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引起了海内外学者与中国问题观察家的广泛注意。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是，渐进式经济改革进行了二十四年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中期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积累下来的矛盾与问题，是否会对政治稳定产生影响？这些矛盾与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并进而引发政治冲突？
一些海外一些作者仅仅从经济视角来论证中国必将发生政治危机，有人甚至地断言，中国将会在五年内崩溃①，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率简单。事实上，经济与社会问题是通过它们对政治结构的挑战来体现的。不同的政治系统与政治社会结构在承受、适应与解决社会危机方面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要对中国的前景作出预测，就必须超越经济学内部的思考，进入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的思考领域，只有把经济与社会矛盾放在这一社会所在的特定的政治体制的背景上来考察，才有可能得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作出更客观的判断。
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已经发生相当深刻的变化，进入经济改革中期的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有什么基本特点？我们可以用发展政治学的概念，把这一政治模式概括“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的权威政治模式”（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o-authoritarian Regime）。大体上，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首先，是它的技术官僚特点。八十年代初期以来，执政层主要是由技术型官员为主体，这一种类型的执政层可以称之为“技术专家型执政层”，在国际政治学上，人们一般也中性地称之为“技术官僚政治”(Technocracy)，这一执政层一般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思维的工具理性与务实的决策风格，这种技术专家执政层，对于中国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向现代化政治的平稳过渡，对于摆脱保守的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维的“路径依赖”，对于克服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左右政治势力冲突的两极化，无疑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从左右两极意识形态与政治势力的拉锯冲突中摆脱出来，自由派与原教旨保守派逐渐在九十年代以来逐渐边缘化，②，并在保持现存政治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变革与发展，此种技术型官员执政模式无疑发挥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
其次，作为一种后发展国家的权威政治，九十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这种政治模式，具有低政治参与与高经济投入相结合的特点。更具体地说，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抑制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保守派这两极政治势力的政治参与，并通过对民间政治参与的严格制度限制，来实现政治稳定，并以此来创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正是由于这种“低度政治参与”下的政治的稳定，为吸引国内外资本的高投入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资本高投入，与中国几乎可以无限供应的的低廉劳动力的结合，形成了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生产力。中国权威政治下的低政治参与与高资本投入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打破了后发展国家一般难以摆脱的低水平循环，即“低生活水平——低储蓄率——低经济投入——低生产率——低生活水平”之间的恶性循环，形成了“高投入——高增长——高生活水平——高储蓄——高投入”的良性发展，实现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起飞，近二十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来，中国实现了平均年增长率8%以上的持续经济繁荣。根据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权威人士对中国未来中长期的经济作所出的预期，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在２００５年超过法国，２００６年超过英国。③ 我们可以认为，权威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参与，与高度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与拉美与东亚权威政治相比，中国的权威体制具有“后全能主义”体制（Post-totalitarian Regime）的特点，更具体地说，这一体制是从改革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Socialist Totalitarian Regime)演变过来的，它的形成机制是这样的：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领域已经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下，出现了有限的多元化，原先完全受党政控制的板块型的“单位”社会内部，分化出自主性的经济社会组织。④另一方面，现行的政治体制，仍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组织资源，如执政党的一党领导，党组织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参与与组织渗透，国家政权对传媒、国家机器、社团组织，对作为国家命脉的大中企业的有效控制，等等。这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威政治，保留并继承了全能主义政治的大部分政治资源，并运用这些政治资源作为工具，来完成中国向市场经济秩序的平衡过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中的现行政治体制，具有远比拉美与东亚权威主义国家更强的宏观控制能力，具有更有效的对突发事件与危机的处理能力，以及对风险形势的承受力与适应力。中国现行政治的这一重要特点，是那些预言中国社会经济矛盾必将导致“中国五年内崩溃”的某些海外观察家们完全忽略了的。
质言之，我们可以把这种“后全能型”的政治权威模式概括为具有刚性调控能力的“低参与高投入”的发展模式。“后全能政治”在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刚性方式来排除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与危机方面，应该说是具有其他类型的权威政治所没有的某些特殊的优势的。
中国后全能主义权威政治的另一个发展优势在于，它具有一种“延时效应”，即权威主义强控制下，即政治低参与条件下，政治稳定可以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得以持续，这就有可能为难度较大的改革与发展赢得时间。这就在客观上为政府通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来解决旧矛盾，提供了可能的机会。政府有较为足够长的时间与回旋余地，来解决前一时期没有解决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并有可能在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段里，把前期遗留的矛盾加以化解。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又可以在下一长期间段逐渐化解。政府有更为充裕的条件来应对发展中的困局。这种权威政治强控制下的“延时效应”，是第三世界那些如同“走马灯式”更迭的早期议会民主政治难以获得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模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来说，是一种有助于应对各种复杂矛盾，有助于在秩序稳定状态下，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模式。
在这一体制下，以下的良性循环的可能性是不应被排除的：在低政治参与高经济投入模式下，经济增长普遍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增加了权威的合法性与可信度，有助于持续的政治稳定，而经济繁荣过程中，中产阶级与中间收入层的不断扩大，他们对民主的期待成为新的合法性标准，新一代执政者为获得受治者群体的广泛认同，势必以推进民主来实现这一新的合法性目标，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导致经济结构多元化，而对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中的多元利益群体的整合，又必须采取民主协商与妥协的方式，一旦民主政治不但成为受治得对执政者的合法性要求的尺度与标准，而且也是成为社会整合所必须的条件，这一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就具有了正相关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低参与与高设入的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最终将为未来的中国特色民主创造经济条件与社会前提。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是一种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明显发展优势的政治社会模式。
权威体制的缺陷及其对发展的消极影响
虽然，中国现行发展模式对于改革中前期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功不可没，然而，正如任何事物均具有两面性一样，在中国进入改革中期以后，又往往带来权力层腐败与两极分化的结构性问题，这一体制的弱点就逐渐地表现出来，如果处理不当，甚至会进一步陷入两种恶性循环的困境。
首先，是低政治参与与结构性腐败之间的恶性循环。从发展社会学角度而言，权威体制的低参与度，虽然有助于抑制过度参与膨胀，不从而进一有利于改革启动期所需要的政治稳定，正是这种秩序稳定与低劳力成本的结合，从而起到激励投资的作用，然而，“低参与”也具有“两面刃”的特点，首先，以“低参与”为特征的权威政治却难以避免权力层与管理层的腐败。这是因为，权威政治是以权威性的资源配置为基础的，一般而言，权威配置是以排斥自下而上的制度性权力制衡为条件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监督的缺乏，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官员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的急剧增多，寻租现象的普遍存在，就势必增加腐败发生的概率。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严重的腐败发生率，引起社会公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时，某些当政者与部分地方当权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非法利益，他们会以“政治稳定”为理由，进一步抑制与排斥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员的批评。把对腐败现象的揭露视为反现行体制的非法行为，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来阻遏对自己的监督与批评。正因为如此，其结果实际上就会形成“低参与——高腐败发生率——强权威控制——低政治参与——高腐败发生率”之间的恶性循环。缺乏自下而上监督的权威体制，虽然在鼓动经济投资方面如鱼得水，但管理层腐败也会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而日益严重。
其次，是权威体制难以避免“低参与”与“高两极分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从发展社会学角度而言，在低政治参与的约束条件下，高水平投资（特别是外国投资），往往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扩大。虽然，在进入发展起飞阶段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其不可避免性与相对的合理性。正如美国学者阿德尔曼所指出的，“高速度的工业化，迅速提高的农业产生力与高增长率，这一切都趋向于有利于高收入群体，而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经济发展的动力学趋向于对贫困阶层相对不利，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始终是中等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群体。”⑤ 更具体地说，原先掌握各种稀缺资源的较为富有的人们，分享经济发展的利益的机会，要比缺乏这些稀制资源的下层民众要多，这是发展经济学中已经注意到的一个自然趋势。
然而，权威政治下，掌握不同稀缺资源（如权力、财富、机会、地位与名望等等）的人群之间，也即经济精英与权力精英阶层之间，彼此很容易会形成“反法制的互利性”⑥，即他们各自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稀缺资源进行利益交换，从而通过这种非法的互利行为而使彼此均可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如财富、地位、权力与机会，等等。这样，拥有资源的人群与没有资源的人群之间的差距将会在“低参与政治环境”中进一步扩大。两极化的程度也会更高。正因为如此，权威体制下的低度参与，将会一步加剧这种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趋势。事实上，改革开发20多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是0.33，到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0.4，目前已经超过0.45。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的行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速度在加快，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越来越表示不满，尤其是那些依靠行业垄断获取的不合理的高收入。
低政治参与与高两极分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一方面会使下层民众产生日益强烈的相对挫折感，以及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甚至进而会在部分失利阶层及至绝望阶层中形成再次激进化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使富有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保持自己的权益而保守化，社会由此会形成阶层之间的严重对立。拉美国家在这方面是有严重教训的。
谨防出现地方政治“苏丹式政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人们失去对这种以抑制政治参与为基本特征的权威体制的消极面的警惕，这一体制就难以避免权力管理层腐败、社会不公以及两极化现象，这里特别要提到技术型权威政治下的官僚文化问题。虽然，如前文所述，这一群体在中国当代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历史贡献，然而，一方面，由于权威政治下的地方一级官僚，在低参与制度保护下，可以避免面对体制外的强大的政治挑战，由于体制的约束，社会上并不存在挑战并制约这一官僚利益凝固化的现实力量。因而很容易在官僚层中形成尾大不掉的利益垄断与排它性的分利集团，（例如农村地区费改税难以推行，干部精简困难重重，中央保护农民利益的诸多政令无法落实等等，均与这些政令与地方官员推行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而进行消极抵制有关。）另一方面，
又同样恰恰是“后全能体制”的特点，中国社会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天然缺乏，中国通过内生的市民社会与自主性社会机制来缓解矛盾的机制，比拉美与东亚权威主义体制更为缺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改革进入中期以后，权威政治下的官僚利益已经出现凝固性与内封闭性。“后全能体制”的刚性，又起到有效扼制自主性民间声音的惯性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一级缺乏治理这种转型期官僚病的决心，地方官僚利益在没有面对挑战者的情况下，势必不断凝固化，自我封闭化，在某些“天高皇帝远”地区，将出现一种最坏的权威政治亚类型，即“苏丹式政权”（Sultanistic Regime）。⑦ 苏丹式政权是权威政治中的一种极端私人化权力类型。更具体地说，此类权力者甚至可以在完全不受传统习俗与惯例的约束的情况下，极端任意地行使权力。此类权力者运用自己长期积累的裙带人脉关系网、通过任人唯亲（cronyism）来从事腐败活动。现代苏丹式政权的特点，可以运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林兹的分析，概括如下。
首先，是权力的完全私人化，掌权者把所管辖的地区完全看作自己的私产。
其次，是权力行使的任意性与无规则性。权力者使用其权力是任意的，不受制度与规则限制与约束的，也不受任何对意识形态与价值体制的效忠精神的制约的。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这些大大小小的“苏丹”们甚至并不感觉到有必要用意识形态的用语，来包装他的私人意旨的合法性。
第三，是通过私人网络来进行统治。掌权者任用的官属并不是通过正常的普遍的官僚程序或规则或标准选择的结果，而是任用亲戚、朋党，甚至黑社会式的团伙。这些受任用者的地位直接取决于他对统治者的效忠与服从。人们对权力者的个人的效忠的动机，并不是由于这个权力者代表了某种意识形态的理想，也不是他具有什么超凡的魅力品格，而是由于权力者运用恩威并施的混杂手段，从而使人们对他产生惧意。
掌权者及其僚属并不代表社会上的某一阶级或集团。虽然这个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已经很现代化，但这种政权形态之所在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相当强大，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传统的与法理的权威均都很弱。从而使这种权力个人化的政权能乘虚而登堂入室。⑧
上述由美国学者林兹所概括的对苏丹式政权的特点的描述，虽然不是针对中国。但这些特征，又与中国某些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何其相似。例如，人们可以回忆起中国新闻中曾经报道过的某位地方官员的名言：“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这就是这正是那种无须意识形态包装的“苏丹式用语”的显例。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部分地区官员的“类苏丹化”倾向？这是由于全能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信仰，对某些地方官员的约束力已经逐渐弱化，而权威政治的低参与特点，又使地方官员的行为失去有效监督机制的制衡，只要存在着这种既不受旧规则约束，又不受新规则约束的、完全受个人不开化的利己心理支配的失范状态，地方政权中就会出现当权的保护人与受其任命的被保护人之间的相互利用的依附型上下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苏丹化”或“准苏丹化”倾向将是不可避免的。赖昌星、禹作敏式的人物之所以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部分农村社会出现的干部“土豪劣绅化”、“地痞化”、“恶势力化”，正是某些地区已经出现“苏丹化“倾向的明显征候。
“苏丹式”政权不是与生俱来的政治现象，它是一个渐进蜕变过程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某种制度结构退化的结果。大多数苏丹式政权是从某种权威主义政治形态中蜕化演变过来的。如果说，极端民主化过程会退化为无政府状态，那么，权威主义的极端个人化，会退化为苏丹式的政权状态。在一些不发达国家与地区，苏丹式政权这种情况特别普遍，例如，根据林兹等学者的研究，海地的杜瓦里埃、古巴革命以前的独裁者巴斯蒂塔、伊朗革命前的巴列维家族，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均是此类政权的显例。
如前所述，中国权威主义具有不同于其他权威主义类型的新特点，即“后全能型”特点，这一特点对于地方的“苏丹化”，究竟有什么影响？从积极方面而言，后全能主义具有全能主义的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化的优势，这就使中央通过一党政治的有效控制，对地方官员的行为有更强的制度化的约束能力，这是防范地方走向“苏丹化”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后全能主义下，社会自主组织程度远比一般权威主义国家更低，通过民间力量约束地方权力腐败的机制更弱，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中国通过内生的市民社会与自主性社会机制来缓解矛盾的机制，比拉美与东亚权威主义体制更为缺乏。“后全能体制”的刚性，又起到有效扼制自主性民间声音的惯性作用。
正是由于“后全能主义”特点的两重性，如果放松对地方官员的有效控制，失去对地方“苏丹化”的应有的警觉，刚性的后全能体制，反而更容易陷入地方政权 “苏丹化”的困境。而且，一旦进入苏丹化陷阱，由于地方官僚拥有强大的政权手段与对民间社会的强控制能力，用以保护自己的一己私利，要克服苏丹化就更为困难。而且，由于腐败与两极化形成的社会不满，在后全能体制的权威主义体制下，由于没有充分畅通的渠道，难以在社会空间敏锐地反应出现，有关社会非常状态的信息就不能及时被中央所掌握，这也增加了全社会抗衡地方“苏丹化”的难度。
而且，由于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对官员控制的程度，在后全能体制下渐渐式微，上级当权者往往“宽容”下级的违法行为，来换取下级对自己的效忠。这就会进一步不自觉地纵容腐败势力的恶性发展。
在对中国政治的大背景进行了分析以后，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上来：中国会不会在发展过程中，在积累的经济社会矛盾的压力下，发生重大政治危机？
本文的看法是，综合考察中国经济社会变迁过程的的种种积极与消极现象，并对现行体制的承受力与问题矛盾进行评估，可以大体上得出以下结论，那就是，在十年时间里，中国不可能出现重大的社会动荡，激进的以政治理念为意识形态诉求的自下而上的政治挑战将不太可能发生。如果治理得当，中国有可能出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化方向的转变。另一方面，如果对低参与体制的有效监督能力低下这一事实认识不足，对它可能导致的上述两种恶性循环，即腐败与两极化的恶性循环，没有足够的防范措施，而放任这一消极面。那么，在十年以后的中长期里，中国会面对地方“苏丹化”恶性泛滥的可能。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将陷入某种可以称之为“软危机”的发展陷阱。
首先，我们要说明在十年内中国不可能发生导致重大政治动荡与现行体制崩溃的理由。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经济增长普遍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的效绩与由此增加的政权合法性也缓冲了社会公众对腐败与两极化、失业等发展中产生的矛盾与问题的不满。虽然社会上存在着种种问题与矛盾，但与八十年代相比，社会成员的心态基本上已经逐渐趋向温和化，从整体来说，虽然弱势群体普遍存在并存在着转型期社会不满，但并不存在一触即发的那种危机形势。
第二，从政治层面而言，造成中国发生重大政治危机的政治动荡，与以激进自由化与保守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反体制政治动员有关，只有在社会上存在着强大反体制的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反现行政治秩序的联结孤立个人的广泛的社会运动，而中国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已经进入一个“脱两极化”时代，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保守派这两种以左右意识形态为依托的政治势力，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进入边缘化，对社会民众均不具有动员力与影响力。而只要不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对民间力量进行广泛动员，中国政府就不可能面对强大的政治挑战，因而也不可能出现政治动荡的局面。固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出现不同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然而， 意识形态信仰受到了中国现代化引发的世俗化过程的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政府的诉求只要不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出现的问题是将分散的，多元的，不会因意识形态动员而联成一片，因此，中国不可能出现重大的全局性的政治危机。
第三，中国以技术专家治国层为基础的政治中心内部，政治态度已经明显地“中间化”，更具体地说，政治高层内部以已经不存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与反差，因而也并不可能形成八十年代中后期高层内部，由于政见反差而形成的不可调和的分裂与冲突。正因为如此，进入“后两极冲突”时代的中国，在政治体制外，不会出现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势力，对政治中心及上层政治层构成有影响力的挑战，另一方面，在政治高层内部，由于各成员政治理念的反差度不太，因而也没有可能在遭遇到挑战的压力下，被迫地或主动地分裂为激进保守两大集团的前景。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中国上层政治因而也不可能出现严重的不可调和的政治分裂。保持最高层决策圈内部的政治稳定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第四，由于世俗化的冲击，青年学生一代已经相当程度地非政治化。而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是获利阶层，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在态度上脱激进化，温和化是知识分子的主流。他们在渐进改革中看到自己的前途，也看到民族的长远利益。由于知识分子已经温和化与非意识形态化，运用意识形态的使命感动员民众，并以知识分子为核心与民众结合成反体制的政治力量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⑨
第五，从权威政治对社会的控制的角度来看，即使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相当严重的腐败，由于如前所述，中国的“后全能型”权威主义是一种强势的权威主义，这种权威体制具有对国家机器的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加之高科技、现代交通、通讯能力的发达，使这一后全能体制的政治控制力“如虎添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对于危机局势具有相当强的刚性的承受力与处理能力。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满也同样由于而且受到低度政治参与制度的抑制，因而不会既时表现出来。因此，从近期来看，政治稳定不会因为腐败与两极化的严重而敏感地反应出来。
正是基于这一分析，可以大体上认为，在可以预见的相当一个时期以内，更具体地说在十年左右的时期内，中国可以维持政治上的基本稳定。
然而，根据本文已经分析过的，低政治参与条件下权威政治，具有形成两种恶性循环的可能前景，具有地方“苏丹化”的恶性泛滥可能趋势。如果中国没有制度上的突破性的新发展，这些现代化过程中的消极症候只能越演越烈，而不会自然中止。因此，从长远来看，在中国权威政治体制下，全能型权威主义无疑对内生的矛盾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因此，社会矛盾将会不断地持续地积累，中国将可能进入一种不死不活的“软性危机”状态。更具体地说，这里指的“软性危机”是一种由于“软政权化”⑩、排他性的垄断性的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化、地方政治出现广泛“苏丹化”的“非动员型退化型危机”。
这种“软性危机”不同于走向体制崩溃的“硬危机”，“软危机”的特点是，体制与秩序在形式上会仍然存在，但整个社会却处于实质上的无政府状态，有令不行，有法不依，土皇帝当道，这些因素甚至将有可能成为一种退化的了制度体系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一旦出现这样一种退化性的结构陷阱，即使再从事民主制度建设，就会面对更大的困难。更具体地说，当腐败与两极化，权钱勾结形成的“反法制互利性”，达到某一程度，腐败综合症就无法通过体制的内部更新克服。
虽然，正如前文所述，权威政治可以利用强力控制下的“延时效应”，来争取更多的时间以化解原有的矛盾。这原是权威政治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特有的优势。然而，延时效应也具有两面刃的特点，如果当权者在较长的时间内对旧有社会矛盾的积累，如弥散性腐败、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农民负担过重等等，缺乏足够的敏感，甚至麻木不仁，也不能在足够的时间段内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那么，“延时效应”就会变为新旧矛盾的“延时爆发”，当新旧矛盾迭加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由于权威政治缺乏安全阀，而后全能体制下的权威主义的安全阀值比一般权威政治更高，积累的矛盾将有可能在某一个偶然因素的引导下出现“低频高强度”式的爆发。
印度尼西亚可以作为最近的例证。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推行的权威政治，近三十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但腐败长期持续恶化的腐败，最终使苏哈托政权在民众中丧失了其道德形象与合法性。虽然统治者试图以华侨为替罪羊来转移民众的攻击矛头，
但收效甚微，一旦出现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突发性的外在因素，这时，权威主义低政治参与条件下特有的“低频高强度”的社会动荡就势不可当。此时，人们早已经把这一权威主义政权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功德忘记得一干二净。
虽然从当下中国发展的情况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在政治逻辑上看，这种可能前景仍然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执政层能充分运用现行的体制在制度化程度方面较高的的优势，未雨绸缪地、渐进地稳妥地进行制度创新，克服腐败与两极化这两大症候，经济增长的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比较合理地分配，社会不满在权威体制内部得以化解。使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在一种稳健温和、理性的气氛中发展。中国就有可能避免这种“软危机”的前景。因此，先从完善有效监督开始，经由基层民主建设，以及推行党内权力制衡的制度化，这样就有可能使中国的后全能型的官僚权威政治，逐渐发展为权威监护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民主体制。在发展中变革，在变革中寻求稳定，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前途所系。
注 解
① 一位曾经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律师章家敦，于2001年在其海外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对中国的前景作了颇为悲观的预言，这位作者断言，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将在五年内土崩瓦解，成为一堆不可收拾的烂摊子”。这一观点在海外也引起了广泛注意与回应。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具有类似观点的另一篇文章《下一个崩溃的是中国吗》，该文同样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未来景象。作者认为，“大量银行坏帐引发的金融危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生存状况不可逆转的恶化”, “权力资本的趁势扩张”等等，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势必引发城市与农村下层阶级大规模的社会骚乱，最终引起“高层分裂”，于是“中国将走向经济崩溃与政治动乱”。 近来出现的此类“中国前景悲观论”的论著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作者在列举了种种经济社会问题以后，直接推断出中国将因此发生政治动荡乃至崩溃的结论。
② 参见2002年2月3日《联合早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政治形成，中国社会己趋于稳定”
③ 孙丽霞：“国家统计局人士预测：中国经济2005年将超过法国”，引自《中经网》(www.cei.gov.cn) 2002-07-01 08:13，原文载《国际金融报》。
④ 据有关学者统计，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已经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到1998年底，全国各类登记的社会团体已达165,60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约70万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自发产生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社会自组织趋势。参见时正新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0年出版)，94页
⑤ 引自亨廷顿与纳尔逊：《难以抉择》，华夏出版社，23页，1989年 出版。
注6 参见萧功秦：“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萧功秦集》，142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⑥ 参见萧功秦：“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萧功秦集》，142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⑦ 苏丹式的政权这一政治学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林兹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提出来的。它指的是权威主义政权在不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制约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退化了的极端类型。参见：Edited by H.E.Chehabi and Juan J.Linz: Sultanistic Regime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see,1998)p3-48.
⑧ 同上。
⑨ 参见萧功秦：“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引自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3-201页。
⑩ 参见萧功秦：“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二期，《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40页。
