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生缘》这本弹词，半年多来我断断续续地读了三遍。最初是从北京图书馆借阅的，是一部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益堂刊行的本子。刊本错落很多，但读起来津津有味；只要有空闲时候我便阅读，终于把全部二十卷读完了。后来有朋友为我买到一部同样的版本，当去年年底去访问古巴时，我随身带着作为路上消遣的读物。一面看，一面校改。脱落较少的字句，可以意补。但有时候大段大段地脱落，也有整页刊错了的（如把前卷的同号页数刊入后卷），那就无法校补了。很想能找到一部未刻前的抄本来校对，因为这部弹词在成为刻本之前，是以抄本形式流传了七十多年至九十年的。深幸我这个愿望很快便得到满足。已经捐献给国家的郑振铎藏书现藏北京图书馆，其中有一部完整的抄本。我借了来进行核校。
道光三十年版本是通行二十卷本。前十七卷是乾隆朝代的女作家陈端生（1751—1790？）所作；因原作未完，后三卷乃是另一女作家梁德绳字楚生（1771—1847）所续补。
郑藏抄本亦为二十卷，前十七卷与刻本相同，后三卷则与梁楚生续补本全异，是另一人所续补。这一抄本是几个人汇抄而成的，无前题后跋，无目录，也无作者和续作者姓名。仅在第一卷开始的卷目下和第二十卷煞尾的卷目终，各印有朱文“姚”字方形图章，盖是书主的钤印。仅刻姓而无名，可能也是一位女子。又抄本第十九卷开场处有“交香主人因再续”句，“交”字殆“蕉”字之误，作者虽自行点出了名号，也不知道她究竟是谁，但她对于陈端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的。
梁楚生续补的后三卷，本来并不怎么好，郑藏抄本的后三卷则更为拙劣。因此，我只核改了前十七卷的原著，这已就可以使我满足了。核校的结果，不仅大段脱落得以补全，整页误刻得以厘正，满篇的脱字脱句、错字错句，都得到了补全和厘正。脱字脱句和错字错句，在我未得见抄本之前曾以意校补的，我尽可能照着抄本改还了原样，也有少数字句，我觉得原著不大好，恐仍有误，因而没有改还。
道光三十年刊本有道光元年（1821）香叶阁主人侯芝（1772—？）所写的序，言到“《再生缘》传抄数十载尚无刊本，因惜作者苦思，删繁撮要。……改而付梓。”可见刊本是经过删改的。和抄本对校，的确有些地方经过删改，但删改得并不大。删改得比较大的仅在第一卷中有一处，其他都只是字句的润色。业经删改处，我大抵依照了刻本，但有些字句我觉得还是抄本好些，便改还了原样。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从上下文句看来，应有脱落，而抄本刻本却都脱落了。这显然是最初的抄本有误，致传抄者以讹传讹。在这些地方，无可依据，我也就只好以意补足了。当然抄本也每有脱落，所以反过来也可以根据刻本去补正抄本。这可证明，刻本所据的原抄本，有些地方比现存郑藏抄本，较为正确。
侯芝另外有一种删改本，改名为《金闺杰》，有她自己在“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季秋上浣日香叶阁戏笔”的序。序里说“《再生缘》一书，作者未克终篇，续者纷起执笔。奈语多重复，词更牵强，虽可一览，未堪三复。予删改全部为十六本三十二回，固非点石成金，然亦炼石补天之意。未及告成，而坊中以原本索序（按即指三益堂刻本），予以欲却人求，乃为缀数言卷首。不料梓出阅之，盖更有好事者添续。事绪不伦，语言陋劣。既增丽君之羞，更辱前人之笔。深可惋惜。予改本，今名《金闺杰》，盖书中女子皆有杰出之才，以是名之，得矣。至原来之失，指摘于右。质之闺中学者，以为然否？有坊梓近本，不足论月旦矣。”接下去写了三十一则“指摘”，其中大部分是批评陈端生的原作，小部分是批评续作。续作受到批评的不止一种，看来倒真是“续者纷起”的。
据侯芝的两篇序文看来，可以看出她在替三益堂本写序之前并没有看过原刻的稿本，而是在印出之后才看到刻本的。她不大满意陈端生的十七卷原作，而尤其不满意梁楚生的三卷续作。所谓“更有好事者添续，事绪不伦，语言陋劣”，即指梁续而言。在三十一则“指摘”中，其第十五则：“而续父兄问病，太后螟蛉，骄矜造作，恬不知耻”；其第十六则：“明堂反正，自宜大庭披陈，而续者又以偏殿召对，羞涩对答，帝仍笑谑，可耻”；所指摘的都是梁续。据此可知，梁续在道光元年确已脱稿，并不如陈寅恪所揣想，“元”字是“九”字之讹。道光元年，梁楚生已五十一岁，故她在所续《再生缘》第二十卷中说：“嗟我年将近花甲，二十年来未抱孙。”五十晋一，说为“将近花甲”也并不矛盾。再者，三益堂刊本的删改既不是侯芝所为，那么删改者应该别有其人。我看应该是梁楚生。她把全书续完之后，对于前十七卷自会有所增损的。只是增损得很谨慎，不像侯芝的《金闺杰》那样，大刀阔斧地斫削。
侯芝所改编的《金闺杰》实在是改得面目全非，而言词更为陋劣。她给梁续的评语，“既增丽君之羞，更辱前人之笔”，倒可以移来给她自己了。侯芝还另外写了一部《再造天》，主要写的是《再生缘》的下一代人。书前有她的女弟子吴门宋淑吉的序，署“道光六年丙戌（1826年）”。这书显然是在改编《金闺杰》之后的续作，但也同样很不高明。两书体例相同，书前都有七言排律的题词。《金闺杰》题词长达一百句，《再造天》题词五十六句。做旧诗的功力是相当高的，而所编改的弹词，却不怎么当行。《再造天》题词的最后两句是：“无才是德为前训，寄语闺人力淑贤”，这就是她编改弹词的宗旨了。
关于侯芝的身世，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说“不能详细研考”。据我看《金闺杰》题词，在查考侯芝的身世上倒是很好的资料。她也是官宦人家的女子（“椿庭五马称名宦”），小时就受过父兄的教育（“幼趋庭训”，“依兄问字”）。她父亲到广东去做官，她是跟随着的。不幸她的父母同死在任上（“宦游东粤父娘离”）。后来嫁了人，家庭贫困，做过里塾的女教师。她是丈夫是秀才，大儿子在她写词时已经三十岁了（“一第良人犹负米，三旬伯子尚衣缁”）。从这里可以推算出她的年龄，她当时大约已有五十岁。由道光二年（1822）逆数上去，她应该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左右，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推定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左右，看来是早了一点。她在编改弹词时，她的婆婆还在世，她为的是“堂前承色笑”而写作，但没有想到大受欢迎，而致洛阳纸贵了。她的女弟子宋淑吉的籍贯是吴门（苏州），可能侯芝也诞生于苏州，至少她的夫家是在苏州。
根据这些线索，关于侯芝的身世是可以作进一步查考的，但我在这里不想再多走岔路。
二
关于《再生缘》前十七卷的作者陈端生，在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中，都有所论列。近年，陈寅恪有《论再生缘》一文，考证得更为详细，我基本上同意他的一些见解。现在我想扼要地把陈端生的身世撮述如下。
陈端生是杭州人，生于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年），是当时大名人陈句山（1701—1771）的长孙女。她在《再生缘》之外，著有《绘影阁诗集》，可惜失传了。她的女未子陈长生也长于诗，是袁子才所称赏的女诗人之一。袁子才的《随园诗话》中提到长生，而却未提到端生，可能是由于忌避。
陈句山的族孙陈文述（字云伯），在所著《西泠闺咏》中，有咏陈端生一诗。序说里面提到陈端生撰述《再生缘》的来历。
绘声阁咏家□□
□□名□□，句山太仆女孙也。适范氏，婿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因屏谢膏沐，撰《再生缘》南词，托名女子郦明堂，男装应试及第，为宰相，与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别凤离鸾之感。曰，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
许周生、梁楚生夫妇为足成之，称全璧焉。“南花北梦，江西九种”，梁溪杨蓉裳农部语也。“南花”谓《天雨花》，“北梦”谓《红楼梦》，谓二书可与蒋青容九种曲并传。《天雨花》亦南词也，相传亦女子所作，与《再生缘》并称，闺阁中咸喜观之。
红墙一抹水西流，别绪年年怅女牛。
金镜月昏鸾掩夜，玉关天远雁横秋。
苦将夏簟冬釭怨，细写南花北梦愁。
从古才人易沦谪，悔教夫婿觅封侯。
陈文述把端生的名字掩下去了，其原因即由于她的丈夫犯罪充军，怕犯忌讳。但揭出了“句山太仆女孙，适范氏”，则所咏的自是端生。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一引《闺媛丛谈》，亦叙及此事，行文与《西泠闺咏》大同小异，已明明点出了陈端生的名字。（《闺媛丛谈》一书未见。陈寅恪疑即“王韬《松隐漫录》十七卷附录《闺媛丛录》一卷”，然余所见《松隐漫录》共十二卷，并无十七卷，且亦无附录。待考。）
陈文述保留下这一段掌故，使《再生缘》作者的姓名不致完全失传，是有功于文史的。但他事实上并没有看过《再生缘》，他所说的“以寄别凤离鸾之感”，完全是捕风捉影之谈。
《再生缘》的写法，凡在每一卷的开始和煞尾，作者都写出了自己的身边情况和时令物候，因而明确地保留下了作者写作的年月。她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秋天开始写的，写到第二年的二月初五（农历，下同），完成了前三卷。那时她才满十八岁，写作地点是在北京。第二年二月初七日又开始写，写到五月二十七日，又在北京完成了四、五、六、七、八共五卷。不久她父亲玉敦（陈句山次子）由北京去山东，赴登州同知任，她跟随着到了登州。中秋以后又在登州执笔，写到快过新年又完成了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共六卷。那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1770，阴历要跨年度），她年满十九岁。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初头，她又继续写，写了两个月的光景，又完成了十五、十六共两卷。每卷的字数约略相等，约有四万字，十六卷合共六十万字左右。这样的长篇叙事诗，只写了一年半光景，写作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但到这时在作者的生活中来了一个大挫折，那就是对于作者写《再生缘》发挥了很大推动作用的，她的母亲生病，到秋初更不幸去世了。第十七卷的卷首说：
慈母解颐频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
自从憔悴萱堂后，遂使芸缃彩笔捐。
作者的母亲姓汪，这位汪氏夫人之死，对陈端生是一件大不幸事，对《再生缘》也是一件大不幸事。
翌年乾隆三十六年（1772）正月，作者的祖父陈句山又相继去世。她的父亲丁忧，不能不解职还乡。作者要服母丧三年，旧制丧服期一年只以九个月算，三年只算二十七个月，须至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始除服。她的父亲要服父丧三年，须至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始除服。旧时大户人家在丧服期间是不能婚嫁的，因此陈端生嫁到范家可能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季或至迟冬季，那时她已经满二十三岁，婚期在旧时代是已经相当晚了。
据此可知，《再生缘》前十六卷是作者在处女时代所写的，怎么也说不上“以寄别凤离鸾之感”。
陈端生嫁后，不久便生了一个女孩子（第十七卷“明珠早问掌中悬”）。后来又有一次生育，但不知是男是女（同卷“强抚双儿志自坚”）。大概是在两次生育之间，她的丈夫范某“以科场事牵累而谪戍”伊犁。这一连串事件，把作者处女时代蓬勃发展起来的创作欲，严重地打断了。她的写作一直停顿了十四个年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又才动手写第十七卷，这时候她已经三十四岁了。她从“春二月”起写到“白雪菲菲将送腊，红梅灼灼欲迎春”，差不多费了一年。由此可见，她不是像年青时代那样，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地在写。
陈端生死于何时，是一个问题。据《清高宗实录》，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因科场舞弊事，发往伊犁充军的人犯中有范菼一名。陈寅恪认为此人当即陈端生之夫范某，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他颇疑这个范菼是浙江秀水人范璨（1680—1766）的次子，则不可信。范璨做过湖北巡抚，
陈句山称他为“前辈”。范璨的年龄和辈数既比陈句山大，而他的次子虽同名菼，却死得比父亲还要早，即死于1766年前。1766年陈端生才十六岁，怎么会与这一个范菼成为夫妇呢？因此，这一范菼断非那一范菼，二人仅同姓同名而已。
又据《清实录》，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高宗八十大寿时曾经大赦：“其在配军流人犯，已过十年，安分守法，别无过犯者”可以赦免。算来那位充军伊犁的范菼，到这一年刚好满了十年。他可能在这一年或下一年获赦而归。未至家而陈端生死去，那么陈端生必死于乾隆五十五年或下一年，享年四十岁或四十一岁。
《再生缘》第十七卷是陈端生三十四岁时被人催促出来的，她在煞尾处曾经有所交待：“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可见她受着催促，是有意把书写完。但尽管她此后还活了六七年，而她却终于没有把全书写完。这是什么原故呢？我不相信她就一点“闲时”也没有。陈文述说她自己说过，“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也不外是想当然的臆测。陈文述这个人是没有品格的，他惯爱摹仿袁子才，乱认人为女弟子，卖弄风骚，有些行为很足令人齿冷。但在这里且不必说他。问题倒是陈端生为什么没有把《再生缘》写完？
要解决这个问题，须得把《再生缘》故事的主要线索简单地叙述一下。
四
以上是陈端生原著《再生缘》前十七卷的一个简略的梗概。作家把这样的梗概，敷演成六十万字的长篇叙事诗。她善于作心理描写，人物相当繁多而各有个性，因而，写得十分生动。有时候连她自己也在自鸣得意。例如第十二卷卷首说：“佳时莫赘升平象，妙笔仍翻巧幻文。七字包含多少事，一篇周折万千情。才如弄月吟香态，又转兴风作浪声。好似琵琶传曲调，真同琴瑟鼓和鸣。慢来薄雾飘银汉，急处飞流下翠岑。闲绪闲心都写入，自观自得遂编成。”你看她自己说得多么如意。不过这样的话倒也不是虚夸，读起来真有这样的感觉。全书波浪层出，云烟缭绕，神龙游戏，夭矫不群。然而这条神龙真是见首不见尾，成为了一条无尾的神龙。
我还要重复提起这个问题：为什么陈端生终于没有把《再生缘》写完？如果让她自己来写完，她究竟会写成怎样的结束？
照她的故事的发展上看来，依着孟丽君的性格，同时也依着作者的思想，是只好写成悲剧的。
作者的思想富于叛逆性。她的胆子相当大。她假想了一个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做宰相；但也假想了一个卫勇娥，上山寨，做寨王。卫勇娥在做寨王的时候，她说过像下面的一些话：
“既在山林为好汉，少不得替天行道正纲常。”
“逃到山中为寨主，意思要替天行道立根基。”
“部前将士心钦服，都说道定要真龙夺假龙。”
这些话说得相当勇敢。连皇甫夫人尹良贞也看中了她，竟心下怀疑：“莫非元运应该绝，又出兴王定霸人？”
卫勇娥后来虽然受了招安，东征有功封为伯爵，改还了女妆，与封为侯爵的熊浩成了夫妇。这两人的地位，仅次于孟丽君与皇甫少华。但关于他们的故事，在书中还没有结束。下文如何？这也是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且留在下边再讲。
作者写孟丽君的显达，虽然不脱封建时代的俗套，但也不失为是一种叛逆的想法。在男性中心的封建社会，女性的才能得不到发展，故往往生出这些要与男子并驾齐驱的幻想。不过作者的叛逆性却更进了一步，她使她的主要人物发展到了目无丈夫，目无兄长，目无父母，目无君上的地步。特别是她揭露元成宗的好色心理是相当痛快淋漓的，在作品中揭穿了封建帝王的虚伪和胡作非为，这在旧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事。同是女作家的侯芝，在《金闺杰》的题词中，对于《再生缘》的女主人公便作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齿唇直逞明枪利，骨肉看同蔽屣遗。
僭位居然翁叩首，裂眦不惜父低眉。
倒将冠履愆还小，灭尽伦常罪莫疑。
说孟丽君“灭尽伦常”，自然也就是说陈端生的想法“灭尽伦常”。所以接下去又说：“抹倒须眉无过甚，表扬巾帼太淋漓”，那就直接在批评陈端生了。以女人来批评女人，这就更鲜明地显示出了陈端生与侯芝的优劣。侯芝的封建性是十足的，她所删改成的《金闺杰》，把《再生缘》中有些骨气的话通通删掉了，而她还在自鸣得意。她在指责《再生缘》的第十则中说：
长华云：“当时一晓这情端，坐上金銮大殿间。撞起钟来擂起鼓，会齐文武众官员。谈道德，讲公言，论论君王然不然。”如是恶劣，何异江北书？予改云“皇上必要丽君，臣亦何敢云？惟虑负太后慈训，累皇上圣德”，始不失讽谏之意。
这正是服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所怀抱的十足柔顺的封建意识。不仅侯芝是这样，另一位女作家邱心如（1805？—1873？），她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弹词《笔生花》，在该书第一回里对于《再生缘》也有同样的批评：
新刻《再生缘》一部，当时好者竞争传。
文情婉约原非俗，翰藻风流最可观。
评遍弹词推冠首，只嫌立意负微愆。
刘燕玉终身私定三从失，怎加封节孝夫人褒美焉？
《女则》云一行有亏行百失，何况这无媒而嫁岂称贤？
郦保和才容节操皆完备，政事文章尽擅兼。
但摘其疵何不孝，竟将那劬劳天性一时捐!
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
实乃美中之不足，从来说人间百事孝为先。
因翻其意为新调，窃笑无知姑妄言。
这些见解，出诸封建时代女性的笔下，倒是并不希奇的。然而，两两比较起来，陈端生的思想，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她的时代，这倒是一件希奇的现象。陈端生在她年青时代是非常自负的，通过她所创造的人物孟丽君的口里便说过：“吾为当世奇女子，岂作无羞这等人？”“既然要做聪明者，须做聪明绝顶人!”“如此闺娃天下少，我竟是春风独占上林枝!”这些等于是她的自白。
其实作者的反封建是有条件的。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作乱。她的以封建而反封建，正如她自己所说“定要真龙夺假龙”。事实上她还是在那儿鼓吹忠孝节义。不然她的书便成为大逆不道，而被投进火里去了。然而就是这样，也已经遭受到“灭绝伦常”的批评。封建秩序在旧时代的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端生以十八、九岁的女子公然敢于犯了它，她的性格和才能，在旧时代总应算得是出人一头地的了。
所以根据作者的性格和作品发展的逻辑，《再生缘》的结束只能是悲剧的结束。
我相信在作者的意识中是回旋过这样的想法的：
1、丽君在吐血中死去。她的口吐鲜血，在最后被元成宗威逼的时候，已经是“喷出朱唇似涌潮”了。这不是什么“血不归经”，而是急性肺结核或十二指肠出血等很危险的症侯，在旧时代是没有办法挽救生命的危险的。我们可以联想到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左良玉吐血一斗、一夕而亡。因此，孟丽君可以在三天之中任何一天死去。她的干脆的死去，是最好的结束，因为作者所创造的这个人物已经接近完成了。当然，在她死去之前应该让她有一次表白的机会。她应该写出表文，由梁鉴转奏，承认自己是孟丽君，而严厉批斥元成宗的荒谬要求。还要让她说出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想再有所作为，故不愿及早卸却男装，并非留恋名位。书中对于孟丽君没有写出她有多么高尚的政治抱负，是一个缺点。这样就可以得到补偿。在孟丽君死去之前，自应让她同自己的父母和皇甫少华见面。同时苏映雪的身世，也可以在此时拨开云雾而见青天了。
2、原作写元成宗已经是好色的昏君，应该再让他昏乱下去，到万不得巳时自己认罪。他在逼迫孟丽君为妃之后，惩于前次皇甫敬夫人尹良贞入宫，串通了皇后和皇太后，对他的私愿设下了很大的障碍，他这一次应该把宫内外的消息严密地隔绝起来，不让尹良贞再次入宫，也不让皇甫长华有获得宫外消息的机会。但他，在书中规定，是金童下凡。为了照顾到这一点，也不好写得过分暴戾。由于孟丽君之死，皇甫少华应该有一次轰轰烈烈的在朝廷上的抗议，使得元成宗恼羞成怒，把他丢进天牢。元成宗追求孟丽君时的荒谬言辞，苏映雪是听到的，也尽可以让她在朝廷上暴露，由她来实现尹良贞所说过的话：“拚将万剐与千刀，搅海翻江闹闹朝，那怕君王规矩重，且骂顿糊涂天于赴阴曹”。这样便可以把苏映雪的声色恢复转来，不然这个人物的后半写得太平淡了。苏映雪可以和皇甫少华一同被丢进天牢，在牢中要让她有向皇甫少华诉说心事的机会。
3、正当元成宗闹得昏天黑地的时候，熊浩、卫勇娥、卫勇彪等请假回南方祭祖去了。——我看这是作者所安的重要伏笔。他们已定于七月初回京，而在京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五、六月。等他们如期或者提前回来，看见了个天翻地覆的局面，他们激于义愤，会被逼诉诸武力。卫勇彪因东征有功，被封为“京营都总兵，掌管二标兵马”，是有兵权在手的人，而且那些人马也都会是征东将士和吹台义民，他们看到皇甫少华丢监，看到昏君无道，也必然会义愤填胸的。这样用武装起义来胁迫元成宗，使他无法下台。最后只好请出皇甫长华来收场，把皇甫少华和苏映雪释放出狱。
4、依据书中的伏线，当皇甫少华离别黄鹤仙人时，那仙人对他说过：“尔须不忘真面目，到后来急流勇退好归神”；皇甫少华自己也说过：“我若功成名遂日，必定要急流勇退听师言。”（同见第六卷）。因此，皇甫少华出狱后，必须让他挂冠辞朝，飘然远举。再者，黄鹤仙人对皇甫少华也还说过这样的话：“日后夫荣妻贵日，自然有真僧向尔说因原”。因此，还有必要让一位“真僧”出场，向皇甫少华点破前因。这位真僧让他同皇甫少华与苏映雪在监里相遇，是最合适的。苏映雪可以同皇甫少华一道隐退，刘燕玉则留在家中代奉双亲。
5、照书中开卷处的伏线，皇甫少华是东斗星下凡，孟丽君是执拂姬，苏映雪是焚香女，刘燕玉是捧圭仙女，元成宗是金童，皇甫长华是玉女，故他们在天上还会相见。尽管在人间的结局是悲剧，而在天上还是大团圆。这样，皇甫少华、孟丽君、苏映雪、刘燕玉四人，名虽是夫妇，而实则未曾同席。这就做到了作者所悬想的“一尘不染归仙界”（第一卷卷头语）了。
我相信作者所拟订的后事大体上会是这样。但这样的想法，处在封建时代，尤其是处在丈夫充军、亲友忌避的境遇上，作者是不敢把它写出来的。所以她的书写到第十七卷便写不下去了。又或者她是写出来了，而不敢公诸于世。不仅她自己不敢，她的家里人也不敢。这样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是这样，那就实际上做到了她自己所说的“不愿付刊经俗眼，惟怜存稿见闺仪”（第三卷卷头语）了。然而“存稿”即使有，想来是无法再见的，应该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因此，我主张把《再生缘》重新印行，但只保留陈端生的原著前十七卷，而割去梁楚生和其他作者们所续的尾巴。
五
陈端生的确是一位天才作家，她的《再生缘》比《天雨花》好。如果要和《红楼梦》相比，与其说“南花北梦”，倒不如说“南缘北梦”。她的年代略后于曹雪芹（1715？—1763），当曹雪芹死时，她只有十二岁，她是否看见过《红楼梦》不得而知，从《再生缘》的结构与文词中看不出什么痕迹。假使她是看过，但她却没有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她的创作是发挥了她的独创性的。《红楼梦》是现实主义比重较大的长篇小说，而《再生缘》却是浪漫主义非常浓厚的长篇叙事诗，两者的风格判然不同，但两者都善于描写人物，都具有反封建的精神。而同样令人遗憾的，
是两者都是未定稿。这种偶然的一致，正表明封建社会对于天才作家的摧残。这是我们生在二百年后的现代人所不能不惋惜的。
陈端生的诗才有家学渊源。她的祖父陈句山以诗文名于时，有《紫竹山房文集》传世。陈句山是主张女子有才兼有德的人，他有《才女说》一文（见《紫竹山房文集》卷七），表达了这种主张：
世之论者每云“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余独谓不然。……诚能于妇职余闲，流览坟索，讽习篇章，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教子，皆非无助。以视村姑野媪于盲子弹词、乞儿说谎、为之啼笑者，譬如一龙一猪，岂可以同日语哉？又《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由此思之，则女教莫诗为近。才也而德即寓焉矣。
可见陈端生小时在家庭中受过诗教。她的才华的确惊人，六十万宇的叙事诗，是用七言排律的体裁写成的。除掉有时用三字句的衬词或用两个三字句来代替七言句外，基本上是一部长篇的七言排律。通篇的平仄和规律都很严（正因为这样，所以有素养的人容易发现书中有错落字句），转韵很自然，对仗很工整，只是韵脚每每是用杭州方言押韵而已。中间间插的一些叙述文字和说白也很简洁，雅俗共赏。别的弹词作家，很少见到具有她这样的功力。例如梁楚生所续的《再生缘》后三卷，诗体便迥然不同。她是用古风写的，平仄不拘，规律散漫；而叙述文则有时繁冗得惊人。像孟丽君最后上元成宗的陈情表，她用骈文写了一长篇，吃力而并不讨好。
陈句山的诗教是传统的“温柔敦厚”，而受了诗教结果的陈端生却是奔放激烈。最有趣的是，陈句山在骂“盲子弹词、乞儿谎语”，而陈端生却背着他写了六十万字的弹词。上面已经说过，陈端生开始写《再生缘》是在乾隆三十三年秋冬之交，第二年正月陈句山请假出京，回杭州扫墓；到三十五年五月才假满返京。但在三十四年八月陈端生已经跟着她父亲陈玉敦到山东登州去了。这样她就离开了她的祖父直到三十六年正月她的祖父去世。作者曾作过这样的自白：“朝朝敷演兴亡事，日日追求幻化情”（第四卷卷末），“翻云覆雨朝朝是，散锦飞霞日日然”（第十三卷卷首）。看来陈端生的确是在以全力来写《再生缘》。尽管她的祖父在骂“盲子弹词”，而她却当作边风。这也表明了陈端生的叛逆性格。
弹词是背着陈句山写的，在学写之前有读的阶段，当然也会是背着老祖父读的。《再生缘》的续《玉钏缘》而作，陈端生必读过《玉钏缘》，是毫无疑问的事。我们从《再生缘》中还可以看出，陈端生母亲汪氏夫人是喜欢弹词的人。前引“慈母解颐烦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第十七卷卷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又如第三卷的开头说：“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而末尾又说：“原知此事终无益，也不过暂慰慈亲笑口开”；这所谓“痴儿说梦”，所谓“痴愚”，所谓“无益”，其实也就是陈句山所说的“惑溺于盲子弹词”的“村姑野媪”行径，而比之于“猪”的了。时代转变，猪化成龙，龙反不如猪，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辩证逻辑。
当然，《再生缘》前十七卷也并不是毫无缺点。如果要认真加以指摘，它的缺点很多。脱不了神道佛法、仙行女夭术等的非现实的成份，可无用说。作者对于历史的真实性是完全置诸度外的。故事被拟订在元成宗时代，元成宗铁木生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4），是世祖的孙子，即位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其时已经三十岁，而书中却说他是“少年天子”。
元代，汉人的地位很卑下。民分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黄河流域的居民是第三等，长江流域和以南的是第四等。在《再生缘》中，元帝竟接连以汉人为后，且在朝廷中担任王侯将相的都是汉人，而且都是南方的汉人，此外却看不见有什么显赫的蒙古人。这是完全违背史实的。
从地理上来说，她同样不顾实际。元时，北京只是陪都，而她把它写成了清代的北京。由云贵到北京，可以一直走水路。由云贵或荆襄到北京，要经过浙江的温州。再加上海船上可以骑马作战，朝廷上可以赐坐花墩，服装是舞台上的服装，制度是清时代的制度，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点。
陈端生应该说是一位顽强的女性，但她毕竟是女性。因此，在书中的眼泪真是太多。凡她所写的人物，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强的弱的，贵的贱的，好的坏的，差不多动辄就是“痛泪淋”或“双泪垂”之类。哭的机会未免太频繁了。
然而以上所述的一些缺点，倒不限于陈端生一人，所有写弹词的女作家大抵都犯有同样的毛病。尤其违背历史地理的真实，那更差不多是旧时代小说家的通病。像《再生缘》这样浪漫主义的作品，出现在两百年前，而前十六卷还是出于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之手，我们是可以不必过分苛求的。
尽管有这些缺点，但终归是瑕不掩瑜。《再生缘》前十七卷的确是部杰出的作品。陈寅恪很欣赏它，在他看来，陈端生的成就竟在杜甫之上。唐代元慎（微之）是赞美杜甫的，他认为李白不如杜甫。他说“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李白勉强可以和杜甫相比；“至如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白远远不如杜甫。（见《长庆集》卷五十六《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这种抑李扬杜之论，如使杜甫再生恐怕会感到一些意外。但陈寅恪却在这个基础上，更使陈端生远远超过杜甫。他在这样说：
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
这话说得相当大胆。陈寅恪说，他是“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他是“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的。我不是所谓“通人”，因此我不仅不“讪笑”他，反而要为他的敢于说话而拍掌。的确，我们是有点厚远薄近、厚雅薄俗、厚男薄女、厚外薄中的。对唐宋的旧诗人我们每每奉之为圣哲，而把明清的弹词女作者则一概屏弃于俗流。我们能够欣赏《孔雀东南飞》，但很少人能回顾一下这条无尾的神龙《再生缘》。我们能够歌颂希腊的荷默，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普希金，因为他们有长篇叙事诗或诗剧，然而知道陈端生这个名字的人，恐怕就没有好几位。因此，我也“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把《再生缘》前十七部仔细核校了，并主张把它铅印出来。我要请求爱好诗歌、爱好文学的朋友们能够阅读它一遍，然后再给与正确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