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史记•屈原列传》，有人认为渗入了刘安《离骚传》的内容，有人认为段落排列有错。我们认为，只是“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一段（273字）排错位置。为了辨析方便，现将《屈原列传》改正排列，节录如下：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此处原有“屈原疾王听之不聪”计273字，移至第8段。］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原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浙，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纳。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以下“屈原疾王听之不聪”计273字，由第3段移来］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以上移动的273字至此完毕］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
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其中，“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一段（273字），由原排第三段移至原排第八段“长子顷襄王立……岂足福哉”之后，成为改排后的第八段。
改排后，第一段写屈原任怀王左徒，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王甚任之。第二段写上官大夫争宠而心害其能，谗害屈原，“王怒而疏屈平”。紧接着第三段写“屈平既绌”，怀王被张仪欺骗，与秦国交战又失败、大困。这样改排之后，连接得非常自然、非常合理。
改排后第四段写怀王听信郑袖之言，释放了被逮住的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从齐国返回时说：“何不杀张仪？”怀王后悔，但已追不到张仪。第五段写诸侯各国大败秦国。第六段写怀王30年，秦昭王设计将怀王骗至武关拘囚，屈原反对去，子兰劝行。怀王入武关即被囚。
第七段写“长子顷襄王立”。楚国人都将怀王被囚归罪于子兰，屈原也痛恨子兰。回叙（指怀王中后期）屈原被放流汉北，但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返）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放流汉北的屈原系心怀王，希望怀王能觉悟，自己能返复用。“一篇之中三致志”的“一篇”指放流汉北写的《抽思》，其中有“少歌”（包括正歌）、“倡曰”、“乱曰”，所谓“三致志”，表达了希望怀王觉悟，自己能返回复用的愿望。
第七段的后半写怀王“终不悟”，是因为他“不知忠臣之分”、“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客死于秦，为天下笑”。与第七段开头“长子顷襄王立”前后紧密呼应，而中间部分明显是回叙。
改排后的第八段（原第三段）写“屈平疾听之不聪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以刺世事”，概述了《离骚》的一些重要内容，最后指出屈原要“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要出污泥而不染。这与第七段衔接得非常紧密，与第九、十段衔接得也极自然。
《屈原列传》提到“怀王”20次，提到“顷襄王”3次。“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一段（273字）恰恰没有提到怀王，其中的“王”是泛称，应既指怀王，又指顷襄王，重点是顷襄王。
第九段只有三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闻之”是指子兰听到屈原写了“刺世事”的《离骚》，而大怒，导致顷襄王“怒而迁之”。《离骚》有“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余以为兰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哲王又不寤（悟）”，“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吾将远逝以自疏”，“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等等，都是直刺子兰与顷襄王的。所以，子兰闻之才能大怒，顷襄王才能怒而放逐屈原。
如果没有以上的第八段，第九段的“闻之”就缺失了“闻”的事项，“怒”的缘由。这极为不妥。第八段改排正位后，《屈原列传》整篇显得层次分明，文理缜密，叙事脉络异常清晰。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出，《离骚》写于顷襄王初期。
屈原在怀王中期被放流汉北（9年），因汉北被秦军攻占返回郢都立即被逐，东迁夏浦一带（约1年），返回后于怀王30年又被放流汉北，至顷襄王3年怀王归葬时回到郢都。在此郢都期间，屈原开始写作《天问》、《离骚》。
《史记•太史公自叙》有“屈原放逐，著《离骚》”，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以上所述“放逐”应包括屈原在怀王时期的被放流、被逐，是“放流”与“逐”的合称。它不包含顷襄王“怒而迁之”的放逐。这样看来，《太公史自序》、《报任少卿书》及《屈原列传》关于屈原放逐以后著《离骚》的叙述完全一致，是没有矛盾的。司马迁写的《屈原列传》顺序不会错，可能在存放、抄印中弄错了。
《屈原列传》错排的第三段如果不予以改正，仍在原位，就容易得出《离骚》写于怀王中期（屈原青壮年）的结论，这与有关史料及《离骚》的内容不符。
汤炳正《〈屈原列传〉新探》（《文史》第一辑）没有将第三段改排，说“《离骚》当写于怀王十二年屈原被疏之后到十七年起用之前，亦即屈原二十七岁到三十二岁之间”，似属不妥。《离骚》不可能在屈原这么年轻时写出。
《报任少卿书》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汤炳正认为：此段“跟孙子的事迹不符”，“著《吕览》在迁蜀之前，“著《说难》《孤愤》，乃在囚秦之前”，因此否定“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我们认为以上所列七人七事，不能认为后三人三事叙述有误而否定全部。“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排在第四位，但真实无误。排在第三位的“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也应真实无误。
梁玉绳《史记志疑》云：“自虽放流至岂足福哉”一段，似宜在怒迁之后，如此由上下文义协通，中无隔阖，不致矛盾。”
顾炎武《日知录》主张将《屈原列传》“虽放流……岂足福哉”一段（即原第八段除开头35字）移至“顷襄王怒而迁之”（即原第九段）之后，“虽放流”以下一段，所叙皆怀王时期的人事与感慨，移至“顷襄王怒而迁之”的顷襄王时期，不妥。赞同顾氏之说者，似未见到。
刘永济《屈原通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提出，将“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一段（273字）移至“顷襄王怒而迁之”之后。
雷庆翼《楚辞正解》（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将“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一段（273字）移至原第七段“时秦昭王与楚婚……竟死于秦而归葬”一段之后（还有一些调整），并提出“《离骚》作于怀王入秦（武关），顷襄王尚未立之时”。
以上提出移动“屈平疾王”一段是正确的，但移动的位置尚需探讨。一国不能无主，怀王囚秦，太子横被立为顷襄王，这一段间隔时间较短。其时屈原放流于汉北，写作条件较差。屈原不可能在较差条件下、较短时间内写成长篇巨作《离骚》；更不可能在怀王囚秦，顷襄王初立时，就在《离骚》末提出“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有通博之才，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兼并天下。屈原为楚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贿夫人郑袖，共谗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秦大败楚师。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为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果见拘囚，客死于秦。怀王子顷襄王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屈原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
刘向上述说法有若干不妥。
第一、关于“屈原为楚使于齐，以结强党”。《史记•楚世家》及《屈原列传》未载此事。如果有这一次使齐，应该是屈原作为左徒“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履行的一次短期的外交使命，并获得成功。《楚世家》有“（怀王）十一年，苏秦约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这是楚国外交的极大成功，如屈原在这一次使齐参与其事，应为有功之臣。这时，屈原不可能谗害而“遂放于外”。《屈原列传》只是说为夺稿之事谗害屈原，“王怒而疏屈平”。所以，刘向的屈原第一次使齐后受谗害而“遂放于外”的说法，似难成立。
第二、关于“复用屈原，屈原使齐”。《楚世家》载：怀王16年，秦惠王欲伐齐，使张仪南见楚怀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换取楚齐绝交，结果怀王受骗，于是秦楚交战，楚军大败。
刘向说“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实际情况是，张仪到楚国前屈原已经使齐。《屈原列传》载：上官大夫为造宪令夺稿之事谗害屈原，怀王“怒而疏屈平”，“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也就是怀王16年至18年，屈原使齐。使齐结束返回，“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这里不存在怀王受骗兵败后“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的问题。
第三、关于“上及令尹子兰”。刘向说“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上及令尹子兰”。这是怀王16年的事。怀王30年，秦国设计骗囚怀王，约会武关，《屈原列传》载：此时，“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这里没说“令尹子兰”，只说“稚子子兰”。怀王30年，如果子兰有24岁，怀王16年时子兰只有10岁，此时不可能担任令尹。刘向此说不妥。
第四、关于“为蓝田之会”，《史记•楚世家》载：“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屈原列传》载：“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以上都说是会武关，而刘向却说“为蓝田之会”，是明显的错误。
刘向（约前77—前6年）与屈原时代相距约200年，是《楚辞》的收集编辑者，但他以上所述史料价值实在太差，不足为据。因此，我们不能把刘向的每句话都奉为金科玉律。石光瑛《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说：“考《离骚》之文，斥刺子兰，宜在怀王末年，顷襄王世。”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篇末说：“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列举4篇重要作品，其排序在时间上是由后向前，很有规律，值得重视。若按屈原作品的重要性排序，《离骚》可排在前，先秦与宋代即如此。若按时序排列，由应按《哀郢》《招魂》《天问》《离骚》排列。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排为《招魂》《天问》《离骚》，应该说很有见地，但他将《哀郢》排得很后，则不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史记•屈原列传》有段落排列错误，其“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一段（273字）应改正排于“长子顷襄王立……岂足福哉”一段之后。《离骚》是屈原在顷襄王初期在郢都创作的作品。《屈原列传》错排段落的发现及改正，将为屈原生平及作品研究扫清诸多障碍，拓展出宽广坚实的道路。错排的发生，可能是印制过程中的差错，而不是写作的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