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学流派各领风骚，风气数变，每次词学风尚的变化往往有一位或数位唐宋词人被推举，并成为一代风尚的旗帜。如阳羡派的辛弃疾，浙西派的姜夔、张炎，常州派的温庭筠、周邦彦等。号称晚清四大家的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推尊的是南宋词人吴文英。四大家曾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1] 受四大家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词学家都参与了讨论，一时间，梦窗词风成为议论最多的话题，吴文英成为最受尊崇的典范。四大家推举吴文英的努力成为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词学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思潮演变。
吴文英和晚清四大家一直都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然而发生在晚清词坛的这场“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的思潮，却似乎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各种批评史和词史著述，极少涉及于此。本文认为无论从思潮规模、理论深度、影响力度以及在当代的借鉴意义等哪方面来看，这场词坛思潮均值得高度重视。
一
吴文英在南宋末曾名显一时，褒贬不一。誉之者因其“深得清真之妙”[2] 278而给予很高的评价，有“前者清真，后有梦窗”[3] 之评。宋末词学家对梦窗词也不乏批评。张炎《词源》一方面称梦窗词“善于炼字面”，并称“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一方面又批评梦窗词质实：“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张炎论词推崇姜夔的清空，对以密丽质实为特色的吴文英词颇持异议。不仅张炎有此评，甚至曾得吴文英“作词之法”、对吴文英推崇备至的沈义父也批评梦窗词“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2] 278以今人研究来看，吴文英词意象奇特浓密且时空多加转换跳跃，使事用典冷僻而又赋予独特的阐释，语言艳丽又深加锻炼雕琢，语句转折汰去前人用虚字而使气息流转的方法而代之以实词，因而读梦窗词往往会有晦涩难懂之感。张炎、沈义父对吴文英的批评对后世影响甚大，对梦窗词无论贬抑或褒扬，莫不从所谓质实、晦涩入手。
明代，吴文英几乎不为人知。其原因有二：其一，吴文英的词集明代几于不传，《梦窗词甲乙丙丁稿》至明末才为毛晋发现刊刻。① 而明代最为盛行的词选本《草堂诗余》中未及收录吴文英词。② 文本传播的因素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梦窗词的了解和认识，从明代的词学文献看，词论家极少有评论梦窗词者，③ 更谈不上对梦窗词的深入认识了。其二，明代及清初词风推崇唐五代、北宋，对南宋词人多不在意。因而梦窗词往往为人所轻视。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如明末清初的尤侗所云：“词之系宋，犹诗之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4] 1论唐诗分初盛中晚实有崇盛轻中晚之意，以此论词，将梦窗词列于晚，显然有轻视之意。
清朝康熙年间，随着词学中兴局面的形成，词家对许多词学问题开始了反思，对南北宋词的评价和取法亦是讨论得最为集中的问题。包括吴文英词在内的南宋词风得到了重新认识。如邹祗谟称梦窗等人的长调：“丽情密藻，尽态极研。要其瑰琢处，无不有蛇灰蚓线之妙，则所云一气流贯也。”[5] 650浙西派以推崇南宋为旗帜，又十分重视格律，因而吴文英词常被人提及。然而此时吴文英仅作为姜夔一派的“羽翼”而出现。朱彝尊云：“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皆具夔之一体。”[6] 朱彝尊之后，形成了有关清雅词派的认识：即以姜夔为宗主，包括吴文英在内的南宋词人为成员的有别于北宋以前词风的词学流派。这种认识成为浙西词派的传统核心认识，④ 随着浙西词派的兴盛，吴文英亦逐渐为人所知。
嘉道之后，随着社会动荡加剧，士人心态也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对词的态度从玩赏品味，转向寄托幽深的思想情感。词家对古代典范词人、词作的选择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吴文英词又被重新认识。张惠言以“意内言外”论词，首开常州词派的法门。但他认为吴文英词缺点在于“枝而不物”，而列为批评的对象。对于张惠言的批评，周济并不赞同，认为“皋文不取梦窗，是为碧山门径所限耳”。指出“梦窗思沈力厚”，“梦窗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进而提出了“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学词途径。[7] 1643由此，吴文英成为四大家之一而区别于其他唐宋词人，被推至最为显著的地位，成为常州派“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词学理论系统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周济的推扬，改变了人们对梦窗词的传统认识，并由推崇梦窗而开辟了晚清词坛新的风尚。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说：“自周济标举四家，并谓：‘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于是风气转移，梦窗词与后山诗并为清季所宗，如清初之家白石而户玉田矣。”[8] 236
如前所述，吴文英词在南宋末年已有晦涩之评，在人们的认识中，晦涩成为梦窗词风格的代称，清人亦是如此，如彭孙遹《金粟词话》说梦窗词“雕缋满眼”。王时翔说“吴梦窗之奇丽而不免于晦”。[9] 谢章铤说：“吴梦窗失之涩。”[10] 3470皆将“晦涩”视为梦窗词的弊病所在。“涩”作为文学范畴最早出现于诗文批评。唐代皎然《诗式》云：“诗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涩”是作为诗歌的弊病提出来的。然而也有一些作家为追求独特的艺术风格，特意求“涩”，如唐代“元和以后，为文章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11] 词体本为乐歌，以歌喉谐畅婉转为美，“涩”自然与词体不合，因而在词学批评中，“涩”一直是作为受到指责的弊病出现的，张炎、沈义父对梦窗词晦涩的批评即是例证，此种认识明代以后一直继承，如明人俞彦《爰园词话》说“遇事命意，意忌陋、忌袭。立意命句，句忌腐，忌涩、忌晦”，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1说“词忌雕琢，雕琢近涩，涩则伤气”，皆视“涩”为作词的禁忌。
时代不同，审美取向亦发生变化。清代中后期在新的词学形势下，一些在过去被置于摒弃之列的范畴得以启用并被赋予新的意义，晦涩即是一例。常州派词人对“涩”进行了新的诠释。包世臣云：
声之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涩。不脆则声不成，脆矣而不清则腻，清矣而不涩则浮。屯田、梦窗以不清伤气；淮海、玉田以不涩伤格，清真、白石则能兼三矣。[12]
这是词学批评中最早从正面提出“涩”的用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张炎“以不涩伤格”，颇有意味。张炎与姜夔合称“姜张”，是浙西词派的词学典范。“姜张”词以清空为人称道，而与清空相对的质实则恰恰是“涩”的原因。联系包氏所云“清矣而不涩则浮”，实是批评张炎是清而浮，而要用“涩”加以补救。周济对“涩”也有新的体认，据潘祖荫为周济《宋四家词选》作的序中提到，周济曾作有《论调》一书，“以婉、涩、高、平四品分之”。[13] 1658可见，周济是将“涩”作为词体的一种值得肯定的艺术风格来认识的。周济《柳下词序》云：“木君（周青）蹇于遇，居恒愁苦，怨抑恤然不可以终日。故其词多酸涩之味，思力沈挚，求诸古人往往而合也。”此处所说之“涩”，与思想情感的深沉执著相联系，是以“涩”肯定其词的风格。周济对梦窗词的提倡，以及对以梦窗词为特征的“涩”范畴内涵的重新体认，对晚清四大家有重要的影响。
二
周济将吴文英列于宋词四家之一，不仅改变了梦窗词长期不为人所重的局面，而且也使浙派以来将梦窗视为白石羽翼的认识得到改观。在周济等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把梦窗推向词学极致地位的还是被誉为晚清四大家的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人。吴熊和先生曾指出：“清末崇尚梦窗词之风转盛。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况周颐为晚清词坛四大家，于梦窗词皆寝馈甚深，倡导甚力。”[14] 况周颐说“近十数年，学清真、梦窗者尤多”，[15] 3017确是当时词坛的状况。
晚清四大家弘扬倡导吴文英词，首先从整理、校勘、研究、评论梦窗词入手。四大家经手的《梦窗词》有多种刊本。计有：“一校本”《梦窗甲乙丙丁稿》：王鹏运、朱祖谋合校，历时一载，刊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校本”：王鹏运逝世后，朱祖谋致力续校，1908年刊行无著庵本。“三校本”《疆村丛书》本：朱祖谋从张元济涵芬楼获明万历中太原张廷璋所藏旧抄本《吴梦窗词集》（一卷本）钩稽异同，订补毛晋本达二百余事，刊于《彊村丛书》。“四校本”《彊村遗书》本：朱祖谋此后继续校订增补，务求精审。朱氏殁后，收入《彊村遗书》。在王、朱校梦窗词的过程中，师事王、朱的况周颐也曾参与其事。⑤ 此外郑文焯手校、手批的《梦窗词》有四五本之多。王鹏运、朱祖谋以毕生精力研治梦窗词，王鹏运自命寓所为“校梦龛”，可见于梦窗词所付之心力。王鹏运还为校《梦窗词》特地制定了著名的校词五例：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开创了近代词籍校勘之学。朱祖谋前后校勘有梦窗词集四个刊本，还著有《梦窗词集小笺》。郑文焯研治梦窗词十余年，可谓殚精竭虑，著有《梦窗词校议》[16]、《梦窗词跋》[17] 4335二篇。今存杭州大学的郑文焯《手批梦窗词》“历时十余年，题识几遍”，“郑文焯一生校勘梦窗词的心血，可谓尽萃于此了”。[14] 四大家对吴文英词集所做的大量文献整理工作，为进一步阐发梦窗词的意义，提高吴文英在词史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础。正如龙榆生所指出的：“（梦窗词）即经半塘之校勘，先生（按：朱祖谋）复萃精力于此，再三覆校，勒为定本，由是梦窗一集，几为词家之玉律金科，一若非浸润其中，不足与于倚声之列。”[18] 四大家中尤以朱祖谋于梦窗词提倡最力、研治最工。朱祖谋《梦窗词稿序》说：“梦窗词品在有宋一代，颉颃清真。近世柏山刘氏独论其晚节，标为高洁。”这是针对前人批评吴文英“晚节颓唐”的反驳。⑥ 在当时，词界朋友甚至将朱祖谋视为吴文英的化身。⑦ 朱祖谋还用《梦窗词》作为指导学生词学入门的教材，朱氏弟子杨铁夫曾记述朱祖谋指导其读吴文英词的经历：
呈所作，无褒语，止以多读梦窗词为勖。始未注意也。及后每一谒见，必言及梦窗，归而读之，如入迷楼，如航断港，茫无所得。质诸师，师曰：“再读之。”如是者又一年，似所悟又有进矣。师于是微指其中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并示以步趋之所宜从。又一年，加以得海绡翁所评清真、梦窗词诸稿读之，愈觉有得。[19]
坚持不懈独重梦窗，并导之以由浅入深，细加体察，以发掘梦窗词的精髓所在。朱祖谋还曾以似梦窗来夸奖后学，如评陈洵词云：“神骨俱静，此真能火传梦窗者。”[20] 4379凡此种种，皆可见朱祖谋对梦窗词的重视。
四大家力推吴文英，不仅是将梦窗词风作为自己词学思想的体现，而且将吴文英作为词人的典范，标立为学习的楷模。师事朱祖谋的陈洵受乃师影响，在周济提出的王、吴、辛、周四家词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尊梦窗为师，将吴文英与周邦彦并尊，提高吴文英在词史上的地位：
周止庵立周、辛、吴、王四家，善矣。惟师说虽具，而统系未明。疑于传授家法，或未洽也。吾意则以周、吴为师，余子为友，使周、吴有定尊，然后余子可取益。于师有未达，则博求之友。于友有未安，则还质之师。如此，则系统明，而源流分合之故，亦从可识矣。[21] 4838
这样，在清代继辛弃疾、姜夔、张炎、温庭筠、周邦彦之后，吴文英亦被推上至尊的地位。吴文英的被推尊标志着词学新时期的到来。
三
四大家之所以独重吴文英，是因为他们对吴文英的词有特别的发现和独特的认识。朱祖谋曾指出：“梦窗系属八百年未发之疑。”[22] 此话不仅是说梦窗词语言难懂、旨意难明，
还指历代对梦窗词的误解、曲解。因而解读梦窗词，阐发其意义，确立其价值则成为四大家研治梦窗词的目标。
第一，揭示梦窗词的比兴寄托及其意义。前人论梦窗词多从语言风格和意象着眼，如沈义父说“用事下语太晦”，张炎说“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皆是。自清初以来，对梦窗词多有肯定，但仍不出前人的范围。如宋征璧称其“能叠字”，⑧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称“融篇炼句琢字之法，无一不备”。即使是特别标举吴文英的常州派诸词家，亦不过突出其境界和立意，如周济说“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梦窗立意高，取径远”。[7] 1644而四大家论梦窗词则从词的思想内容立论，指出其词中的寄托之意。况周颐云：
词之极盛于南宋也，方当半壁河山，将杭作汴，一时骚人韵士，刻羽吟商，宁止流连光景尔？其荦荦可传者，大率有忠愤抑塞，万不得已之至情，寄托于其间，而非“晓风残月”、“桂子飘香”可同日而语矣。梦翁怀抱清夐，于词境为最宜，设令躬际承平，其出象笔鸾笺，以鸣和声之盛，虽平揖苏、辛，指麾姜、史，何难矣。乃丁世剧变，戢影沧洲，黍离麦秀之伤，以视南渡群公，殆又甚焉。[23] 446
“黍离麦秀之伤”之论，发前人所未发，况氏指出世事剧变的外部环境与梦窗独特的性情怀抱的内因相结合成就了梦窗词的独特风格，确为有见之论。
历代词评家多有将吴文英与周邦彦进行对比者，如宋代沈义父、尹焕之言已见前引，后世亦不乏此比。但多从语言风格进行比较，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四大家亦将周、吴进行比较，但考察的角度有所变化，结合周、吴所处的时代立论。如郑文焯云：
当此世变，宜以奇情慷慨，以写余哀。如清真〔西平乐〕、〔瑞鹤仙〕、〔浪淘沙〕诸慢曲，其时或值方腊之乱，其词颇多峻切之音。即梦窗亦感触时事，不尽自组丽中来。[24]
从感触时事的角度指出梦窗对清真词的继承，较之前人从字面比较周、吴无疑要深刻。朱祖谋《梦窗词稿序》亦云：
梦窗词品在有宋一代，颉颃清真。近世柏山刘氏独论其晚节，标为高洁。……乐笑翁题《霜花腴》卷后云：“独怜水楼赋笔，有斜阳，还怕登临。愁来了，听残莺啼过柳隐。”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读梦窗词当如此低回矣。
与朱祖谋关系密切的张尔田在为朱祖谋的《彊村语业》写的序中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曩者半塘翁固尝目先生词似梦窗。夫词家之有梦窗，亦犹诗家之有玉溪。玉溪以瑰迈高材，崎岖于钩党门户，所为篇什幽忆怨断，世或小之为闺幨之言。顾其他诗‘如何匡国分，不与素心期。’又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岂与夫丰艳曼睩竟丽者。窃以为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第读之者弗之知尔。”朱祖谋曾说：“浣花、玉溪于诗，犹清真、梦窗于词。”[25] 4384将吴文英比李商隐，唐末比宋末，将词人置于当时风雨飘摇、感时伤怀的环境中体察其风格，确为认识梦窗词别开生面。
第二，对吴文英词的风格特征予以新的阐释。后人们论及梦窗词往往受张炎质实和沈义父“用事下语太晦”说的影响。四大家对梦窗词用力甚深，因而对梦窗词不易为人体察的艺术匠心和独特手法多有发现，概括起来约有两个方面：其一，力为破梦窗词晦涩难懂的陈言。明晰梦窗词的意绪脉络是理解梦窗词的关键，朱祖谋《梦窗词跋》云：
君特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故其为词也，沉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抉潜，开径自行，学者非造次所能陈其意趣。
前文引杨铁夫之语提到朱祖谋教导学梦窗词时，提示“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见出对梦窗词研析之细，正缘于此，故能透过表象的晦涩发现“沉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抉潜，开径自行”的深层特质。杨铁夫《吴梦窗词选笺释自序》也说：“梦窗诸词，无不脉胳贯通，前后照应，法密而意串，语卓而律精。而玉田七宝楼台之说，真矮人观剧矣。”洞悉梦窗词的意绪脉络后，自然不觉其晦涩。明了梦窗词语言的出处亦是破晦涩说的重要内容。王鹏运《梦窗词稿跋》说：“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几如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梦窗词语言多有出处，从积极的方面看，可使意象更加丰富，又可增加语言的表现力。但如不了解语言的出处，自然感觉难懂。郑文焯亦说：“其取字多从长吉诗中得来，故造语奇丽。世士罕寻其源，辄疑太晦，过矣。”[26] 293
其二，区别并认识梦窗词的表象和内涵。况周颐《蕙风词话》卷2用“密”与“厚”论说之：
近人学梦窗，辄从密处入手，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非若雕秚蹙绣，毫无生气也。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
“密”与张炎所说的“质实”相近，主要表现在意象、用典和语言上。吴文英的地位提高之后，一些人追摹梦窗词风。然而仅袭外表，未得真谛，即如夏敬观《忍古楼词话》所说：“不善学者，但于字句求之，失之远矣。”况周颐指出梦窗词的外表的“密”与其内涵的“厚”相联系，绝非模仿语言的密实者所可得。况周颐《蕙风词话》卷2进一步指出：
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沉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欲学梦窗之致密，先学梦窗之沉著。即致密、即沉著，非出乎致密之外，超乎致密之上，别有沉著之一境也，梦窗与苏、辛二公，实殊流而同源。其所为不同，则梦窗致密其外耳，其至高至精处，虽拟议形容之，未易得其神似。颖慧之士，束发操觚，勿轻言学梦窗也。
“厚”是“沉著”的外现，况周颐指出，“沉著”即建立在深厚感情之上的寄托，梦窗词的致密是以思想感情为基础的，由此揭示出梦窗词的真正价值所在。况周颐弟子赵尊岳对梦窗词中语言的外表与情意的内涵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用字研炼，首推梦窗。梦窗有真情真意，以驱策此若干研炼之字面。又全篇气机生动，使实字不致质滞，此大笔力也。何易语此，盖能使流走之气机与研炼之字面相表里，始足与言炼字之法。彼临渴掘井，觅致若干蕃艳之字而又不善位置者，在在且有金沙入眼之弊，何止拆将下来，不成片段乎？此梦窗之所以难学也。[27]
有了真情真意之根本，“研炼”的语言方能灵动；而不善学梦窗者，语言“质滞”，乃因缺少真情真意所致。与况周颐所说的意旨相同，陈洵《海绡说词》则用“涩”与“留”加以表述：
以涩求梦窗，不如以留求梦窗。见为涩者，以用事下语处求之；见为留者，以命意运笔中得之也。以涩求梦窗，即免于晦，亦不过极意研炼丽密止矣，是学梦窗，适得草窗。以留求梦窗，则穷高极深，一步一境，沈伯时谓梦窗深得清真之妙，盖于此得之。
陈洵认为，由“涩”入手，仅能看到语言形式的表象；由“留”入手，则能洞悉融立意于其中的高妙境界。
第三，“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此语是钱萼孙（仲联）先生对朱祖谋研究梦窗词的用心所在的揭示，同时也准确地概括出四大家力推梦窗词的意义。清代中期，自浙派盛行以后，几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由于对所谓“醇雅”、“清雅”的偏颇追求，浙派末流逐渐演化为空疏浮滑，即金应珪《词选后序》所指出的“游词”：“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无病呻吟，空洞无物。与四大家同时的谭献《复堂词话》曾说：“词尚深涩，而频伽（按：指浙派“殿军”郭麐）滑矣。”可见浙派末流弊端在“滑”已是时人之共识。浙派末流的弊端，日益引起人们的反感。正是在此种词学背景之下，四大家全力推扬吴文英，意欲以梦窗词风改变词坛风气。四大家之前，周济已流露出以梦窗之“涩”补救浙派末流浮滑的意识，周济曾引良卿之语曰：“梦窗非无生涩处，总胜空滑。”[28] 1633为了改变以往人们对“涩”的片面认识，四大家对“涩”这一范畴又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况周颐《蕙风词话》卷5云：
涩之中有味、有韵、有境界，虽至涩之调，有真气贯注其间。其至者，可使疏宕，次亦不失凝重，难与貌涩者得道耳。
况氏认为传统认识中的“涩”不过是“貌涩”，有真气贯注其间的“涩”方是至境。蔡嵩云《柯亭词论》进一步解释说：“词中有涩之一境。但涩与滞异，亦犹重大拙之拙，不与笨同。”“涩”成为体现新的审美价值的范畴运用于词学批评之中。王鹏运称赞吴文英词：“檀栾金碧楼台好，谁打霜花稿。”[29] 这里王氏重提张炎“七宝楼台”之说，但已是反其意而用之了。四大家还常以“涩”作褒扬之词，如王鹏运评论南宋人袁去华词云：“宣卿词气清而笔近涩，词笔最忌留不住。”[30] 王鹏运在创作中用“涩体”实践其理论，《半塘定稿》〔绮寥怨〕小序说“用美成涩体以写呜咽”，其努力可见。四大家对梦窗词风以及对“涩”的重新体认，得到了词坛的广泛认同。作为审美范畴的“涩”不仅具有正面的色彩，而且可以用作革除时弊的武器，如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3说：“勿专学玉田，流于空滑，当以梦窗救其弊。”孙麟趾《词迳》说“梦窗足医滑易之病”，“石以皱为贵，词亦然。能皱必无滑易之病，梦窗最善此”。沈泽棠也说：“（梦窗词）词境幽涩，正足以药剽滑之弊。”[31]
在四大家的积极倡导之下，晚清的词坛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吴文英词成为词人效法的典范，“几若梦窗为词家韩、杜”。[32] 3613然而其弊随之而来，张尔田指出：“近之学梦窗者，其胸中本无真情真景，而但模仿字面，那得不被有识者所笑乎？”[33] 批评近人学梦窗词仅模仿语言形式，未得根本。与之而来的是词坛风气崇尚生涩，冒广生批评晚清词坛风气云：“光宣以降，为长短句者，务填难调，用涩字，以诘曲敖牙相号召。读之终卷，无可上口者。此所谓以艰深文浅陋也。”[34] 494龙榆生亦指出：“自晚清以迄民国，周（邦彦）、吴（文英）之学大行，于是倚声填词者往往避熟就生，竞拈僻调，而对宋贤习用之调，排摈不遗余力，以为不若是不足以尊所学而炫其能也。……其流弊所极则一词之成，往往非重检词谱，作者亦几不能句读，四声虽合，而真性已漓。”[18] 甚至出现了“宁晦无浅，宁涩无滑，宁生硬无甜熟，炼字炼句，迥不犹人”[35] 4625的风气，以往被黜斥的晦涩竟成了人们争相追摹的词坛时尚。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却是四大家所始料未及的。
四大家中王鹏运过世较早，进入民国之后，朱祖谋以年辈高、造诣深而为词界推为领袖。朱祖谋以推梦窗而著称，因而学梦窗者往往提及朱氏。有鉴于此，龙榆生特意辨析：“彊丈之翼四明，能入能出，晚岁于坡公尤为笃嗜。梦窗佳境，岂俗子所知，浮藻游词，玩之空无所有，强托周吴以自矜声价，其病亦复与伧俗相同。”[36] 指出朱祖谋虽推崇吴文英，但绝不是为学而学，更不以此自限。追摹者不能达到朱氏的境界，自然盲入狭隘之途。民国之后，国家内忧外患，新思想、新潮流兴起，旧派文人逐渐退出文学舞台，清人所热衷的话题如南北宋之争、崇姜张尚周吴等均不再为人提及。然而晚清四大家所掀起的这场词学风潮作为旧时代词坛的压轴戏仍会给我们不少启发，自有其价值所在。
注释：
①明万历年间太原张廷璋藏有旧抄本，未曾示人，直至清初由张学象夫人录出。参阅饶宗颐《词集考》卷6，中华书局，1992年。
②宋翔凤《乐府余论》：“《草堂诗余》，宋无名氏所选，其人当与姜尧章同时。尧章自度腔，无一登入者，其时姜名未盛，以后如吴梦窗、张叔夏俱奉姜为圭臬，则《草堂》之选，在梦窗之前矣。”《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③仅有杨慎《词品》转述前人二则。
④参见杜诏《山中白云词序》、李调元《雨村词话序》、张其锦《梅边吹笛谱序》。
⑤赵尊岳《蕙风词史》云：“半唐校刊《梦窗词》，先生（况周颐）助成之。”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梦窗稿》：“有寿贾似道诸作，殆亦晚节颓唐，如朱希真、陆游之比。”
⑦王鹏运《彊村词原序》：“世人知学梦窗，知尊梦窗，皆所谓但学兰亭面者。六百年来真得髓者，非公更有谁耶。”
⑧田同之《西圃词说》引，《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按：徐釚《词苑丛谈》卷4所引宋征璧之语无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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