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野草》，是用象征手法创作的一部最能体现作者的个性心态和思想情感的散文诗集。开创了中国现代“独语”式散文诗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作品以想象的奇特、意象的奇崛、思想情感和文化意蕴的复杂和丰富而显现出独特的隐晦幽深的艺术魅力，在启迪读者思想和心灵的同时，也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和阐释的空间，所以《野草》问世以来，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并不断地由此引发出学术研究的前沿或热点问题。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野草》系列散文诗在《语丝》杂志陆续发表时，与鲁迅接触较多并深受鲁迅影响的一些文学青年如张川岛、孙伏园、章衣萍、许广平、高长虹等，就开始关注、谈论或试着评价这些别具一格的小散文诗了。如章衣萍的《古庙杂谈》(五)，是第一篇有关《野草》的读后感式的短文，其中的“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1]这句话，是此后以哲理的视角研究《野草》的源头。此外高长虹在《狂飙》周刊发表的系列文章中，多处谈到《野草》，认为《野草》写得“深刻”，记述鲁迅自己说“他像他所译述的Kúprin的一篇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2]。说他读《野草》散文诗“既惊异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这样的文字也。幻想者，以入于心的历史，无从证实置之不谈”[2]。这些记述与感悟是客观而能给读者启发的。只因他之后与鲁迅反目而被讥讽为“谬托知己，舐皮论骨”。而许广平与鲁迅通信中讨论“过客”执意前行时说：“虽然老人告诉他是‘坟’，女孩告诉他是‘许多野百合，野蔷薇’，两者并不一样，而‘过客’到了那里，也许并不见所谓坟和花，所见的倒是另一种事物——但‘过客’也还是不妨一问，而且也似乎值得一问的。”[3]被1990年代后兴起的从婚恋情感视角研究《野草》的学者们看成是许广平向鲁迅投放爱的信号的证据。
《野草》单行本于1927年出版以后，方壁(沈雁冰)发表《鲁迅论》，文中他以《这样的战士》为例，认为鲁迅“专剥落别人的虚伪的外套，然而我们并不以为可恶，就因为他也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呵!”赞扬鲁迅的“不馁怯，不妥协”[4]的战斗精神。这是此后从韧性战斗精神和内心自我解剖角度研究《野草》的发端。最早从整体上对《野草》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是钱杏邨和刘大杰。钱杏邨在《死去了的Q时代》一文中，站在“左”的激进的革命立场上，把《野草》与《呐喊》《彷徨》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提出“超越时代”是作家“唯一的生命”，认为鲁迅“不但不曾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甚至“不曾追随时代”。认为鲁迅的思想在清末就停滞了，所以他的这些作品除极少几篇能代表五四时代的精神外，大部分是没有表现现代的。作者把《野草》看成是鲁迅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心灵的自白。从分析《希望》得出鲁迅“不存一点希望了，他的意思是说希望也是同样的空虚，还不如没有希望的好”。以《影的告别》得出表现的是鲁迅的“任性”“不愿认错”“疑忌”等小资产阶级“恶习”。认为鲁迅“用雪人象征整个人生的灰暗，他用墓碣文来说明人生的自戕，他又用颓败线的颤动来说明人之一生的痛苦，他觉得人生是没有丝毫的光明的。……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人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诅咒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的青年们掘了无数的坟墓”[5]。总之，作者认为《野草》是“时代落伍者”的精神产物。钱杏邨是以政治革命的视角研究《野草》的始作俑者。刘大杰发表《呐喊与彷徨与野草》，把《野草》与《呐喊》《彷徨》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呐喊》《彷徨》是现实主义的，而《野草》却表现出神秘的象征情调。这种就作品的风格的把握是不错的，但是，他却把这种风格变化的原因归结为鲁迅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衰退。认为鲁迅“由《彷徨》到了《野草》，由壮年到了老年，由写实时代到了神秘时代了。在《野草》里很强烈地现出诗的感伤与病的色彩来”，认为“由《呐喊》而至于《彷徨》，由《彷徨》而至于《野草》中的坟墓，这是鲁迅作品的内心移动的过程。鲁迅的心是老了，是到了晚年了”[6]。虽然这种以年龄来评判作品成败的方法和标准是片面而缺乏科学性的，但是，此文是首次把《野草》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在《野草》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到上世纪30年代，随着“左联”的成立，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作家们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也明显由否定与批判转变为多是肯定与赞扬。如钱杏邨一改过去对鲁迅和《野草》的评判与否定的态度，他在1930年2月发表《鲁迅》一文，在分析《野草•题辞》中“地火在地下运行”一段话时，就肯定鲁迅说：“他的心是日夜为被封建势力残害的大众燃烧着，他很坚决的体验到封建势力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崩溃，同时，也‘朦胧’的认识了新时代的必然到来。”[7]此外，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野草》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如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中称赞《野草》是“贫弱的中国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花”。认为“鲁迅先生的描写深刻，具有讽刺情趣的杂感文和神秘的象征的诗的散文也还没有第二人能及”[8]。这时期值得注意的鲁迅研究著作是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一书。该书第四部分“鲁迅之杂感文”中有专门论《野草》的一节。并对《影的告别》《希望》《立论》《这样的战士》《复仇(其二)》《死后》《淡淡的血痕中》等篇作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如认为《影的告别》是“一篇表现向往和舍弃的，但却带上了一层甚深的悲哀的色彩，还有一种幽怨的光景”。《立论》是“在为言论争自由的，它将幽默与讽刺，合二为一”。《这样的战士》是“描绘一个理想的奋斗人物，他有鲁迅所常谈的韧性。……技巧像内容一样，是毫无空隙的朴实渊茂的一首战歌”。《复仇(其二)》是“借耶稣的故事，说人们对改革者的迫害的……篇幅虽小，是一篇颇为伟大的作品。其庄严，沉痛，壮美，应当认为鲁迅有数的杰作之一”。此外，李长之认为《野草》是“散文的杂感”而不是散文诗。他认为《野草》“重在攻击愚妄者，重在礼赞战斗，讽刺的气息胜于抒情的气息，理智的色彩几等于情绪的色彩，它是不纯粹的，它不是审美的，所以这不是一部散文诗集”。虽然其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既有对《野草》集的整体把握，又有对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这是对《野草》研究的深入。此外，开始有人专门评价《野草》的艺术特点。如赵艳如的《讽刺性十足的〈野草〉》，分析了《野草》中的《秋夜》《狗的驳诘》《立论》和《这样的战士》，指出作者的“作风特殊，字句尽是这样流丽，滑稽，而意义颇深……只看到他的字面，始而发笑，你若真的看懂了时，明白了他的含义：‘人生的虚伪，社会的黑幕’都在他的字里行间暴露出来，你一定会由恐怖而苦笑了”[9]。
鲁迅逝世至建国前夕，《野草》研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顽强地开展并不断深入。1940年10月，聂绀弩发表《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从鲁迅的心态和抒情特点来分析认识《野草》，认为：“《野草》中间所表示的绝望，是真实的绝望以上的绝望；表示的憎恨，是真实的憎恨以上的憎恨；而他所看见的黑暗，也是真实的黑暗以上的黑暗；所感到的寂寞，更是真实的寂寞以上的寂寞。……觉得天下事无一可为，也不知如何为，而偏又不能不为。为则四面碰壁。扶得东来西又倒，甚至连自己也被淹埋在唾骂中；不为又目击一般‘造物的良民们’，生而不知如何生，死不知如何死，生不如醉，死不如梦，而人类的恶鬼则高居在这些活的尸骨，死的生命上饕餮着人肉的宴席。而自己偏是这些良民中间的一个，而自己偏是这些良民中间的觉醒者!婉转呻吟，披发大叫，遍体搔抓，捶床顿足，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为什么，要什么。……《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不过，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忠实的反映。”[10]把鲁迅这一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启蒙思想先驱面对强大的封建传统文化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时的绝望、憎恨、寂寞与无奈以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感与心态描摹得深刻而到位，揭示出《野草》的抒情特点并把鲁迅思想的发展同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的变化联系起来。1945年9月，荃麟发表《鲁迅的〈野草〉》长文，站在社会发展进程与鲁迅思想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野草》。赞扬《野草》写得“精美坚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实无人足以比拟”。认为“这集子里所收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最真实的诗篇，是作者从当时个人生活所遭受的惨痛和激动中所直接抒发的思想情感的结晶。在这里，我们所感到的是种热辣辣的火与剑的情感，一个单枪匹马在重重黑暗包围中坚韧不屈地战斗着的战士底情感”，“作者锐利的笔不仅直刺入到这个民族最致命伤的地方，作着无情的刺击和剖抉，而同时也刺入到他自己的灵魂深处，在剖抉着自己”。认为《野草》所表现的思想情绪：“第一是对於迫害者决绝的憎恶与仇恨和对於被迫害者人性被歪曲与麻痹底悲悯与愤怒；第二是在孤军作战中战士的绝望底悲痛；第三是郁积着底战斗热情与希望”。认为“在《野草》中间我们感受的那种愤怒，绝望，悲痛，与其说是鲁迅先生个人的愤怒与悲痛，无宁说是历史的愤怒与悲痛。这些灿烂的火花与其说是从鲁迅先生个人的思想情感中间迸发出来的，无宁说是从历史矛盾的斗争中迸发出来。《野草》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从麻木到甦醒过程中那种痉挛的状态”[11]。文章把20世纪20年代沈雁冰提出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明确为反封建的社会批判和灵魂的自我解剖。此文是建国前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的立场对《野草》进行系统研究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为建国后直至新时期的《野草》研究定下了基调。
建国以后，研究者们致力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野草》。1954年，泥土出版社出版了卫俊秀的《鲁迅〈野草〉探索》，这是《野草》研究史上第一部研究《野草》的专著。该书从革命叙事角度，与鲁迅的其他作品相互参照，逐一分析《野草》所收的每篇散文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由于作者把《野草》定位为“‘革命人’在战斗中的抒情诗”，所以在具体分析中有时带有“左”的时代印痕。不过，这部解析性的著作在帮助一般读者理解作品上的价值是不容抹杀的。1955年，冯雪峰的长篇论文《论〈野草〉》在该年《文艺报》第19和第20期连载。该文把《野草》所收作品分为三大类进行逐篇评析。在赞颂鲁迅积极的批判和战斗精神的同时，也指出在《野草》中表现出了作者的“暗淡情绪和思想矛盾”。这种矛盾产生的直接客观原因是“感到目前的黑暗势力很雄厚，而对于将来又觉得有些渺茫”。而就鲁迅自身主观的思想根源看则是由于“以他当时的世界观，他已经不能正确地把握当时的现实发展，明确地认识革命的前途。……作者当时由于只有片面性的辩证法，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站在革命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上，因此，对无产阶级及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就不能有明确的、充分地认识和估计。应该说，作者前期世界观的局限性主要就表现在这里。他有时会感到孤独和空虚的思想的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野草》中这些作品所表现的这种矛盾的思想状况，非常鲜明地反映着作者当时所体验的深刻的思想苦闷和强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而且，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寂寞、空虚和矛盾的痛苦，也包含着由于他当时同革命的主力还没有建立起具体的真正联系而来的寂寞和不安。……作者所感到的空虚和失望，从思想上说，是由个人主义的思想而来的。作者的矛盾和痛苦，反映着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立场在他那里发生着动摇以及他自己对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些带有强烈时代政治印痕的观点在当时被学界认为是《野草》学理研究上的突破性的成果。实际是开了以革命的政治标准先把鲁迅“拔高”为“革命人”，然后再以此标准来批评他的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的思想局限的先河。
捷克学者别尔查•克列布索娃在1956年10月《文艺报》第20期附册发表《鲁迅和他的〈野草〉》，文章认为《野草》是面向诗人内心的作品。作者把《呐喊》与《野草》相比较，提出“可以把两部作品当作是当时鲁迅的两面：一面是面向世界，观察并分析外界的现实；一面是面向内心，探讨自己内心所存在的问题”。许钦文在1959年的《文艺报》第24期发表《〈野草〉探索》，文章批评了别尔查•克列布索娃把鲁迅分为两面的观点，认为《野草》的战斗精神始终是热烈的，其中“有大半篇幅是‘面向世界’而不是‘面向内心’的”。所以就其战斗性上看并不下于《呐喊》。由两部作品简单地把鲁迅分为不同的两面自然是不可取的，而用革命精神和战斗性来“拔高”或取代《野草》所包蕴的独特而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则显然失之简单。
197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何林的《鲁迅〈野草〉注解》，这是在学术荒芜的“文革”浩劫时期《野草》研究的一个意外收获。该书不仅对《野草》每篇散文诗难懂的词句进行详细的注解和说明，而且对每篇作品进行逐句逐段地分析讲解，把研究者们不同的观点引述出来加以分析或评判。虽然一些地方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左”的印痕，但所做的大量务实而基础的研究工作对推动《野草》研究功不可没。
新时期以来，《野草》研究呈现出勃发的势头，发表或出版了一大批《野草》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仅传统的从社会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思想艺术研究有较大的开拓和深入，而且出现了从心理学、哲学、比较影响及婚恋情感等不同的视角研究《野草》的多元趋向。
就传统的思想艺术研究来说，老作家许杰在粉碎“四人帮”后连续发表《鲁迅〈野草〉精神试论》《〈野草•题辞〉释》《释〈墓碣文〉》等研究论文。其《论鲁迅〈野草〉的艺术特色》一文，认为评价作品不能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作为僵化的教条。提出“对《野草》的艺术性、艺术倾向和艺术造诣的研究，应该说，是《野草》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12]。这不仅对以往《野草》研究的重思想而轻艺术有纠偏的作用，而且显示了《野草》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思想解放。198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闵抗生的《地狱边沿的小花——鲁迅散文诗初探》，这是新时期的第一部《野草》研究的专著。该书采用文本互证的方式，大量联系鲁迅的杂文逐篇分析论证作品的主题，旨在赞颂鲁迅的革命性和战斗精神，虽然带有明显的“左”的时代印痕，但仍不失为新时期初期《野草》研究的重要收获。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玉石的《〈野草〉研究》，这是新时期以来一部具有标志性的《野草》研究专著。该书分“韧性战斗精神的颂歌”“心灵自我解剖的记录”和“针砭社会锢弊的投枪”三个单元，对《野草》所收的23篇散文诗逐一分析解读。并从艺术构思、语言美、艺术探源等方面详细论述和分析《野草》的艺术成就。该书使分散的《野草》研究迈向了体系化的系统研究。此外，石尚文、邓忠强的《〈野草〉浅析》、王吉鹏的《〈野草〉论稿》、肖新如的《〈野草〉论析》等，也均是新时期后《野草》研究的有分量的成果。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洁宇著的《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该书在继承前辈学者李何林、孙玉石解读作品的成果的基础上，在作品的互文性解读上有所开拓和深入。2014年，汪卫东的专著《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出版。该书认为《野草》是鲁迅陷入第二次绝望时生命追问的一个过程，一次穿越绝望的行动，它伴随着情感、思想和人格惊心动魄的挣扎与转换的过程。这是一个由厌弃、哀伤、矛盾、终极悖论、绝望、怀疑、挣扎、解脱、欢欣等等组成的极为沉潜的情思世界。《野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单篇合集，而是一个整体，《野草》中存在一个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野草》处在鲁迅人生与文学的最后转折点的位置上，经过《野草》，鲁迅终于完成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发现，将后期的人生，投入与现实直接搏击的杂文式生存中。该书“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是孤立的文本透视，而是对鲁迅思维方式与词语方式的探索。汪卫东从具体文本出发，描述作为战士与思想者的鲁迅的内心变化过程。前后期有所照应，连带着杂文、小说、译文，可谓对鲁迅思想与诗学的全景透视。”[13]
从心理学角度对《野草》进行研究和解读的有一批学者，如李希凡、钱理群、李玉明、王景山、彭定安、阎庆生、刘彦荣、龙子仲等。这些研究者从灵魂拷问的角度关注作家的心态和创作心理。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王景山的《悲凉悲壮的心音——〈野草〉心读》、刘彦荣的《奇谲的心灵图影——〈野草〉意识与无意识关系之探讨》、龙子仲的《怀揣毒药冲入人群——读〈野草〉札记》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如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该书虽然不是专门研究《野草》的，但却多以《野草》为例证从文化心理角度剖析鲁迅的精神世界，让人们感受到鲁迅心脉的颤动与灵魂的搏斗。其对鲁迅思想心态研究所达到的水平至今还无人超越。李玉明的《拷问灵魂——鲁迅〈野草〉新释》(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从心理学视角并辅以哲学和美学视角对《野草》进行解读，也比较深入地揭示了鲁迅创作的心灵世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从人生哲学、生命意识、宗教等哲学层面来对《野草》进行研究。如李万均、李希凡、李玉昆、王乾坤、汪晖、孙玉石、刘新华、孙舒民等。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郜元宝的《〈野草〉别解》、阎真的《〈野草〉对现代生存论哲学母题的穿透》、李玉明的《论鲁迅〈野草〉的原罪意识》等。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和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虽然不是专门研究《野草》的，但均以《野草》为重要分析对象切入对鲁迅的“生命哲学”的探究，阐释了鲁迅这位思想文化巨人的生命哲学所独有的文化内涵、精神意蕴和价值取向。2010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玉石著《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该书是作者于1996年连载于《鲁迅研究月刊》的系列论文的合集。作者从鲁迅所生存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解读和分析鲁迅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挖掘其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这是从哲学视角研究《野草》的一部标志性的著作。
比较影响研究也是新时期以来《野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闵抗生、吴小美、哈迎飞、卢洪涛、王吉鹏、薛伟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厨川白村、尼采、波特莱尔、夏目漱石、屠格涅夫、安德列耶夫、莎士比亚等作家的作品与《野草》之间的影响或联系。如卢洪涛的《鲁迅〈野草〉与夏目漱石〈十夜梦〉比较论》《影响与超越——鲁迅〈野草〉与屠格涅夫散文诗比较论》、薛伟的《野草新论》、王吉鹏、李红艳的《鲁迅〈野草〉与但丁〈神曲〉之比较》等。闵抗生的专著《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1996年9月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对鲁迅与尼采的个性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比较，这是第一部关于《野草》的微观比较研究的著作，推进了《野草》的比较影响研究走向深入。
从婚恋情感维度研究《野草》始于1993年又央在《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发表的《〈野草〉：一个特殊序列》，此文将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过程及心理变化，作为鲁迅创作《好的故事》《过客》《死火》《腊叶》等散文诗的直接因素，认为它们已经构成了《野草》中一个带有连续性的情感起伏的“特殊序列”。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加拿大籍学者李天明的《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该书认为鲁迅散文诗的隐秘主题是情爱与道德责任之间的情感两难。由此引发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从婚恋视角研究《野草》的热潮及争鸣。如胡尹强此后发表了一系列从婚恋角度解读《野草》的论文，并于2004年由东方出版社结集出版《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一书。邹范平出版了《新发现的鲁迅：读几本鲁迅著作的札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致力于挖掘《野草》《狂人日记》《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作品中隐含的鲁迅的潜意识和潜台词。胡尹强用婚恋的视角解读了《野草》中的所有的散文诗，碰到无法解释圆通的文本，他就将其冠之以“一片铁甲”和“障眼法”的名称，使《野草》研究走入了“爱情论”的偏执，引起了学术界的争鸣。裴春芳的《“私密探典”的独创与偏至》、王莹整理的《〈野草〉能确证是爱情散文诗集吗？》、李今的《研究者的想象和叙事读〈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想到的》、刘进才的《文本阐释的有效性及其限度——近年来〈野草〉研究的偏至》等文章，批评了从婚恋视角解读《野草》的作品存在的问题，但肯定这种解读是使封闭的文本内部研究走出其狭小格局的有效路径。
除以上几个方面的《野草》研究之外，新时期以来一些学者致力于用文化学、美学、现象学、叙事学、伦理学、原型理论、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和方法对《野草》进行研究。也有学者注意了《野草》学术史的研究。王雨海的《生命的呐喊与个性的张扬——鲁迅〈野草〉的文化解读》和张梦阳的《〈野草〉学史》是《野草》的文化解读和学术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因篇幅所限对这些研究不再详加论述。
国外学者对《野草》的研究情况，前面谈到了捷克学者别尔查•克列布索娃的研究论文和加拿大籍华人学者李天明的研究专著。此外，美国哈佛大学华人学者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一书的第五章，即“《野草》：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通过细致分析鲁迅的创作心理，揭示出鲁迅内在的深刻悖论与矛盾。为20世纪末的《野草》研究增添了一抹亮色。国外《野草》研究的重镇在日本。日本的片山智行、竹内好、伊藤虎丸、丸山昇、木山英雄、丸尾常喜等一批学者多年致力于《野草》研究。出版或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野草》研究的专书或专论。如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中文版见李冬木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是日本第一部《野草》研究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野草》研究译著。从《野草》具有“文学”性这一根本特点对作品进行分析解读，显示出独具的特色。丸尾常喜的《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中文版见秦弓，孙丽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以日本文化语境中的“耻意识”理论来分析和阐释鲁迅及其作品中一系列与“耻意识”相关的文学意旨与生命体验。此外，木山英雄的《〈野草〉解读》《〈野草〉主体建构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藤井省三的《复仇的文学》等，均在《野草》研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学者在《野草》研究上显示了在“文献”和“实证”方面的优长。
以上对国内外《野草》的学术发展史和研究动态进行了简略地梳理和描述。可以说，《野草》研究经过80多年几代学者的努力，已经逐渐发展为“鲁迅学”中的重要分支——“野草学”。《野草》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野草》研究是开放的、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提高，《野草》研究也将不断地丰富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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