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周颐与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合称为晚清四大词人，亦称清季四大家。况周颐以词学理论的建树为人推重，其《蕙风词话》为晚清词学大师朱祖谋誉之为：“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1]（P112）蔡嵩云《柯亭词论》亦称：“《蕙风词话》五卷论词多具卓识，发前人所未发。”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双璧”之誉，又与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合称“晚清三大词话”，由此可见况周颐在词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况周颐毕生致力于词学，著述甚丰。除今日常见的《蕙风词话》正续编之外，尚有多种不为世人所熟知。本文拟就况周颐各种词学文献的名称和存世情况、《蕙风词话》与其他词学的关系、《蕙风词话》之外之词学文献的学术价值等问题做初步研究。
一、 况周颐的词学文献概述
况周颐毕其一生致力于词学，词学论著十分丰富，今存或见于引录的况周颐的词话著述有多种，分述如下：
《香海棠馆词话》（《玉梅词话》）：凡37则。先于1904年发表于《大陆报》，后易名《玉梅词话》于1908年发表于《国粹学报》41、47、48期。况周颐别号玉梅词人，故名。后复名《香海棠馆词话》，收入《蕙风丛书》。
《餐樱庑词话》：凡250则。“餐樱庑”为况周颐书斋名，况氏之《餐樱庑随笔》、《餐樱庑词话》皆以之为名。《餐樱庑词话》连载于《小说月报》1920年11卷5、6、7、8、9、10、11、12号。
《蕙风词话》：五卷，凡325则。“蕙风”语出屈原《悲回风》中句：“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况周颐寓居南京时的书斋即名“蕙风簃”，词集名《蕙风词》，笔记名《蕙风簃随笔》、《蕙风簃二笔》，况氏还拟编《蕙风簃词选》[1]、《蕙风簃词话》。《蕙风词话》乃于其早年诸种词话如《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珠花词话》的基础上增订而成。《蕙风词话》五卷于1924年刻于《惜阴堂丛书》，后由唐圭璋教授收入《词话丛编》。
《词学讲义》：况周颐生前未刊稿。载于龙沐勋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号。
《玉栖述雅》：此书专论清代闺秀词，因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有《漱玉词》、朱淑真有《幽栖居士词》而得名。
《玉栖述雅》成书于1920、1921年间，况氏生前未刊，其弟子陈运彰于1940年将其发表于《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六集，后由唐圭璋教授收入《词话丛编》。
《蕙风词话续编》：二卷，凡126则。唐圭璋教授从况周颐《餐樱庑词话》、《选巷丛谈》、《兰云菱梦楼笔记》、《蕙风簃随笔》、《蕙风簃二笔》、《众香集》、《香东漫笔》、《香海堂馆词话》中辑出，分期发表于1936年《艺文月刊》。原为三卷，出版单行本时因卷二仅数则，字数太少而与卷三合为一卷。后收入《词话丛编》。唐圭璋先生附有说明：“续词话二卷，系予从况氏著作中辑出。”[2]（P440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蕙风词话续编》卷二分别注明了材料出处，卷一却没有注明。通过比勘可知，卷一的72则中与《餐樱庑词话》相同者有64则。以笔者推测：《蕙风词话续编》卷一即辑自《餐樱庑词话》。为何唐圭璋先生没有注明？也许因为《蕙风词话续编》最初分期刊登于1936年的《艺文月刊》时，各期对体例的要求并不严格，因而卷一的出处未注，或漏登。
况周颐的词话著作除了以上数种已见于刊行或发表于报刊者之外，还有三种仅见于引录：《珠花簃词话》：“珠花簃”为况周颐居金陵时的书斋名[2]，故名。《珠花簃词话》为况周颐的一部未刊词话，其名仅见于署名刘承干的《历代词人考略》所引。[3]《历代词人考略》作于1917年前后，因而《珠花簃词话》应早于是年。《珠花簃词话》乃况氏为自作词话初拟定之名，抑或尚未成书，后编《蕙风词话》时有所采录。《历代词人考略》所引《珠花簃词话》共37则，其中18则见于《蕙风词话》，9则见于《蕙风词话续编》，10则为轶文。
《蕙风簃词话》：与《珠花簃词话》一样，亦仅见于《历代词人考略》，不见其他著录引用，共5则，其中又见《蕙风词话》者2则，1则分见于《蕙风词话》和《蕙风词话续编》，2则为轶文。《蕙风词话》与《珠花词话》同样早于《餐樱庑词话》，亦为况氏为自作词话初拟定之名。
《第一生修梅花馆词话》：此名见况周颐所编《薇省词钞》的引录，共计三则。均又见《香海棠馆词话》，一则又见《蕙风词话》卷五，余二则又见《蕙风词话续编》卷二。此外此名又见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书后《辑评》于《蕙风词话》后附记：“况氏《第一生修梅花馆词话》，尝以古书家喻词人：白石如虞伯施，而隽上过之。此条不见于《蕙风词话》。”[3]（P1998）夏承焘先生所记词话的内容又见于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所引，题为《香海棠馆词话》，但此则不见今本《香海棠馆词话》。由以上所引四则可知，所谓《第一生修梅花馆词话》或为《香海棠馆词话》的别名。况周颐有《第一生修梅花馆词》，《第一生修梅花馆词话》与词集取名同源。
此外况氏还以他人之名发表词话二种：
《历代词人考略》：撰成于1917年前后。署“吴兴刘氏嘉业堂钞本，乌程刘承干翰怡辑录”，实为刘承干出资，况周颐著作。原稿百余卷，后删订为三十七卷。抄本，现藏南京图书馆。[4]
《织余琐述》：撰成于1919年。署名吴县况卜娱清姒。况卜娱乃况周颐夫人。有民国八年（1919）临桂木活字本。卷末有“岁在己未十月之望，仿聚珍版排印竟卷。是岁五星连珠，子初刻见于西北方。卜娱自记”字样。后又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词学》第五辑。施蛰存教授《跋》云：“《织余琐述》上下二卷，况周颐所著，托名于其夫人卜娱。”施蛰存教授之说未详所本。况周颐《餐樱庑词话》有“清姒撰《织余琐述》”之语，《蕙风词话》中多处引录《织余琐述》，皆称为况卜娱作。亦有前辈称《织余琐述》确为况卜娱作。未知孰是。
况周颐的词学文献除此之外，有笔记多种：《阮庵笔记五种》（《选巷丛谈》、《卤底丛谈》、《兰云菱梦楼笔记》、《蕙风簃随笔》、《蕙风簃二笔》）、《香东漫笔》、《眉庐丛话》、《餐樱庑随笔》、《天春楼漫笔》、《天春楼脞语》等。其中有不少论词之语，唐圭璋先生曾从中辑录为《蕙风词话续编》二卷，尚有一些遗漏。况周颐有词选数种：《薇省词钞》、《粤西词见》等，其中亦有论词语录。况周颐还曾为多种词籍写序跋，亦为词论的重要文献。
经过对上述文献的比勘辨析，得出三点推论：
第一，况周颐的词话著作在《蕙风词话》之前名称繁多，各种词话的内容错综互见，如《珠花簃词话》、《蕙风簃词话》多与《餐樱庑词话》同，《第一生修梅花馆词话》与《香海棠馆词话》（《玉梅词话》）同。说明况周颐在其众多词话材料的基础上，不断选编、命名词话著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直至晚年方进行了严谨的整理、编98辑，成《蕙风词话》。
第二，《香海棠馆词话》另有传本。《蕙风丛书》本《香海棠馆词话》（《玉梅词话》）共37则，《蕙风词话》收录其中25则，唐圭璋《蕙风词话续编》收录了其余的12则。然而由他书的引录见到还有《香海棠馆词话》37则之外的轶文。如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中所引录的《香海棠馆词话》中有2则不见于《蕙风丛书》本。除已见上文引录的“初学作词，最宜读碧山乐府”一则外，亦有下面一则：“重者，沈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又《历代词人考略》卷二十八引《香海棠馆词话》一则：“竹斋词句：‘桂树深村狭巷通。’颇能模写村居幽邃之趣。若换用它树，意境便逊。”此二则均见《小说月报》本《餐樱庑词话》，后收入《蕙风词话》卷二，但不见于《蕙风丛书》本《香海棠馆词话》。可见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及《历代词人考略》所引之《香海棠馆词话》与《蕙风丛书》本不同，因而，可以认为另有一种《香海棠馆词话》存在。
第三，《餐樱庑词话》另有传本。当时应有一部与《小说月报》所载不同的《餐樱庑词话》行世。前文已述，《小说月报》本《餐樱庑词话》共250则。此外由《历代词人考略》和《唐宋名家词选》所引录的《餐樱庑词话》中又见《小说月报》本之外的轶文32则。《历代词人考略》引录《餐樱庑词话》凡40则，其中与《小说月报》载《餐樱庑词话》相同者12则，不同者28则。《唐宋名家词选》引录《餐樱庑词话》凡12则，其中与《小说月报》载《餐樱庑词话》相同者1则，不同者11则。此11则中7则已见于《历代词人考略》，4则为轶文。由二书共辑得《餐樱庑词话》轶文32则。由此可知，另有一部不同与《小说月报》所载的《餐樱庑词话》。
况周颐词学著作最著名的当为《蕙风词话》。《蕙风词话》乃况氏晚年对一生词学的总结。在《蕙风词话》之前，况氏曾发表有多种词话著作，如《香海棠馆词话》（《玉梅词话》）、《餐樱庑词话》，还有一些词话之名已经在使用，如《珠花簃词话》、《蕙风簃词话》、《第一生修梅花馆词话》。那么这些词话与《蕙风词话》的相互关系如何，是应予探讨的。
关于《蕙风词话》的成书，况周颐的门人赵尊岳说：“先生旧有词话未分卷，晚岁鬻文少暇，风雨篝灯，则草数则见视，合以旧作，自厘为五卷。”[4]（卷末）这里所说的“旧有词话”为何？赵氏并未予说明。龙沐勋曾说：“先生旧刻《香海棠馆词话》，后又有增订，写定为《蕙风词话》五卷。”[1]（P112）龙氏所说不够准确。《香海棠馆词话》仅有37则，《蕙风词话》收录其中的25则，显然不足于成为325则的《蕙风词话》的基础。发表于《小说月报》的《餐樱庑词话》共计250则，《蕙风词话》收录其中的150则，几占《蕙风词话》全书之半。赵尊岳所说的“旧有词话”，或即指《餐樱庑词话》，或泛指包括《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在内的诸种词话。
将《餐樱庑词话》等词话与《蕙风词话》加以对比，可知况周颐在编撰《蕙风词话》时融入了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加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取舍。况周颐早期的各种词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随记随编，无主题、无次序。而《蕙风词话》则有了根本的改变，赵尊岳《蕙风词话跋》云：“先生之词话，皆其性灵学问襟抱之尤异乎人者所积而流，自言生平得力之处，昭示学者致力之途，而证以前贤所作，补救时流之偏弊。所论不徒泥章句，不驰骛高深，甚且知宋贤语录，按脉切理，委折畅通，令人易晓而习焉者。或穷年寻绎，弗克尽其绪，盖前乎此，信未之见也。”说明况周颐在编撰《蕙风词话》时已确定了主题思想和价值期待，即“昭示学者致力之途”，“补救时流之偏弊”，“令人易晓而习焉者”，因而与此前的词话相比有三个特点：（一）根据主题的需要设置理论框架加以编排，在体例上与《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的无主题的杂集形成了对比。如《蕙风词话》卷一为概述部分，阐述对词体的基本认识，基于此，分别从以上两种词话中选取有关条目编排。以卷一的前20则为例：第1、8、9、12、13、17、18、19、20则取自《餐樱庑词话》；第3、4、5、10、11、14、15、16则取自《香海棠馆词话》。再如，卷五论述明清词人，则取《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中的有关条目置于此。（二）《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中的一些驳杂的条目，如发随感、记轶闻、述本事的文字皆在舍弃之列。如《餐樱庑词话》的一则：“毛子晋跋《哄堂词》，谓其喜用僻字……”，此则实属文字训诂，与词论关系不大，故不取。又如他人的论词文献。如王僧保、周稚圭、朱依真、孙尔准等人的《论词绝句》组词，
与个人的词学著作的体例不合，亦在不取之列。（三）况氏一生著述甚多，不仅有词话，还有笔记、序跋、词集批注多种。《蕙风词话》五卷容量有限，只能有所取舍。因而《香海棠馆词话》有12则、《餐樱庑词话》有100则、《珠花簃词话》有19则未收入《蕙风词话》。
第二，改动。《蕙风词话》是况周颐晚年的著作，较之早期所著之《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等，其词学理论和词学思想必然有所发展变化，因而早期词话在辑入《蕙风词话》时，部分内容有所修改。以下是几例改动情况：
例一，《香海棠馆词话》：“升庵又云：李后主〔捣练子〕二阕，常见一旧本，俱系〔鹧鸪天〕。……试问〔捣练子〕平侧与〔鹧鸪天〕后半同耶？异耶！升庵大儒，填词小道，何必自欺欺人。”按：此则后数句言辞激烈。收入《蕙风词话》时改为：“杨用修席芬名阀，涉笔瑰丽。自负见闻赅博，不恤杜撰肆欺。迹其忍俊不禁，信有奇思妙语，非寻常才俊所及。”语气趋于平缓。
例二，《餐樱庑词话》中有评论南宋词人刘辰翁的二段文字：“《须溪词》多真率语，满心而发，不加追琢，有掉臂游行之乐。其词笔多用中锋，风格遒上，略与稼轩旗鼓相当。”“《须溪词》〔促拍丑奴儿〕过拍……此等句求之苏辛集中，亦未易多得。”按：此二段文字似褒扬太过，故在收入《蕙风词话》时删去。
例三，《餐樱庑词话》原有文字：“唐贤为词，往往丽而不流，与其诗不甚相远。刘梦得〔忆江南〕云：‘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谓风流高格调，其在斯乎。”[5]（卷二）《蕙风词话》卷二于上文后又续：“前调云：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抛球乐〕云：春早见花枝，朝朝恨发迟。及看花落后，却忆未开时。亦皆流丽之句。”在原文之后增加二例，以显丰富。
例四，《餐樱庑词话》原有文字：“段柯古词仅见〔闲中好〕，寥寥十许字，殊未餍人意。《海山记》中隋炀帝〔望江南〕八阕，或云柯古所托，亦无确据。余喜其《折杨柳》诗：‘公子骅骝往何处？绿阴堪系紫游缰。’此等意境，入词绝佳，允当于高格。”[5]（卷二）按：《蕙风词话》卷二将末句“允当于高格”改作“晚唐人诗集中往往而有。盖词学寖昌，其机郁勃，弗可遏矣。”于原文后加以生发，论述更深一层。
由以上四例可见，在收入《蕙风词话》时，况周颐进行了修改，或立论更为稳妥，或进一步议论生发，因而《蕙风词话》较《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等有所改善。
况周颐《蕙风词话》正续编之外的词学文献不仅是《蕙风词话》正续编为代表的况周颐词学理论的重要补充，而且是晚清词学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价值。下面从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第一，丰富了况周颐的词学理论。况周颐是晚清著名的词学大师，其《蕙风词话》所阐述的词学理论备受研究者的重视，在词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蕙风词话》正续编与其他词学文献可以相互发明，可以更为深入、全面地表现况周颐的词学思想。首先，深化了对况周颐词学范畴的认识，扩展了况周颐的词学范畴领域。试举以下数例：
重、拙、大 况周颐以重、拙、大为其词学理论的核心。在《蕙风词话》卷一即指出：“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虽然在后文对重、拙、大也作了一些解释，但仍有语焉未详之感。相比起来《词学讲义》的解释就更为明晰：“其大要曰雅，曰厚，曰重、拙、大。厚与雅，相因而成者也，薄则俗矣。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当知所戒矣。”将重、拙、大与轻、巧、纤对举，其内涵更易理解。
对重、拙、大的解释，况周颐详于“重、拙”，而略于“大”，正如夏敬观所说“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6]（P4585），因而后世学者对“大”的解释也分歧最大。《历代词人考略》卷十一亦有以“大”评词之例：“石曼卿[燕归梁]云：……后段前四句一意相承，说到第四句几无可再说。倘结句无力，或涉薄、涉纤，得‘更斜日、凭危楼’句，便厚，便大，便觉竟体空灵，含意无尽。此中消息可参。”由此例可见，“大”并不涉及主题，而是通过语言所体现出的境界气象。通过《历代词人考略》中的用例，可以更趋近况周颐所云“大”的本意。
厚 厚是况周颐非常重视的范畴，《蕙风词话》卷二曾云：“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又说：“沉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在《词学讲义》中进一步指出“厚与雅相因而成者也”。况氏评周邦彦词时亦云：“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在《历代词人考略》卷十四况周颐亦强调“厚”：“填词以厚为要旨。苏、辛词极厚，然不易学，或不能得其万一而转滋流弊。如粗率叫嚣澜浪之类。东山词亦极厚，学之却无流弊。信能得其神似，进而窥苏、辛堂奥何难矣。厚之一字，关系性情。”以厚为要旨，可见“厚”的重要意义。“厚”关系性情，又得力于书卷酝酿，“厚”即指丰富的内蕴，《历代词人考略》卷三十评贺铸的另一段话可作为“厚”的注脚：“东山笔力沉至，满心而发，肆口而成，骤观之甚似意中之言，深求之实有无穷之蕴藏其体。”“厚”即在于感情真挚浓郁，又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加之不加雕饰的自然表达，给人以蕴藉无限的强烈感染。况氏说：“重者，沉著之谓”，又说“沉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可见“厚”即“重”之内在根本。唐圭璋先生指出：“况蕙风所标重、拙、大之旨，实皆特重厚字。惟拙故厚，惟厚故重、故大，若纤巧、轻浮、琐碎，皆词之弊也。”[7][P864]
自然 《蕙风词话》中况周颐多次强调“自然”，卷二曾指出：“情真理足，笔力能包举之。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则‘沉著’二字之诠释也。”可见“自然”与“重、拙、大”以及“沉著”的密切相关。在《织余琐述》中有如下文字：“《花庵词选》谢懋〔杏花天〕歇拍云：‘余酲未解扶头懒，屏里潇湘梦远。’昔人盛称之，不如其过拍云：‘双双燕子归来晚，零落空香过半。’此二语不曾作态，恰妙造自然，蕙风论词之旨如此。”此则特意点出“妙造自然”乃“蕙风论词之旨”，具有特别突出的效果和意义。《织余琐述》无论是况卜娱作，还是况周颐代作，“自然”这个范畴在况氏词学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见。
宽 况周颐之词学范畴在《蕙风词话》中有“重、拙、大、穆、雅”等，而在《历代词人考略》卷八又有发展，如“宽”：“作词有三要，重、拙、大。吾读屯田词又得一字曰宽。宽之一字未易几及，即或近似之矣，总不能无波澜。屯田则愈抒写愈平淡。林宗云：叔度汪洋如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吾谓屯田词境亦然。”“宽”是况周颐的发明，概括出柳词极高的境界和造诣，其见识高出历代论柳词者，令人叹服。
以上“穆”、“厚”、“雅”、“自然”、“宽”等范畴与“重、拙、大”有相辅相成的意义，对此诸种范畴的发掘无疑有助于深化对况周颐词学理论的认识。
其次，扩展了况周颐的词学研究领域，丰富了其词学研究的内涵。试以况周颐对南北宋词的认识为例加以说明。清代词学的南北宋之争是贯穿始终的热门论题，崇北尊南甚至成为清代词学家表明流派身份的徽记。如清初云间派崇南唐北宋，浙西派则以南宋为旗帜，常州派起复尊北宋。况周颐师承王鹏运，虽在论词的比兴寄托上承周济绪余，但在南北宋的取法上却明确提出主南宋。在《蕙风词话》中有许多推崇南宋的议论，如卷一：“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卷二称南宋为“正宗”。然而，况周颐何以如此推重南宋，对北宋又是如何认识的，《蕙风词话》中论说未详，而在《历代词人考略》中况周颐却有丰富的阐释。如其评论北宋词风格，卷十二：“落落清疏”，“自是北宋风格”。卷十五：“北宋人词以淡胜。”卷二十一：“意境清疏，尤是北宋风格。”况周颐还常将南北宋词的风格进行对比，卷七：“北宋人词大都清空婉丽。……意境沉著，实滥觞南渡。”卷六：“北宋庶几醇雅，南宋更进于厚矣。”卷十五：“清空婉约，自是北宋正宗，而渐近沉著，则又开南宋风会矣。”由以上数例可见，况周颐推重南宋乃在于他认为南宋词的特点是“沉著”、“厚”，此论已于《蕙风词话》中略可窥见；之于北宋词，况周颐绝非如此前一些词学家那样持厚此薄彼的意气之论，而是能够充分认识其风格特色和价值，“清疏”、“清空”确能摄其精髓。况周颐不提推崇北宋词，只是因为南宋更为合乎其重、拙、大的原则而已。由此可见，有了《历代词人考略》的补充，我们对况周颐的南北宋词观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蕙风词话》中对唐宋词人的评论集中于卷二，篇幅相对较小，这对于研究况周颐的词学史观显得有所不足。而《历代词人考略》则是对唐宋词史进行系统考察的著作，起于唐“明皇帝”，终于南宋“王埜”，共计评论了586位唐宋词人，这些丰富的材料不仅增加了我们对唐宋词人创作特点、唐宋词史发展的认识，也提供了反映况周颐词学史观的宝贵材料。深入认识况周颐的词学思想，《蕙风序跋》亦有不可多得的价值。如对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评论。况周颐受王鹏运、朱祖谋的影响，对南宋词人吴文英推崇备至，《蕙风词话》中已有多处提及，如卷二：“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等等，然而读之似有概念化之感。在《历代两浙词人小传序》中况周颐指出梦窗之“厚”、之“沉郁”，乃建立在南宋世事剧变的历史背景之上，是“黍离麦秀”的寄托。由此层面理解况周颐对梦窗词思想风格的认识，无疑更为全面，更为深入。
第二，文献价值。《蕙风词话》之外的词学文献中保留了许多晚清词学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清末民初词学的宝贵材料。如《餐樱庑词话》中保留了许多晚清人的词学资料，如王僧保、周稚圭、朱依真、孙尔准等人的《论词绝句》等，皆为不易获得的文献。再如《历代词人考略》中况周颐引用大量历代有关唐宋词及词人的纪事评论文献资料，尤其是晚清与况周颐同时代的词学家的论词材料，不见于其他文献载录，尤觉弥足珍贵。例如王鹏运的词学文献未有词话专著，今存其论词之语可谓吉光片羽。况周颐师事王氏，乃得以闻见其词论，《历代词人考略》中有所记载。如卷二十六引王鹏运评论南宋人袁去华词云：“宣卿词气清而笔近涩，词笔最忌留不住。”此为晚清词坛词体尚“涩”，提供了词学理论上的佐证。又如卷十二引王鹏运评陈师道词之语：“词名诗余，后山词其诗之余矣。卷中精警之句，亦复隐秀在神，蕃艳为质，秦七、黄九蔑以加。”此语他处未曾见，显得尤为珍贵。《历代词人考略》中还引用了许多今已失传的文献，如《横云山人词话》、《愿为明镜室词话》、《无著庵词话》、《宋名家词评》、《墨庄词话》、《樊榭词话》、《诗余广选》、《西庐词话》等等，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线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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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圭璋.论词之作法[A].词学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注释：
[1]《蕙风词话续编》卷二：“曩欲撰录国朝词若干家为《蕙风词选》。”
[2]况周颐《玉梅后词序》文末记云：“自识于秦淮俟庐之珠花。”
[3]《珠花词话》亦见浙江省图书馆藏《宋人词话》所引，但《宋人词话》出自《历代词人考略》。《历代词人考略》原稿据赵尊岳记“已逾百卷”，后浙江人周庆云据此书摘录其中两浙词人部分而成《宋人词话》。据《历代词人考略》书前附《删订〈历代词人考略〉条例》，刘承干又据况周颐原稿删订为三十七卷。参见林玫仪《况周颐〈宋人词话〉考——兼论此书与〈历代词人考略〉之关系》，载台湾《传承与创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99年。
[4]参阅拙文《〈历代词人考略〉作者考辨》，载《文献》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