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朝志传通俗演义》一百二十二回（又补一回），原题贯中罗本编辑，有日本尊经阁藏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龚绍山刊本，原书多处题作“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史传”，今人多按孙楷第先生书目定名。又有日本横山弘教授藏永寿堂重印本［1］，另有上海图书馆藏覆刻本。孙先生《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三据尊经阁藏本著录，并有提要云：“似所据为罗氏旧本，而书成远在正德之际，先于熊钟谷《唐书志传》者且四十馀年。而细观全书，则似与熊书同出于罗贯中《小秦王词话》（今有明诸圣邻重订本），熊据史书补，故文平而近实。此多仍罗氏旧文，故语浅而可喜。”［2］孙先生相信有“罗氏旧本”，而熊书已据史书作了订补，此龚刊本则大多仍罗氏旧文。柳存仁先生的《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大体上也支持此说［3］。
近年来学者继续考证，多认为罗贯中编辑此书之说不可信，而且书出于熊钟谷（大木）《唐书志传》之后，林瀚的序言是假托的。第九至九十回的情节与熊书大体相同，但有很多差异，孙楷第先生也曾举例说明其异同和史实的正误。但孙先生说它与熊书同出于《小秦王词话》，又说“此书于九十二回后增补高宗以下事至僖宗而止”，使人误认为中间八十三回的故事与《唐书志传》同出罗氏旧本，只加出了前八回和后三十二回，则未免疏略。实际上只有伪托徐渭序的一百十四节的《隋唐演义》才是在《唐书志传》前后嫁接了《隋唐两朝志传》的前八回和后三十二回。有人认为后出者有所修改，因而较为近实。罗贯中编辑之说，虽不可信，但《隋唐两朝志传》（以下简称“隋唐志传”）编辑者有无旧本为依据却仍有待研究。现在试作一些探讨。
一、薛仁贵故事的插增
《隋唐志传》第八十九回之后，又补了一个八十九回《薛仁贵箭射飞刀》，叙述盖苏文中箭伤臂，意欲退兵，萧地虎建议向扶桑国求救，盖苏文听从其计。扶桑国派出三员猛将，名元龙、元虎、元凤。这三将都被薛仁贵射死。书中引“宋范菊轩赞仁贵”诗云：
凛凛身材盖世雄，扶持唐主定辽东。
能降海外烟尘路，尽在天山三箭中。
按：这一段承袭自《永乐大典》本《薛仁贵征辽事略》平话，元龙、元虎、元凤三将的名字全同，但细节略异。话本引诗曰：
凛凛威风冠世雄，扶持唐世定辽东。
能交海外烟尘静，皆在天山三箭中。
成化辛卯（1471）永顺堂刻本《薛仁贵跨海征东》词话结尾也有这首诗，又略有差异：
凛凛身躯胆气雄，扶持唐世定辽东。
能降海外烟尘静，因在天山三箭中。
只要看这一首诗，就可以断定这一回是根据元（或金）代平话系统的话本插入的，因为成化词话里并没有三箭定天山的具体叙说。
《隋唐志传》本有《仁贵三箭定天山》的故事，见于第九十三回，放在后面唐高宗时期是符合史实的，所以孙楷第先生指出：“有熊书纪事误而此书不误者：如破铁勒九姓及薛仁贵三箭定天山本高宗时事；熊书本以秦王为主，而艳羡其事强属之太宗，大是谬误。兹于太宗征辽，改铁勒为扶桑，太宗征高丽本无功而还，熊书尚不背子史，兹以高丽王舆榇出降，则亦误也。仍以薛仁贵事属之高宗。”
这样一来《隋唐志传》就把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的故事讲了两遍，高宗时破铁勒的事本来见于九十三回，大概编成后又见到平话里有三箭破天山射雕王颉利可汗援军的故事，舍不得抛弃，又把它改写后插入第八十九回之后。编者在书成之后才加进去的，所以回目上没有来得及改正次序。但后来增加的这段并非抄自《唐书志传》。《唐书志传》第八十九节"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的故事，讲的是三箭射死铁勒援军万留公、万济公、万通公三兄弟。可见两书的底本不同。
唐太宗征辽的故事，《隋唐志传》从第八十一回就开始讲起，到第九十回《高丽王舆榇出降》，用了十回多（加上补的又八十九回）的篇幅，以薛仁贵为中心人物。这一部分比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内容更加丰富，有不少新奇的情节，如薛仁贵追杀毒蛇，得到兵书、盔甲、方天戟；降伏火龙马，得到坐骑；五箭取榆林；箭射飞刀，战胜盖苏文等等。其馀情节与平话大同小异，可能编者作了较多的增订，也可能别有所本，只有“三箭定天山”这一节像是根据平话改编的。元人杂剧里有张国宾的《薛仁贵衣锦还乡》和无名氏的《摩利支飞刀对箭》，都说到了三箭定天山，把它作为太宗征辽时的事。成化词话《薛仁贵跨海征东》也讲到“三箭定下烟尘”，结尾诗也说：“能降海外烟尘静，因在天山三箭中。”可是词话里并没有讲三箭定天山的具体情节，只有用箭射落五口飞刀的事，和《隋唐志传》第八十六回《薛仁贵五箭取榆林》相似。大概薛仁贵的故事在传说中不断演化，先是把三箭定天山的史实提前到了征辽时，随后又铺衍出摩利支（即莫利支）飞刀对箭的情节，三箭又增加为五箭。《隋唐志传》为了扩充篇幅，兼收并蓄，既有破铁勒时的三箭定天山，也有征辽时的三箭破扶桑；既有五箭取榆林，又有五箭射飞刀。
《唐书志传》也有薛仁贵的故事，从七十七回到八十九回，都是讲唐太宗征辽的战役。这十三回书，情节和《薛仁贵征辽事略》平话、《薛仁贵跨海征东》词话大不相同。除了薛仁贵屡建奇功之外，还有其他将领的战绩。第八十九回也说“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只是把破铁勒的三箭定天山移到了征辽时，而元龙三兄弟则改成万留公三兄弟。最突出的一点是没有张士贵冒功谋害薛仁贵等情节，刘君卯（不作昂或昴）也不是反面人物，而是战死疆场的阵亡副将。显然《唐书志传》的底本与《隋唐志传》不是一个系统，与元代以来戏曲、话本里的薛仁贵故事差异很大，也不像是熊大木“参采史鉴”而彻底改造的。因为这些故事也远离史实，虚构的情节太多，熊大木没有必要做这么大的手术。于此可以看出《隋唐志传》和《唐书志传》完全不是同一系统的传承。
这里还需要对上引那首诗作一点考察，平话里的那首诗被托名为范菊轩撰，这应该是《隋唐志传》编者的改笔。除了补的又八十九回，书中第七十八回、第七十九回也有“宋贤范菊轩”的两首诗，当出于同一人之手。看来这补入的第八十九回不是另一个人插增的。
二、孙甫史评的佚文
《隋唐志传》第九十四回讲到唐高宗驾崩时，引“宋孙甫评曰”：
高宗为人沉静寡默，足有可称。然溺爱祍席，不戒履霜之渐。卒使妖后研丧唐室，贻祸邦家。可叹也夫！
第九十八回讲到武则天病死时，又引“宋孙甫评曰”：
武后乘唐中衰，攘窃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络绅，其祸惨矣。
这个孙甫应指《唐史论断》的作者。按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著录《唐史论断》三卷：
天章阁待制阳翟孙甫之翰撰。甫以《唐书》烦冗遗略，多失体法，乃修为《唐史》，用编年体。自康定元年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为论九十二首。甫没，朝廷取其书留禁中，其从子察录以遗温公，而世亦罕见。闻蜀有刻本，偶未得之，今惟诸论存焉。
孙甫的《唐史论断》，在南宋时就只存三卷了，至今流传于世的就是这三卷。《隋唐志传》所引的两条，不见于今本。《唐史论断》不是很常见的书，《隋唐志传》的编者居然能引用南宋时已经散佚的原文，实在令人惊讶。如果说是编者伪造的话，孙甫又不是什么大名人，为什么要借用他的名义呢？
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同样是署名为罗贯中编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一回就是《按宋待制孙甫史记》，正文只有两首诗，叙事极少，也没有论断。同书第二十五回又引孙甫的评语说：
僖宗为人，荒淫幕虐，昏庸相继，祸乱相仍，民愁盗起，不可复支。盖亦天人之所愤欤！
两部都题为罗贯中编的演义，都引用了孙甫的评论，其中是不是有一定的联系呢？《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故事和风格比《隋唐志传》更为浅俗，有如三鞭换两锏那样“粗鄙”的故事，近似民间话本，可能年代较早。所以赵景深先生曾说：
我疑心这部《五代残唐》是元人的著作，因为：一、每回的回目只有一句，不是对偶的，颇像《三国志平话》。二、第十三回《李晋王河中会兵》云：“醒而复醉，醉而复醒”，这样的话正是元人散曲所常用的。三、戏剧多根据小说改作，但根据戏剧而改编小说的却极少。戏剧所写每只是小说中的一段，很是注重结构，而中国小说却是一向不大注重结构的。元人所作杂剧，都可以从《五代残唐》里找到它的来源。我想，大约是元人杂剧根据《五代残唐》改作的。从这推测，《五代残唐》也有为元人作品之可能。［4］
赵景深先生的意见只是推测，并无确证，但是第三点说元人杂剧里的五代故事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有渊源关系，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与《五代史平话》体例不同，性质有异，然而元人杂剧的情节却近于前者而远于后者，说明应有一个较早的共同来源。其中引用宋人孙甫《唐史论断》的佚文，可能出于某一较古的祖本，不是杨丽泉或龚绍山所能伪托的。
三、李白故事的“旧小说”
《隋唐志传》第九十九回叙翰林学士贺内翰向玄宗推荐李白说：
近有一人姓李名白，西川绵州人也。先因绵竹县令贺知章家一使女名曰秀春，尝在绵江洗菜，忽然跳一鲤鱼入篮。其女取鱼归家食之，因而有孕，后生一子，容貌希奇，身体端严。知章异之，取名李白。及长，颖悟绝人，才学无敌。
下面《李太白立扫番书》、《华阴李白倒骑骡》两回，与《警世通言》第九卷《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故事相似，但情节差异很多。可一主人眉批说：“旧小说谓李白为贺家婢出，得此正之。”可见可一主人曾见过有李白出身故事的“旧小说”，似即指《隋唐志传》。他称之为“旧小说”，年代应该较早，那么书中的李白故事当有更早的来源，未必是刻印者的新创。
四、与《大唐秦王词话》的异同
《隋唐志传》龚刻本的末页有木记曰：“继此以后则有《残唐五代志传》详而载焉，读者不可不并为涉猎以睹全书云。”（永寿堂后印本也有这段广告）可知龚绍山是把此书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作为同一系列的丛书编印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有题“李卓吾批点”的明刻本和“汤显祖批评”的清刻本，前者有可能即龚绍山刻本。《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六十回结尾又说：“馀见《宋传》，此编不多录也。”可见还有一个衔接赵匡胤登基之后的《宋传》，又与现存的《南北两宋志传》不同。研究者多认为《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可能即钱希言《桐薪》所说的正德年间传世的《金统残唐记》。按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李唐五代通俗演义》一书，或即同书异名。
《隋唐志传》和《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都有不少丽泉的诗，丽泉应即清白堂的主人杨丽泉，他的诗也见于余象斗刻本《列国志传》。清白堂和刻《唐书志传》的清江堂都属杨氏，似为一家，但年代较晚。熊大木编的《全汉志传》中东汉部分，书末也题“清白堂杨氏梓行”，印于万历十六年（1588）。所以有丽泉诗的版本应晚于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隋唐志传》的编者有可能看到《唐书志传》，但没有抄袭的证据，两书的情节、文字出入很大，如果逐回对比，可以看出许多不同的地方。讲唐代历史的宋元平话，现存的只有《薛仁贵征辽事略》一种。从元人杂剧和明刻的演义小说考察，宋元时一定有不少唐史平话的话本，
惜已佚失。唐代著名的英雄人物，除了薛仁贵以外，还有尉迟敬德和秦琼（叔宝），秦王李世民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唐书志传》里的薛仁贵故事，把三箭定天山说是打铁勒九姓的战役是正确的，而移置于唐太宗征辽时期却错了；《隋唐志传》把三箭定天山放在唐高宗时是正确的，而重出于唐太宗征辽时则回避了破铁勒的矛盾，改说是扶桑国齐天可汗助高丽的援军，就圆了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以来就流传的谎。这一回作为增补部分放在八十九回之后，显然是《唐书志传》之外的新材料。原本目录还有第一百二十四回《郑败大战收朱温》，有目无文，大概是编者看到《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六回有《郑败大战朱全忠》故事，就删掉了。现在第一百二十二回，写到曾元裕杀了王仙芝之后班师回长安，没讲到唐僖宗和昭宗以后的事，不像是全书的结局。就因为这部分故事都留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里讲了。看来编者有一个全盘整合的计划，惜并未完成。
《唐书志传》不是全部唐代历史的演义，只讲唐太宗的事迹，到九十回《长孙臣劝回奕驾，唐太宗坐享太平》为止，只比《大唐秦王词话》多了一大段征辽故事，所以又名“秦王演义”，孙楷第先生说它与《隋唐志传》“同出于罗贯中《小秦王词话》”。但无论《唐书志传》或《隋唐志传》，都不是简单地照搬和直接传承《大唐秦王词话》，而是同源异流的演化。于此可以再一次考察明代前期小说的世代累积过程。
《隋唐志传》与二书不同，除回目为单句外，如第九回叙裴寂鼓动李渊起事，孙楷第先生曾指出：“有与熊书微异者：如裴寂以晋阳宫人私侍李渊，熊书与《通鉴》同，兹则竟指为张尹二妃。”
《隋唐志传》叙事很详，有裴寂鼓动张尹二妃，教她们劝李渊饮酒，醉后扶向龙床，与之共宿等情节，大约有一千来字。可是在《唐书志传》里，仅有一句话：“因选晋阳宫人有美色者私侍渊。”（第一节）
按：这一情节亦见于《大唐秦王词话》第一回：
一日，裴寂设宴于晋阳宫内，邀李渊入宫饮酒，私以张尹二妃侍陪。李渊平素贪恋酒色，肆无忌惮，尽欢而散。
就和《隋唐志传》比较接近了。
接着，有一段李世民劝说李渊的话：
世民乃乘间屏开左右，说于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第九回）
这番话也见于《大唐秦王词话》第一回，可是在《唐书志传》里却只有“世民牖下闻之，因进说之甚力”十二个字。
再往后，《隋唐志传》又有一段：
酒半酣，寂又从容言于渊曰：“二郎阴养士马，朝夕训练，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官人侍公，恐此事觉，得罪见戮，故为此急计耳。公意如何？”（第十回）
《大唐秦王词话》第一回也有这一段，只有几个字不同，在“公意如何”之前多出“众情已协”一句。在《唐书志传》里则只是十二个字：
裴寂亦曰：“众情已协，公当从之。”
三种书有相似的文字，似乎同出一源。但究其根源，实际只是《资治通鉴》一书而已。按《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载：
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5］
由此看来，孙楷第先生所说“同出于罗贯中《小秦王词话》”的话，恐怕有待考虑。因为他去日本看书时间非常局促，不可能同时取三种书进行对比。三种书取舍不同，相似的地方实在不多，且《小秦王词话》也说是罗贯中的原著，和《隋唐志传》一样，都是后人托名，至少是经过后人改编的再创作。如果真是罗贯中一人所作，那么就应该基本相同了。
说唐故事中最著名、最精彩的一段是秦叔宝与尉迟敬德大战，在《隋唐志传》里是《柏壁关唐刘大战》、《美良川秦王跳涧》、《敬德三鞭换两锏》三回
《大唐秦王词话》第二十九至三十回，《秦王私窥柏壁关，叔宝夜战秋风岭》、《秦王三跳虹霓涧，叔宝大战落叶坡》，就是讲这一故事。《隋唐志传》的故事大致相同，但加了不少情节，人物姓名也改过了。如《大唐秦王词话》里随同秦王夜探柏壁关的是程咬金、马三保、段志玄，《隋唐志传》里则是丘师利、向善志、马三宝、武士虐（应作“彟”）四人。这一次尉迟敬德打败了四将，秦叔宝没有出场，第二天秦王听从程咬金之计，偷渡柏壁关，才有尉迟敬德追赶秦王，秦叔宝救驾，两人交战；李世民、尉迟敬德、秦叔宝三人马跳虹霓涧。两人大战，不分胜负。第二天再战，又加进了“三鞭换两锏”情节，说两人斗“并力法”，尉迟敬德卸了盔甲让秦叔宝先打两锏，然后秦叔宝让尉迟敬德打三鞭。敬德还说：“吾受四锏，汝早还我四鞭之债。”而叔宝则说：“论数算来果少一鞭，以轻重较之，四锏约有二百斤之力，三鞭还有二百四十斤之重。汝尚欠吾四十斤的气力，何足为奇！”这是《隋唐志传》的独特之处。在《大唐秦王词话》里并没有此说，只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是三跳虹霓涧。还有三鞭不及二简，这是怎么说？尉迟在柏壁关下，鞭打马三保、段志玄、程咬金，中伤不损其命。秦叔宝在清风岭下，简打魏鵰儿、张赛虎。所以三鞭不及二简。
《隋唐志传》则作秦叔宝打死了一个韩哙，《唐书志传》里根本没有这段情节，只有秦叔宝锏打魏刁（不作鵰）儿一人，都没有张赛虎其人［6］。
三部书各有特色，《隋唐志传》增加的枝叶最多，正如孙楷第先生所说："惟此书三鞭换两锏事则尤粗鄙。"三部书各有繁简和差异，可能有同出一源而各有增改的关系；更可能是各有传承，来自不同说话人的编创，而其共同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史书。三部书里相同的文字，大多可以在《资治通鉴》里找到来源。当然，还有两《唐书》等更早的史源。
尉迟恭是隋唐故事里的著名人物，《大唐秦王词话》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回讲他的出身，有许多神奇的故事，《隋唐志传》就没有采取。尉迟恭三夺槊的故事，和三鞭换两锏一样是唐史演义的重要关目，当然不会放弃。《大唐秦王词话》里有两回讲到了李元吉与尉迟敬德比武夺槊的故事（三十八、三十九回），《唐书志传》却没有采用。《隋唐志传》第六十二回《尉迟恭榆窠救主》之后，也有李元吉要与尉迟敬德比武的情节，仍请李世民扮演榆窠园逃走之状，让尉迟敬德单鞭来夺槊。李元吉持槊追赶世民，意图把他刺死。尉迟敬德急来救主，用木槊刺倒元吉，夺过其架。继而李元吉又派部将黄太岁（《词话》作黄庄，绰号立地太岁）在南御园再次重演追刺李世民，又是尉迟敬德夺槊救主，打死了黄庄。元人尚仲贤有《尉迟恭单鞭夺槊》和《尉迟恭三夺槊》两个杂剧，就演这两个故事，但元刻本《三夺槊》杂剧文字有缺误，不易读通，第四折唱词有"谢吾皇把罪愆免，打元吉丧黄泉"的话，大致可以解读出尉迟敬德三次夺槊后竟打死了元吉。这是元杂剧的虚构，离史实太远了，《词话》也没有采取。《隋唐志传》则又有变化，第六十二回叙元吉与尉迟敬德比武，被敬德夺槊刺倒，只有一次。次日黄太岁扮演单雄信追秦王，真要下手时，还是敬德夺槊一下刺死了黄太岁，就没有“三夺”的情节了。
《隋唐志传》的情节与《大唐秦王词话》较为接近，与《唐书志传》则差异很大，所以很难说二书同出于《小秦王词话》。再说，《隋唐志传》与《词话》也有很多出入，并不是直线传承。《唐书志传》则与《词话》很少相同之处，或许另有所本，或许熊大木已经“参采史鉴”，作了彻底的改造了。
五、与元明杂剧的异同
《隋唐志传》与元人杂剧有相同的故事，上面已提到尚仲贤的《单鞭夺架》、《三夺槊》，张国宾的《衣锦还乡》和无名氏的《飞刀对箭》，情节大同小异，不再赘述。
元杂剧还有郑德辉的《程咬金斧劈老君堂》，即《隋唐志传》第三十一回《秦王北邙山射猎》故事，特点是从斧劈老君堂一直演到程咬金归顺大唐。在中间加了一个楔子，演李世民消灭萧铣的故事。第三折又由正末扮探子，用唱词描述了李世民和萧铣的战斗场面。第四折由李靖向秦王报告李密降将内有程咬金，秦王不念前仇，亲释其缚。与《隋唐志传》不同的是预言李世民有百日之难的是袁天里，把李孝恭、李靖征服萧铣的功劳放在秦王身上，又把时间提前了。
杨梓的《功臣宴敬德不伏老》，演尉迟恭在功臣宴上争论打了李道宗，被贬到职田庄耕地。后来高丽国兴兵挑战，徐茂功奉命来召他起用。尉迟恭装疯病不去，徐茂功命军校装作下高丽的小军，上他门来骚扰，激怒尉迟恭动手打人，徐茂功抓住他没病，逼他出马应战，打败了高丽大将铁勒金牙，又还朝复职。这个故事不见于《隋唐志传》，在《大唐秦王词话》里则把尉迟恭被贬的原因说是齐王元吉的陷害。第五十五回《诏皇庄敬德诈病》说徐茂功带着医生去给他扎针，激怒尉迟恭举鞭要打，才被骗复出。敬德装疯成为流传甚广的折子戏，保存在南戏《金貂记》里，演唱不衰。
无名氏的《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演尉迟恭与儿子尉迟保林相遇的故事，这也是《隋唐志传》里没有的。但《词话》第二十三回尉迟恭参军时与怀孕的妻子梅凤英分别，嘱咐说，如生下孩子，取名宝林，留下一条竹节钢鞭为记。可见这是早就有的传承故事，只是后文却没有呼应。
脉望馆所藏钞校元明杂剧里有好几本演唐史故事的，与《大唐秦王词话》有同有异。现在再拿它和《隋唐志传》比较一下。
《魏徽改诏风云会》杂剧头折李世民上场有一大段念白，叙述了十八处烟尘的形势，最后说到：“别处军兵也不打紧，则有这江南萧铣、洛阳王世充、金墉城李密。某今先要收伏洛阳王世充，后破李密。”剧中演军师李靖看出李世民面色不好，不可远行。李世民决意去探看金墉，被程咬金抓住。幸而李密打败了孟海公，大赦一应罪人，惟独不赦李世民、刘文静，魏徴改“不”字为“本”字，放了两人。《隋唐志传》与之基本相同，只是说李淳风预言：“殿下面带青色，可保过百日之灾。一忌走马，二忌开弓，三忌玩景。犯此三者，其灾难躲。”李淳风与李靖不同，孟海公则讹为“凯公”。在《大唐秦王词话》里则说是李靖与李淳风先后劝阻李世民出游，被李密打败的却是梁师都，不是凯公，与杂剧差别较大。《魏徽改诏》与《斧劈老君堂》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情节，各有重点不同。
《长安城四马投唐》杂剧开头有一个很长的楔子，演述王世充和李密交战之前，先向李密借粮，随后背信下书挑战。单雄信打破金墉城，李密与王伯当、柳周臣、贾润甫四马投唐。唐公李渊封李密为邢山公，并赐他独孤夫人。第二折演李世民西征薛举得胜回来，唐公命李密去迎接，李世民有意羞辱李密。又出题命他作诗，互相讽嘲，激怒了李密，就决意出逃叛唐。第三折演盛彦师于断密涧射死李密，李世民又下令射死了王伯当。这些情节与《隋唐志传》有所不同，却和《词话》相合。如《隋唐志传》第三十六回《魏徴四马自投唐》，随李密投唐的有魏徴和祖君彦、王伯当、王珪、徐世勤等，也与史籍不合。第三十八回《秦王十计羞李密》，与杂剧第二折情节一致，但十将里只有殷开山、马三宝两人出场，另八人未见，却换了一个段志玄；也没有吟诗讽嘲的情节。《词话》则更近似杂剧，随李密投唐的是王伯当、柳周臣、贾闰甫，剧中李密吟《竹》诗云：“老竹苍苍节大坚，等闲小辈莫摧残。潇潇雨洒深秋月，惊的邪魔心胆寒。”《词话》第十四回李密的《竹》诗则作：“拂云苍玉手亲栽，饱历风霜足干才。寄语时人莫轻弄，曾从葛水化龙回。
”还有李世民和李密咏鸡的两首诗，也完全不同。可是都有两人吟诗相嘲的情节，应有共同的渊源。
《徐懋公智降秦叔宝》杂剧演徐懋公拿着李世民的信去说降秦叔宝和陆德明、程知节、李君实、田留安等，一起归唐。最后由殿头官念诵断语韵白，宜读圣旨，可见剧情大意：
您听者：隋室乱天下荒荒，四海内各占封疆。太原城先朝旧业，王世充搅乱村坊。仗手下文强武胜，秦叔宝双锏高强。徐懋公施谋用智，一封书拱手来降。各罢兵干戈宁静，众将军武艺非常。秦叔宝封胡壮公之职，陆德明加紫绶金章。李君实田留安二将，取家小直到洛阳。今日个加官踢赏，一齐的拜谢吾皇。
《隋唐志传》第四十七、四十八回《世勣云游访叔宝》、《秦叔宝弃郑投唐》，讲到秦叔宝、程知节两人阵前倒戈，李君实、田留安搬来五家（连同陆德明）老小等，与杂剧大体相同，应出自同一系统。《大唐秦王词话》则讲得更细，细节更多，说徐茂功扮作道人，潜入河南，遇见秦叔宝命家懂出卖双简（锏），就跟着到秦家游说秦琼，又拿出敬德的画像，激发秦琼的好胜心，决意归唐。共事者只有牛进达、牛进雄、程咬金三人，没有李君实、田留安、陆德明。看来与《隋唐志传》不是同一来源。
《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杂剧演的是唐史故事里的著名情节。单雄信追赶李世民，徐懋功扯住他的袍袖，单雄信割袍断义。尉迟恭来救，剷马单鞭，打伤了单雄信，立了大功。《隋唐志传》也大体相同，但没有说到夺塑，与尚仲贤的杂剧《单鞭夺槊》有所不同。杂剧末尾唐元帅李世民的断语，综述了整个剧情，可知大意：
某不合私观洛阳，到城边惹起刀枪。北邙山闲游玩赏，驰战骑才到山旁。单雄信猛然相遇，起恶心要把吾伤。见军师苦苦哀告，断银袍结义相忘。俺军师投唐取救，不承望遇见忠良。尉迟恭单鞭剷马，催征宛保驾勤王。到垓心奋勇交战，将雄信鞭举着伤。打得他吐血数里，回洛阳胆碎身亡。这一场奇功当赏，回朝中保奏吾皇。封国公赤心辅佑，立清名万载称扬。
《唐李靖阴山破虏》杂剧演李靖率军打败领利可汗，立功受赏，剧末由魏徴宣布：
你本是立国功臣，建大唐多有功勋。因北番虏寇作乱，遣天兵挣剿番军。加李靖卫国公之职，李世勣封英国公权衡。张公谨封为殿前太尉，柴绍封武略将军。薛万彻升掌军总管，有功官各赏分明。
这个故事与《隋唐志传》第七十八回《李靖阴山破突厥》相同，而情节较简，似出其后。这是太宗登位之后的事，在《词话》和《唐书志传》里就没有了
《贤达妇龙门隐秀》杂剧演柳迎春看到薛仁贵寒冷，把一件红锦袄儿盖在他身上，被父亲赶出家门，跟薛仁贵甘贫守分。薛仁贵投军在张士贵部下，屡被赖功。第四折演薛仁贵三枝箭对了盖苏文三口飞刀，息平高丽国，累建大功，封为平辽公，衣锦还乡。这是一个旦本剧，与元杂剧《衣锦还乡》主题不同，但也演到了薛仁贵飞刀对箭的情节。《隋唐志传》第八十三回也有一段薛仁贵投军故事，比杂剧简单多了。
脉望馆抄校本元明杂剧的年代没有确切记载，只知赵琦美校订于万历四十二至四十五年，这几种杂剧大致编写于明代前期。《鞭打单雄信》剧中李世民点将，先后有二十四人出场，可见这个戏班子阵容庞大，剧本大概是皇家内府专用的。故事的来源不一定只有一个，如《四马投唐》里李世民记旧仇曾要杀程咬金，《智降秦叔宝》里就没有这一情节，而且程咬金作程知节，名字不同。《隋唐志传》编写的年代与杂剧谁先谁后，很难确定，但必有互为影响的关系。从现存的刻本看，《隋唐志传》当然晚于脉望馆藏本杂剧，故事情节往往比《词话》更接近于杂剧。各本杂剧的作者和年代可能各不相同，《隋唐志传》与杂剧及《词话》又各有一些差异，恐怕还是同源而分流的结果。
元明杂剧一般是取材于说唱话本，又有所增饰。从多数情况说，编写往往是晚于小说，但不一定晚于今本《隋唐志传》。各个剧本的情节不统一，与《词话》也不一致，很可能是有一个更早的共同祖本，而在流传中又有变异，这是俗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
六、旧本“小说”的痕迹
在三种唐史演义里，《唐书志传》刻本的年代最早。《隋唐志传》有林瀚的序，龚绍山刻本的林序没有年代，但是褚人获《隋唐演义》前也有林瀚的序，文字较《隋唐志传》所载的更繁，而且还有正德戊辰（1508）的纪年。虽然林瀚序像是伪托的，然而伪托者不会是褚人获。褚人获所见到的可能是一个早于龚绍山的旧本。龚本已是一个经过修订的版本，因而林瀚的序也经过了删改。褚人获没有必要对林瀚的序再加增补。孙楷第先生非常谨慎，一方面说了“书成远在正德之际”，另一方面又指出：“所载瀚序，盖依托耳。”从现存版本看，龚刻本在万历四十七年，已经很晚，并非载有正德戊辰林序的旧本原貌。有没有它的祖本，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再说，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题作“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确认它有更早的“的本”。书中第四十二节有一条夹注说：“小说言割袍断义，即此事也。”熊大木所见的“小说”，当即出于民间说唱的话本，确有单雄信割袍断义的情节。这在《大唐秦王词话》里就有叙述，《隋唐志传》第六十一回回目正作《单雄信割袍断义》，还是源出旧本。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作出如下推论：
（一）《隋唐志传》中有许多丽泉的诗（上文第四节），丽泉即清白堂主人杨丽泉，刻过《达摩出身传灯传》。清白堂刻的《西游记》，又署名杨闽斋，可能即杨丽泉的别号。（清白堂重印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利用清江堂嘉靖壬子年的旧版。）《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里也有他的诗，现存明刻本可能也出自龚绍山之手。杨丽泉大概就是《隋唐志传》编辑者，可能曾有清白堂的初刻本，龚绍山则是翻印者。有没有再加修订，无从判断。再后还有永寿堂的后印本，即利用龚本旧版重印，较现存龚刻本多图版四十四幅。
（二）《大唐秦王词话》传为罗贯中撰，实不可信。现在且不加考证，只说现存的明刻本，题作“澹圃主人编次，清修居士参订”，至少是已经过两个人加工的了。书前有陆世科写的序，说到：“吾友诸圣邻氏以风流命世，狎剑术纵横，雅意投戈，游情讲艺，羡秦封之雄烈，挥霍遗编，汇成钜丽。”陆世科名下有一方“丁未进士”的印，诸圣邻的年代也可由此略知一二。陆世科其人见于《明史》卷二四二《董应举传》，说到天启五年（1625）陆世科为巡盐御史，因知他中进士的丁未应为万历三十五年（1617）。《大唐秦王词话》第五十九回前有一首诗是赞叹于谦的，后面接着说“诗谈肃愍褒封日，词整秦王受谮时”。“肃愍”是弘治二年（1489）追赠于谦的谥号，后来在万历（1573一1629）中又改谥“忠肃”［7］，所以《大唐秦王词话》当编成于弘治二年与“万历中”之间，而刻印应在万历三十五年之后。杨丽泉未必有条件参照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进行增订。当然，《大唐秦王词话》必有诸圣邻之前的祖本，并不妨碍杨丽泉能够见到。
（三）《隋唐志传》与《大唐秦王词话》、《唐书志传》的情节、文字差异都很大。如果确有传承关系的话，编辑者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劳心费力地去大加修改呢？一种可能是编辑者有意要超越前人，作了夺胎换骨的改造。杨丽泉很爱写诗，诗虽然写得不好，但他的文化水平还是可以“参采史鉴”来进行一些修订的。另一种可能是编辑者另有所本，如熊大木所据的“薛居士的本”的“小说”。编者只增加了《薛仁贵征辽事略》等新材料。《隋唐志传》的前八回和后三十二回的情节都未见他书（李白故事可能有较早的“旧小说”），可能确有一个更早的祖本。隋唐故事是一个活在说唱艺术中的节目，明末的著名说书家柳敬亭也能说隋唐演义，到八十多岁还在说《秦叔宝见姑娘》（见余怀《板桥杂记》），那就只能留给后出的《隋唐演义》去收编了。
（四）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况，那么《隋唐志传》的历史价值还值得重新评估。它的文采虽不如《大唐秦王词话》，但比《大唐秦王词话》及《唐书志传》多了不少内容，还保存了一些较早的民间故事的成分，对褚人获的《隋唐演义》也有一定贡献。不能因为它不是罗贯中的作品而不加重视，甚至一笔抹煞。《隋唐志传》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个明代前期小说世代演化史的例证。［8］这就是它的历史文献价值。
注释：
［1］横山弘：《〈隋唐志传〉版本小考》，《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三十一号，1988年。
［2］《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1953年，第60-63页。以下引孙说同此。
［3］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4-104页。
［4］《残唐五代史演传》，《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第122页。
［5］以上一段在《旧唐书•裴寂传》中作：“二郎密绩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州导天位。众情已协，公竟如何？”与《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小有不同。《隋唐志传》似据《通鉴》。
［6］魏鵰儿或魏刁儿，应即指魏刀儿，见《旧唐书》卷二《太宗纪》、卷五四《窦建德传》、卷五五《刘武周传》，后为窦建德所灭，不是秦琼所杀，不知《大唐秦王词话》所据为何。
［7］《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
［8］参看拙作《简述明代前期的几种历史演义》、《从〈前汉书平话〉到〈东西汉演义〉》，收入《明代小说丛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48-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