——人文学理论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卷第3期，1994年。修改本：《现代中西文化与文化理论之互动趋向》，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竹企思想文化丛书总序》（1997年，又见武汉大学《人文论丛，1998卷》）；《文化传统与现代认知》（《求是、求真、永葆学术青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关于思想文化史研究》（《开放时代》，2003年6月）；《钱穆师与中西文化比较》（《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史学集刊》，第4期， 2005年）。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隐》：“案孔子之言见《春秋纬》，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因应这传统，下文简述一些有关思想与社会的“跨学科与超领域研究”的史学事证。
2.中国传统学术的“跨学科、超领域”本质 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宗师李约瑟（Joseph Need- ham）在《时间与东方人》中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史学）是万学之母（后）”（Time and Eastern Man,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65, P.9）。历史内涵包括“人”的“过去”的一切。其实历史阐述的不止是“过去”，更包括了“现在”、“当下”。“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者强调过去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现在”、“当下”。但从严格的时间观念来说，“现在”反而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有瞬息间的存在），当我们想到或说出“现在”时，这“现在”即已成为“过去”了。因此，“历史”关注的不只是“人过去的一切”，而是“人的一切、与人有关的一切”。这包括了人的思想、社会、经济生活、文艺创作的一切。
钱穆师在《湖上闲思录》首篇《人文与自然》中说：
宇宙之大……是够可惊人的……人类在整个宇宙间……譬如在大黑深夜，无边的旷野里有着一点微光……如萤火虫般……奔向前程……
人类的心智则偏要在虚空中觅真实，黑暗中寻光明，那只有在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文化的累积里面去寻觅。这些……累积着的文化遗产，我们称之曰：“人文”……这是真实的……但……也只是萤尾梢头的一点微光……但就人而论，也只有这样。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文史》国际计划委员会总裁杜蒙（George-Henri Dumont,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project, UNESCO）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页：《人文史》资料汇编《工程／计划简介》（UNESCO: Collection of History of Humanity, Description of the Project, updated 03—01—01）中写道：
我们研究历史……是要把所有的过去，从一无所有的虚空挽救回来；没有历史，所有的过去都消失于虚空；没有历史，便没有过去……历史以外，没有任何存在。在一页网页中，对钱师五十年前的述意，重述了四遍。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广义的“史学”在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是极明确的。从传说所云在上古没有文字时代，人们便“结绳以记事”（《周易正义•系辞下》，及《老子》第八十章）；殷商卜辞对人的行事年月日时间的关注；中国过去数千年史料（包括近年的考古发现）之丰富和史书体裁之多元多样而整饰，在人类文化传统中居首位是无疑义的（Chi-yun Chen,“Immanental Human-beings in Transcendent Time-Epis- temological Basis of Pristine Chines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Chun-Chieh Huang & John B.Henderson eds., Notions of 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6;高专诚节译《中国古代历史意识中的人和时》（《开放时代》，2002年3月）。
经、史、子、集四部群书，“史部”固然是专门史学，“经学”亦有“六经皆史也，皆先皇之典籍也”之说（章学诚《文史通义》首章）；“子部”论说也大都从人本立场，以先王、先圣、先哲、先贤的遗训行事为基础（《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诸子……皆……六经之支与流裔”）。至于“集部”，在现代学术分类，属于“文学”，但由于传统文学的本源离不开“经、史、子”，换句话说，传统中国人的关注对象、思维方式和著述的形式都依归或趋向于广义的“历史”，因此“集部”文章内涵亦赋有此史学特色。
历史文化的内涵多元、多方、多层面，学术思想的关注自然应该是多元、多方、多层面的。庄子主张无限包容，无穷与有限两立，绝对与相对兼存，大与小相通，人籁地籁天籁尽知。《荀子》：“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天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非相》）；“故能宽容……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非相》）。《管子•宙合》篇说：“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案不可不多……是故辨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韩非子》：“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万物所异理而道尽。稽万物故不得不化。”（《解老》）《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司马迁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自述治学，意在“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作《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东汉末年，荀悦在《申鉴》中也说：“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道虽要，非博无以通矣。博其方。”（《时事二》）
中国学术偏离这大传统，肇始于近千年来“宋学”和“汉学”的对立。“宋学”和“汉学”的对立对传统中国学者并未造成过大的困扰，因为在过去中华思想文化是一整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学者虽有“汉”、“宋”之分，但识者大都知道这是门户之见，各有所偏。近百年来，在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势下，中国文教学术全面接受了西方分科分系的近代教育和学术系统。这些分科西学，如何与中华学术传统衔接，便成为困扰的问题。过去“汉”、“宋”、“考据之学”、“义理之学”之分虽严，但只是门户之分，其研究讨论之客体对象，仍是中华文化整体。现代学术把这种宗派门户分别定位为“哲学”和“历史”两种不同的学科；哲学系不必理会历史，而历史系不必理会哲学。中国历史与中国思想史（目前国内号称“哲学史”的大都只是“思想史”）变成了互不相干的两种客体。当然，略有通识的人都会知道，历史和思想过去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绝不会是互不相干的（“哲学史”、“思想史”都是“史”之一体）。这种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千头万绪，不容易弄清楚。惟其如此，这问题更值 得我们去研究探讨。
3.近代西方学术“跨学科、超领域”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分科学术虽然来自西方，现代西方学术界却是深知这种分科学术的毛病，因而大力倡导“跨学科、超领域”的科研（interdisciplinary,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近年世界各国高教体系都在推动“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上面说过，历史文化本体就是跨学科的。以当代学术体系而言，人文方面有“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社会科学方面有“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史”；自然科学方面，“博物学”原名即为“自然史”（naturalhistory），其它如地质学有“地质演化史”，生物学有“物种进化史”，天文有“天体演变史”及“天文学史”等等，都是广义的史学领域。西方新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更是以“历史情境”来从事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主体、文本、语境都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其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即筹备撰写一《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这是聚集世界主要国家史学界精英，历时二十多年始完成的巨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长于1962年在所撰《前言》中宣称：
本书题称《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严格地说，是叙述无数世代人们个别地与集体地（社会）意识（思想）建构的人类人性人文。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类以意识（思想）塑成自己的人性人文——文明社会：含社会，经济，科技等。（UNESCO:History of Mankind, vol.1, pp.xii-xiii）
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新编一套《人文史》，1980年开始筹办，1994年出版第一卷， 1999年出版第五卷，第六、七卷尚待出版。在《前言》（1994年）中，此书筹划委员会的前任执行长（Charles Moraze, 专业哲学家）感叹说道：当前人类的知识注重专门分析的倾向大大地妨碍了大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综合整体观察（p.x）；历史研究的分歧专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研究互不相干，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学史的研究各成独立山头，妨碍了人们对自己明智的历史理解（p.xii）。
1964年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中，有一关于“汉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论战。参加讨论的论文发表于《亚洲学报》第23卷第4期（JAS.23:4,August 1964）。其中，第三篇论文《中国研究对社会科学的贡献》（What the Study of China Can Do for Social Sciences）由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讲。他评论过去传统汉学过于注重考证方法，甚至于为考证而考证；而且汉学家只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与其它方面的学术汇通。他主张用整体的人文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这样才能对一般人文及社会科学有所贡献。最后他希望欧美人文社会科学家多多注重中国研究。
第五篇论文《汉学的统整性》（The Case for the Integrity of Sinology），由牟复礼（Frederic Mote）主讲。他认为“汉学”“中国研究”不应各自为政，亦不应分别依附于各种社会科学。他主张应该有一整体性的全盘计划来彻底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第六篇论文为讨论会主席慕斐（Rhoads Murphey）的综合报告。他指出与会诸人意见的分歧性和统整性，认为“史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环，不管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所受的训练或所采用的方法和态度是什么（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他必须在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文化史学者（comparative cultural historian）。
第七篇论文为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的综合批评。他本着人文学者的立场，对于过分强调社会科学方法一点加以批评。他的结论是：
无论一个人所受的是哪一种学科方法的训练，他本人的文化修养越广博深厚，则越能在那种方法上发挥他一切的智能。无论这些智能是不是由那种特殊学科训练上得来的，它（指由文化修养而得来的智能）都可以使一个人的说话有份量，有价值。反之，由一个修养浅薄、目光短狭的人，机械地应用一种孤立的学科方法，常常会产生浅陋的， 甚至荒谬的结果。（陈启云《汉学、史学、社会科学》，第12—13页；《求是、求真、永葆学术青春》，第45—47页）。这正是钱穆师和我生平治学的志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