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点2003年新增的藏书，挚爱之一是刚刚出版的《傅斯年全集》。对关注近代中国研究的读者说来，头痛的问题之一，是望眼欲穿企盼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文集的出版，却偏偏难以如愿。傅斯年就是这样的不应缺席的迟到者之一。
尽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了他的两部传记和一部选集，然而对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来说，傅斯年（1896—1950）恐怕仍是既熟悉又生疏的名字。近代中国有几件大事是广为人知的，但这些大事与傅斯年的关系，知道的人却不一定很多。
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史学史、教育史、学生运动史和政治史，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五四运动总指挥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的《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后来，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断言：“《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这里也许体现着胡适对《新青年》主将陈独秀思想容易波动、有时没有深思熟虑、缺乏前后一贯性的不满，但确实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傅斯年本人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支持文学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了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纪思想文化，向往社会主义，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运动自然不能不读读傅斯年的有关著作。而在五四爱国大游行中，举着大旗走在北大队伍最前列的总指挥就是傅斯年。
史学研究领导者
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历史研究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学科之一，里面就包含着傅斯年艰辛耕耘的成果。往日由于材料分散，人们很难了解他的有关成果，《全集》的出版解决了这一难题。
1927年春，他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翻开《全集》第六卷，一篇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报告和其他相关文献，记下的就是中国史学研究进展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子崖等处的发掘，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经立约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议时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蔡元培出钱买下这批档案，最终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仅凭上述卓越的学术领导工作，已经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况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引人注目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他是在1928年5月写下这段话的。国民党正在扼杀学术自由，捏造和歪曲历史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以固定的模式硬套中国历史的歪风也开始蔓延。他的警告是非常及时的，尽管一介书生无法阻挡这些祸国殃民的洪水泛滥。
北大“功狗”
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重要领导人。他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实际上做了很多校务工作，以至于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台湾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变本加厉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他挺身而出，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有些人撰文攻击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说台大的这位、那位教师是“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傅斯年两次在报上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这些言行，凸显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民党专制统治淫威下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高大形象。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台湾“大炮”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他和胡适等好友捐资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而他最为人们称道的故事是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全集》中留下了这些活动的珍贵资料。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先后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他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赢得“傅大炮”的美名。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同样是个大贪官。傅斯年在1947年1月3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上发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在如此猛烈的大炮轰鸣声中，蒋介石立即在1月15日又一次请傅斯年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接着又在2月15日的《世纪评论》上发表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立即纷纷转载，轰动全国。在列举宋子文的各种胡作非为后，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乘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全集》的成就与不足
1980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曾经出版过一套《傅斯年全集》，大陆的读者很难看到。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编辑、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集》，在联经版的基础上，除了第六卷（16开本，共615页）全部内容是新增的以外，其他各卷合计增加论文、文章、谈话、提案等48篇和200余封书信，共120多万字。虽然有些资料没有收进这套全集，但它仍然是当前收集傅斯年著述最多的文集；将来条件成熟，加上一册补编便成全璧。感谢编者的辛勤劳动，这套《傅斯年全集》的出版，为研究这位一代英才提供了坚实基础。可是，这套《全集》除了校对不精等常见病外，还有一些令人费解的错误。例如，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胡适的信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全文早在1980年收入北京中华书局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页，稍具规模的图书馆均可借到；《全集》却硬将其中傅斯年认为知识分子在当时环境下何去何从的六点意见删掉两点！
《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40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