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古代文学诸体裁中，词体相对后起，所以对于其它体裁的借鉴也往往成了词体变革的重要手段。宋词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柳永引赋法入词、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等重要的词体革新实践，传统体制不断解放，创作路子逐渐拓宽。但词体的演化并未就此止步。自宋始，文学体裁的价值序列开始发生逆转。伴随着文学通俗化的进程，叙事文体迅速崛起，小说、戏曲的创作一片繁荣，逐渐取得了与诗、赋、词等抒情文体同样重要的地位。这种文体生态格局对于词体自身的嬗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随着文体间的交集、互化，叙事因素向词体悄然渗入，催化着其体制的新变革，由此而出现了以遗山词为典范的以传奇为词的现象。
所谓传奇，本为小说、戏曲等叙事文体的一个门类，后世又以之泛称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非常的故事。谓元好问以传奇为词并非说他以词的形式写传奇故事，而是指这类词作有着传奇的某些要素和特色，具有更强的叙事性和故事性。陈廷焯后期不满意遗山词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背离词体“正声”，[1]“刻意争奇求胜”[2]，陈氏实际上指出了元词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创新点。通观遗山词，我们会发现其“刻意争奇”不仅表现在语言风格上，还表现在词的选材、作法等方面。元好问的许多词作不避险怪，述奇志异，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传奇”特征，不妨称其为“传奇体”。其中典型的作品，大致呈现为一种词序叙述故事而正文咏叹故事的结构形式。但这种传奇体并未改变词体的抒情特质，只是改变了传统词体表达方式上的比重和抒情效应，即使那些直接以正文述奇的作品，其着力点仍是在对故事的惊叹感慨之上。
以传奇为词可以说是元好问在苏、辛的词体革新基础上最富于创造意义的开拓。东坡“以诗为词”和稼轩“以文为词”的典型作品并不多，但其词体革新的意义和词学史意义则十分重大；就遗山词整体而言，虽然取材、造意上“刻意争奇”的倾向普遍存在，但其中典型的传奇体作品数量也只是一小部分，不过，它们却往往是遗山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佳作，如《摸鱼儿•雁丘词》、《摸鱼儿•双蕖怨》、《水调歌头•赋三门津》等。遗山词中奇人、奇事及奇景的叙写，拉近了词与自然和社会的距离，大大增强了词体文学的叙事功能，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提高了词的艺术表现力和可读性。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的关系，为二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一条富于启发性的思路，客观上促进了后世戏曲、小说中诗文结合形式的形成和成熟。以传奇为词的作用和意义尚可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已开始边缘化了的词体由此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 遗山乐府以传奇为词现象述略
关于遗山乐府的传奇现象，大致可从如下三方面来考察：
（一）述奇事
这一类作品当以两首著名的《摸鱼儿》（雁丘词、双蕖怨）为代表。两首词前分别以序文形式叙述了两件奇事，一为亲历，一为耳闻；一为人事，一为物情，然皆行事罕异，情节离奇，又皆旨归情爱，感泣人神。遗山乐府中还有一篇同类题材的《梅花引》，小序所述故事情节更为复杂和详尽：
泰和中，西州士人家女阿金，姿色绝妙。其家欲得佳婿，使女自择。同郡某郎独华腴，且以文彩风流自名，女欲得之。尝见郎墙头，数语而去。他日又约于城南，郎以事不果来。其后从兄官陕右。女家不能待，乃许他姓。女郁郁不自聊，竟用是得疾，去大归二三日而死。又数年，郎仕，驰驿过家。先通殷勤者持冥钱告女墓云：“郎今年归，女知之耶？”闻者悲之。此州有元魏离宫，在河中潬。士人月夜踏歌和云：“魏拔来，野花开。”故予作《金娘怨》，用杨白花故事。词云：“含情出户娇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春去秋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郎，中朝贵游，不欲斥其名，借古语道之。读者当以意晓云。“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是崔娘书词，事见元相国《传奇》。
长达二百五十余字的序文写得一波三折，首尾相应，引人入胜，其本身可以说就是一篇传奇小说。
此类爱情传奇也出现在《太常引》一词中，其序云：“予年廿许，时自秦州侍下还太原，路出绛阳。适郡人为观察判官，祖道道傍。少年有与红袖泣别者。少焉，车马相及，知其为观察之孙振之也。所别即琴姬阿莲。予尝以诗道其事。今二十五年。岁辛巳，振之因过予，语及旧游，恍如隔世。感念今昔，殆无以为怀，因为赋此。”词文接着对此深情地歌咏道：
渚莲寂寞倚秋烟，发幽思，入哀弦。高树记离筵，似昨日、邮亭道边。白头青鬓，旧游新梦，相对两凄然。骄马弄金鞭，也曾是、长安少年。
大家公子流连青楼鲜有付之真情者，而振之竟如此痴情，也实属奇闻。此事为遗山亲见并深为感动，当年他赋诗以纪，二十五年后又咏之以词。
遗山乐府中所述奇闻多为凄艳情事，但也不乏其它方面的奇闻异事，如《水调歌头》（云山有宫阙）就是一篇题材特异的词体“传奇”。其序交代，作者与友人同访嵩山少姨庙，于残壁间发现了一段字迹模糊的古辞，便“磴木石而上，拂拭淬涤，迫视者久之，始可完读”，之后又推测辞文所属年代，并将壁文加以整理而题为《仙人词》。这样，一次意外的发现，一个扑朔迷离的悬案，引发出遗山一段奇思妙词：
云山有宫阙，浩荡玉华秋。何年鸑鷟同侣，清梦入真游？细看诗中元鼎，似道区区东井，冠带事昆丘。坏壁涴风雨，醉墨失蛟虬。问诗仙，缘底事，愧幽州？知音定在何许，此语为谁留？世外青天明月，世上红尘白日，我亦厌嚣湫。一笑拂衣去，崧顶坐垂钩。
遗山所记奇事，多采自民间传闻，并不深究虚实，而是“实录”于笔下，以为诗料谈资，并借之抒写怀抱。如《摸鱼儿》（笑青山）一词，记述了一件十分怪诞的“正月龙起”故事。据词序，作者与友人同游龙母潭，相传当年韩愈垂钓于此“遇雷事，见天封题名”，夜里果然“雷雨大作，望潭中火光烛天。明日，旁近言龙起大槐中”。于是，词人在一片神异幻诞的语境中开始了他隐逸淡泊情怀的歌唱。再如《江城子》（纤条袅袅雪葱茏）一词咏酴醿花，词序先引入一段艳丽而怪诞的传说：“内乡县庙芳菊堂前，大酴醿架芳香绝异。常年开时，人有见素衣美妇。迫视之，无有也。或者以为花神。”借此神异事，作者在词文中想象天上花神于“月明中，下瑶宫”，种下了千百亩兰蕙，由此引发出词人“只恐行云、归去卷花空”的忧思和“剩着琼杯斟晓露，留少住，莫匆匆”的痴举。
词人皆爱写梦，遗山也不例外，不同的是遗山笔下的梦境有时被演绎成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梦境是遗山词传奇述异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永遇乐》（绝壁孤云）即写了一个幻生于真，真通于幻的怪梦。据词序，词人“梦中有以王正之乐府相示者”，并记住了末尾数句，但梦魂始定之后，恍然省悟“正之未曾有此作”。及至次日，在友人的鼓励下“作《永遇乐》补成之”，续完了这段梦缘。又如《品令》一词，写的是他“清明夜，梦酒间唱田不伐《映竹园啼鸟》乐府”之事，词中写道：“梦中行处，数枝临水，幽花相照。把酒长歌，犹记竹间啼鸟。”梦中唱词，令人称绝。
（二）记奇人
元遗山编《中州集》以诗系人，以小传记人，有意识地保留下百年以来诗坛上众多“苦心之士”的身影，集中特设“异人”一目，专为特立独行之士立传写真。其实遗山词中也多有此类奇士异人的形象。
元好问在志怪小说《续夷坚志》中曾写过许多身手不凡的僧道，而其词作《满庭芳》也描述了这样一位奇人，其序云：
遇仙楼酒家杨广道、赵君瑞皆山后人，其乡僧号李菩萨者，人颇以为狂。尝就二人借宿。每夜客散，乃从外来，卧具有闲剩则就之，不然赤地亦寝。一日天寒，杨生与之酒，僧若愧无以报主人者。晨起持酒碗出，同宿者闻噀酒声。少之，僧来说云：“增明亭前花开矣，公等往观之。”人熟其狂，不信也。已而视庭中牡丹，果开两花。是后僧不复至。京师来观者车马阗咽，醉客相枕藉，酒垆为之一空。赵礼部为雷御史希颜所请，即席同予赋之。时正大四年之十月也。
牡丹花开寒冬，可谓一大奇观，而此奇观竟由奇人点化而成，又是奇中之奇。作者在序文中侧面点染，悬念巧设，着重描写李菩萨的狂怪个性和神奇道术，写得活灵活现，如睹其人，如闻其声。
遗山乐府涉及到各色各样的人物，但直接写人的篇目并不多，不过除一般寿词外，所纪者多为特异非常之人。如《水龙吟》（少年射虎名豪）写商州守帅斜列（又作：色埒黙）的传奇生平，《满江红》（画戟清香）述战功赫然的武将郝仲纯“风流有文词”的儒雅风度。遗山乐府中也记载了一些下层人物的传奇故事，如前面提到的“大名民家小儿女”（《摸鱼儿》）、“西州士人家女阿金”（《梅花引》）等，此外还有一篇为一对乐人夫妇立传的《木兰花慢》：
要新声陶写，奈声外有声何？怆银字安清，珠绳莹滑，怨感相和。风流故家人物，记诸郎、吹管念奴歌。落日邯郸老树，秋风太液沧波。十年燕市重经过。鞍马宴鸣珂。趁饥凤微吟，娇莺巧啭，红卷钿螺。缠头断肠诗句，似邻舟、一听惜蹉跎。休唱贞元旧曲，向来朝士无多。
据词序和词文，这位被称作“张嘴儿”的乐人长于吹觱篥，其妇田氏为歌者。他们在贞元年间曾走红京师的乐坛歌台，也属当时特异之人。十年后，词人又与他们邂逅于“燕京”，听到他们演唱当年的歌曲，然而“向来朝士无多”，张氏夫妇也历尽了磨难，“断肠诗句”令作者不胜感慨。短短一首小词，画出了一幅梨园“风流故家人物”图。
实际上，人与事难以截然分开，人以事传，事以人明，遗山乐府所记奇事、奇人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具体描写中只是有所侧重而已。
（三）写奇景
雄壮的北方山水、奇特的中州物象，相对于宋词所写的小桥流水而言，本身就具有一种陌生感，遗山以之入词，或为歌咏对象，或为人事背景，显得奇特异样，有时，作者还有意地选择一些怪异景象入词，或者以志挖掘机法写景，从而使许多词中景观物态蒙上了一层异光奇彩。
有学者根据计算机统计数据指出，在两万余首宋词中，真正以山水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并不多，特别是写北方奇山异水的词作更为罕见。即使写山水，也多是清秀婉丽之景，少有雄奇壮阔的境界。东坡笔下“大江东去”的壮伟景观，罕有继响。辛稼轩以豪杰之气纵横词坛，但限于经历，笔下也少有险峻雄奇的北方山川景象。[3]这一论断是符合词史实际的。真正以词写出北方山水奇观的是元好问。元氏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挟幽并豪侠之气，遨游于北国名山大川之中，将一幅幅雄丽的山水画图摄入词中。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所写黄河三门峡景象雄奇险峻，被认为“崎岖排奡，坡公之所不可及”[4]。又如《念奴娇》（钦叔、钦用避兵太华绝顶，有书见招，因为赋此）一词上片对华山的神奇景象的描写：
云间太华，笑苍然尘世，真成何物。玉井莲开花十丈，独立苍龙绝壁。九点齐州，一杯沧海，半落天山雪。中原逐鹿，定知谁是雄杰。
本词为步韵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之作，所写华山壮奇之景和险峻之势，酷肖东坡，其宏阔境界或有过之。
遗山词所写奇景也包括一些奇特的人文物象，如《清平乐》（丹书碧字）一词曾写到他所目睹的“天坛石室”所藏《金华丹经》，其词序云：
夜宿奉先，与宗人明道谈天坛胜游，因赋此词。司马子微开元十七年中元日，藏《金华丹经》于天坛石室。中兴乱后，人得之，字画如《洛神赋》，缣素亦不烂坏。予于山阳一相识家尝见之。
遗山将所见珍奇文物，纪之以词，表达他的惊叹之情。再如一首《八声甘州》，似写秦汉故宫风物，极具梦幻感：
玉京岩、龙香海南来。霓裳月中传。有六朝图画，
朝朝琼树，步步金莲。明灭重帘画烛，几处锁婵娟。尘暗秦王女，秋扇年年。
一枕繁华梦觉，问故家桃李，何许争妍？便牛羊丘陇，百草动苍烟。更谁知、昭阳旧事，似天教、通德见伶玄。春风老、拥鬟颦黛，寂寞灯前。
词人透过眼前的“丘陇”“苍烟”，居然看到一片如真如幻的仙苑神殿，正若作者另一首《沁园春》中所写：“腐朽神奇，梦幻吞侵，朝昏变迁。”无疑，作者已将对现实中华屋丘墟的巨大悲慨投入到了这幻化如梦的奇异景观之中。
二 词体传奇性叙事的内在动因及传统
由上可见，元好问以传奇为词的作品，较之于抒情言志的传统词体形态，明显地增强了叙事成份，语言风格更为通俗化，而且有意追求一种戏剧化的艺术效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向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等通俗叙事文体靠拢的迹象。它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词体形态，并非纯由元好问个人兴趣所致，实为东坡“以诗为词”和稼轩“以文为词”的词体革新进程的继续，是唐宋以来词体形式及其观念不断演化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内在动因和历史渊源。
（一）词序篇幅与功能的扩张
从词体结构形式看，遗山词中传奇故事的主要载体是作品的序文。词序作为词体的衍展部分，主要作用是交代写作缘起及背景，而以之述奇志异，当是伴随着词体表现领域的不断扩大和词序功能进一步扩展，篇幅相应增长，并由此获得相对独立的结果。就表达特性而言，诗、词皆长于抒情而拙于叙事，然古体诗中也不乏《孔雀东南飞》、《长恨歌》这样的长篇叙事之作，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体没有篇幅的限制；相反，格律严格且篇幅短小的近体中叙事就难以展开。在这一点上，词体颇类似，格律和篇幅的限制注定了它缺少叙事功能。然而，随着创作中主体意识和写实性的增强，作品所言之情的个性化愈加突出，产生其情意的事由便需要作必要的交代，于是作者借用诗歌题序的形式来突破词体有限的空间。从唐以来文人创作来看，词序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短到长，从词文补叙到独立成章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词体叙事功能和传奇色彩不断增强的过程。
苏轼对于词序功用的扩展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不仅大量写作长序，而且通过序文记载了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与事。如《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述谢自然求仙奇遇，《戚氏》（玉龟山）“言周穆王宾于西王母事”，《洞仙歌》（冰肌玉骨）以近百字长序述花蕊夫人作词的传说。至南宋，词有题序已成常例，小序在作品中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叙事传奇因而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如稼轩词题序数量在两宋词中最多，有些词序的内容明显有传奇性叙事的性质，如《兰陵王》（恨之极）即以篇幅长于本词的序文记述了一个情节完整而奇异的梦境。在共时异域的金词中，词序的运用同样十分普遍，如曾为辛弃疾业师的蔡松年，其词序动辄数百言，最长的近六百字，清张金吾《金文最》收其词序十二篇，足见其独立的文体学价值。词序篇幅的扩张和相对独立，使较为完整的叙事成为可能，如蔡松年《水调歌头》（云间贵公子）一词表达对曹浩然人品的钦敬和志趣的投合。词前以约二百字长序，介绍曹浩然“人品高秀”，却“流离顿挫”的遭际和流连诗酒，“悠然得意”的独特个性。无疑，这样的词序，等于在词的正文之外又搭建了一个供词人腾挪跌宕显露才情的平台，这时序文的作用已经不仅限于揭示主旨，或简单地交代写作背景及缘起了，实际上它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表现空间，凡是与词情相关且不适合或无法在正文中表现的人、事、物、理等内容都可展示于此。与正文以抒情为主不同，序文最重要的功能是叙事，奇闻逸事的叙述便由此在词作中得到更为完整、更为具体地展开。
（二）词体传奇性叙事传统的嬗变
以词序为主要载体的传奇体，经过东坡、稼轩等词人的不断实践，到元好问时已形成规模并构成了一种新型的词体范式。虽然词序内容十分丰富，并非一定要传奇述异，但传奇性叙事始终是词体的一个基本因子和传统，元好问作传奇体只不过是这一因子发育成熟和这种传统发扬光大的结果。我们可以从曲子词与民间通俗文艺的关系上来探求这一发展的线索。
作为燕乐歌词的曲子词，除了其基本形式的只曲小唱外，在民间还有“转踏”、“缠达”、“鼓子词”等歌舞剧形式。如“转踏”多用《调笑》曲，故又称“调笑转踏”，它由一个曲调连续歌唱以表演一个或多个故事，其文本多为一组联章体词。所叙故事，多为奇人异闻。今存文人作品如北宋郑仅的《调笑转踏》分咏罗表敷、莫愁、卓文君、桃花源等十二事；秦观的《调笑转踏》十首分咏王昭君、崔莺莺等十位古代美女的传奇艳情。这类词一般在词文前有一段独白和七言诗。诗、词相配，吟唱结合，共同演绎故事，如秦观写崔莺莺的一首：
崔家有女名莺莺。未识春光先有情。河桥兵乱依萧寺，红愁绿惨见张生。
张生一见春情重。明月拂墙花树动。夜半红娘拥抱来，脉脉惊魂若春梦。
春梦。神仙洞。冉冉拂墙花树动。西厢待月知谁共。更觉玉人情重。红娘深夜行云送。困亸钗横金凤。
由本首作品看，诗歌部分主要用来叙事，曲词部分虽然也有叙事成份，但侧重于抒情咏叹，这在调笑转踏词中有一定普遍性。苏、辛、元等以传奇为词的作品，在内容的尚奇倾向和叙事性等特点上，可以说与这类调笑转踏词一脉相承；此外，在叙事结构上二者也很有些类似，只是传奇体词以序文代替了诗歌。又因为序为散文形式，故叙事也更为完整具体。
在叙事内容和结构上，宋代流行的说唱性质的联章鼓子词可能与传奇体词关系更为密切。如如欧阳修《采桑子》十一首，咏西湖胜景，前有短序，作为开场。又如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用十二首曲子演唱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故事，他采用一段散文一首歌词的形式，以散文讲述情节，以歌词咏叹故事。这种说唱结合的形式对于中国传统文艺有着两个极向的启示：在表演艺术方面，它的导向是更大规模且采用套曲形式的诸宫调；在词体演化方面，其结构形式和题材特点为单篇传奇体的形成提供了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传奇体词可谓联章体说唱词的简约化。
转踏、鼓子词等演唱文本与传奇体词在体制、受众和传播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然而在传奇性叙事和序词结合的结构形式上，二者则明显地呈现出某种趋同性。虽然不能说后者是在前者影响下形成的，但这种情况至少可以说明，自唐宋以来词坛上一直存在着以传奇性叙事的传统，词体传奇性叙事的因子在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推动下，不断强化和扩张，最终形成以遗山词为典范的传奇体。可见，以传奇为词现象的产生实有其体制内的必然性。
（三）以文为词的的延展与深化
从词体革新角度看，以传奇为词实质上是稼轩以文为词的延展和深化。以文为词必然导致词体叙事功能的增强。词体语言和手法的散文化，可使其摆脱诗化语系整饬、沉凝、雅奥、套路化等因素的束缚，大大增加表达的丰富性和灵活性，从而使故事的叙写更具有可操作性。事实上，在稼轩以文为词的篇章里已有许多述奇志异之作，如《摸鱼儿》（问何年）写一块“惊倒世间儿女”的“状怪甚”的石头，为了突出词中怪异的描写，作者索性将调名改为《山鬼谣》，但这首词的序文却很短，故事主要通过词文散体化的描述展开。遗山的以传奇为词继承了稼轩以文为词的传统并积极开拓，它将“文”的外延由一般的传统古文扩展到小说、俗曲、戏剧等通俗文学形式，其语言、结构及其表现手法由一般的散文化倾向进一步向传奇性叙事凝聚。因而，在传奇体词作中，传奇精神并非仅仅体现在词序里，而是弥散在作品的各个层面。
如前所述，遗山词的传奇性叙事一般放在词序中，而词文重在咏叹，诧怪惊奇，旨归于感怀。如元氏《摸鱼儿•双叶怨》词序详叙故事，词文则着意于赞叹“小儿女”那种“海柘石烂情缘在”的情爱。不过，即使这一类作品，其词文仍然有一定的叙事性质。如写阿金故事的《梅花引》，其词云：
墙头红杏粉光匀，宋东邻，见郎频。肠断城南，消息未全真。拾得杨花双泪落，江水阔，年年燕语新。见说金娘埋恨处，蒺藜沙，草不尽。离魂一只鸳鸯去，寂寞谁亲。惟有因风，委露托清尘。月下哀歌宫殿古，暮云合，遥山入翠颦。
词中叙述虽简，但梗概清晰，从墙头相见到城南爽约，从阿金相思而殁到郎归月下哀歌，人物、时地、经过等主要的叙事因素都披文可见，事明而情真。遗山词语言并不像稼轩词那样有明显的古文之风，其散体化叙事因素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内在结构上。
在遗山词中，传奇性描述有时也主要靠词文来承担，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写景之作中，这些词作一般为短序或无序，作者在词文中以描写性语言渲染气氛，形容景象，营造气势，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等。不过，遗山专以词文传奇叙事写人的作品很少，偶尔为之，则风调令人耳目一新，如《眼儿媚》写其子叔仪儿时之事：
阿仪丑笔学雷家，绕口墨糊涂。今年解道，疏篱冻雀，远树昏鸦。乃公行坐文书里，面皱鬓生华。儿郎又待，吟诗写字，甚是生涯。
词中所写内容并无甚奇特，但作者将儿子学字吟诗的天真样子与自己老而无用仍“行坐文书里”的处境相比照，便顿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戏剧性传奇效果，揭示出一个难解的人生悖论。词的行文也有异于元词常态，写得俗白流利，犹若话本曲词。
三 元好问以传奇为词的文化与文学背景
元好问以传奇为词现象是词体演化的结果，但这种演化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实质上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有着广泛的背景和深厚的土壤，下面从三个方面分述之。
（一）仙道思想及好奇尚异的审美观
元好问以传奇为词现象的产生，与他所处时代的词学观念、文学思潮有密切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之于作者创作的效应，归根结蒂还是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信仰，特别是审美观。具体而言，以传奇为词是遗山好奇尚异审美观的产物，而仙道思想则是元氏以奇异为美观念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詹石窗先生曾着文阐述元好问的仙道思想，他指出：“残酷的现实使他遁入老庄的思想幽宫之中。在长期的生涯里，他又与许多道门中人来往。尽管他在个别场合表白‘神仙非所期’，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又借仙境的想象或道门典故以抒写情怀。”从元好问的相关诗词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出他对道门圣迹之谙熟，而且也可追踪他试图通过仙家胜境之神游而排遣烦恼之心迹”[5]。金元之际，全真道教十分流行，元好问在《通仙观记》中谈到他的神仙观：
予尝究于神仙之说。盖人禀天地之气，气之清者为贤；至于仙，则又人之贤而清者也。黄、老、庄、列而上不必置论，如抱扑子、陶贞白、司马炼师之属，其事可考，其书故在，其人可想而见。不谓之踔宇宙而遗俗、渺翩翩而独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称材智绝出，事物变故皆了然于胸中，宁若世之昧者蔽于一曲之论，徼幸万一，徒以耗壮心而老岁月乎？
由此可见，元好问对于仙的存在深信无疑，只是认为仙是“人之贤而清者”。尽管这种认识一定程度上把仙俗世化了，但是他并不否认这些仙人的神奇法力。这一点在他描述仙道者流的诗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如《普照范炼师写真三首》其三赞美范炼师的法力：“鹤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亿更无疑。人间只说乘风了，觌面相呈却是谁。”《通玄大师李君墓碑》记通玄大师李君的神奇本领：“莘公镇平阳，以岁旱请君致祷，车辙未旋而澍雨沾足，时人以神人许之。”《华岩寂大士墓铭》写到“丛竹”不死长生的神奇：“龛前丛竹，既枯而华，随采随生，人以为道念坚固之感。”在专述异闻的《续夷坚志》中此类例子更多。作品所之记奇人异事多是作者耳闻目见并有意识地记录积累下来的，这些材料的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他一生，可见元好问对于奇闻异事的广泛而持久的兴趣。他曾在《紫虚大师于公墓碑》一文中解释离峰子苦行得道说：“夫事与理偕，
有是理则有是事，三尺童子以为然。然而无是理而有是事，载于书、接见于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为然，而老师宿学有不敢不以为然者。”元氏认为，这些怪异现象虽然无法用目前已知的事理解释，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们真实地发生过。
道人法力和仙家胜境在元遗山心目中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心向往之。仙道所具有的超自然能力可以让人摆脱俗世的恶浊和残酷，这对于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家破国亡和人生抱负破灭而备受灵魂煎熬的元好问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在这里，奇异成了自由的语符，神怪成了人性的寄托。由此，神奇怪异被赋予了美好的品质。正是这样的审美理想，引导着元遗山去关注、寻找并传述奇人异事。由是观之，遗山词中出现诸如大雁殉情、花开并蒂的千古奇观和可令牡丹花开寒冬的李菩萨等神异之人也就不足为怪了。需要指出的是，元好问所秉持的仙道信仰及其好奇审美观并不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喜好，南宋金元时期是仙道文化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全真道教在北方蓬勃的发展，以奇异为美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好尚，作为文坛领袖的元好问，其思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
（二）小说志怪传统及诗歌好奇风尚
金元时代普遍的仙道信仰与尚奇审美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文学价值认知和创作趣向，无论是作为主流文体的诗歌，还是方兴未艾的小说、剧曲等通俗叙事文学，都呈现出一种喜写奇异险怪的创作倾向。处于这样一种文学环境中，以传奇为词现象的出现当是顺理成章之事。
志怪传奇小说，可以说是词坛传奇体最近的亲戚。从遗山以传奇为词的作品中，可明显地看到此类词作与传奇类小说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梅花引》在序文中讲完故事后，特别引用了元稹的小说《莺莺传》中的莺莺诗句，并特别注明“崔娘书词，事见元相国《传奇》”，由此可窥传奇小说影响之一斑。小说一体经志怪、传奇和话本等不同形式的演变，至金、元时代已呈勃兴之势。元好问本人曾着笔记小说《续夷坚志》，多记荒诞怪异之事，称由此可“恶善惩劝”，“知风俗而见人心”。[6]这种道德功利说突破了儒家“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正统观念，从而让作者放手去志怪述异。以言情见长的词不同于小说，遗山以之传奇述异，实际上是将小说的功能部分地转移到了词里。如《摸鱼儿》（恨人间）写大雁殉情，奇事奇情，感人至深。有趣的是，《续夷坚志•贞鸡》也是一则动物殉情的故事：
房皥希白宰卢氏时，客至，烹一鸡。其雌绕舍悲鸣，三日不饮啄而死。文士多为诗文。予号之为“贞鸡”。
二作虽体裁不同，情节却惊人相似。不同的只是小说文字简略平淡，尽管也以“贞”字表明了赞赏之情，但限于体裁，主观情感并不明显；而《摸鱼儿》则序、词配合，表达了词人十分强烈的爱憎态度，“绵至之思，一往而深，读之令人低徊欲绝”[7]。同样体现了“知风俗而见人心”的意义。
与笔记小说性质十分接近的“本事”词话与传奇体词的关系可能更亲近一些。词体因短于叙事而致所叙事物简略模糊，这却给词的内容造成了更大的解读空间。词本为娱宾遣兴的通俗歌词，多写丽情艳事，不仅歌词本身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歌词背后的“本事”也撩拨着人们的好奇心。于是，揭秘“本事”的词话便随之而生。今见的几部早期词话，内容多为词人风流韵事的记载，而“奇”则是编者选材的一个主要标准。《本事曲子》是宋代第一部纪“本事”的词话，苏轼赞赏说它“足广奇闻”[8]，并且还把“其人甚奇伟”的陈慥等人的事及词提供给杨绘以作该书增补。这些“本事”许多为小说家言，实际上是一些借词作和词人之名而“炒作”的传奇故事。不过，这类词话与作品密切相关，对于作品的解读和传播有着超越文本自身的意义。这类“本事”词话与传奇体的词序在内容取向上极类似，又皆用散文形式，而且对于词作都有着“助读”、“促销”的功用；不同的是词序为文本的有机部分，而词话游离于词作之外，属于体制外的附加物。宋人中柳永、苏轼的“本事”词话最多，但苏词中凡有词序详细交代写作缘起背景的作品，则少有所谓“本事”流传。是否可以将词序的传奇性叙事看作是逸闻类“本事”词话的体制内转移呢？
此外，诗体作为词体之同宗，其好奇尚异的风气对于以传奇为词现象的产生当有更大更直接的影响。中晚唐以来，受通俗叙事文学影响，诗歌的叙事功能不断强化，其中不乏述奇志怪之作。如白居易《长恨歌》兼传奇与志怪于一体，李贺诗风险怪，杜牧称其“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9]。宋诗中也有许多如苏轼《游金山寺》中“江中似有炬火明”，“非鬼非人竟何物”一类的怪异描写。金代诗坛南渡后由赵秉文和李纯甫主导，曾形成了一种好奇风尚，李纯甫尤甚。对此，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六借对孟郊、李贺诗的批评说：“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元氏虽然更欣赏李白明朗清新的写法，但对于李贺诗虽写鬼怪但真情感人的特点也给予了明确的肯定。
实际上遗山诗也多有纪咏离奇故事和怪异景象的内容。如《水帘记异》所写情景：
神明自足还旧观，涌浪争敢徼灵通。何因狡狯出变化，胜概转盼增清雄。天孙机丝拂夜月，佛界珠网摇秋风。……东坡拊掌应大笑，不见蛰窟鞭鱼龙。
而比这首诗晚一天所作的《谼谷圣灯》，所纪景象更为怪异：
山空月黑无人声，林间宿鸟时一鸣。游人烧香仰天立，不觉紫烟峰头一灯出。一灯一灯续一灯，山僧失喜见未曾。金绳脱串珠散迸，玉丸走柈光不定。飞行起伏谁控抟，华丽清圆自殊胜。北荒灯龙开晦冥，南极入地多异星。
这两首诗分别记载了作者游黄华、谼谷的奇遇异闻，多用灵怪意象写奇特之境。元好问向来主张诗词一理，因此在诗里纪写奇异的做法也顺理成章地移到了词里。如遗山乐府中《摸鱼儿》（笑青山）和《水调歌头•赋三门津》等词，与上述两首诗在取材取法上都十分接近。
（三）以词存史观念与词中的奇闻实录
从词学观念角度看，以词存史的“词史”意识当是以传奇为词现象形成的最终的有力推手。南宋后，随着“尊体”意识的兴起，词史意识也逐渐凸现出来。至元好问，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已形成，并成为他词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动因。所谓词史意识有三层意义，一是“词亦有史”之意，即词有其自身的发展史；二是将词作为历史文献保存；三是以词体负载史实内容。直接影响元氏以传奇为词的主要是后两个方面所体现的以词存史观念。
词史意识是元好问以其史学观观照词学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元好问的史学观并不囿于正统的正史中心意识，他治史的目的在于“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10]所以他所关注的不仅有帝王社稷的废立兴亡，更包涵了广泛的社会文明发展历史。因而野史逸闻，三教九流，凡被认为属“一代之美”者皆被采摭入囊。在这种开放的“野史”视野中，民间流传的离奇怪异之事自然也具有了“史”的价值而引起作者极大的兴趣。他以“野史亭”名其书斋正说明这一点。这种继承于司马迁以传奇为史的“野史”观，导致了作者在以词存史时不避险怪，乐述奇异。
作为一代名臣和文宗，元好问“存史”的使命感十分强烈，他不仅自撰史志，还广泛辑录整理各类文献以存金源百余年史料。《中州集》是他以诗存史的举措。《中州集》的一部分为金词总集《中州乐府》，元好问将金词作为与金诗有同样价值的历史文献和文体自身发展资料加以搜集、选编，其目的同样是存史。在体例上，《中州乐府》同于《中州集》，每位作者名下均列小传，叙其生平，论其文学。值得注意的是，小传所记的人、事也多有奇特怪异的性质。就提供传奇叙事空间这一点来看，小传与词序确有着类似的功用。
此外，元好问还有意识地利用各类文体的创作来纪乘存史。《续夷坚志》是以小说存史，纪时事之诗是以诗存史，所撰碑志铭记是以文存史，同样，元好问也将词视为“史”之载体。这种观念促使他在创作中自觉地以词来记录他耳闻目睹的有意义的人和事，与其“野史”观一致，这些记载往往呈现出浓重的传奇色彩。元好问以传奇为词的存史性质还可从这类作品的写作特征上得到证明。我们注意到，词序中的这类传奇故事多以史传笔法出之。凡所涉之人，皆写明姓什名谁、里籍家世等；凡所录之事，皆记下事发地点，甲子月日等。人或怪异非常，事或荒诞不经，然在作者笔下皆写得信而有征，言之不虚。这一点与魏晋以来的志怪传奇小说如出一辙。如那首写情侣殉情化荷的《摸鱼儿•双蕖怨》，其序曰：
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沁水梁国用时为录事判官，为李用章内翰言如此。此曲以乐府双蕖怨命篇，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清之瑞露，春动七情，韩偓香奁集中自叙语。
故事时地清楚，人物名姓官职皆具，可谓言之凿凿，一派史家“实录”风格。这种史笔为词的作法清楚地表明了以词存史观念对于传奇体词创作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词话丛编》，第3822页。
[2]元好问着，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增订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1043页。本文所引元好问作品皆出此书，不另加注。
[3]王兆鹏《神通之笔绘神奇之景——元好问〈水调歌头．赋三门津〉》，《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2期。
[4]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词话丛编》，第4464页。
[5]詹石窗《论元好问诗词的仙家情思》，《厦门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6]宋无《续夷坚志跋》，《元好问全集》（增订本），第1115页。
[7]许昂霄《词综偶评》，《词话丛编》，第1574页。
[8]《东坡文集》卷五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2页。
[9]杜牧《李贺集序》，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74页。
[10]（元）郝经《陵川集》卷三十五，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1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